影响新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国际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日关系论文,因素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期间，日本强调“世界和亚太之中的中日关系”，尽管日方所言似另有他意，但从国际角度思考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完全必要的。当前中日两国不仅需要从双边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相互关系，也要从多边的国际角度探讨影响中日关系的外在因素。
一、多极化与全球化对发展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必然趋势。日本有些人士也认为世界在走向多极化。但中日两国对于多极化的理解有所不同。所谓多极化，首先是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地位和力量多元化的一种客观体现；其次是各国和地区相对均衡、平等、自主地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种倾向，即走向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体现。这种多极化是促使世界走向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发展过程，有利于各国之间平等、互利合作、和平共处。中日两国均是当代世界重要的一极，对促进世界走向多极化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多极化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机遇。
在多极化趋势发展的过程中，世界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与合作。各国相互合作日益广泛，超越了冷战时代两极或利益集团之间的范围。近些年，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东盟与对话国会议等各种形式中的多边合作日益活跃。中日两国也有了更多的共同参与的机遇，在共同参与之中，两国也增进了共同的责任感、相互协调性与融合性。在国际上走共同合作之路，已成为中日发展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几年，中日美俄等大国之间关系的相互调整，也体现了多极化的发展。在这些调整之中，中日均能相对地摆脱各种制约和影响，更具有灵活性，更加自主地协调相互之间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向确立新型相互关系的方向发展。中日俄各自双边关系的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这些合作与协调之中，日本相对增强了外交上的自主性。中日1972年复交和其后相互关系的发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坚持了外交的自主性。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必将依赖于两国自身的自主性，摆脱超级大国的战略制约和负面影响。而这种自主性也只有在走向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当然中日与其他各极之间，同样并非是对抗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协调与合作的关系。同时，在与其他各极普遍协调与合作中，首先要考虑到中日关系的特殊性。中日任何一方想遏制、主导另一方，摆脱友好关系的传统性，都无助于相互关系的发展。当前，中日的相互合作关系正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近年来，对这一概念的议论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两个范畴，即民主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而这两化都直接关系到中日关系的发展。
关于世界民主化，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前需要确立国际政治民主化，世界依旧是主权国家时代，各国应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权”。二是关于各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民主化。不容否认，所有国家都存在不同状况的民主问题。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所言，尚无标准的样板。例如日本也并没有实现首相直选，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这种民主也是不充分的。应当指出，新世纪的主要课题依旧是国际社会及国家间的大民主化和推进和平与发展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全球化和实现全球民主化都无从谈起。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向中国推行“民主化”，其真正意图就是要使中国分化、西化，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日益走向世界，西方对中国防范和遏制的舆论有所抬头，这也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之一。在此问题上虽然也存在价值观的认识问题，但主要是美国等在利用“民主化”追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处理新世纪中日间相互关系时，仍需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选择，互不干涉内政，正像中国从不指责日本内政一样，日本也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这样才能增进相互依赖，中日关系才能更加稳定。
经济全球化更增加了中日两国在国际间合作的机遇，这有利于中日自身的发展，也促使中日互相协作，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近些年来，日本积极支持中国加入WTO，为中国提供资金技术；中国亦为日本提供市场、资源，在经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实行人民币不贬值，援助日本与东亚国家。中日作为两个经济层次不同的国家相互合作，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在今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中日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互相影响、互相依赖性增大。中国仍需要日本的经济合作；日本只有重视并搞好对华关系，不受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才能在对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二、美国的强权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在亚太地区，中日美相互关系有着重要影响。中日美三国近些年来也在不断协调相互关系，对亚太地区发挥了一些建设性的作用。第二届克林顿政府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对华接触政策，对日也不断缓解摩擦。日本在协调对华和对美关系方面也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在步入新世纪之后，人们更加期望中日关系能受到美国的积极影响。然而，当前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仍欲构筑单极世界，“领导世界”，美国的强权政策不仅对全球，也给中日关系带来直接影响。
发展新世纪的中日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如何进行战略定位；二是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制约和影响，两者相互关联。尽管中日之间已明确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但是日方对此认识并不充分，对华防范心理较为明显。这是当前和今后日本对华关系不畅的主要原因。这一方面有日本自身的内在因素，同时也是受美对华遏制战略影响所致。
当前，中日均受到美国的制约，以致影响到中日的相互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不得不应付来自美方的诸如人权、台湾、最惠国待遇等等各类问题的压力和挑战，拿出更多的精力与美进行协调和周旋。日本亦忙于应对日美军事合作、日元升值、贸易摩擦等问题。中日都不得不把对美关系作为首要的外交课题来处理。美国对盟国日本同样也采取强权政策，将美国利益置于亚太地区和中日两国之上。
然而，日美毕竟不同于中日关系，相互既是战略性军事同盟，又具有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在此前提下，日美与日中关系是不均衡的。90年代前期，日本还将日美关系与中日关系视为“同等重要”，而现在日本外交和舆论更倾向于认为日美关系“头等重要”。中美日之间存在的问题性质亦不相同，例如日美矛盾主要侧重于汽车、钢铁、农产品等经济领域，美中及日中间则是“中国威胁论”、台湾问题、人权、民主等政治与安全领域。事实上，日本国内对美国的“强权”、“霸道”也并不满意，存在反对“追随美国”的情绪和“更要具有独立性”的呼声。但是，对美的依附性依旧是日本难以克服的政治上的心理障碍。例如在美国部署NMD问题上，西方国家普遍持反对态度，惟有日本仍“予以理解”。
在安全领域，自1996年日美安保同盟“再定义”以来，日美不断强化军事合作，修改日美防卫工作指针，通过“周边事态”等相关法案，共同搞TMD等等，这些举措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从2000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可看出，朝鲜半岛形势缓和后，日美又将军事遏制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人们担心日本将卷入美国的新干涉主义，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日台关系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是长期以来也受到美国影响。美国口头上说“三不”，但同时又不断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其基本政策是维持台海地区“不战不和”、“不独不统”的现状，不希望中国和台湾实现统一。日本的立场亦与之趋同。同时美日加强军事合作，客观上也起到助长台独势力的作用，使中日关系增加复杂性。
美国总统大选后，布什新政府采取“新现实主义”和加强对亚洲军事战略的政策，依旧重视美日军事同盟的“基轴”关系，这又将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影响和不确定因素。一个稳定的中美日关系“对亚洲地区至关重要”，而对中日关系更为重要影响。当我们评价日本对美外交自主性的同时，并非意在促使日美关系恶化。相反，中国希望看到今后中日美关系能健康发展。一个良性、均衡、友好合作而非对华遏制的中日美关系，对发展中日关系更为有利。
三、东北亚与东南亚之中的中日关系
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均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地区，对中日两国及两国关系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东北亚地区集中了当代东西与南北方矛盾，受冷战影响最深，矛盾纵横交错，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实问题。朝鲜半岛更是东北亚矛盾最集中与最突出的地区。中日与朝韩两方均有着直接的关系，中日关系亦直接或间接受到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影响的消极面一直较为突出，致使相互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也影响到中日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1999年，美国部分解除对朝制裁，金大中总统采取“阳光政策”，促使朝韩双方于2000年6月实现首脑会谈，从而使朝鲜半岛形势走向缓和。这一新的形势变化，不仅给朝韩双方带来实际利益，也使整个东北亚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希望，削弱了美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强权势头，更使中日友好与合作关系出现新的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
中国对待朝鲜半岛南北方，均始终采取不干涉内政、不施压，诚心诚意地增进与双方的友好合作，促进南北方相互和解的政策，得到朝韩双方与国际上的充分肯定。日本由此可以充分看到，中国是在真正推行和平外交政策，不谋求地区霸权，对邻国不搞威胁，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睦邻友好的真正的推行者；从而应端正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消除偏见。
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也有利于中日之间和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例如可进一步探讨环黄海、环日本海等经济圈的合作，使各方受益。朝鲜半岛南北和解刚刚开始，今后还可能有曲折和反复，中日在增进双边合作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为维护和促进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和凝聚力较强，较少受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强权政治的制约。东盟国家重视发展对华与对日关系。中日与东南亚国家的相互关系与合作具有较好的基础，关系相对稳定。
特别是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日能积极协助解救。经济上的互补性也促进东南亚国家与中日的相互协作。因此，东南亚地区国家与中日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多为积极和正面的，基本上呈良性互助局面。
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东盟活力虽然受到影响，但正在恢复并有所发展。扩大后的10国大东盟，在促进地区稳定与国际间合作上更加发挥积极作用。2000年7月底东盟成功地主办了东盟外长、地区论坛、对话国会议。这不仅为中日提供了参与多边外交的机遇，也为中日相互沟通与协调提供了方便。
特别是东盟与中日韩10+3对话会议，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与合作起了良性导向作用，使东亚国家首次实现区域内自主的共同合作，促进了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这有利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四、联合国与中日关系
联合国仍将是新世纪世界性的具有法律地位的权威机构。维护联合国的公正性与权威，坚持联合国宪章准则，充分发挥联合国的职能作用，仍将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但是近年来，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削弱，出现无视联合国、擅自发动科索沃战争等事态。
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维护联合国的权益，并努力通过联合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日本在90年代曾主张“联合国中心主义”，日本也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日本是联合国的主要出资国之一，目前联合国的经费有20.6%来自日本。中日在联合国有较多的协作，通过这些协作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协调与合作。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支持联合国的领导作用；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需要通过联合国这个国际政治舞台，共同坚持原则、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真正维护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不能使联合国成为强权国家与集团的附庸。在这一方面，中日两国可以开展各种合作。
日本积极主张联合国改革，联合国也在探讨自身的改革问题。联合国本身存在机制与职能的弱化与不合理性，改革势在必行。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与日本在1998年11月27日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就曾共同阐明“使联合国在下个世纪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对联合国的改革是必要的”。中日在这方面可以共同为联合国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但是，改革的主要目的应着眼于联合国机制的全面健全，着眼于所有会员国的权益，着眼于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效能，而不是单纯着眼于一国的利益及其在安理会的席位。
日本多年来一直努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此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一问题比较复杂，涉及诸多方面。要考虑到地区、国家的均衡和代表性。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很多，并非日本一家，还有印度、德国、意大利、埃及、南非、尼日利亚、巴西、阿根廷等等。这一问题需要在条件与时机成熟时，经会员国民主协商解决。在此问题上，日本也需要予以正确理解，不使之影响到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