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社交困境研究： 基于“接触地带”视角
王炳钰
[摘 要] 基于“接触地带”视角，文章通过对新西兰华人社区的参与式观察和对35位新西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的传记式访谈，从难以割舍的中国根植性、被移民历程所重塑的家庭生活、日常跨文化互动引发的情感冲突三个维度探讨该移民群体社交障碍的原因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移民个体的社交模式、社交能力以及遭遇的社交困境与其社会人口属性、自我认知、个体处境以及与他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本文将“接触地带”这一概念引入跨文化互动、新移民融入以及移民与家庭等话题，并将“情感维度”融入到实证分析之中，从而进一步丰富移民研究理论视角并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 接触地带 社交障碍 第一代中国新移民 新西兰
本文引用“接触地带”①这一概念关注移民生活中一系列社会空间。在“接触地带”中，个体进行跨文化互动并建立关系网络的机会和能力往往是不同的，其中以主流多数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互动的情境为典型。同时，在移民群体内部，由于文化熟悉程度、语言水平与社交能力上的差异，不同个体在接触地带应对多样性和文化差异的能力也不尽相同。②对于移民个体来说，与文化他者进行互动建立跨文化关系网络并非水到渠成；相反，这其中充满了挑战。以新西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为案例，本文将阐释流动个体在“接触地带”中面临社交障碍的原因机制。
各市、县资金政策专责小组要按照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工作要点和资金政策专责小组的工作要求，充分调动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明确职责分工，整合各方资源，共同研究和解决在推进脱贫攻坚战中资金政策问题。
3.8 集中消毒餐饮具。指具有消毒服务的条件和能力，能够为餐饮服务者提供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的机构或单位，按照规范流程进行集中清洗消毒，符合相关卫生标准，并提供给餐饮服务者使用的餐具、饮具。
本文将“接触地带”这一概念引入跨文化互动、新移民融入以及移民与家庭等话题，同时将“情感维度”融入到实证分析之中，旨在进一步丰富新移民研究理论视角。本文第一部分将在移民语境下对“接触地带”这一概念进行介绍，并对新西兰华人移民研究进行简要文献回顾。第二部分提供研究方法和样本构成以及相关田野调查信息。基于“接触地带”视角，第三部分则具体探究新西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社交困境的成因。第四部分为文章主要结论。
一、文献回顾
(一)移民语境下的“接触地带”
Pratt将“接触地带”(the contact zone)定义为 “不同文化相互接触、进行碰撞乃至发生冲突，且往往充斥着高度不对称的支配地位和从属关系的社会空间”。③她强调,其两大特征为：首先，它是一个充斥着差异性和跨文化互动的社交空间，拥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个体在此进行互动；其次，该空间下的互动具有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特征。接触地带中个体间不平衡权力关系本质上由其性别、种族、年龄和收入等一系列社会人口属性决定。当移民个体与移居国文化他者互动时，差异和矛盾会愈发明显, 其相当重要的一个诱因便是移民群体与当地主流多数群体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本研究将“权力”理解为不同的社会个体拥有的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不同类型的接触地带中，“权力”可用于促进跨文化互动、解决矛盾和建立社会关系网络。④
移民语境下的接触地带，尤其是那些承载着人们日常互动的社会空间，通常由移居国内部主流多数群体所代表的社会文化规范主导。⑤因此，在这些接触地带中，移民个体在积极参与并融入的同时需要对自身跨文化互动的模式和习惯进行反思。然而，移民群体，尤其是处于文化非主导地位的少数族裔群体，进入此类接触地带的权限往往较低。尽管经过努力获得进入权限，也会因语言等能力上的障碍在跨文化互动过程中遇到一系列额外挑战。也就是说，虽然在移居过程中突破了物理边界限制，但少数族裔移民群体和主流多数群体之间的文化区隔线仍很难消失。
流动个体在接触地带中与文化他者进行互动的同时，面对的是一系列文化、语言、传统、习俗、规范和社交模式的差异。⑥在适应移居国社会文化的过程中，移民个体需要克服上述种种差异，势必面临重重障碍。在此情况下，对于拥有更高跨文化互动能力的移民个体，他们更善于表现出一种灵活的、流动的“世界主义社交性”战略，来不断建立和拓展关系网络。⑦而对于缺乏该能力的个体，他们与移入国文化之间有明显的隔阂，并持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更倾向于形成种种排外的“小圈子”与“小团体”，放弃进入陌生接触地带以此远离跨文化互动带来的不适和冲击。⑧Yeoh和Willis认为，对于接触地带的理解不应仅限于具体可感的地理空间层面，也要充分体会和感知其内部蕴含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比喻和引申意义。⑨社会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会互动所产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都会有具体的、不同的情感体验，而我们对接触地带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于这些体验的深层分析之上。⑩因此，本文将从新西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的日常生活层面出发，展示和分析他们在移居国不同接触地带的种种社会生活经历。
衡阳地区位于湘中南地域，是以古内陆湖相沉积为中心的成盐盆地。地形地貌较复杂多样，地质构造复杂。出露岩层以软弱、易风化的红层为主，容易出现斜坡变形，进而形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辖区矿产资源丰富，采矿历史悠久，矿业活动相对频繁。由于集中抽排水及地下采矿活动等，易引发岩溶区地面塌陷及采空区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衡阳大气降水充沛，雨量集中，据市气象局资料：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430.72 mm，降水多集中在4-7月，占全年降水量的52-58%以上，地域以南岳和衡山多为雨区。因此，地质环境条件和气候特征决定衡阳是一个地质灾害相对多发区，并具有地质灾害类型多、分布广和危害性大等特点。
(二)新西兰华人移民
1987年新西兰出台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向“非传统移民来源国”也就是英国和爱尔兰以外的国家与地区敞开了大门。这项移民政策宣扬以个人价值为标准来选择并接收移民，不因人种、国籍、族裔、肤色、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而歧视他人。
在过去20年里，来自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以及地区的移民逐渐在新西兰社会文化多元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在本研究中指在1987年新西兰移民政策发生变化之后来自中国大陆(不包括其特别行政区香港或澳门)的华人移民。
世界范围内，中国新移民问题逐渐成为近年来侨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同样地，在新西兰语境下，一部分学者开始慢慢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大陆新移民之上。
例如，Liu的研究采用跨国主义视角关注在流动过程中新西兰中国跨国移民对于 “家”、个人身份以及归属感的体验与认知。
以 “移民与世界主义”为理论框架，Wang的最新专著则对中国新移民个体的世界主义形成态度和跨文化互动日常实践过程进行了探讨，并从日常、微观、个体以及情感的多重维度对其社交模式、身份寻求、流动战略和移民愿景进行了深层剖析。
同时，张晶晶探讨了在西方福利体制框架下中国新移民家庭的代际期待、代际互惠模式，以及家庭赡养观念的转变。
另外，李海蓉与特纳从历史的角度，在展现新西兰华人社会发展及演变的同时，呈现出新移民群体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个体的代表性。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新西兰中国新移民仍然是一个未被充分研究的移民群体分支。同时，鲜有研究专注于其社交生活层面。因此，本文将特别关注作为技术移民移居新西兰并长期定居、年龄多在40到60岁之间的第一代中国新移民，旨在揭示他们在种种复杂的接触地带中的社交困境成因。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构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3年3月至2015年5月进行的针对新西兰中国新移民的定性研究。在此期间，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融入当地华人社区，从而更加充分了解中国新移民在新西兰的日常生活体验、社交生活模式以及家庭生活状况。同时，通过广告、滚雪球以及社交媒体等方式招募访谈对象。数据分析和文章写作过程融合了田野笔记以及相关新西兰移民政策、政府报告和历史文献资料。本研究采用半结构传记式深度访谈的形式，每次访谈为90分钟左右。受访35位第一代移民包括17位女性和18位男性，平均年龄为46岁，均出生于中国大陆，并已获得新西兰永久居住资格或正式公民身份(研究样本社会人口属性具体信息见表1)。受访人员均在中国大陆完成高等或技术教育，移民之前在国内积累了相对雄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并通过技术移民渠道移居新西兰。在访谈中，受访者分享了其在新西兰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个体进行交往的日常具体事例。同时，通过访谈关注移民个体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以及家庭生活方式和结构在流动过程中的转变。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实证数据分析部分已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表 1第一代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受访者信息概览
通过访谈，我们看到，由于有限的英语水平和相对较低的跨文化熟悉度，大多数受访者都表达了在新西兰建立跨文化社会关系网络和寻求归属感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与情感上的挣扎。与1.5 代年轻移民相比，第一代新移民群体更根植于中国文化，从而与新西兰当地华人社区保持着更多的联系。
第三，第一代新移民移居新西兰的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其更优化的教育体制和更具吸引力的自然生活环境的向往，而非对多样性和跨文化互动本身的追求。为了生活在西方社会，很多移民个体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承受着不愉快的社交生活，无法真正被当地社会所接纳。那么，随着第一代新移民年龄的增长，与主流社会的隔离是否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尤其是情感健康?东西方家庭赡养观念的冲突是否会让老年移民的生活受到另一层打击？
本文在阐释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社交障碍原因机制的同时，旨在引申出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以此推动华人移民融入西方移居国问题的学术讨论。
本文接下来将依次探究第一代中国新移民个体面临社交障碍的三大成因机制：第一，难以割舍的中国根植性；第二，被移民历程重塑的家庭生活带来的一系列困境；第三，日常跨文化互动导致的情感冲突与创伤。
三、基于“接触地带”视角的社交障碍分析
(一)难以割舍的中国根植性
“中国根植性”在本文指第一代中国新移民个体对新西兰华人社区、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国人身份的眷恋和归属感，然而具备“中国根植性”并非意味着与西方文化存在根本冲突。
一般来说，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由于拥有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资本相对较少，在移居国社会中可能会处于劣势与边缘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利用各种平台及资源在远离故乡的世界里构建族群公共圈，避免与移入国社会的正面接触与冲突。
在本研究中，新西兰华人社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新移民群体获得归属感和舒适感的特定接触地带。
在社会互动中，许多受访者对中国人和新西兰白人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Matthew(36岁；50岁；男；汉米尔顿)
所言：
“相较于白人，我更喜欢与中国邻居或同事聊天。因为和他们相处更自信、更自然。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想保持内心深处的中国特质，中国根植性就像一块磁铁一样把我们牢牢粘在一起。这也是很多和我一样的中国移民没有和白人建立真正友谊的原因。而且，人都是有惰性的。”(访谈时间：2013年8月16日)
新政府会计制度明确了预算和财务两大会计核算系统并存，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两大会计核算基础并用，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两大报告目标并报。在高校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制度是时代的要求，政府会计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财管、资管水平，对于推进绩效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从Matthew的叙述中可见，“中国根植性”(Chinese rootedness)就如一块“磁铁”，让中国新移民自发地聚在一起。相比之下，不少受访者对新西兰文化规范缺乏了解，也不熟悉当地社交模式，这让他们与新西兰白人的交往举步维艰。他们最终选择一条阻力最小的社交之路，即与同族裔成员交往，而不是费力跨越差异进入一系列陌生“接触地带”。
本研究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对新西兰缺乏归属感，与新西兰白人之间不愉快的交往经历更是让他们难以对当地社会产生认同与依恋。Ester(25岁；44岁；女；奥克兰)这样说道：
“和有相同文化根源的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是能相互理解的。也正是我在华人社区教堂里遇到的中国朋友和邻居帮助我找到了工作，让我能与社会接轨，让我在异国他乡得到慰藉……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我们都知道作为移民的感受和难处。但是白人不同，他们是本地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我们只是外来者，是客人。无论我对新西兰的归属感多么强烈，都比不过中国。 ”(访谈时间：2014年1月10日)
A企业创始人通过市场调研分析，选择大学校园作为目标市场，打破传统的线下水果销售方式，研发水果销售APP，建立校园水果销售平台，并模仿京东的配送方式，采用“仓库+线上平台+自建配送体系”模式。根据表3的编码条目数，模仿型机会编码结果为11，创新型机会编码结果仅为3。因此，可将其视为模仿型机会。
共同的文化背景让Ester更倾向于在华人社区中进行社会互动。与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不仅帮助她在新西兰定居并寻得工作，同时也满足了她的情感与社交需求。包括Ester在内的不少受访者都有着对祖国的深切眷恋。他们与华人群体的互动让其感受到平等与顺畅，而非跨文化交往所带来的困扰与障碍。许多受访者认为他们在新西兰已经发展出了一个紧密的中国关系网络，甚至认为他们生活在新西兰的所谓“微型中国”。
“最大的困难就是找工作。尽管我丈夫拿着硕士学位，但还是难。这里的雇主不相信中国学历，也不想雇佣中国人。我们当时甚至领取了新西兰政府的经济援助，这真的很难堪。这里的生活跟我们在中国相比不知道掉了多少个档次。虽然来之前我们已经做好捱苦的准备了，但是也没有想过会这么难熬，我们用了好多年才慢慢改善了生活条件。作为移民家庭，社交对于我们来说完全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家庭责任，要买房子、找工作、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又忙又辛苦，哪里顾得上和白人做朋友？”(访谈时间：2014年7月1日)
(二)移民与家庭生活
在本研究中，绝大多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在移居前已经积累了相对雄厚的文化、社会与经济资本。然而，在流动过程中，很多移民个体很有可能会经历阶层地位的下滑。
2013年新西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新移民无论是在全职就业率还是兼职就业率上都低于新西兰平均水平，失业率则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受访者Ivy(30岁；45岁；女；奥克兰)分享了初到新西兰时的困境：
另外，如Ester所言，她对自身非白人移民身份的定位也促使她与新西兰白人之间的社会疏离感增强，而与有共同移民身份的中国人形成亲密社交关系。在华人社区中，移民们获得社会资源和身份资源的机会是相对平等的。在这样的“接触地带”中，他们不需要承受来自白人主流优势群体的压迫感。但这种强烈的中国根植性使得他们与文化他者的接触逐渐减少，最终限制和固化了他们的社交模式，使其跨文化关系网络的建立过程逐渐停滞。
⑥⑨⑩ B. S. A.Yeoh and K.Willis , “Singaporean and British Transmigrants in China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ontact Zone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 vol.31, no.2 (March 2005), pp. 269-285.
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往往会从不愉快的社交场中抽身，转而专注于家庭生活。回归家庭是许多新移民个体再自然不过的一个选择。正如受访者Elle(32岁；55岁；女；奥克兰)所言：
图1为L2线自然电场法剖面曲线，可见3个频率的电位在140～250号点与400～600号点处均较低，推断该处裂隙较发育。
“在新西兰，家是我唯一可以依靠并能给我安全感的地方。如果要出门，比如要上街或者跟别人沟通，总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但待在家里我就没有这种烦恼。每周我基本只离开家一次，没什么意外的话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更喜欢待在家，读读书，做做饭，打扫卫生，都可以。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而也确实别无选择。只有周六和我丈夫出去买生活用品时才会踏出家门。”(访谈时间：201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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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感冲突
近十年来，学者开始将情感维度引入移民研究领域，关注流动个体情感轨迹与其移民历程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事实上，移民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空间位置变动的过程，当移民个体踏上迁移之旅时，他们的情感也同样“在路上”。
在该流动过程中，移民个体会不可避免地不断遇到新的人、思想、语言以及文化规范，与这些新事物的接触会促使移民个体不断地经历各种情感转变，包括对移居地的态度、自我认同以及与文化他者进行互动的方式。其中不愉快或者使之受挫的跨文化互动会带来一系列的“情感冲突”。
“情感冲突”概念的引入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维度来理解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的社交困境。 受访者Kevin(32岁；55岁；男；奥克兰)便分享了所经历的“情感冲突”如何影响其在新西兰建立跨文化关系网络的能力：
④吴前进：《1990年以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的发展——以中国新移民与当地华人社会的互动为例》，上海：《社会科学》, 2006年第10期，第83～91页；Bourdieu P.,“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Sociological Theory , vol. 7, no. 1 (Spring 1989), pp. 14-25.
本研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他们与新西兰白人关系疏远，除非是工作等必须处理的问题，否则极少会产生交集。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交往过程中会感到尴尬、不舒服或者不确定。这一系列情感不适可以用来解释移民个体跨文化互动意愿与信心愈发降低的情况。反过来，我们可以从Kevin的事例中看到，无法在主要“接触地带”与当地白人建立关系网络又会影响移民个体对于迁入国归属感的建立，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增加他们与白人之间的社交障碍。由此可见，移民个体所遭受的情感冲突和情感创伤是具有破坏性的，它最终会影响其在接触地带中与他人互动并建立后续关系网络的能力和可能性。此外，一些受访者的叙述中会隐隐地流露出自卑的情绪。受访者Jessie(28岁；40岁；女；惠灵顿)有些无奈地说道：
“如果没有得到友好反馈，或者感受到对方交友的热情，人是很难在与他人交流上保持积极主动的。在我与白人几次交往中，获得的都只是很敷衍的回答，我害怕这是一种虚假的友好。更糟糕的是，每每当我试图与他们交流时，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有一个焦虑的声音：“别费力了，这些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对我们这些亚洲移民或外来者真正感兴趣的”。(访谈时间：2013年6月22日)
在他致富的道路上，付江录从没忘记自己最初创业时的艰难，更没有忘记玉素甫大叔对他的资助。从此付江录把这至真至纯的爱，带到了他的工作生活中，成为他一路献爱帮扶的力量。
Jessie担心与新西兰白人接触时获得的只是“虚假的友好”。造成Jessie自卑和焦虑等种种情感冲突的根源是她少数族裔群体的身份和自身所持有的低白人一等的观念。包括Jessie在内的许多受访者都会把所感受到的情感冲突与跨文化互动障碍归咎于部分新西兰人的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第一代中国新移民大多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移居新西兰，当时反对亚洲移民的情绪尤为激烈，因此他们绝大多数都在移居初期经历了很多艰难与挫折。
这些痛苦的负面的记忆则会进一步加剧他们情感上的创伤，强化他们在各种接触地带中作为少数族裔群体格格不入的感觉。同时，当今华裔新西兰人的定位也并没有极大的改变，“华人性”仍旧被刻画成和“新西兰价值”格格不入。
正如Lawler所言，社会互动中的积极情绪会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负面情绪则会弱化甚至破坏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
对于第一代中国新移民而言，与新西兰白人互动时产生的自卑感、焦虑感、不确定感和沮丧不仅导致了情感上的伤痛和归属感的愈发缺失，而且形成了对以白人为代表的当地文化与居民的刻板印象。
这种情感创伤负面地影响了他们与新西兰白人在各种接触地带(如工作场所和社区)所进行的社会互动。
四、结论
在跨国家、跨文化背景的移民语境下，流动个体在接触地带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充满障碍与挑战。不可否认，由于语言水平、文化熟悉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移民群体往往很难在接触地带中占据日常跨文化互动的主导地位。
基于对新西兰华人移民社区为期两年的民族志研究，本文以参与式观察和传记式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揭示了新西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在不同接触地带进行跨文化互动面临社交障碍的三大原因机制。首先，第一代中国新移民受到难以割舍的中国根植性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主要围绕华人的社交模式和习惯。在此过程中，自信心的降低以及对与文化他者(尤其是新西兰白人)交往的疑虑，会进一步刺激他们退居各种舒适区，不愿主动开拓并尝试进入陌生“接触地带”。其次，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的社交也会受到移民与家庭生活这一纽带与机制的影响。紧张的工作安排和严峻的家庭财务状况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的可能性带来负面冲击，而语言障碍与较弱的跨文化互动能力又进一步削弱了其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受限的移民身份使得他们在新西兰白人文化所主导的社会中处于劣势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些都对整个家庭的社交生活和身份定位带来消极影响。最后，不少受访者提及了他们在日常跨文化交往中经历的情感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出受访者缺乏自信和跨文化交往能力的现状，并且他们对不愉快的互动存在排斥，害怕自己会承受更严重的情感创伤。因此，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移民个体对跨文化互动和建立更广泛关系网络的意愿与需求愈发降低，而这最终会日渐削弱和减小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能力与机会。
采用“接触地带”视角，文章从以上三个角度阐明了新西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的社交困境成因。然而，纵使本文重点关注与文化他者进行互动的困境和挑战，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第一代移民跨文化交流的意愿和机会。部分受访者向我们真切地表达了对华人社区以外社交生活的向往，只是这种“渴望”会被移民个体所遭受的情感创伤、就业与经济收入的劣势以及对社会文化规范的不熟悉所抑制。
高校毕业生是高校中比较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要完成大学阶段末期的学习，另一方面要忙于参加招考或找工作.近年来，随着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全国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考研大军的不断壮大，高校毕业生的学业管理也面临新的课题、新的挑战.对毕业生的学业管理，我们应从分析毕业生学业管理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着手，本着以学生为本的工作理念，刚柔相济，有效实现伸缩有度的弹性管理.
以新西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为案例，本文主要在以下三方面推动移民研究。 第一，本文引入“接触地带”这一研究视角，指出关注跨文化互动背后特定社会情境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表明长期曝露在多样文化的碰撞下并不会帮助移民个体自动获得跨文化互动能力。相反，在接触地带建立关系网络并适应移居国新的社会文化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的障碍。第二，本文将情感维度纳入分析范围，探究了在接触地带内部情感因素何以参与、影响和引导移民个体的社会生活模式和习惯。本研究表明,除了中国根植性与来自移民家庭特定的生活压力，在与文化他者进行跨文化互动中产生的情感冲突，是中国新移民面临社交障碍的另一重要原因。本文填补了现有文献空白，强调关注移民日常生活和移民过程情感维度的重要性，进一步将情感引入移民研究领域，丰富了“情感与移民”这一理论研究视角。
在整理田野笔记以及对采访进行转录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笔者逐渐认识到绝大多数受访者在描述其社交生活时主要围绕在与两个文化族群的互动上：一是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二是当地新西兰白人(Pākehā)
。此二元分化社交模式的出现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作为世界范围内英语发达国家之一，新西兰满足了中国新移民对“先进的西方社会”的想象与憧憬。很多中国新移民将“西方社会”等同于“白人社会”，于是他们把当地的白人(Pākehā)看作新西兰唯一真正的主人，从而导致二者之间特定的稳态关系。第二,作为新西兰绝对多数群体，新西兰白人代表着主流社会文化规范与习俗，因此中国新移民与其建立关系网络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他们在新西兰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至关重要。第三，基于在田野的长期参与式观察，以及受访者在访谈中的多次表态，我们发现，与当地土著毛利人以及其它太平洋岛国族群的互动并不受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的重视。另外，毛利人与太平洋岛国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与中国新移民生活的区域在地理分布上存在差异，这也削弱了其社会互动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第四,对于其它移民群体，中国新移民持有一种“同命相连”的心态，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他们是与我们一样的，大家都是移民，都明白那种努力融入的感觉”(受访者：Kim，访谈时间：2014年5月1日)。这种心态也强化了新西兰白人在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因此, 当受访者谈及华人以外的社交生活时，大多数主要围绕自身与新西兰白人之间的互动情况。
①③Pratt, M. L.,Imperial Eyes , London: Routledge,1992.
②⑦
Bingyu Wang and Collins Francis. L., “Emotions and Cosmopolitan Sociability: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Amongst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 vol.42, no.1 (January 2016), pp.88-102.
“因为他们接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很多时候，当我试图跟白人交谈时，我不清楚是否会冒犯到他们，这种拿不准的感觉让我觉得有点累，有点尴尬也有点烦躁。我会想，我何必这么难为自己？所以在犹豫了几次之后，我就放弃了。除了工作，我一般不会去和白人接触。其实，这让我有点沮丧，因为这会更加让我觉得自己只是这边的外来者。”(访谈时间：2013年5月23日)
诚然，鉴于移民生活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来自家庭的支持可以帮助移民调节情绪并获得安全感，但对家庭的过度依赖也会导致移民个体受困于“家的四面高墙”之内。
家庭本应是移民个体缓和疏离感和孤独感的重要空间，但讽刺的是，囿于家庭生活通常也会放任这些不良情绪的滋生。
与Elle情况类似，很多受访者有意识地减少在陌生接触地带出现的可能性，从而规避舒适区外的社交焦虑和风险。Middleton指出，只有那些能够积极应对情感冲突的流动个体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但由于移民与家庭生活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性限制，很多中国第一代新移民个体往往不再主动进入存在跨文化互动的接触地带，最终导致其社交能力的进一步降低。
⑤Bingyu Wang,New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Becoming Cosmopolitan? Roots ,Emotions ,and Everyday Diversity , London: Routledge, 2019.
有学者认为，移民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高低可以作为衡量其是否成功定居的重要标准。
确实，对移民个体来说，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在迁入国找到一份维持家用的稳定工作并拥有体面的社会地位。
然而，类似于很多其他第一代新移民，因为移民身份带来的劣势，包括难以进入主流社会关系网络、种族刻板印象和歧视、语言不通以及在中国取得的学历资格认可度低，Ivy和她的家人陷入了不充分就业甚至是失业的窘境。
在就业困难、家庭收入堪忧的情况下，他们也就更容易在跨文化交往中受挫。
2018年上半年，在房价整体企稳的背景下，租房市场价格有了比较明显的上涨，特别是一线城市，超过60%的租房家庭感受到租金上涨的压力，甚至有8%的家庭，租金涨幅超40%。紧随其后的是新一线城市，约半数租房家庭感受到了房租上涨的压力。
⑧陈凤兰：《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1年第3期；D.Jones, “Cosmopolitans and ‘Cliques’: Everyday Socialisation Amongst Tamil Student and Young Professional Migrants to the UK,”Ethnicities , vol.13, no.4 (August 2013), pp.420-437.
Liangni Sally Liu,Chines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 Modernity , London: Routledge, 2018.
邱志红：《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中文研究著述为中心》，广州：《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2期。
张晶晶：《西方福利制度下新西兰华人新移民家庭的代际期待与伦理文化冲突》，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李海蓉、约翰·特纳：《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新西兰白人”为Pākehā中文翻译。“Pākehā”本身为毛利语，意为“欧洲裔新西兰人”。 作为新西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Pākehā代表着新西兰的主流社会文化规范和习俗。“欧洲裔”往往被视为是西方的、主流的、白种人的文化遗产和血统的代名词。
R.Johnston, Poulsen M., and Forrest J., “Evaluating Changing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Auckland, New Zealand, Using Spatial Statistics,”Tijds chrift voor economi scheen sociale geografie , vol.102, no.1 (February 2011), pp.1-23.
讲文言文要做到“文言并重”。所谓的“文”，就是字词句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文化底蕴等人文因素；所谓的“言”，是指字词句本身的意义或作用。“言”是“文”的基础，“文”是“言”的提升，可见文言文教学要做到“文言并重”。然而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自身的文言功底不深，对最基本的文言实词的意义、虚词的用法以及重点句式的掌握不到位，这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Bingyu Wang, “Emotions and Home-making: Performing Cosmopolitan Sociability Amongst First Generation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 vol.25, no.2 (June 2016), pp.130-147.
“36 岁”为受访者移居新西兰时的年龄，“50岁”为其接受访问的年龄，“男”为受访者性别，“汉米尔顿”为受访时在新西兰的居住城市。后文对此类注释的使用同理。
Bingyu Wang and Collins Francis. L., “Becoming Cosmopolitan? Hybridity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Amongst 1.5 Generation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 vol.39, no.15 (December 2016), pp. 2777-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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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化学课堂教学中实验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化学学习的基础，是学生认识和学习化学的重要工具和载体。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具体情况，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实验拓展，或丰富、或改进，以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探究性和创新性，进而培养学生爱化学、学化学的志趣及其思维能力、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拓宽学生实践和创新的途径，提升学生的化学学科素养。
综上所述，舒芬太尼2 μg/kg+布托啡诺0.05 mg/kg用于上腹部手术术后镇痛能显著降低患者术后疼痛，提高患者术后舒适度，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9)03-0191-10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回流学者的工作与生活研究”(项目号 17CSH049)的支持。
作者简介： 王炳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百人计划”副教授，博士。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陈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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