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美国论文,新经济论文,趋势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54年到1991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已经历了31个经济周期。（注：James H.Stock,Mark W.Waton:"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U.S.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April 1998.）在这长达138年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经济运行条件的变化，这31个前后相继的周期波动又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界分为二战前、后两个差异明显的阶段。由于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广泛、持久的国家干预，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宏观条件，使美国经济的运行周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如衰退期缩短，衰退程度减轻，无明显的萧条阶段，“滞胀”并发等。但由于美国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并未变化，周期波动的成因、性质及其影响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事实上，70年代中期“滞胀”现象的出现就表明，在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变更的条件下，政府人为地干预经济运行并不能真正长久地熨平经济周期、阻抑衰退，只能导致周期波动以扭曲的方式呈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美国微观经济运行机制、中观经济产业结构和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一稳三低”现象的出现和经济增长的超常持续，表明美国新经济的运行突破了传统的菲利普斯运行模式。2000年下半年以后，美国经济虽然增速急骤减缓，并于2000年12月陷入衰退，又因各种内外因素的频繁扰动和冲击，经济增速一直难以恢复，但美国新经济同样不能摆脱周期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运行中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特点同样也表明，在要素投入知识化、信息处理网络化、竞争方式创新化、生产制造柔性化和经营运作全球化等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的运行周期正逐渐显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一、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经济的适度增长期延长
在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经济运行中已出现了三个较长的经济周期，它们分别是1961年2月到1970年11月、1982年11月到1991年3月、1991年3月到2000年12月。（注：James H.Stock,Mark W.Waton:"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U.S.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April 1998.周期界限的确定为前次周期的低潮至本次周期的低潮。）在这三个较长的周期中，美国经济运行分别实现了106个月、96个月和117个月的增长。从三个长增长期出现的时间看，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个长增长期均出现于美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鼎盛阶段，90年代这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则出现于美国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新经济迅猛发展的阶段。从三个长增长期内经济增长的状况看，GDP的年度增长率都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状态，但90年代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60年代和80年代的波动幅度（图1）。
图1 战后美国三个长增长期GDP增长率波动幅度比较
资料来源：［美］《总统经济报告》2003年，B-5,282页。
经济运行呈现出波动性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的轨道就会无限期地围绕着轨道旋转一样，社会经济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运动，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6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以及波动幅度的高低则是由经济体系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增长机制所内在决定的。
1.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不稳定性
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表现为投入的有形化、生产的规模化和产品的标准化，这就形成了以工业技术发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规模化生产扩大物质资源利用、以标准化产品产量提高实现经济的总量扩张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机制。这种“资源驱动型”的总量扩张增长方式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首先，经济增长受制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仅在于其本身是稀缺的，也在于规模化的增长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过度使用，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更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其次，经济增长受制于规模化的内在局限性。生产函数理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是相互依赖的，必须按规律成比例地增加，任何一种要素的单一增加都会最终导致收益递减。受积累规律和效率机制的驱使，工业经济生产的规模化扩张过程内在地表现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不断周期性地超过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资本深化”一方面引起资本收益的下降，另一方面引起市场的相对萎缩，导致投资减少。而且，在现实的生产中，即使各种要素按比例增加，当经济规模膨胀到一定限度时，也会因各种内外在不经济因素的制约，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同样引起投资下降。投资的频繁涨跌导致了经常性的增长波动。
再次，经济增长受制于市场信息的可获得性。工业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以社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相互协调为前提。由于社会生产与市场需求在时空上是分离的，要使两者在规模上和增速上保持协调，客观上需要充分、及时的信息作保障。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相对落后，企业获取信息的充分性是极为有限的，而且速度缓慢。同时，大规模生产方式客观上促使了企业管理结构的垂直化。多层次的管理体系一方面降低了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协同性，另一方面弱化了企业对外部市场信息的反应能力。信息可获得性不高使企业生产规模对市场需求变化反应的灵活性低下，这就必然会加剧生产的盲目性和供求背离的程度，进而导致增长波动的剧烈性。
2.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基础，投入知识化、生产柔性化和产品创新化正在改变着美国经济的运行机制。
第一，投入要素知识化降低了美国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知识经济的兴起和迅猛发展使社会生产中的知识投入越来越多地替代了物质投入，日益密集的知识要素有效地缓解了自然资源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正是得益于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自然资源消耗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据统计，美国每亿美元产值的钢材消耗量1970年为1.23吨，1985年以后下降为0.28吨；1989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规模比1960年增长了2.5倍，但钢材的消耗量只增加了40%，铜、铝、镍、锌等金属的消耗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注：李京文：《知识经济概论》，1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知识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由于其自身具有不可穷尽性，并且在现实的使用中可以极低的成本无限复制，投入要素知识化有助于克服资源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第二，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知识要素对物质要素的替代和增效作用，使知识成为了“惟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工具”。知识在劳动者体内和生产过程中的聚集，使劳动者成为知识型人力资本，生产成为创新型生产开发，两者结合构成了效益倍增的知识化生产。因此，知识要素化不仅可为劳动者带来高额报酬，为产品生产带来高附加值，还因节约了资源、改善了环境而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知识密集度越高，这种综合效益越大，从而实现了边际收益递增。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为市场行为主体加大知识创新和高技术产品开发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形成了自主增强的创新机制，使美国经济得以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的基础上实现良性的增长。
第三，网络化管理和柔性化生产增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信息技术革命在生产领域引起的两个最为显著的变革，是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的柔性化。从管理的网络化方面看，企业内部管理网络的建立，有效地减少了管理层次并强化了各部门间的联系，使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更为便捷，协同性更高；企业外部管理网络的建立，密切了企业与顾客、供应商、政府以及各合作伙伴的关系，形成了信息高度互动的整合型商务。因此，网络化管理大大增强了企业适应市场、理性生产的能力。从生产的柔性化方面看，柔性化生产使企业的生产由少品种、大批量、长周期的规模生产转变为多品种、小批量、短周期的即时生产。这既有效地降低了库存压力，又较好地满足了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在生产发展、效益提高的基础上，避免了规模化生产易于出现的生产过剩、库存积压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因此，建立在网络化管理和柔性化生产基础上的“精益生产”大大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快速应变能力和适应市场、开拓市场能力，使投资、生产、供货变得更为精确，降低了供给与需求背离的可能性及程度，从而增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投入要素的知识化减少了自然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网络化管理和柔性化生产增强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因此，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的增长机制具有了新的内容：它以知识、智力为第一要素，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效益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涌现、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为增长模式，以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导向。从而美国经济运行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稳定机制，可以保持相对适度、稳定的增长。
二、经济衰退的幅度减小，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下降
二战后，美国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周期波动最为频繁的国家。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的统计分析，从1945年到2001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共经历了10次周期性波动（表1）。
表1 二战后历次周期波动中GDP年度增长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网站："GDP and Other Major NIPA Series,1929-2002.1,""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Aug.2002,Table 2A,p.127.
比较而言，由于战后美国政府实施了广泛持久的宏观干预，美国战后历次周期性衰退的幅度均低于战前，但在1945年到1991年的9个经济周期中，除1958年至1961年为中间性周期和1961年至1970年受越战的影响没出现经济衰退外，其余7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年度经济衰退。而第10个经济周期虽经历了长达117个月的增长，却没有出现年度经济衰退，且GDP增长率下降的幅度和累计持续的时间也低于前9次。其原因在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经济运行的条件不同。
1.传统经济运行条件下，美国经济难以避免大幅波动
前9个周期产生于美国工业经济逐渐走向顶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信息水平和国际环境制约了美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第一，微观生产的盲目性较大加剧了供给与需求背离的程度。工业经济的运行模式一般表现为有形投入、规模生产和价格竞争。在利润和竞争的共同驱使下，企业始终存在着扩张规模的内在冲动，加之信息水平相对低下、管理结构庞杂，企业难以准确预测市场需求状况并适时做出规模调整。不可避免的盲目性使企业只有在供给过剩严重、库存压力骤升时，才会被迫减少或停止投资。因此，企业生产的盲目性加大了投资的减缩程度，而负的投资乘数效应又会放大这一影响，使经济衰退更甚。
第二，宏观管理的片面性恶化了经济运行的条件。战后，美国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理念、政策和措施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即基本遵循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长期运用膨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主要采取“相机抉择”措施来拉动并维持经济的增长。由于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极为复杂多变，内部扰动、外部冲击和心理预期等因素往往以不确定的方式和程度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单调片面的宏观管理模式只能导致短期稳定、长期恶化的结果。
同时，宏观经济管理措施及时、适度的运用和调整，取决于能否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分析和判断错综浩繁的经济信息，而这又取决于是否拥有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二战以后，随着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虽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属于传统水平。相对落后的传统信息技术难以对经济运行信息做出及时、准确的早期预警，“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机制往往只能延迟到经济运行过热或过冷时才开始启动，而政策效果的显现又具有时滞性。因此，战后美国不断强化的宏观管理仍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衰退，并减小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第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趋同减缩了美国经济的调整空间。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或产业部门结构存在差异的国家间，因竞争性不强，彼此间贸易政策的封闭性就不高；而且，较强的互补性也使得相互间传导机制的阻碍性较小。因此，当一国经济衰退时，通过国际传导机制调整库存积压的空间就较大，其调整的速度亦较快。这有助于缩短衰退的时间，减轻衰退的幅度。反之，若发展水平相近，产业结构趋同，则会因贸易政策的封闭性和传导机制的障碍性较高，而不利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
二战后，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其与美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上的差距迅速缩小。同时，它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又大量地从美国引进生产技术，致使其与美国在产业结构上也明显趋同。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在钢铁、半导体、汽车、家用电器等越来越多的工业品生产领域遭遇到西欧和日本愈来愈激烈的竞争，彼此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加剧就表明了这一点。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趋同，一方面导致美、日、欧经济周期的同步化，另一方面又致使同步衰退时，彼此间贸易政策的封闭性和传递渠道的障碍性提高，从而大大减缩了美国处理库存、调整经济的空间。这不仅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衰退，也使经济危机难以避免。
2.知识经济的发展为美国降低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奠定了新的基础
信息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推动着美国经济由工业经济迅速向知识经济转型，从而为美国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新的条件。
第一，经营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制造的柔性化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投资效能与把握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网络化经营密切了企业与市场的联系，使生产和库存变得更为精确；柔性化生产增强了企业生产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这就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生产的盲目扩张和库存的大量积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的过热和大幅持续的衰退。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样性和调整措施的超前性大大优化了宏微观经济环境，增强了宏观管理的效能。知识经济的发展显著增强了美国政府管理经济的理性，并促使经济管理政策由单一性向多样化转变。例如：在财政政策上，采取减少财政赤字与扩大教育、研究及开发支出相结合，以便既改善财政状况，又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货币政策上，采取“抑短”与“放长”相结合，以实现既抑制投机和经济过热，又奠定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产业政策上，采取加强指导与放松管制相结合，以达到既指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又强化自由经营的活力；在市场政策上，采取反垄断与保护知识产权相结合，既改善竞争环境，又生成创新激励机制，等等。这些多样化且相互协调配合的政策措施，大大优化了宏微观环境，为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又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持。更为全面及时的信息传输和综合高效的信息处理，一方面使宏观管理的决策过程变得更为便捷，另一方面使宏观管理的调节模式由滞后、强力和一步到位演变为超前，温和和逐步到位。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所运用的货币政策就明显地具有这些新的特点。凭借高效的信息网络和信息处理技术，美联储可同步跟踪20多种专项系列资料，随时监控1.4万多个经济数据，是以往的3倍。在经济出现不稳定的征兆时，美联储就启动超前、温和、渐进的调控机制，以防微杜渐。1994年2月至1995年2月连续7次提高利率；1999年6月份至2000年5月连续6次提高利率；2001年又连续11次降低利率。利息调整幅度多为25个基点，最高也不超过50个基点。这种建立在高度信息化基础上的超前、温和和渐进的宏观调控模式有效地避免了美国经济的大起大落。
第三，经济全球化和创新不平衡拓展了美国经济调整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乌拉圭回合的结束、WTO的建立以及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同期，知识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迅速增强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的统计分析，从1995年起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仅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市场支撑，还为其在经济增速减缓时快速输出过剩，拓展了更为广阔的调整空间。
另外，当今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在发展水平、比较优势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客观上存在着一定差距，加之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这就使各国在高新技术上的互补性日益增强。由于美国拥有当今世界最高的科技发展水平、最强的风险资本实力、最多的人力资本资源，以及最具创新活力的市场机制和民族素质，美国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稳居世界最高水平。巨大的创新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优势，使90年代主要由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推动的美国经济拥有一个十分巨大的外部市场空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美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程度。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在美国出口产品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到2002年，仅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化学品、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这四大类高技术最为密集的产品出口就占全部货物出口总额的56.1%。（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网站：Exhibit 5,u.s.Merchandise Trade:Domestic Exports(1)by Three-digit NAICS Code-2002.）
总之，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等新的条件降低了微观企业经营的盲目性，提高了宏观经济管理的效能，拓宽了经济增长和调整的空间。这一方面有利于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抑制了经济衰退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2000年下半年以后，美国经济增速虽然急剧减缓，并于2001年出现三个季度的负增长，但与历次周期性衰退相比，此次衰退持续的时间最短，而且没有出现年度性的负增长，2002年实际GDP增长率就恢复到2.4%。“增长型衰退”的出现表明，美国经济出现深幅衰退并演变成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下降。
三、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将由固定资本的更新演变为主导技术（注：指那些影响深刻、应用广泛并成为特定时期技术创新源的标志性基础技术，如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等。）的更替
1.固定资本更新是导致美国工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性原因
自因第一次产业革命而进入工业经济时代起，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成为了导致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性原因。这是由工业经济的物质基础、技术特点和竞争机制所决定的。
从物质基础方面看，工业经济的投入是以有形要素为基础的。有形要素具有专用性，难以向其它的生产领域渗透和转移。因此，企业只能通过不断加大有形要素投入和扩张生产规模，来实现利润量的增加。
从技术特点方面看，工业经济的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并主要表现为高效生产工具的研究与开发（即用不同的工具生产相同的产品——阿瑟·刘易斯，1978）。从蒸气驱动到电力驱动，从人工操纵到数字控制，无不体现出科技进步以效率为核心的本质特征。科技进步以效率为核心且发展缓慢，使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迟缓，导致企业主要依赖于标准化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来实现利润量的增长。
从竞争机制方面看，传统工业品的生产成本主要由原材料的消耗量、一般劳动的使用量和有形资产的折旧构成。这表明，企业有形要素耗费所产生的成本，是其产品生产总成本乃至价格确定的核心。在具体的核算中，总成本又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部分。在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的工业经济中，企业单位产品的变动成本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变的，而单位产品中分摊的固定成本则随产量的提高不断下降。为了满足消费者对“物美价廉”的偏好，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在短期内必定会以降低固定成本为导向，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来降低产品价格，实现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的最大化。
由此可见，在工业经济中，有形投入、效率核心和价格竞争使生产规模化成为内在的必然，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而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固定资本的更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又都受到市场需求扩张速度的制约。固定资本更新是生产规模扩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固定资本的更新意味着资本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会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在推动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又会因“资本深化”而制约市场需求的同步扩大。当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严重背离以致库存大量积压、利润下降时，企业就会停止固定资本更新并减缩生产规模，从而导致企业的投资和生产下降，经济衰退。
事实上，在企业生产规模扩张的后期，虽然产出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由于需求增长已出现疲软，盈利前景不佳，企业固定资本更新就开始减速并趋于停滞。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结论，美国固定资本更新（表现为企业设备和非居民建筑投资）的波动时间序列平均超前于生产规模波动时间序列大约一年的时间。（注：James H.Stock,Mark W,Watson,"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U.S.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1998.）在此期间，由于固定资本得不到补充，而原有固定资本折旧仍在继续，甚至加速，固定资本存量的价值是不断递减的。而且，先前在复苏与高涨阶段更新的固定资本的存量价值，还将随着生产规模扩张的停滞和萎缩而折旧殆尽。（注：一般认为，美国固定资本更新周期（即朱格拉周期）持续的时间是8～10年，而美国固定资本折旧的期限也为8～10年。二战后，虽然美国周期波动的时间在缩短，但随着科技进步加快，美国固定资本折旧的期限亦在缩短。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就曾颁布法令，将美国的固定资本折旧期限缩短为5年。可见，在美国企业的生产规模跌至周期的低谷时，前期固定资本更新所形成的固定资本存量，在价值上已甚至折旧完毕。）
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一方面，生产停滞和部分企业破产使库存压力减少，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和物价水平逐步止跌回稳，盈利预期改善。这又诱使企业开始并扩大固定资本更新，并推动经济新一轮的复苏和高涨。
在工业经济阶段，有形投入、效率核心和价格竞争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必然，而大规模生产又必须以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为前提；但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在“资本深化”的制约下又必将走向反面，导致固定资本更新本身和规模化扩张的中断。因此，固定资本更新不仅构成了工业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其自身的波动也成为了引起工业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原因。
2.科技进步使主导技术的更替日益加速，成为导致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性因素
信息技术革命实现了投入要素的转换和竞争方式的变革，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周期的物质技术基础。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提高了研究与开发效率。一方面，投入的无形化和竞争的创新化为企业加速研究与开发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具有研发成本高、生命周期短和渗透力强的市场特性，因而，依托于现有创新进行“级联创新”、通过创新的规模效应和泛化效应形成创新的集约化，就成为了创新者加速创新并降低创新成本的必然选择。而且，信息技术革命本身也为科技创新、新技术应用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持。正是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这一系列新因素的整合，推动了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加速、拓展和产业化周期的不断缩短，从而大大提高了研究与开发效率。随着研究与开发效率提高、科技进步加快，从理论上说，将有可能导致主导技术兴起和更替时间缩短。
其次，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增长模式的嬗变。科技进步加速和产业化周期缩短，一方面使生产扩张规模受到了时间的自然限制，另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不断增多、快速更替的新增长点，从而使经济增长由规模扩张型演变为以主导技术更替为特征的结构升级型（即以产品快速更新和新兴产业不断生成为内容的经济增长）。
这种以产品快速更新换代和创新产品生产部门层出不穷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美国新经济的运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计算机是典型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新知识和高技术投入密度的不断加大，计算机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快速更新换代的特点。在市场容量远没有饱和的情况下，老产品不断地为性能更强、功能更多、速度更快的新产品所淘汰，并相应形成了一个不断动态扩张的需求市场。同时，在计算机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又因高密度知识投入所具有的促进相关科技创新的级联效应，相继引发和推动了软件技术和产品、网络技术和产品，以及计算机外围设备等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生产部门的新生和发展，从而构成了支撑美国新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应该说，科技进步历来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同时，主导技术本身也要经历兴起、成长、成熟和淘汰的周期循环，从而成为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力量。当然，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周期的主导作用弱化，并不意味着生产的规模化从此消失，更不意味着投资的盛衰不再是构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因素。只是表明，随着投资中研究与开发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技术生命周期的主导作用将日益显性化，而规模化则将退化为使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形成生产能力并占领市场的手段。
四、经济运行的主周期——朱格拉周期将可能逐步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融合
1.朱格拉周期及其演变趋势
传统上，朱格拉周期是指标准的工业生产波动周期，长度一般为9年左右，是投资机会波动的结果（阿瑟·刘易斯，1987），亦即前文所提及的固定资本更新周期。因此，从性质上看，朱格拉周期表现为经济规模扩张速度的变化；从原因上看，朱格拉周期的产生在于固定资本更新投资的内在不稳定性；从长度上看，朱格拉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虽大致为9年左右，但实际上呈不断缩短之势。
从1991年4月开始的战后美国第10个经济周期看，美国朱格拉周期的运行已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周期性质上，虽规模扩张依然明显（表2），但结构升级却更为突出。在美国90年代的全部私人投资中，44%以上是对信息技术的投资，仅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就达33%，而全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更高达60%以上，这就充分表明了这一新周期的性质特征。
表2 二战后美国私人投资年度增长率 %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GDP and Other Major NIPA Series,1929-2002:1,""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August 2002,Table 1,pp.123-124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在波动原因上，除了固定资本更新投资的影响外，信息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内在扰动亦开始显现。从发展状况上看，虽然信息技术仍处于成长扩散期，尚未进入成熟衰退阶段，但是仅经10年的发展，美国的信息化指数就高达71.76%。这说明现代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已大大加快了新技术成长、扩散及应用的速度，使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过早地出现“疲劳”（表3）
表3 美国1999-2000年私人投资变化及其对GDP的贡献 %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网站，"BEA News Release,"March 27,2003,Table 1。
从表3中我们可看出，在2000年上半年以前，对信息技术的高投资（亦即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一直是推动美国第十轮经济周期增长的主要投资因素；从2000年第三季度起，随着对信息技术投资持续大幅的降低，美国经济也呈急剧减速和持续低迷的状态。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高速疲劳”现象表明，技术创新生命周期开始成为导致此轮朱格拉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
在周期长度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虽然因战争或军备竞赛，美国曾出现过60年代和80年代两个较长增长期，但随着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规模扩张的速度不断加快，美国朱格拉周期的长度总体上是呈缩短趋势的。而90年代以来，当朱格拉周期成为主导技术交替的结果时，美国的朱格拉周期将可能延长。其原因在于：(1)相对于固定资本更新和规模扩张而言，新技术引入、成长、扩散至成熟的持续时间要长得多；(2)主导技术的创新更替会引发众多相关技术的级联创新。这一系列技术创新的尾随跟进，将促使经济增长的持续和朱格拉周期的延长。
2.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及其发展趋势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长波，下同）是指持续时间长达约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波动周期，（注：赵涛：《经济长波论》，1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注：对长波产生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三大流派，即现代长波技术论流派、经济机制内部调节长波论流派和非经济原因长波论流派。由于每一个长波期在时间上和产业内容上都与一次技术革命高度相关，而且，从熊彼特(1939)到格·门施(1975)、克·弗利曼(1982)和冯·丹因(1979)，长波技术论流派对长波原因的分析解释日臻完善而为多数学者所认同。）按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长波，它们分别是，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长波，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第二个长波，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第三个长波和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第四个长波。（注：长波周期按低谷到低谷划分，每个谷底都是一次经济衰退所处的年代。参见赵涛：《经济长波论》，243-2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根据长波技术论流派的观点，第一，长波周期的性质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升级与停滞。熊彼特认为，长波周期是由那些影响深远、实现时间长的技术创新活动——即产业革命所导致的，每一个长波都包括一次产业革命及其消化吸收过程。（注：熊彼特在1939年出版的《商业循环》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此观点，并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再次表述了该观点。参见赵涛：《经济长波论》，14～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由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必然会导致新技术的产生应用与扩散普及，新兴产业的崛起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必然会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与之相伴随的经济增长。而当新技术全面普及后，经济结构的升级就会处于停滞，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亦将消失，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长波周期的性质表现出经济结构变化的特征。
第二，长波产生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内在扰动。荷兰经济学家冯·丹因教授认为，任何一次基础技术创新都要经历四个阶段，即新技术的介绍阶段、扩散阶段、成熟阶段和衰落阶段。每一个基础技术创新阶段都与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相对应：介绍——复苏、扩散——繁荣、成熟——衰退、衰落——危机，正是创新的生命周期引致了长波的轮回。
第三，长波持续的时间是由基础技术创新的性质决定的。冯·丹因认为，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其寿命周期各阶段持续的时间亦不同，从而导致长波的长度亦各异。
我们认为，长波的长度不仅受技术创新性质的影响，而且更受技术创新速度的制约。因为，长波的长度本身就内在地表现为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长度，而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长短又是由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决定的。就科技进步的自然规律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工具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必然是不断加快的。这也将导致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进而长波持续的时间不断随之缩短。从四次长波持续的时间看，第一次为60多年，第二次和第三次均为50多年，第四次为40多年。长波长度不断缩短的趋势明显，是与科技进步不断加速和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的自然历史进程相吻合的。
由此不难看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竞争的加剧，必然会导致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加速，一方面使主导技术更替对朱格拉周期的影响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不断缩短，从而使两者在性质、动因和长度上日益趋同，并呈现出融合之势。而且，随着科技进步速度的加快，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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