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一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6）03—0032—07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至1926年底，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激烈争论，涉及列宁是否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等一系列问题。关于这场争论，我国理论界一向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确是列宁首先提出，后来斯大林加以发展。可是近二十多年来，众多学者重新认识苏联历史上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争鸣与分歧还是较大[1]。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苏联单独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斯大林独创的理论，它同列宁的理论体系无关，列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始终认为要在俄国单独一国战胜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以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为代表[2]；另一种观点认为，列宁从1915年开始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就包括革命和建设两个方面的胜利，尽管他没有使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这种观点以马小林为代表[3]；第三种观点认为，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在“一国胜利”论中并不包括“一国建成”的内容，而是指一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但俄国一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最终的”胜利，这种观点以李心华为代表[4]。
就以上三种观点而言，我认为第三种看法符合实际情况。这涉及到“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分歧的由来、列宁对“一国胜利”论的大发展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这桩理论公案等三大问题①。在这里，我感到有必要重申并且进一步阐述以下三个问题。
一、列宁在1915—1916年否定“共同胜利”论是针对谁？他提出“一国胜利”论是指何国？
我认为，列宁当时否定“共同胜利”论是针对曾经主张欧洲联邦的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这些社会主义者不仅包括考茨基、累德堡、帕尔乌斯、约·菲·贝克尔、托洛茨基等人，而且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查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6月6日发表的《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一文，就明确赞同“欧洲联邦”的主张。文中写道：“只有欧洲联邦才会同合众国（指美国——引者注）相似。但是，为了使德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联邦，它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统一的国家。”[5] 他们于60—70年代虽然批判过巴枯宁、拉萨尔等人关于“欧洲联邦”的错误观点，但是他们依然坚信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先后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将结成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直到1893年6月底，恩格斯在回答记者问及“您认为成立‘欧洲联邦’的时间不远了吗”时，仍明确指出：“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洲传播。”[6] 可见，列宁于1915—1916年提出“一国胜利”论确实是突破了、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如果这时列宁与马、恩的思想完全一致都主张“共同胜利”论，那么他尽可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何必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去独立论证“一国胜利”论呢？又何必去批驳“欧洲联邦”口号呢？我国一些学者至今还回避“欧洲联邦”问题，或者对这一问题作了不准确的解析，硬说列宁与马、恩的思想完全一致都主张“共同胜利论”，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这里，必须提到南京师大俞良早教授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个疑案的解析——研究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以下简称《俞文》）[7]。作者本来在其所著《列宁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认为，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仍然是主张“共同胜利”论。但是，在《俞文》中所提及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原话，俞良早同志却认为：“只能把这几个字眼看成是离开了他本来思想的过头的说法。”[8] 如果真是列宁一时不慎，讲了过头话，那么为什么在一年之后即1916年他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又重申“一国胜利”论观点呢？而且更加明确地说：“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9](P722) 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反对“共同胜利”论，而主张“一国胜利论”吗？在《俞文》中，俞良早同志倒是收回了列宁“是离开了他本来思想的过头的说法”这种离奇的诘难，进而深入阐述《论欧洲联邦口号》原著的主题思想，仔细解析列宁文章中上述关于“一国胜利”论那个句子。他认为，《论欧洲联邦口号》的主题思想是从经济条件上论证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更不是关于‘一国首先胜利’的问题。”[7] 实际上，列宁当时反对“欧洲联邦”口号，不仅认为这一口号从经济上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反动的，更加重要的是，认为它阻碍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少数几国首先胜利。我认为，后者是重要的主题思想。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怎么能言不及“义”（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前后统一的主题思想割裂开来呢？
同时，《俞文》进一步提出：“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实际上它没有特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列宁的思想体系中，找不到这个说法的位置。”[7] 该文随即引证了列宁关于俄国落后、它面临的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等好几段话，以此证明列宁所说的“一国胜利”决非指俄国。我认为，这样的引证是片面的。列宁当时写《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决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论，而是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和党的国外代表会议的决定。所以，列宁在文中所提出的“一国胜利”论显然首先是暗指俄国，因为俄国当时面临的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只要我们细读列宁这个时期的论著，还是不难破解“欧洲联邦”这个历史疑案的。
“欧洲联邦”本来是从19世纪末以来欧洲诸多社会民主党的共同主张。然而，在1914年8月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背叛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转向社会沙文主义，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侵略战争，号召本国无产阶级去保卫“祖国”，实际上是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当然也就放弃了“欧洲联邦”的口号。这时只有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仍然高举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也就是要为推翻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统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因此，正是列宁在1914年10月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篇反战檄文中，又鲜明地提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治口号应当是建立共和制的欧洲联邦”[9](P408)，意即首先以民主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的欧洲联邦，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发展为社会主义共和制的欧洲联邦。事隔1年后，列宁考察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突出表现之后，深感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定将很不平衡，再坚持“欧洲联邦”口号会妨碍少数甚至某一国社会主义的首先胜利，为此他才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收回这个口号。所以，这篇重要文献是列宁思想与时俱进、善于自我批评的鲜明例证。尽管俄国经济政治落后，但是有坚持革命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和愈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因此列宁心中预感到俄国在推翻沙皇专制政府之后有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说这个想法在1915—1916年间还只是潜藏于列宁内心的话，那么到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打倒沙皇政府前后就立即溢于言表了。列宁在1905年1月9日《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俄国“未来的这次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是在更深刻得多的意义上，即按其内容来说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10] 4月4日列宁从西欧回到彼得格勒，在火车站广场上向数千名欢迎群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他在结束演说时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当时《真理报》记者这样写道：“列宁同志站在装甲车上，向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俄国军队致敬，祝贺他们不仅使俄国摆脱了沙皇的专制统治，而且还开创了世界规模的社会革命。列宁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俄国无产阶级勇敢前进的步伐。”② 列宁离开车站后，一路上还多次发表简短讲话，号召群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列宁终于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证实了俄国一国能够首先取得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胜利。
二、关于一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
就我的考证，最早是1969年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理论家费·克劳丁在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两卷本）一书③ 中，提出要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个层次，来了解列宁于1915—1916年主张的“一国胜利”论，意即列宁当时是从“政治革命”这个层次立论，即一国无产阶级可以首先获得夺取政权的胜利，而不是指可以完成“社会革命”，不是指可以完成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我认为，克劳丁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区别开来是正确的，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当时列宁立论的本意。但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这二者也不能截然分开。难道一国无产阶级获得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胜利后，只限于巩固政权，而不依靠政权开始逐步进行社会革命吗？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明确指出：获得一国胜利的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9](P554)，这样岂不是在取得“政治革命”胜利之后进而就开始了“社会革命”吗？所以应该说，列宁当时提出“一国胜利”论，主要是指进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但是也包含开始“社会革命”之意。
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形成了在苏联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列宁始终认为一国不能取得建成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我想在这里补充指出：列宁在1915—1917年收回“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口号，主张由俄国一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然而他和俄共其他领导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都对世界革命形势估计过高，所以从1918年又重提“世界联邦”口号，随后还重提“欧洲联邦”口号。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七大的报告中就说：“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11](P439) 我们“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11](P441) 到1919年3月建立共产国际时，他进而深信：“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12] 1919年12月， 他明确提出：“建立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战斗口号[13](P102)。共产国际主席、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5月创刊号上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一文中更急切地表白：“目前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发展速度，甚至远远超过第三国际莫斯科会议中最乐观者的预计。欧洲正到处燃烧着国内战争的火焰。”“一年后整个欧洲都将共产主义化了。而且，这种斗争会蔓延到美洲，也许还会蔓延到亚洲和其他各洲。”[14](P63) 这里所援引的过激言论在季诺维也夫所著的《论共产国际》文集中被删去了[1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19年4月20日发表的《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言》中正式宣告：“整个欧洲不出一年就要变成苏维埃的欧洲。每个国家的工人都感觉到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伟大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1920年诞生吧！”[14](P65—66) 实际上，欧洲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仅仅在德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昙花一现，“世界联邦”终成泡影！
到1924年欧洲革命转入低潮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6年3月又重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欧洲联邦”的口号，指出：这“是无产阶级和欧洲人民从本国和北美资本的双重枷锁下得到解放的手段。”还说：“这个口号所指的欧洲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在整个欧洲同时获得胜利。但必须认识到，这是一整个革命高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无产阶级革命最初只在几个国家内获胜，或甚至在一个国家内获胜，再逐渐向其他国家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欧洲联邦，一旦联合了苏联和各被压迫民族以及美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核心，就将成为美帝国主义所无法反抗的强大力量。”[16] 在这里，共产国际领导人又一次把欧洲一国、几国胜利与整个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共同胜利联系起来考察。可见，当时又提出“社会主义欧洲联邦”口号旨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去反对美国霸权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影响。
实践证明，这个口号依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才越来越感到必须联合起来，以增强欧洲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来抗衡美国的霸权。于是1951年欧洲六国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发展为欧洲经济共同体，1972年欧共体增加到10国，1979年建立欧洲议会，1981年欧共体增至11国，1986年又增至12国，1992年欧共体进而发展为欧洲联盟，1995年欧盟增至15国，2002年开始流通欧洲统一的货币——欧元并制订欧洲宪法，2004年欧盟扩大到25国。看来，到本世纪下半叶欧洲联邦终将成立。到那时，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都难以爆发，只能持续不懈地通过“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使欧洲联邦的性质逐步发生变化。我预计，未来欧洲联邦逐步改变性质的历程将呈现为三部曲：从社会资本主义变为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再变为资本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到那时才是欧洲社会主义的最终共同胜利。这种变化就不会是从一国、几国胜利开始，而将是在欧洲联邦中的整体逐渐推进。
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欲速则不达”。展望未来，我们深信：渐进则必达！
三、重新评价联共（布）党史上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
当今，我国学者大都认为，苏联历史上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争论的主要历史教训有两条：一是混淆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二是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至于两派的论战，虽然都阐述了一些正确观点，但是各执己见，各走极端，都没有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都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基本观点。我大体上同意以上看法，但还要作一些重要的补充。
全面考察联共（布）党史上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由于当年在联共（布）中央内部掺杂着争夺权力和派别斗争的因素，致使这场论战从党的领导层中关于方针政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分歧，发展到把反对派清除出党，并且作为敌特分子加以肉体消灭。应该说，当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使这场理论争论政治化、激烈化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披着理论争论外衣的权力斗争。
客观地说，斯大林的工作能力强，但权力欲也强。1919年3月俄共中央开始建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常设机构，分工负责党中央政策执行、人事配备和日常工作。斯大林当选为政治局五个委员、组织局五个委员和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当时党中央兼有这三个职务者他是独一无二。列宁是公认的党中央领袖，但是列宁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只担任政治局委员。联共（布）党中央从未设主席一职，其实这是一个缺陷。从1922年4月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俄共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一职，斯大林当选总书记。总书记本来只是中央书记处首脑并非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可是由于党中央并未设主席一职，这样，总书记就容易变成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事实上，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权力欲更加膨胀，独揽大权，脾气粗暴。为此，列宁于1922年12月24日和1923年1月4日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13](P745—746)。根据《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889 页的权威注释：列宁这封信是列宁逝世后由他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正式移交中央委员会，在同年5月底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由大会主席团决定向各代表团宣读，不得复制，到192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件作为附录收入大会的记录。
列宁在信中要求调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并肯定了托洛茨基“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13](P745)。这样内容的信如果在代表会议上宣读，斯大林岂不面临丧失最高权力、甚至可能由托洛茨基取而代之的危险？为此，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由于争取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终于在1924年5月底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赢得了多数选票，保住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本来他于同年同月在《真理报》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也是认为“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17] 可是，出于彻底打击托洛茨基的政治需要，斯大林随即从同年12月起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苏联一国建成的新理论，自命为坚持、维护了列宁主义，把托洛茨基所主张的指望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的不断革命论上纲上线为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如前所述，列宁从1915年至1917年是主张社会主义可能单独在俄国这样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一国政治革命的胜利的。但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从1918年起他就认为俄国单独一国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例如，1918年5月26 日他《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讲到：“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18] 从1918年至1921年，列宁还多次讲过俄国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早在1905年列宁曾经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急于求成的“不断革命论”，主张俄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要截然划分为两个阶段，循序渐进。但是，托洛茨基坚持己见，在俄国党内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孟什维克（少数派）之间关于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长期置之度外，另立一派。到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转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时，他与列宁的思想观点才趋于一致。这样，托洛茨基领导的区联派在1917年7月俄国党举行六大时才被接受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还当选为党中央委员。随后他在领导10月首都武装起义和建国后的革命保卫战等多方面工作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18年9月苏俄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任主席；1919年3月俄共（布）中央设立政治局，他与列宁、斯大林等5人为政治局委员。不过，托洛茨基自以为是，屡与列宁等人有分歧和争论，受到列宁批评甚至是很严厉的批评，这是领导人之间的正常情况。鉴于托洛茨基的工作能力很强，列宁仍然胸怀宽广委以重任。当然，至于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思想观点一致之处，列宁也明确表示支持。例如1919年列宁与曾任中央委员的越飞探讨“不断革命论”问题时，列宁对越飞说过：“是的，事实证明托洛茨基是对人。”因此，越飞本来还打算把列宁的这次谈话整理发表出来[19]。
到1922年底，列宁在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反对官僚主义、发展党内民主等问题上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同时对斯大林在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和民族自治等问题上的错误决策很不满意。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日益感到要彻底铲除托洛茨基对自己已经掌握到手的最高权力造成的潜在威胁，就必须从理论上指明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对立。为了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上纲到反列宁主义的高度，斯大林无法否认列宁1918年以来多次讲过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只好引用列宁另外一些指明俄国要如何通过新经济政策、实行合作社计划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语录，断言列宁是主张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不相容的，是“‘不断’绝望的思想”，是“前途‘不断’黑淡的思想”，是“变相的孟什维克主义”[20]。
其实，托洛茨基虽然反对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主张把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但是他依然赞成在苏联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他有一些过“左”的政策主张，例如强调要限制和消灭私有经济，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富农开展阶级斗争，要严格保护国营工业的利益，实行所谓“工业专政”等；然而他还提出了不少正确的建议，例如要加快工业化速度，多发展印花布等轻工业，尽快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消除失业，降低工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生产农业技术设备以促进农业集体化，对外要加强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合作”，重视“世界经济的分工”，善于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强调“不能在闭关自守的经济的掩护下躲开资本主义的包围”[21](P54)。托洛茨基还讲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以世界分工为基础的，这种分工恰恰在社会主义下获得高度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管其自身多么重要，终归是残缺的、狭隘的和矛盾的，它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22] 换言之，社会主义国家有对外开放、善于同资本主义世界合作，才能构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列宁晚年思想的一种真知灼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联共（布）党中央如果保留、继承列宁执政时期的党内民主传统，本来完全能够搁置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争论，留待实践检验，未来探讨，在现实方针政策问题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协商一致，无法统一时就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原则决策，经过实践检验，及时不断调整决策。但是，托洛茨基拉帮结派，提出党内存在“错误的、不健全的制度”，“党正在日益分裂为书记特权层和‘普通人’”，因此要求用“党内民主”、“党内自由”取代“书记处官僚主义”。他甚至指出：“一个领导党员（首先是书记）的实际权利要比一百个普通党员的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形是由斯大林的‘理论’所促成的”[21](P72)。这些直接指责斯大林的活动和言论，进一步使斯大林感到总书记的权力受到明显的严重威胁，因此斯大林就要纠合中央多数，以理论斗争、路线斗争为幌子，通过政治斗争逐步彻底消灭托派，来巩固并加强自己的个人集权制。1925年，斯大林撤销托氏共和国革命军委主席职务，1926年撤销其政治局委员，1927年开除其党籍，1928年进而把托氏作为专政对象流放中亚阿拉木图，1929年又把他驱逐出国，1940年由斯大林亲自授意苏联情报机关派人把托氏暗杀于墨西哥住所。
在彻底消灭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布哈林——季可夫反党集团等党内各种派别后，斯大林大搞“一言堂”，推行个人崇拜制和个人集权制。为了在实践中验证“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不惜采取比托洛茨基更“左”的政策，不待生产力有较高发展，从1929年起就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急于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和群众运动方法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展开全面进攻，急于改变生产关系，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降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自由、民主、法治等标准，扭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标准，于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又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所建成的苏联一国社会主义，不仅多方面都是低标准、歪标准的，而且是渗透了俄国近五百年来沙皇时代盛行的军事镇压、军事扩张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官僚等级制、官僚特权制等多种毒素。列宁曾经说沙皇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由于社会遗传基因和历史惯性作用等多种主客观原因，斯大林建成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军事封建社会主义[23]。这种有严重弊端的极权社会主义，虽然可以作一些治标的枝节修补，但是难以进行治本的体制改革。斯大林以来苏联历届领导人长期推行的“左”的路线，促使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后期急剧转向右的方面。从1988年起在国内外多种压力下，苏共中央被迫转向采取西方那种市场经济、多党政治和自由文化的方针，这样拖延到1991年苏共和苏联终于土崩瓦解了。
谈论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就不能不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当今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发展生产力、民主、自由、法治等诸多艰巨任务。邓小平早在1987年就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24](P225) 在苏联剧变之后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4](P379—380)。据我所知，这里所说的“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这几个字，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南方谈话前一天邓小平同志亲自增补上去的。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列宁关于一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不能建成完全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思想，邓小平关于我国正处在并将在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前后相继，一脉相承，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三个阶段。可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这是邓小平深刻认识和总结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失败教训的远见卓识，又是他洞察当今世界与中国走向的高瞻远瞩。更重要的是，厘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不但避免了重犯急于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而且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与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收稿日期：2006—02—20
注释：
① 参见我为李心华著《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华龄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一书所作的代序《关于社会主义“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辨析》一文。拙文另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2期，指出1980年以来15 年间我国理论界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大体上有10种不同观点，并以新见解、新概括和新史料对“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来龙去脉及期异同和意义等问题作了扼要论述。
② 参见《列宁年谱》第4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9—80页。这是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3年版译出的。
③ 该书的中译本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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