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小说中自然主义的传承与塑型：唐#183;德里罗的《白色噪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自然主义论文,后现代论文,噪音论文,白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德里罗(Don DoLillo，1936- )是当代美国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也是美国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叙述者、阐释者、批评者。他从1971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美国影像》(Americana)，到最近一部《行为艺术家》(The Body Artist，2001)，总共出版十二部长篇小说，以辛辣反讽的笔触与临床透视式的描绘揭露了当代社会崇尚消费主义、追求感官刺激、充斥暴力谋杀的残酷现实，展示了一幅富裕社会面纱下充满物欲、性欲、堕落、暴力、悲剧的、自然主义式的当代美国画卷。
尽管读者阅读德里罗小说的第一印象很难将其归类为十九世纪末兴起的文学自然主义，但作家笔下的美国社会与自然主义所表征的美国社会却非常类似。从作品结构来看，自然主义文学创作所蕴涵的哲学理念、所关注的社会题材、所探讨的文学主题、所展示的艺术模式，都与德里罗的后现代小说有契合之处。自然主义作家所持有的决定论世界观、所探讨的商品社会、所表现的主体欲望、所揭示的主体野性与暴力甚至死亡、所使用的科学报告式的客观细节叙述等，大量地出现在德里罗的后现代文本中。这种类似性虽然并不能够证明德里罗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自然主义的翻版，但的确能够说明德里罗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可能传承了自然主义所蕴涵的某种“泛历史价值”。
作为一种世界观与创作方式，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主要来源于达尔文的科学进化论以及左拉等法国作家所提倡的“实验小说”。这种吸收当代科学研究成果、采用科学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创作方式同样在德里罗那里得到发扬。所不同的是，德里罗采用的是当代新科学的研究成果，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种以不同科学基础引申的文学创作在世界观与认识论方面与自然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科学理论应用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或一种“新的自然主义。”(注：Paul Civello,American Naturalism and Its Twentieth Century Transformations:Frank Norris,Ernest Hemingway,Don DeLillo,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4,p.2.)从作品所表现的商品社会来看，自然主义最根本的创作倾向是“决定论、生存论、暴力论以及冲破禁忌”，其中“决定论是本质核心”。(注：Charles Child Walcutt,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A Divided Strea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6,pp.20-21.)自然主义作家认为人的生命受遗传或社会环境所控制，人不过是整个冷漠宇宙中的一个分子；作为所有其欲望与本能存在这个世界上，人对食品与欲望媾和的原始冲动驱使他们进行生存的暴力竞争。作为一种艺术审美，自然主义客观而详细地反映人类在这种宇宙力量中的生存状况，探索“人类生存的各种悲剧。”(注：Donald Pizer,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An Interpretation,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2,p.6.)最后，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及其价值体系，自然主义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商品化与主体心理物质化的倾向，蕴涵一种充满悲观绝望的社会批判，而具有这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文学一直传承到现在。正如批评家派泽在分析后现代文学(包括德里罗)时说，自然主义对于每一个时代的美国作家都充满诱惑力，每一个时代的美国作家都以类似的自然主义认识方式融入他们对那个时代社会与精神的关照，那么，德里罗与其他后现代作家一样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弹奏自然主义文学的音符”。(注：Donald Piz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Realism and Naturalism:Howells to 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3-14.)
德里罗1984年出版的《白色噪音》(White Noise)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作品以研究美国当代消费主义与影像文化为主题，展示了符号与现实、生产与消费、野性与暴力等社会文化层面的逻辑矛盾，揭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悲剧，展现了自然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价值层面的持续传承以及表征层面的重新塑型。本文以此为例，探讨德里罗作品与自然主义在社会文化表征、主体心理建构、文本写作策略方面的契合性及其价值观念的传承。
一
《白色噪音》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主人公“杰克·格兰德尼”走向堕落与暴力的生活历程。格兰德尼是一位大学教授，任美国中西部一所叫“山上学院”的“希特勒研究系”主任。他在北美首创“希特勒研究”，并在院长支持下成立了这个研究希特勒生活与文献的专门机构，结果获得成功；学院也以希特勒研究走向全世界，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美国高等学府。格兰德尼结婚数次，现在与不同前妻的四个孩子一起生活；现任妻子名叫“芭比特”，在一所成人教育中心担任业余教师。随着故事的发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毒气泄露事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芭比特首先开始感到难以名状的死亡恐惧，后来竟为了一种能够消除恐惧的药品献出自己的身体，与别人通奸。同时，教授的精神也迅速崩溃，在对妻子不忠的悲愤中走向暴力，在试图谋杀妻子情夫的行动中变成粘满血腥的野兽。
小说的基本结构由三条平行的线索构成：一是教授及其同事的希特勒偶像符号学研究，二是充满空间的“电波辐射”对人们的心理操纵与控制，三是毒气事件及其一种精神抑制类药物的研制。整个叙述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共分三部分四十章：第一部名曰“电波与辐射”，共二十章，类似于一部美国“学院小说”，主要再现了教授一家及其同事的日常生活片段，揭示了商品社会中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阴谋与斗争；第二部分“毒气泄露事件”，共一章，作者似乎采用了“灾难小说”的体裁模式，叙述了教授所居住的社区附近毒气泄露、人员疏散过程及其对人们的影响；第三部分是“达拉效应”。“达拉”是一种药品的名字，按照词源学分析可能是指某种“聚苯乙烯类”化学物品；该部分共有十九章，叙述了毒气泄露之后教授家庭生活的变化以及最后导致的暴力悲剧。
与传统自然主义小说一样，《白色噪音》一开始便描述了商品社会中社会主体追求生存的各种诡计。格兰德尼所创立的希特勒研究系就是其一。他把历史与文化变成一种商品，然后把这种商品通过现代社会的符号包装推向市场。作品叙述说，在创立希特勒研究的时候，院长建议格兰德尼首先要包装自己的姓名，因为作为一种符号表征，姓名对于一个人的学术声誉影响甚大。作为希特勒研究的创立者，“杰克·格兰德尼”这个名字显然不足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院长建议他选择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名字；最后格兰德尼与学院达成协议，在原来姓名的基础上增加两个大写字母，即把“Jack Gladney”改成“J.A.K.Gladney。”与此同时，院长还要求格兰德尼改变自我形象，诸如增加体重、增大身体魁梧程度等等。作者描述道：“校长最后似乎建议，如果我能够变得再丑陋一点，这会极大地帮助我的学术发展，”而且“眼镜框应该是黑色厚重的，镜片应该是墨色的，而且要留上一行浓密的胡子。”(注：Don Delillo,White Noise,New York:Viking,1984,p.17.本文引文均源自此版本，以下只注页码。)于是，希特勒研究教授就这样被包装起来，而格兰德尼“就成为整天围绕这个名字忙碌的傀儡人物。”(17)在大学校园里，格兰德尼总是以特别教授的包装形象出现，穿着学院讲袍，带着墨镜，俨然一副学者气派。关于这种市场推销学术的自我包装，格兰德尼的同事希斯坎德曾讽刺说：“你利用希特勒为我们学院带来了一件奇妙的东西。你创造了希特勒研究，你培育了希特勒研究，你使希特勒研究成为自己的专利。”(12)
希斯坎德是一个犹太人，在学院另外一个商品化的研究部门——“美国通俗文化系”或“美国文化环境系”做客座讲师。他的主要教学与研究任务是“解码美国文化的自然语言”以及“对具有欧洲背景的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享乐生活与荣耀制造一种形式方法论——例如对泡泡糖包装与清洁剂广告用语进行亚里士多德主义分析。”(9)这的确是一个荒谬的研究方向，但却吸引众多学生听课。
当代美国社会商品的渗透程度远远比传统自然主义时代要高得多。象格兰德尼教授包装历史、知识、文化一样，许多研究者在挖掘所谓的“文化残渣”作为投资的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投资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美国拍照频率最高的粮仓。”这是美国旅游业为了促进旅游收入而复制的风景点，一个“虚假的文化符号”。据说，此地曾代表一个美国文化典故，但实际情况没有人考证过。一天，希斯坎德邀请格兰德尼前往此地旅游。他们一起到那里时，旅游点已经来了许多游客，人们正在围绕这个“复制的粮仓”拍照留念，购买纪念品。作为研究美国商品与符号文化的讲师，希斯坎德只是默默无语，最后终于解释说：“粮仓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与其他粮仓有什么差异，与其它粮仓有什么共同点?我们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见过这种复制的形象，我们见过的是人们拍摄的照片。我们不可能游离在这种形象的光环之外。我们只是这种光环的组成部分。”(13)
希斯坎德的解释非常精彩。主要意思就是，“粮仓”作为人们制造的一个表征符号已经代替了粮仓本身，能指成为它所代表的事物。人们永远不会追究真正的粮仓是什么样子，人们心理的粮仓就是代表粮仓的这个符号。但是，这个符号的真正目的却是一种为资本家带来滚滚财源的旅游商品。
“粮仓”既是一个符号，又是一个完全被商品化的影像。人们在影像中忘记了现实，成为符号的“公共玩物”。当然，符号商品化最典型的例证是电视。在美国，电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宣传工具，而是一种隐含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商业宣传工具。更有甚者，电视本身作为一种媒体已经成为独立的商业企业。为了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电视公司利用观众的猎奇心理，故意充斥一些最令人震惊性的事件，如谋杀、暴力、灾难、犯罪、纵欲等。小说叙述道：“电视上全都是洪灾、地震、泥石流、火山喷发。……每一次灾难都激发我们的好奇欲望，渴望看到更多的灾难，渴望更大、更宏伟、更具有毁灭性的灾难报道。”(64)格兰德尼指出：“现在，灾难性的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工业。各种公司相互竞争看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吓唬我们。”(175)电视公司依靠向大众“出售”信息而获得巨大的利润，依靠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信息资源刺激大众的原始欲望，消费大众的大量时间，渲染给大众的暴力价值观念，最后引导观众进入媒体所制造的虚幻世界。
由此看来，德里罗小说中所表征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特征说到底还是传统自然主义小说所关注的社会生活普遍商业化的倾向：即一切都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与传统自然主义不同的是，这种商品化过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渗透到科学研究和崇高的知识领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德里罗的小说传承了自然主义小说的主题关注，但又在不同的存在领域——知识、历史、文化、数据——中找到了新的塑型模式。
二
传统自然主义把人的心理看作是一种充满原始野性与本能的物质冲动，没有神圣的灵魂。在后现代社会中，人变成一种储存信息的工具，一种影像文化控制的奴隶。在《白色噪音》中，就连人的精神活动也被看成是“一种物质活动”：人的主体性依然没有脱离物质化的本质。例如小说在叙述教授及其妻子的堕落过程中，“达拉”这种聚苯乙烯类药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据说，研究这种药物的科研机构非常相信一种名叫“心理生物学”的学科。此学科认为，所有人的精神状态以及心理过程都是一种化学反映，那么控制人类心理的各种神经都与某种化学物质有关系；治疗人类的心理疾病，如恐惧或精神变态等，均可以用这种特殊物质来实现。
小说中与教授妻子通奸的格雷博士就是这种“心理生物学”的科研人员之一。他首先把人看成是一种与低级动物类似的、可以简化成为细胞和分子的生物形式，然后用不同的化学物质来控制人的不同神经。格雷告诉教授妻子说：“我们不过是我们自己化学反应的总和而已。”(200)就连研究文化的格兰德尼教授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就是我们所有信息的总和，就象我们是自己化学反应的总和一样。”(202)
主体的物质性意味着人类可以用物质来治愈其心理疾病；诸如孤独、恐惧、浮躁这样的精神疾病都可以用化学物质来消除。更有甚者，小说人物都有这样一个普遍认识：人类的基本欲望及其导致的心理病症也可以通过对物质的占有或消费得到解决。于是，超市、购物中心、专卖店、汽车旅馆等满足人们消费欲望以及感官刺激的场所便成为当代社会人类精神的“宗教寺院”。购物或休闲完全成为一种“灵魂归宿”或“心理治疗手段；”消费与快感成为大众认可的最高价值观念，成为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欲望满足方式。每当人们在感到空虚与苦闷的时候，他们就都会想到消费。作者在回忆这种具有宗教情感的心理感受时说：
空虚感，整个宇宙的黑暗感，
万事达卡、维萨卡、美国万国宝通卡。(100)
这两句具有意象主义诗歌性质的言语把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商品消费叠加在一起，揭示了主体心理与物质满足的密切联系。另外一个类似的例证是教授的其中一个名叫“旺尔黛”的女儿。按照她妹妹们的说法：“她不断地买东西[酸奶与麦芽糖]，但从来不吃……因为她总是在头脑中想，如果她不停地购买，她就会逼着自己吃，最终会吃完这些东西。她似乎是在欺骗自己。”(7)这里，需要并不是消费的动力，相反以购物快感所产生的消费成为需要的动力。最后导致的情况是，购买时没有考虑自己的实际需要，所购买的商品往往最后成为垃圾被扔掉。旺尔黛的妹妹接着说：“这些东西占据了半个厨房，最后她不得不全部扔掉，因为东西变质了。然而，她又开始购买这些东西。”(7)
旺尔黛的消费纯粹是利用物质消除自己的心理疾病，而驱使这种行为的力量就是电视影像。正如媒体理论家维特齐尔所说：“电视是一种尼古丁或一个插件病毒程序，它隔离了人对现实的体验，固化、污染、刺激人的商品崇拜意识，导致人们精神的极端孤独，使人们最终走向顾影自怜、消极懈怠、浅薄粗俗。”(注：James B.Twitchell,Carnival Culture:The Trashing of Taste in Americ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250.)小说也叙述说，旺尔黛几乎不吃正餐，主要吃广告中说的“时尚食品”，如薯片、营养麦圈、橘橙奶酪、果冻等等；吃“购买的东西”远远比吃“母亲做的东西”更有吸引力，因为所消费的物质只有通过交换才具有旺尔黛所认可的价值。由此看来，她对商品崇拜的心理意识达到何种程度。
更有甚者，这种商品影像已经成为主体判断自我的标准。例如，广告对女性的心理操作：它依靠制造一个能够吸引大众审美心理的“完美影像”，使没有达到这种影像标准的女性陷入这种影像所制造的陷阱。脸形应该是什么形状，皮肤应该是什么颜色，眼睛应该如何明亮，睫毛如何修整，鼻梁如何手术，头发要什么洗发精、达到什么样的柔顺飘逸效果，身材应该符合什么尺寸，胸部应该达到多高多大，腰围应该精确到什么数字，臀部应该上翘多少；四肢中的手臂应该符合什么要求，大腿应该如何笔直、纤细、光滑；甚至脚部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总之，女性的身体必须全部修改，才符合广告宣传中的“完美女性的标准”。否则，女性会感觉到被广告制造的“现代标准女性光环”所抛弃。正如小说中教授的妻子在总结美国女性用品以及化妆品的广告时说：“这所有一切都是商业公司的连环宣传。防晒霜、市场推广、制造恐惧、疾病。你不可能要这个而不要那个。”(264)更有甚者，就连教授十一岁的小女儿“德奈丝”也开始注意自己的体型变化，因为“她总是不满意的是自己的臀部与大腿……。”(7)
如果说传统自然主义所表现的主体物化本质还仅表现在自我对物质的追求上，那么德里罗的《白色噪音》则表明这种物质化倾向已经到达完全“否定自我”的程度；人类自己的灵魂与身体完全成为商品符号的塑型目标；社会主体的商品化与物质化已经达到一种宗教狂热程度。
三
主体性的物质化依赖于商品符号对主体的心理内化，而商品符号对主体的内化则依靠媒体制造偶像。最后，作为纯粹符号的偶像因过分激发人类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又必然导致暴力。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商品符号化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纳粹建构符号偶像的后果有惊人的相似。作为一位研究希特勒的专业教授，格兰德尼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学术探讨重点就是美国影像文化与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间的对话。这里，德里罗文本策略最奇妙的特征就是把影像文化与纳粹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把作为商品符号学的影像文化与政治学中的偶像符号学隐喻性的统一起来。
在格兰德尼眼里，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根源与“美国拍照频率最高的粮仓”那种所谓神圣的复制品一样，都来自于对某种地方、事件、人物、物品的符号化或偶像化。例如，人们对希特勒母亲以及希特勒出生地的符号偶像化。按照作者的叙述，希特勒最崇拜自己的母亲，而母亲去世后，希特勒出生地就成为德国大众敬仰的神圣符号：“人们纷纷前来瞻仰这块圣地。……他们照相，把一些小小物件装进口袋，作为纪念。后来，大批人纷至沓来，成群结队的人们挤满了院子，高唱爱国歌曲，在墙壁与农舍饲养的动物身上绘画纳粹党旗。”(73)有人曾把这种偶像符号形成过程称作“欲望谋杀”，即群众“似乎被希特勒的声音、党歌、火炬游行所彻底催眠”。(73)而这种“催眠”一旦“成为大众认同的价值规范，就必然会导致暴力与死亡。”(注：Warren French,Don Delillo,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3,p.134.)
我们看到，纳粹主义的形成过程的确类似于“美国拍照频率最高的粮仓”的形成过程，更类似于资本制造影像推销商品及其意识形态塑形过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希特勒的个人意志或资本推销商品的意志便成为大众集体无意识中“无比崇高”的意志，人们在无数符号、影像、声音、口号、歌曲等信息的渲染中得到精神的“宣泄”与“升华”，最后变成纳粹主义“民族崇高”旗帜下的屠杀机器，或资本作用下的消费机器。
笔者认为，教授所从事纳粹偶像研究揭示了商品符号学的下列意识形态特征：一是大众在“神化暴力”过程中的情感宣泄与心理快感问题；二是消费主体在被符号或偶像控制后的自我丧失。在纳粹意识形态中，人们在丧失自我的判断力之后便成为国家与民族“崇高精神”作用下赤裸裸的暴力实施者；而在商品意识形态中，人们则在心理快感和感情宣泄中认可暴力的崇高价值。例如，教授在分析美国电视影像中的汽车暴力时说：“我认为这些汽车碰撞事故是长期美国乐观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充满了传统中的‘能干’精神”。(218)于是，他这样告诉学生：“不要把影视中的汽车碰撞看成是一种暴力行为。它是一种庆祝活动。一种对传统价值与信仰的重新强调。”(218)美国影像文化就象法西斯影像文化中的极端民族主义一样都是一种充满暴力、弘扬暴力的“民族精神。”它们都是策划、操作、控制社会主体的无意识欲望，使主体在快感过程中丧失自我判断，从而走向暴力与死亡。
希斯坎德曾解释过在偶像文化中培养起来的法西斯主义所有哲学、民族心理以及最后走向毁灭的悲剧根源。他对格兰德尼说：“我们是高等学府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责任研究各种思想流派，有责任探索人类行为的深层意义。但要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成为胜利者，看着对方那个狗杂种满地流血，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啊!”(291)与希斯坎德的理论分析相比，格兰德尼更能感觉到美国影像文化的“死亡”本质。其实，《白色噪音》最具有渲染性的主题就是“死亡”。它几乎充斥小说的每一个影像符号，所以有的批评家才把这部作品看成是“讨论恐惧与死亡的后现代主义经典著作”(注：Mark Osteen,American Magic and Dread:Don Delillo's Dialogue with Cultur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0,p.165.)。
其实，崇高与快感和暴力与死亡一直是贯穿小说的主要线索。故事开始，格兰德尼就与妻子经常探讨：“谁会先死?”(18)随着故事的发展，死亡问题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提醒。格兰德尼与妻子在床上准备做爱时说，“谁会先死?”(30)格兰德尼晚上起床，看见钟表上的数字是“3：51”，便立刻想到，“总是这样的奇数数字。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奇数代表死亡?”(47)在讲到希特勒激发群众走向战争大屠杀时，作者写到：“死亡，这些群众中许多人就是为了死亡而聚集在一起的。”(73)教授在谈到飞机降落时说：“我们是从天空中掉下来!我们下降!我们是一架灯光闪烁的死亡机器。”(90)看到科学图片、数据、电视影像、计算机图象把人的死亡数字化或图像化，格兰德尼说：“这就是以某种图形数据展示出来的死亡形式，电视上经常有这样报道。在自然与自我之间，你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分裂感。人们引入了一种符号象征系统，从上帝那里获得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科技。”(142)最后，夫妻共同得出关于死亡的结论：
如果死亡就是一种声音，那将会是怎样?
一种电子噪音。
你永远都能够听到这种噪音。所有空气中的声音。多么可怕啊?(189)
这段对话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点破了小说关于死亡的所有真理：电子噪音就意味着死亡。教授把美国消费社会所充斥的各种符号影像抽象化为一种“电波与辐射，”一种电子噪音。它象空中传播的毒气一样正在破坏我们的灵魂与心智，给我们造成一种“记忆幻觉，”(116，125，151，176等)促使我们丧失所有的自我价值。而这种电子噪音与希特勒的偶像渲染一样是一种“隐约的死亡噪音，”所以电波与辐射就成为一种“死亡语言”。于是，教授在试图谋杀自己妻子的情人之后，在超市的付款处，在那种扫描商品价格的机器中真真切切地“看到和听到了”这种死亡的声音：这种条形码扫描仪“就是电波与辐射的语言，就是死亡者向活者交流的语言。”(326)
总之，商品、欲望、符号影像在一种我们听不到看不见的物质中找到统一：这就是“电波”，就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电子噪音”，也就是“白色噪音”。这种噪音就象传统自然主义所寻觅的宇宙力量一样控制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驱使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与心理快感过程中丧失自我，成为冷漠社会中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受原始欲望与本能支配的“享乐动物”，最后在商品或偶像符号的阴谋中走向暴力与死亡。这就是德里罗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塑型的新自然主义。同时，这也引证了批评家派泽的著名论断：“自然主义在我们文学历史不同时期的出现表明，它作为一种重要的但又是通俗的文学运动生存下来，因为它反映了现代美国生活各个历史阶段的主题，也说明了它是一种合适的文学表现形式。”(注：Donald Piz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Selected essays and Reviews,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p.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