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况喻世：欧阳修《秋声赋》题旨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旨论文,新论论文,欧阳修论文,秋声论文,况喻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修的传世名篇《秋声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深远。关于《秋声赋》的主题，有学者基于“阴性文化”传统的种种创发进行清理，提出“悲秋叹老”说。①然而就欧阳修晚年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结合宋型文化柔弱感伤的特性，对具体作品进行主题方面的申说论定，难免一概而论，且与欧阳修立身行事的风格不合。因此，有关《秋声赋》作为文人悲秋赋和伤心赋的主题理解，偏于普遍性而于个体差异性未尽惬当。此外，另有学者对《秋声赋》主题的传统认识进行了梳理和提炼，值得参考，但对“针砭时事”说简单否定，难免影响相关讨论的深入。②本文不揣谫陋，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况喻世说，特为申说。 一 写作学上的普遍性与原创性原则 欧阳修写作《秋声赋》，几经改易。南宋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时，曾收集欧阳修手书《秋声赋》稿本数本，其中改易之处，虽在文法修辞，究其深心，显非泛泛之作可以拟议。本文拟从写作学角度迹其心路，考察其切入点、视野与思考力，以及话语张力。 首先，《秋声赋》先声夺人，开篇写夜晚声音之不明猝发，以波涛、风雨、金铁、行军为喻，一气鼓荡，将声音具象化，写出其强度、密度、力度、速度带来的冲击性感受，尤其是在社会现象方面暗含刑官、兵象方面的隐喻，隐约有形势、时局、人事方面的心理映射，令人印象深刻。将秋声置于明朗夜晚而非黑夜之写作切入点，利用人我错互，在闻见之间，产生间离效果，有利于感觉系统的转换。 其次，童叟问对的对话体结构，是对传统赋体主客辩难形式的创变，行文上有明暗、缓急、弛张的节奏控制。容与闲易的对话与主体自陈的心灵独白，构成作品深层次的对话结构，是作品伦理价值获得的重要途径。明乎此，有利于我们对作品题旨的进一步探讨。 再次，赋体“体物言志”的文体特性，是认识《秋声赋》义向性的关键。从体物角度看，自然之秋是认识的起点。“秋之为状”与(秋)“之为声”的敷写，体现赋体的语言盛宴，感性敷陈中透露锋芒。由声音联想刑官、兵象与音乐，结合四时与阴阳五行，借助文化语义阐发自然之秋的义向脉络与价值衍射，尤以“义气”与“肃杀”为关键词汇。从齐物角度看，新陈代谢符合自然情理。故由自然代谢之理转达人事代谢之感。体物言志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结合。人生与时局之秋“既老”与“过盛”并存的状况，涉及对当下时局的理性判断，指向现实人事的处分。文章将人与草木对照叙写，貌似对人性有所揄扬，实则检讨世人生命情态的脆弱，以此对穷其智力忧思希图侥幸的荣进之心，深加惋惜。从言志角度看，赋体的“曲终奏雅”，关联个人身份、社会现象与问题意识。故文章对世人遭受挫败之余转而归罪于“秋声”“为之戕贼”之非议责难，婉言开解。作者的写作心理，包含悲情性体认和问题性宣示。以此观之，上文承转处看似悲秋，实则别有所悲，可谓悲“秋声”之被归罪为“戕贼”之名而横遭责难忌恨，与寻常的文人悲秋的感伤意绪大为不同。而前文“胡为而来哉？”看似追溯秋声由来所自，联系后文，则又别有所指，实指秋声蒙受的怨谤，“胡为而来哉！”意在为秋声之立场——标举“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有所取则的立场辩护，具有正名的性质。 借助明代唐宋派唐顺之的文法理论“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③看这篇文章的写作特点：文章首尾以声音点染心理，掩映生姿。童叟问对的对话体结构是文章主体框架的表层形式，对世人剖白心迹是作者写作的底层情绪。以时令为经，以人事为纬，由时令关合时局时政；以秋声为表，以人声为里，见出话语交锋，显现出文章的纵深开阖度。由自然之秋的价值角色定位，转向人生、时局之秋的一体化理解，有责无旁贷、一体自任的不言之隐，反映出作者的社会意识和担当精神，体现出视点变化，笔法错综。文章最后在人性与现实的层面，坦露题旨关切和矛头所向——关乎“秋声”的是“人声”——抱憾的是世情——侥幸“争荣”和失则怨谤。从问题修辞层面看，对这一关乎世情的基本问题的感情甚至激情是深刻的主观性表达，可谓温厚而犀利。 从这篇文章的情感线索看，以惊(“异哉”)领起，以悲承转(“噫嘻悲哉”)，以叹(“嗟乎”)作结，感情饱满浓烈，像是欧阳修充满孤独和无奈，难免愤激，而又意欲有所分辨的心灵独白。但我们不应因其感情的悲郁温厚忘记作者在义理阐发上的犀利与持论严正的立场。 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地理气候，使得秋天风物多变、富于美感、动人情思。流年不永、人事怅触、人生失意的普遍意绪，使得兴秋赋咏之作，往往情动于中，言而有意。然置诸历代名家名作之中，《秋声赋》光焰具在，不可掩夺，其原创性究竟何在？窃意以为，乃作者身份使然，我本有大小之辨。欧阳修当时作为辅弼之臣，政事之重甚于文学，法度权衡乃分内之事，故于四时之中，对秋之义理于身份与职任独有领会，对时令律历有整体性的认知，因缘时政全局观，而发人之所未发，可谓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写作《秋声赋》时的社会语境，使得自然之秋具有了审美判断的独立地位，既体现出自然法则，又寄寓作者的理想情怀。《秋声赋》对秋声的象征和隐喻，揆诸人情物理，在现实层面，体现话语交锋，在理想层面，又属自况喻世。抒情性与思想性并重，意义、情感和启迪，共同构成作品的主题。 二 问题性修辞与主观性表达 《秋声赋》写于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时年53岁，就其身体状况而言，步入人生老境，衰病之余，大体不差。但此为大体而言，结合《秋声赋》的写作看，则未必可以如此坐实。经常生病，不等于天天染病，也不等于沉疴不起。从《秋声赋》开篇“欧阳子方夜读书”数语看，欧阳修既然能深夜看书，然后续有此文之作，断不至于勉为其难，至少说明此数日身体状况还算轻快。其次，该年欧阳修和刘原父作有《病暑赋》，字里行间，流露切身感受，知以“病暑”名篇，良有以也。而《秋声赋》并不以《悲秋赋》命名，说明病暑之余，未必病秋。从其描写暑热难当的种种感受看，时序代换，秋意转凉，一般身体感觉自会好受多了。不然，病暑之余，继以病秋，等于日子没法过了。 欧明俊敏锐地指出，此时应为初秋，欧阳修笔下却写出了深秋的意味。何以如此？一般归结为欧阳修的生命之感使然。关乎此，一些新发现的书简成为欧阳修日常生活的佐证材料。④可资补充的是，据吴充《行状》，欧阳修有儿八人，女三人。其中三女四男皆早卒。联系欧阳修早孤的事实，因生命的脆弱引发的哀感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也认同悲秋的意绪多少存在于《秋声赋》中，并增强了作品的自然情味。但我反对将悲秋理解为《秋声赋》写作的情感基质。事实上，欧阳修意在以精劲之笔，写出秋声之锐气，先声夺人。我们从文章别出心裁之处，可以看出此种命意。 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欧阳修自至和二年(1055)开始，仕途平顺。而嘉祐四年，接近于事业的巅峰，当大用之时，身膺重寄。以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刊修《唐书》，兼判秘阁秘书省、上轻车都尉、乐安郡开国侯，先后摄太尉行事与摄侍中行事。除了主持朝廷一些重要祭祀礼仪活动外，一个重要的任职就是充御试进士详定官。⑤这无疑是关于人才选拔的一个重要任命。 此前，嘉祐二年正月癸未，权知礼部贡举，后经磨勘任为右谏议大夫。嘉祐三年三月甲午，同陈旭考试在京百司等人。可见，嘉祐以来，掌管言路，甄拔人才和考核百官，皆是欧阳修责任重大且无比尊荣的重要任职。依照欧阳修向来的行事风格，非徇禄取容以自求便安，对于积弊勇于“更张以救之”，自然易将自身置于舆论漩涡之中。 如嘉祐二年知贡举时，流行太学体的险怪文风，如《谥议》所言：“天下文物繁盛之极，学士大夫竞夫锼刻组绘，日益靡靡，以汩没于卓诡魁殊之说，而不复知淳古之为正也。”⑥欧阳修力矫其弊，黜落当时的风头人物刘几，录取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苏轼、苏辙兄弟，利用科举促使文风转变，此举引起士林学子的普遍震动。“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⑦引发舆论反弹，自是意料中事。虽然促成文风转变，而具有高度话题性的具体问题通常会在高层和个体之间引发争论，其间欧阳修所承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 《秋声赋》写作于身负如此使命的背景之下，因此，文中的矛盾点可以视为欧阳修对时代命题和相关舆论的重要回应。 《秋声赋》云：“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其中，“商，伤也。”“夷，戮也。”此种语义解释属于宋学的发挥，并非严谨的训诂，是非常主观性的表达。“物过老而悲伤”，既是对生命情态的体认和传达，也是对王朝政治钝化的警示。“物过盛而当杀”，则是基于时序代换、盛极衰陈的自然变易之理阐发治道，也是充御试进士详定官，身当铨衡之际必严芟汰的职责所在，矛头直指文官冗滥、士人趋附的社会现象。 文官冗滥本是“庆历新政”早就意欲解决的弊政。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的十项建策中，有四项关系到人才进用与官员遴选：“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⑧。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八论范仲淹《应诏十事》，指出“精贡举”以下八项皆为国家所常行，十事中的关键举措，“惟明黜陟、抑侥倖，最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⑨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的支持者，深知“时天下久安，上下失于因循”⑩乃问题所在，才会对五代以来因循苟且的政治士风加以抨击；深知表面上的“天下文物繁盛之极”并非“太平之象”，才会反对真宗朝以来宣扬谶纬神学、颁示徵祥的外交策略，甚至发出“四海骚然”的警世言论(11)。事实上，当时兵警于外，民困于内，文官冗滥，流俗躁竞。这是经史博综、深明易理、善于论政、公忠体国的欧阳修所不能忽视的。 经历庆历新政的挫败之后，欧阳修早在皇祐二年(1050)，对庆历革新有过深刻的反思，彻悟到：“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无沮改，则实难；裁冗长、塞侥倖非难，然欲其能久而无怨谤，则不易。为大计，既迟久而莫待；收细碎，又无益而徒劳。”(12)事实上，欧阳修的“裁冗长、塞侥倖”，与范仲淹的“明黜陟、抑侥倖”同义，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最为庸人重害”，影响浮竞之人的核心利益，难免招致怨谤。欧阳修的反思无疑是自身政治经验的重要总结，同时也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舆论的困扰。所著《感事》诗，有感于“众欲苦无厌，有求期必获”，对来访的“朱门客”，“强颜悦憎怨，择语防仇敌”，深知“风波卒然起，祸患藏不测”，对世情利害和富贵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13)联系起来看，《秋声赋》中那段饱含感情的议论文字：“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世人穷其智力忧思争取荣进，力所未逮而不知适可而止，则无异自戕。如此劝诫，可谓情辞恳切。“裁冗长、塞侥倖”，关系甚大，事非得已，势在必行。经历过嘉祐二年知礼部贡举的风波之后，也深知世情利害，动辄得咎、怨谤随之的情状，恐怕在所难免。既然身居高位，体恤民情也是应有之义，因此勉为开解，多少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士人雅量和“平心无怨恶”的政治家胸怀。 其子欧阳发等述《先公事迹》称：“自嘉祐以后，朝廷务惜名器，而进人之路稍狭。先公屡建言，馆阁育材之地，宜盛其选，以广贤路。遂令两府人各举五人，其后中选者十人。”(14)可见“裁冗长、塞侥倖”是嘉祐政治调整的重要举措，而欧阳修是重要的推动者，有着具体的针对性。嘉祐以后，朝廷用人政策趋紧，有些矫枉过正，欧阳修适时建议朝廷储备人才，以广贤路，则体现出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务实作风。我们不能忽略的另一事实是，欧阳修一生以奖进贤才为己任。 反观前人有关《秋声赋》主题“悲秋说”的主张。清林云铭(1628-1697)《古文析义》分析详悉：“总是悲秋一意。初言声，再言秋，复自秋推出声来，又自声推出所以来之故。见得天地本有自来之运，为生为杀，其势不得不出于此，非有心于戕物也。但念物本无情，其摧败零落，一听诸时之自至。而人日以无穷之忧思，营营名利，竞图一时之荣，而不知中动精摇，自速其老。是物之飘零者在目前，有声之秋；人之戕贼者在意中，无声之秋也，尤堪悲矣。篇中感慨处，带出警悟，自是神品。”(15)林云铭将《秋声赋》作为一个内省性而非社会性指向的文本来分析，忽略了作品的现实指向。 胡方磊文根据宋代张纶(？-1085)《林泉随笔》和近代毛庆蕃(1849-1927)《古文学余》论《秋声赋》与王安石新法相勾连，提炼出“针砭时事说”。此说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与写作背景不合指向有误，似不值一辨，其实有着部分合理性，能够给我们思考《秋声赋》的时事缘起提供启示。 嘉祐四年，就欧阳修的事业而言，是位望显达、接近权力巅峰的时期，乃得志之秋，非失意之时。文章流露的孤独感，乃在于意欲开释因自身选拔人才可能带来的失意者的怨怼情绪，而非自身对执政当局表达骚怨情怀。因此，需要指明的是，“针砭时事说”不同于惯用的说法“针砭时政说”，对欧阳修写作《秋声赋》而言，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 自况喻世：以“秋声”回应“人声” 《秋声赋》何以就“秋声”取义？首先，一个值得注意的关联现象是，欧阳修知音。 庆历七年(1047)作的《送杨置序》称：“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文章摹写琴声变化，有“风雨夜至”语。(16)据《年谱》，欧阳修写作《秋声赋》的同一年，即嘉祐四年六月甲申，删定《景祐广乐记》。(17)熙宁二年(1069)跋文《书琴阮记后》称：“景祐三年(1036)，孙植赠以琴阮。为夷陵令时，得琴一张于河南刘几。后做舍人，得琴一张，乃张越琴也。后做学士，又得琴一张，则雷琴也。”“官愈高，琴愈贵，而意愈不乐。”(18)欧阳修表面上论琴，实际上有所兴寄。景祐三年，欧阳修贬官夷陵，遭受人生第一次重大挫败。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事宜。欧阳修郁郁寡欢，或与政局动向有关。熙宁三年改号“六一居士”，“六一”之中“有琴一张”。说明私人生活中，音乐上独好琴声，非指仅有琴一张，实有琴三张。嘉祐七年曾作《三琴记》。(19)又，据《宋史》本传，其子欧阳发，“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钟律之说。”(20)这些情况表明，欧阳修以“秋声”名篇，开篇警觉风闻，对声音的摹写，涉及视觉、听觉、触觉的声音记忆与音响想象，文中结合乐理进行发挥，与其音乐方面的修养不无关系。 其次，从其创作活动看，存在一系列写声音的作品，因其对声音的敏感和对舆论的关切，可视为《秋声赋》的互文性文本。 在这些作品中，欧阳修对舆论力量的关注和对话语权的反思，成为一个切身体己和充满交锋的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说，《秋声赋》对声音的敏感，映射时局和人事，关系自身立身行事，并非偶然。结合其庆历六年贬官滁州任上写作的《啼鸟》诗、嘉祐元年所作的《鸣蝉赋》，以及治平三年(1066)所作《憎苍蝇赋》，我们对写于嘉祐四年的《秋声赋》，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啼鸟》写到谪居山城的寂寞，以及花开鸟语、众鸟嘤鸣带来的心理慰藉。诗句：“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21)写出因言官论及被贬带来的对声音异乎寻常的心理映射，出语真率，见其为人。《鸣蝉赋》在反思“万物好鸣”，感慨话语权因时而异的同时，难免自矜，有所寄望，“长鸣于百世”、“为乐以自喜”，(22)类似的表达，多少流露出命世之意，反映出嘉祐年间，欧阳修进入政治生涯黄金时期的心理状态。《憎苍蝇赋》卒章显志：“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23)针对濮议中御史吕诲及范纯仁、傅尧俞、赵瞻、赵鼎对其论列不已的情况表达愤懑。上述诸作皆与声音相关，虽然发端不一，但在写作上都属于“变化开阖，因物命意”(24)，与舆论力量和话语权存在一定关联。嘉祐四年欧阳修另有一首《啼鸟》诗，序曰“崇政殿后考试举人卷子作”，结尾云：“可怜枕上五更听，不似滁州山里闻。”(25)虽然同为听闻鸟鸣感兴而作，但因境遇不同而别有怅触。欧阳修奉敕撰《唐书·纪·志·表》，“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26)修《唐书·礼乐志》，关心的也是时政和治道。 可见，《秋声赋》不以“秋风赋”或“悲秋赋”为题，除为了避免文人悲秋的常调和误会，有文字上立意尖新的考虑外，也与欧阳修直道而行的个性气质、自持风节的人格追求和意欲“有所建明”的政治理想有关。 据《先公事迹》：“先公天性劲正，不顾仇怨。虽以此屡被谗谤，至于贬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顾惜，尤务直道而行，横身当事，不恤浮议。是时，今司徒韩魏公当国，每诸公聚议，事有未可，公未尝不力争，而韩公亦欣然忘怀，以此与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众议未合，公亦往返折难，无所顾避。尝一日独对，英宗面谕公曰：‘参政性直，不避众怨，每见奏事与二相公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其语更无回避。亦闻台谏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时语，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务抑绝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面为其人分别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谤，而公安然未尝少卹。尝称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27)又如欧阳修去世后朝廷《谥议》说：“排左右持禄取容之虑”，“天性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分别贤、不肖，不避人之怨诽狙嫉，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28)可见，欧阳修议论锋发，不避俗怨，在习惯察言观色、谨言慎行的官场上无疑过于棱角分明；而敢于任事、不留余地的行事风格，也与左顾右盼、居间取容的官场积习迥然不同，这使得他置身于舆论的风尖浪口，成为箭垛式人物。 再次，从欧阳修的仕宦经历看，数度身居谏列，直言极谏，置身舆论漩涡在所难免。 欧阳修37岁知谏院，行右正言，51岁任右谏议大夫。又曾知制诰，任翰林学士，在侍从八年，二府执政前后数度与台谏官交锋，有着遇事便发、直言无隐的耿介个性，“言无畏避”，“言事感激”，直言极谏是其干政议政的一大特色。仁宗开言路，修政事，欧阳修得其知遇和重用，这是人生的幸运；也因黑白分明，不愿因循苟且，置身于舆论中心，遭受怨诽，难免因言贾祸，经历人生的重大挫败。一生中数度遭受言官的弹劾，甚至再三被诬蔑构陷，(29)终不以此改节。 欧阳修30岁时，范仲淹言事忤宰相吕夷简，被贬知饶州，欧阳修《与高司谏书》切责高若讷作为谏官的不作为，结果自身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30)40岁时，因张氏甥女案，被谏官钱明逸论及，被贬滁州，深层原因在于知谏院时的肆言弹击和《朋党论》的撰写，招致反对势力的打击。50岁时，因敢于言事得到仁宗的特别信赖，也曾借《鸣蝉赋》对自身禀赋性情有过自矜，同时也有对“万物好鸣”的反思。60岁时，因支持中书省濮议主张，招致台谏派的攻击，被认为是“首开邪议”的主议者，成为标靶。每隔十年，波回浪迭。欧阳修的直肠子和炮筒子性格，不避俗怨的言论主张，自然会鼓荡世情，演绎出不同常调的人生交响。由此看嘉祐四年《秋声赋》的写作，无疑是其身当铨衡之际，对舆论力量和相关关切的一种回应。由于身膺重寄，文章也表露出沟通和对话的诚意，从而使文章体现出“特立于世，能同于人”(31)的艺术风貌，感性而不失原则。 作品首尾对“人声”的隐微表露，关系到舆论力量和世情利害。欧阳修刚正立朝，奋力用世，时思报效，故以“秋声”自任，为此前作为谏官，和此时身居铨衡，为官严正，论事切直，一概不假借通融的立场辩护。在他人看来，肆言弹击，到处拿人开刀，不留情面，弄得愁云惨淡，一片肃杀之气，让热衷于仕途有望进用的人，横遭逆折，甚至终身被废，是不是行事偏激，过于专断了？在欧阳修看来，世风浮竞，人人贪恋势位薰灼，热衷功名荣进的分外之想，就该降温。人才选拔，官员磨勘，就该将不合格的人员芟汰出去，这也是清明政治所需要的。如果人人往一条道上挤，势必造成机构臃肿和资源浪费。既然文官冗滥由来已久，政治钝化，机构庞大，裁抑关系大局，在所难免。自己深知如此主政是有杀伤力的。人多怨诽，己所不欲。种种误解、责难甚至忌恨，必要的时候需要开解，并非自身不懂体恤。作者绵历世事，深知纵使开解，不等于良苦用心就能得到理解。奈何如之。如此心绪，透露出无处倾诉的孤独感。因此，居官强毅、自持风节的欧阳修以“秋声”名篇，是符合文法修辞“适应题旨情境”的“极值原则”的(32)。 四 余论 从时令看，《秋声赋》的写作体现了作者的时间意识、生命意识和历史意识；从意象思维看，借用原型批评的话语“秋天的神话是悲剧”，(33)作者内心的悲悯情怀与同情之理解绾结在一起，看似悲秋而别有怀抱；从音乐的角度看，文章情感意蕴丰富，类似交响乐篇章结构呈示部和再现部出现的第一、第二“主题”(即“乐思”而非通篇乐章的主题)的转换。《秋声赋》内部的声音诉诸“对话体”结构，可视为中国文学文本繁复性的一个典例。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看到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的寂寞与坚持，悲悯与强毅；看到作为学问家的欧阳修于前事分别善恶，“美刺”而兼“劝戒”，于经术去取上的淑世愿望(34)；看到《秋声赋》作为文学名篇，在对话体形式之下的自我辩护与心灵独白；看到作者秋兴的自况兴寄和喻世遣怀；看到作品曲体人情所传达的“特立于世，能同于人”的精神风标。这是作品感发人心的力量所在，也体现了作家职任所系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欧阳修认为文学可以润身，而政事可以及物，对政事的重视不亚于以文学立身。《秋声赋》对秋之命意与对秋声的理解，是符合儒家“仁者必有勇”、刚而能断的名臣伦理的。欧阳修的为官经历和舆论影响，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建构也是很有启发的。 ①欧明俊：《欧阳修〈秋声赋〉的文化解读》，《文史知识》2006年第10期。 ②胡方磊：《欧阳修〈秋声赋〉主题历代评价之再认识》，《安徽文学》2009年第7期。 ③唐顺之：《荆川集》文集卷十《董中峰侍郎文集序》，四部丛刊景明本。 ④欧明俊：《从新发现的96通书简看欧阳修的日常生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3期。 ⑤胡柯编《欧阳修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以下简称《全集》)附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11-2612页。 ⑥《谥议》，《年谱》“熙宁七年八月”附录，《全集》附录卷一，第2622页。 ⑦欧阳发等述：《先公事迹》，《全集》附录卷二，第2636-2637页。 ⑧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治体》，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3-531页。 ⑨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八《皇朝文鉴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16-717页。 ⑩《先公事迹》，《全集》附录卷二，第2631页。 (11)见庆历三年《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又，嘉祐五年有《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修《新五代史》，改《五行志》为《天官志》，立意相同。 (12)《与田元均论财计书》，《全集》卷七十，《居士外集》卷二十，书二十首，第1014页。 (13)《感事四首》其四，《全集》卷九，《居士集》卷九，古诗三十首，第143-144页。 (14)《先公事迹》，《全集》附录卷二，第2639页。 (15)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清咸丰八年刻本。胡方磊文已提及。 (16)《送杨置序》，《全集》卷四十四，《居士集》卷四十四，序二，第628页。 (17)《年谱》，《全集》附录卷一，第2611页。 (18)《书琴阮记后》，《全集》卷一百五十五，补佚卷二，序跋，第2575页。 (19)《三琴记》，《全集》卷六十四，《居士外集》卷十四，记二十首，第943-944页。 (20)《宋史》本传，《全集》附录卷二，第2655页。 (21)《啼鸟》，《全集》卷三《居士集》卷三古诗，第41-42页。 (22)《鸣蝉赋(并序)》，《全集》卷十五《居士集》卷十五赋五首其二，第254-255页。 (23)《憎苍蝇赋》，《全集》卷十五《居士集》卷十五赋五首其五，第259-260页。 (24)吴充：《行状》，《全集》附录卷三，第2693页。 (25)《啼鸟》，《全集》卷七《居士集》卷七古诗，第118-119页。 (26)《先公事迹》，《全集》附录卷二，第2628页。 (27)《先公事迹》，《全集》附录卷二，第2638页。 (28)李清臣：《谥议》，《年谱》“熙宁七年”引录，《全集》附录卷一，第2622-2624页。 (29)可参刘思祥、周陶：《欧阳修两次被诬始末与思考》，《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按，欧阳修至少三次被诬。 (30)《年谱》“景祐三年”，《全集》附录卷一，第2599页。 (31)《年谱》，《全集》附录卷一，第2609-2610页。嘉祐二年转右谏议大夫，《制词》：“忧天下之心，物议许其恳到；徇国家之急，朕志知其勇为。矧夫统体之文，绰有雅健之气。特立于世，能同于人。姑用岁劳，升为谏长。” (32)陈望道提出修辞的“极值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一是“运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二是“适应题旨情境”。见刘斐、陈昕炜访谈、整理：《陈光磊先生访谈录》，《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4期。 (33)[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等：《喜剧：春天的神话》，傅正明、程朝翔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34)《先公事迹》，《全集》附录卷二，第2626-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