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是指导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理论法宝。它的产生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扶贫实践过程中汲取了中外扶贫思想的理论要素，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渊源。
关键词：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消除贫困思想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基点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从制度层面关注和分析资本主义贫困问题。184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们贫困思想的起点。他们还研究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精神贫困和物质贫困等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解剖和批判，指出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贫困和剥削的手段。尤其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教育提高人的能力素质等消除贫困的有效路径。这一宝贵的理论遗产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石。
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扶贫思想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础
我国扶贫开发过程中，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推动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也提出并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
（一）毛泽东扶贫思想
在贫困及消除贫困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坚定领导力量，全体中国人民尤其农民群众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合作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共同富裕”理念，并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设想：“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二）邓小平扶贫思想
在扶贫战略目标方面，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扶贫的战略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际上，这也是扶贫的手段。
邓小平主张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贫困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扶贫的关键。“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邓小平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摆脱贫困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从1977到1993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制度性贫困以及中国反贫困的总体战略，主张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进程中消除贫困，初步形成了新中国扶贫思想体系。
（三）江泽民扶贫思想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以江泽民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扶贫思想体系。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下个世纪继续开展扶贫开发，要首先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巩固扶贫成果，使已经解决温饱的人口向小康迈进，同时在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项工作，必须同我们对下个世纪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结合起来，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因此，在农村组织扶贫开发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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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贫策略方面，江泽民强调，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江泽民还提出，“必须把扶贫资金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减少一切可能消耗扶贫资金的中间环节。”。扶贫瞄准对象由贫困地区转变为贫困人口，推动了中国农村扶贫战略的根本调整。
将农村扶贫开发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党的队伍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人权事业建设以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结合；重点强调五个坚持，即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科技先行、坚持正确领导、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可持续发展。这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扶贫思想的时代特征。
（四）胡锦涛扶贫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赋予了反贫困新的内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胡锦涛多次指出扶贫开发要“以人为本”，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开拓了反贫困新的路径。胡锦涛系统阐述了扶贫开发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即“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农村建设要和反贫困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描绘了反贫困新的目标。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为21世纪中国反贫困事业提供了新的目标方向。
实现科学发展，彰显了反贫困新的战略。胡锦涛在具体扶贫策略上坚持全方位扶贫开发的理念和政策，在农村视察和调研工作中始终强调做好扶贫帮困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求建立全方位帮扶体系，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坚持专项扶贫与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思想。
习近平就是继承了历代领导人的反贫困思路，经过反复实践上升为理论体系，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
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提供了历史营养
（一）大同思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出自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民劳》。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在劳动和生活中渴求美好的小康梦。《论语•季氏》中讲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礼记•礼运》中也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勾勒出了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
（二）民本、仁爱（兼爱）思想：
从西周时期开始，人们对于天命的理解就已经与民意、民心联系在了一起。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思想，这样就形成了扶危济困的基本动机以及由此必然带来的尊老爱幼、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等思想和行动。
兼爱思想的代表者墨子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在于“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发展慈善事业，使“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仁爱””兼爱“等思想孕育着中国古代对于贫困的观念，扶危济、改善民生，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追求。这些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的历史文化内容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总而言之，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和中国化的反贫困理论，汲取了中国的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素养，为我国加快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论文作者:王传敏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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