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中的‘列宁思路’及其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更是直接影响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我们在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特别要学习和掌握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若此，就能更深刻地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继承性和创造性，就能更连贯而准确地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小平发现：“列宁的思路比较好”
邓小平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集中思考和探求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1991年8月， 邓小平讲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要真正做到“两个搞清楚”， 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就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即“老祖宗不能丢”。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 〕二是不能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原有的某些结论。因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要达到上述两方面的要求，结论就只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
要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的变化和发展，抓住他们发展理论的时代脉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英、法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但在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并未实现。其后，马克思又曾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俄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得出了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和俄国保留农村公社制的前提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峪”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峪”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在他们在世时也并未实现，直到本世纪初由于俄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由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在资本主义体系比较薄弱的俄国首先取得了胜利。在俄国胜利后的三十年前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欧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设想才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获得了广泛的证实。
革命是胜利了，但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面临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回避的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课题。为此，各国共产党人都曾进行过诸多探索，其中列宁作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列宁曾把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称为“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会遇到许多困难，遭到许多牺牲，犯许多错误，这是一桩书上读不到的，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新事业。 ”〔4〕列宁还曾把探索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比喻象“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列宁说：“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5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高兴地得出了两个崭新的结论。一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6〕二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 “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7〕这证明，列宁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 就在着手解决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收获。列宁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
对于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十分拥护和认真坚持的。邓小平在担负起领导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后，在反思我国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扫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把眼光集中投向了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的新思想，发现了“列宁的思路比较好”。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8 〕这是因为后来斯大林借口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退却”，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在探索中邓小平找到了列宁的新思路，就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了新的航向，注入了新的活力，用列宁的思路结合中国的实际，就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对列宁新思路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从“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的思想到“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真理标准论的创造性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指出：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和不可战胜性，就在于把劳动者引上了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他鼓励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应大胆探索和创造，应牢牢记住“事在人为”这个真理。列宁说：“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9 〕列宁还说在实践中创造的“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10〕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干的事业，是一桩书本上读不到的、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新事业，要办到这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多搞试验，同群众一起，“这也试试，那也试试”，“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11〕。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曾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可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旧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一本书提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任何理论、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探讨过”〔12〕。列宁不固守马克思主义已有的论断，而是坚持“一切都在于实践”，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从而创造出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用新的结论来补充、修正或取代原有的结论，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我国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由于“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徘徊的局面。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1977年他还没有出来工作时，便对中央的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13〕他明确表示：是坚持还是反对“两个凡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关系到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到中国是否实行改革开放、继续前进。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就是以批评“两个凡是”，讨论真理标准为其开端的，从此开创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可以说，在邓小平倡导和支持下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既是坚持了列宁关于“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的思想，又是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宣言书，是社会主义事业新长征的新起点。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展开以后，我国面临着极其深刻的变化：要改变过去坚持的一些旧体制，破除一些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建立一些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社会、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央和地方、条条与块块、地区与部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权力和利益，都需在新的形势和新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或重新安排；经济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阶层、集团原有的经济利益受到冲击，另有一些集团、阶层的新的经济利益格局开始形成；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要让位于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等。在社会深刻变动的势态下，要不要变以及如何变，便成了世人注目和议论的热点。在这里，需要用比实践标准更为具体的标准去检验新的认识和理论。于是，邓小平提出了检验社会变动及其实践好坏的生产力标准。它更有利于人民掌握和操作，体现了真理标准论的深入性和实践性。
早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时，邓小平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4〕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987年3月27日， 邓小平对一个国家的元首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其中一条就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根据邓小平多次阐述过的观点，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论”，作为党的一个基本理论，并从理论上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用以作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的有力武器。生产力之所以成为检验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来决定并判断的，因此，生产力标准应该是判断社会生活是非的最根本的和最主要的标准；另一方面，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介入社会领域后，通过社会活动的“中介”，便具体转化成了生产力标准，所以，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深化和具体体现。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在取得了丰富经验并进入新阶段的时候，邓小平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思想疑虑，提出了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标准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围绕着姓“社”姓“资”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思想疑虑和模糊认识，如改革姓“社”还是姓“资”，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社”还是姓“资”，对外开放办特区姓“社”还是姓“资”，搞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等。甚至连一些外国的政治家和执政者都认为，中国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妄想使中国成为他们的伙伴或附庸。为了澄清是非，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5〕“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着眼于社会的实际效果，摆脱了过去把那些并不损害社会主义本质的有益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拒绝的错误观念和做法，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得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活力进一步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既是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发展，又是理论上的一次突破和前进。
从列宁的“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到一切都应由实践来检验，是一次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与深化，再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更是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论的创造性发展。“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真理标准论的不同层次或层面，反映了人类对认识领域、社会领域和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和更加特殊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反映了社会的真实进步和人民的真实利益，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人民利益标准。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总是反复强调，我们的政策、措施对不对是有标准的，那就是看“人民是不是得到利益”，“人民是不是满意”，“人民是不是拥护”，“人民是不是答应”，“人民是不是赞成”，“人民是不是高兴”等等。总之，人民高兴，国家高兴，我们的国家就发达起来，我们的事业就是正确的！
“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过去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盛行过的“制度标准”和“政治标准”的否定。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奉行过“制度标准”，即凡事都要问一个姓“资”还是姓“社”，凡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好的、都要坚持，凡认为是资本主义的都是坏的、都要反对，使姓“资”姓“社”的问题成了衡量社会主义一切思想、言论、行为的根本标准。我国还盛行过“政治标准”，其突出表现是事事都要“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政治高于一切”，“政治决定一切”。于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凡是不符合“政治标准”的就被斥为“经济主义”、“物质刺激”、“唯生产力论”；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把“政治标准”作为评价一个人、一部作品、一门艺术、一种学术思想的尺度；甚至用它去干预自然科学，简单粗暴地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科学殿堂上演出了一幕幕闹剧。“制度标准”和“政治标准”将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和内容丰富的政治涵义简单化和凝固化了，将原则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把书上写的、革命导师讲的看得至高无上，奉为金科玉律，用以裁剪社会和生活，这实质上则是“两个凡是”的表现。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模式，它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离开了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探索社会主义，就会失去正确的目标和方向。因此，“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应该成为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它们为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探寻适合生产力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本质揭示
列宁在苏俄转入经济建设后，严厉批评了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挑起的政治争论，“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在转入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他多次告诫全党：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空谈政治的不良现象，列宁大声疾呼要少唱点政治高调，少来点假冒的共产主义“原则”，“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
早在1979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顺利地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改革的轨道上来。经过实践，党的十三大总结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初，邓小平更加坚定地告诉大家：“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基本路线管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在这期间要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住了它，就抓住了关键。这是对列宁“多搞些经济”的思想创造性发展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本质反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反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意义有两条：一是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二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可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中的独创性贡献。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又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蓬勃生机的生长点；它既寓托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又包含了内容广泛的政治意义，是理论和现实、经济和政治的共同载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最基础的一环，舍此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更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列宁在1921年曾经讲过，“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还遗留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即“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16〕。对一旦出现政治上的危险和错误时，还要不要“多搞些经济”，列宁对此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正面或直接地回答。这也为后来斯大林很快结束新经济政策并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了口子。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尚未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圆满地解决了。邓小平在认真总结过去国内外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17〕毛泽东也曾几次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实现。历史经验证明，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要事先制定预防各种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干扰的战略措施，使得一旦出现政治上的“危险”、“错误”或干扰时，能够及时排除，继续前进。邓小平为此作了种种预测，采取了各种措施。他根据中国根深蒂固的东西是“左”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或右都会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甚至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认为即使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仍然要坚持，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对于外敌入侵，邓小平分析世界大战短时间内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了也不怕，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干扰，邓小平当时明确表示，要排除干扰，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8〕结果，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不但没有停滞、收缩，反而更加生机勃勃地大踏步前进了；当苏联、东欧发生急剧变化时，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对于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9〕由于我们紧紧地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埋头做好自己的事，在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顶住了、发展了。由于我们排除了来自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等方面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干扰，使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验更丰富了，理论更成熟了，在实践中发展了列宁的思想。
从“不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到“不搞争论”，为摆脱社会主义传统思维模式找到了新对策
俄国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多次挑起争论，这些争论集中在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当时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宗法式的自然农民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反对派不顾这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事实，片面地取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并将二者抽象地对立起来，用以反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特别反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列宁对他们叫嚷的“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他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0〕
列宁在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除了受“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外，还受到了来自其他“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具有右倾思想的“路标转换派”认为，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承认社会主义“失败”，是转向资本主义。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也十分严重，一些人用“左”的眼光审视布尔什维克和新经济政策，叫喊“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容许租让和国家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他们称列宁领导的党是“右的布尔什维克”，改变工农政权性质了，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有的诗人还写出了莫斯科“从前是整洁、美丽；现在是买卖、投机”的牢骚满腹的诗句。面对这些干扰，列宁的回答是：“这一点并不是用什么理论分析，而是用实践来证明的，我以为实践比世界上任何理论上的争论更重要”〔21〕；“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行动。”〔22〕争论和空喊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那样不可能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
中国刚改革开放时与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相似。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许多意见“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23〕。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即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更“不搞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24〕
“不搞争论”起码有两条理由：一是可以抓住机遇，争取时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抽象的争论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邓小平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机遇难得。“机遇”是从发展和实践中出现的，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就必须有对国内外发展情况的深刻洞察和敏锐果断的举措。所以，邓小平认为：目前国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大家都希望集中力量把现代化搞好，这是我们发展自己的主观有利条件；在客观上，目前大战一时打不起来，这使我们在国际上有很大的活动和回旋余地，我国现在的周边环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有利时机。邓小平十分珍惜这些条件和机遇，明确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25〕我们不搞争论，就是要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否则就会坐失良机，贻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
“不搞争论”，还在于那种非“社”即“资”的思想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它脱离具体的实际，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邓小平以引进外资为例，专门批评过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26〕可见，同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人争论，不会争论出个什么结果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和成就，就是不搞争论的最好说明。“经济特区”本是我国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好形式，是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学校，它对于推动经济发展、训练和造就人才有着巨大的作用。但这种正确的举措一开始就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心和疑虑，在经济特区的属性问题上争论不休。当这些人还在那里“坐而论道”时，邓小平避开争论，于1984年到南方对三个经济特区进行实地考察，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确定了今后发展的方向：“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继续建立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等经济开发区，而且陆续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4 个沿江城市和19个省会城市，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以及内陆的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雄辩的事实，既证明了“不搞争论”的正确性，也是对某些人的“怀疑”和“担心”的最好回答。
不搞争论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可能出现问题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忽略或放弃了后者。1987年，邓小平对人们议论最多的雇工问题表明了意见。就一般意义讲，雇工就意味着剥削，它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悖的，理所当然地要反对和清除。在邓小平当时看来，对这个问题不争论但应引起重视。他说：现在雇工的数目很少，可以再看几年，目前不要去动它，但这个问题终究还是要动的，至于究竟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对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也十分注意。他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还清醒地意识到，在改革开放中，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因此，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但是，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邓小平关于雇工和两极分化是有悖社会主义本质的两大问题，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办法来解决的思想，突破了列宁关于不要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的思想模式，发展了要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从而体现了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坚定性与政策灵活性的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风范，体现了总设计师高超的领导艺术。
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新航道
1922年3月， 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宣布：“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列宁的一次英勇尝试。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利用资本主义成熟的经济组织形式，创立了租让制、合作制、代销制、租借制以及合营公司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较长期存在，利用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调节生产和分配，通过商品流通和合作社来巩固工农联盟，把小生产者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注意贯彻个人利益原则。其核心就在于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学习、利用、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使非社会主义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列宁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采取新经济政策这一新途径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决意要继续实行下去，并且认为这“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将来“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27〕。列宁的预言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昂首前进，在原有的经济、文化异常落后而又拥有众多人口的情况下，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不少曲折。邓小平分析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并透视了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的徘徊局面，从而清醒地意识到：照原有的路子走没有前途，必须沿着列宁的思路另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并逐步提出和形成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集中体现，使得中心和目标都明白无误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邓小平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了实行全面改革的任务：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目标清楚，而且道路也十分明确。如果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是打破了“坚冰”，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是开通了一条正确的航道。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改革开放看得非常重要。一方面，从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搬用别国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了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改革，我们就不能摆脱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所以，邓小平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28〕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既是发展生产力也是解放生产力。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设备；就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还突破了过去所谓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框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能积极参与世界大市场的角逐。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十多年的成就和经验表明，我们搞改革开放，路子走对了，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既在理论上初步弄清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步骤、根本任务等问题，又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使之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在分配制度方面，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最终将走向共同富裕；在经济结构方面，逐步摆脱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内向型结构，形成了以工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结构，缩短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间；在运行机制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初步建立起了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从信息到技术、从劳务到资金等一整套市场体系；在微观方面，企业按照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模式，努力降低成本，严格经济核算，建立起了多种经营责任制；在宏观方面，初步建立起了国家调控体系，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长远战略目标和速度，以及重大的比例关系等，通过计划控制和法律的手段、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来调控和制约。目前，我们又在积极推行经济运行中的两个根本转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入更加健全的轨道。总之，我国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
通过对列宁和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我们可以从理论的一个层面上看到，邓小平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列宁和邓小平两人都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理论存在于马列主义理论之中，而不是游离于其外；这个理论中的许多东西，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本上都找不到，是前人没有做过，其他国家也没有干过的，它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而展开的方方面面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理论的突破、社会的进步、实践的发展、人们思维的演进等，都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它姓“社”不姓“资”。我们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航路一定会驶向胜利的彼岸！
注释：
〔1〕〔2〕〔3〕〔8〕〔15〕〔18〕〔19〕〔23〕〔24〕〔25〕〔26〕〔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369、291、139、372、307、321、372、374、375、373、236页。
〔4〕《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0页。
〔5〕〔6〕〔7〕〔12〕〔16〕〔20〕〔21〕〔22〕〔27 〕《列宁选集》第4卷，第595、587、582、626—627、444、525、663、559、 692页。
〔9〕〔10〕〔11〕《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400、503页。
〔13〕〔14〕〔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12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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