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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7)06-0104-09
人类自从有了社会性的群居生活，便产生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存在是社会竞争与斗争的结果，也是促进个体与社会群体积极向上、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极端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又是社会动荡和暴力产生的重要根源，历史上大多数的战争和社会冲突都跟对社会经济地位极端差异的反叛有关。
在当今世界，随着某些群体或个人由于各种原因财富与权力的快速积累，在不同国家之间、在同一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都有快速扩大的趋势。而在我国当前，由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分配和调节制度的不完善，这种差异更是愈拉愈大，如何应对这一现象以保证社会的和谐公平发展、保证每一社会成员的健康成长、幸福生活是摆在我国政府和研究者面前一项重要而又急迫的课题。本文则从儿童发展的角度，试图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和解决措施进行些探讨。
一、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及测量
社会经济地位（socio economic status，以下简称SES）的概念及测量是一个极为基础但也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一般来说，SES是根据个体获取或控制有价值资源（如财富、权力与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的层级排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特别地，当个体处于经济资源匮乏或剥夺状况时也被称为贫困，它是低SES的一种表现形式。贫困又可划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绝对贫困是指缺乏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相对贫困是相对于一定社会的中等生活水平而言的贫困。
从测量方式来看，传统的SES指标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收入以及职业等。其中，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是SES中最稳定的方面，一旦在早年确定下来就很少发生改变；收入反映了父母为子女获取社会与经济资源的潜力；职业则是根据从事特定职业所需的教育与职业水平进行的排序。每一种指标都反映了SES的不同侧面，不可以相互取代。至于贫困的测量，通常是以收入或消费水平为基础，当个体的收入或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满足基本需求所必需的最低水平时则被视为贫困。根据我国每人每年683元的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贫困人口约48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3.7%；而根据国际上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即为贫困人口的标准，目前我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总人口的1/10[1]。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贫困儿童的数量更令人担忧。同时，SES的测量也有家庭、社区以及学校等不同水平。社区和学校水平的SES是一种合成的测量。在国外，社区SES多以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通过该区域的居民完成某种教育程度（如高中或大学）、达到某种收入水平（如30000美元／年）或者从事某一级别工作（如失业／体力劳动／专业级／管理层）的人口比例来衡量。一所学校的SES通常以该校在一学年中适任减价或免费午餐的学生比例为基础进行测量：家庭收入介于贫困水平130%～185%之间的学生就符合减价午餐的条件；收入等于或低于贫困水平130%的学生才适任免费午餐[2]。目前国内学者还较少探讨社区与学校水平SES的测量问题。
另外，SES概念还具有客观与主观两种性质，即客观社会地位(objective social status,OSS)与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前者通常由上述传统指标加以测量；后者是个体对自己在地位顺序中所处位置的信念，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Goodman等(2001)开发的MacArthur主观社会地位量表，可以测量儿童青少年在社会阶梯与社区阶梯上的排名[3]。
从家庭SES资料的报告者来看，父母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但为了方便起见，研究者也常采用儿童青少年报告的家庭SES资料，这往往带来较多缺失值和无效数据。偏低的完成率不可避免会限制可供分析的被试数量，危及研究效力。更严重的是，数据缺失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拥有更严重社会经济剥夺背景的青少年无回应水平可能更高。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类问题，研究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Currie等(1997)开发了家庭富足量表(FAS)，要求学生报告他们熟悉的事情，比如“你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卧室吗”、“你家是否拥有一辆小汽车、有篷货车或卡车”、“你家有几台电脑”以及“过去12个月里，你与家人一起旅游的次数”等，以此作为家庭财富的测量。Wardle等后来(2002)也开发了相类似的家庭富足量表(HASC)[4]。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研究者有必要针对我国实际来开发SES测评的项目。
二、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的关系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证实，低SES与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与儿童健康的关系
流行病学中最惊人、最深刻的发现之一是，SES较低个体的健康状况比SES较高的差。而且SES与健康的关系存在一个梯度：不仅是穷人比富人的健康状况更差，相反SES每增加一步，伴随的健康收益都有所增加。该关系在生命全程中都得到证实[5]。SES对健康的影响早在儿童出生之前就已存在。低SES家庭的儿童较多出现早产、出生体重低、婴儿死亡和伤害情形。在童年时期，低SES与哮喘、龋齿、血铅水平、铁缺乏、发育迟缓等疾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卫生部、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最近对我国6-17岁学龄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降低，学龄儿童少年营养不良率提高，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家庭收入最低组儿童营养不良率比最高组儿童高70%，尤其是农村家庭收入低于800元组男生营养不良率超过20%，让人忧虑。与营养不良有关，家庭收入从低到高五个组中的儿童少年贫血率分别为9.8%、10.1%、10.1%、7.4%和4.7%。家庭收入最低组的城市男、女生和农村男、女生与收入最高组相比，平均身高分别低3.8厘米、3.2厘米、5.1厘米和4.5厘米[6]。另外在社区水平上，低SES对儿童的不健康饮食、心血管疾病以及身体伤害等甚至在控制了家庭SES之后，仍具有独立的影响。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SES与健康关系的复杂性。比如，在总体健康、行动和学校限制(school limitation)以及慢性循环病患状态上，出现不良结果的可能性随着父母受教育水平的降低而增加，这一关系在白人与黑人儿童中更强，而在西班牙与亚裔儿童中则更弱或不存在；在严重的呼吸疾病上，西班牙和亚裔儿童则表现出相反的关系：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儿童的患病率反而越高[7]。又如，在西方，SES较低的儿童更易出现肥胖和超重危险，而在我国，收入最高组的超重率则是最低组的3.6倍，肥胖率是4.6倍。此外，虽然在不同年龄阶段都可见到SES的显著影响，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阶段却存在差异[7]。
（二）与认知发展的关系
SES与儿童认知发展密切相关，它可以预测儿童的语言能力、学业成就以及辍学等多种结果。与住在富裕家庭或社区的儿童相比，低收入儿童在毕保德图画词汇测验上得分更低[8]。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SES与外侧裂／语言系统和前额叶／执行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低SES儿童在这些系统的多数测量上比中等SES儿童的成绩更差[9]。在控制了多种混淆变量之后，与家庭收入是贫困线1.5倍和2倍的儿童相比，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一半以下的儿童在各种标准化智力测验上的得分要低6～13点，当家庭从非常贫困向贫困再向不贫困移动时存在着一种“剂量效应”(dose effect)[10]。一项对1990～2000年有关SES与儿童学业成就关系的元分析表明[2]，SES与学业成就之间存在中度到高度的相关：儿童的SES越低，其学业成就的表现越差。郭丛斌等(2006)研究了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位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处于劣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的主要是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11]。
（三）与社会情绪适应的关系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对儿童的社会情绪适应具有负面的作用，包括同伴关系受损、低自尊以及其他内在问题。从同伴关系来看，SES较低的儿童比SES较高的儿童更少参加放学后和户外休闲活动中的群体游戏[12]。对贫困儿童同伴关系的定性研究发现[13]，贫困儿童比同伴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感受——缺陷、尴尬、伤害、被捉弄为“福利婴孩”；他们将社会资源的匮乏内化为剥夺感，认同自己是“贫困团体”的一员，而这是一种社会隔离的象征。
从社区和学校水平的SES测量来看，社区SES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存在负向联系，居住在低SES地区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危险更大[14]。学校环境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相联系，甚至在控制了家庭收入之后[15]。值得注意的是，从客观与主观的SES测量来看，Piko等(2001)发现[16]，父母职业作为客观的SES指标，不能显著预测匈牙利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健康；而自己评估的SES作为主观的SES变量，虽然与客观的SES指标有关，却是青少年心理社会健康强有力的预测变量。Chen等(2006)则发现，家庭和社区SES都能预测消极的心理特征以及敌意和歧视等体验，而只有主观的SES可以预测积极的心理特征[17]。
（四）与行为问题的关系
儿童的行为问题通常表现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品行不良、物质滥用、青少年怀孕以及反社会行为等方面。低SES几乎与所有这些问题相联系。普通儿童中行为问题的流行程度大约在3～6%之间，而来自低SES背景的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则为30%，远远高于前者[18]。从品行不良来看，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出现品行障碍的可能性比普通儿童要高3～4倍[19]。而一项自然实验表明[20]，通过收入干预使家庭走出贫困可以显著减少儿童的品行障碍和对立违抗性障碍。从物质使用来看，酒精消费在高SES青少年中较高，而酒精滥用和成瘾则与低SES有关[21]。
在控制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因素之后，住在较少富裕居民、高失业率及低凝聚力社区中的儿童行为问题得分较高[8]，而且居住在处境不利的社区可能导致儿童从童年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行为问题的恶化[22]。低SES社区的男性青少年比高SES社区的男性青少年更可能卷入暴力行为，当他们经历压力性生活事件或缺乏父母监督时，尤其可能表现出打架或被逮捕等严重的犯罪行为[14]。
三、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发展的理论
相对于证实SES与儿童发展关系的大量研究而言，对SES如何影响儿童发展（即作用机制问题）的探讨则较为缺乏，目前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中介模式与调节模式。
（一）中介模式
中介模式认为，SES本身并不会影响儿童发展，而是通过一系列中介过程来起作用的。中介变量是SES影响儿童发展的内在或实质性原因。研究者识别出大量的中介变量来理解SES与儿童结果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大体上包括儿童自身的特征、他们生活的家庭、社区以及学校背景等（见图1）。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中介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但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不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1.基于儿童自身的中介。Chen(2004)将SES影响儿童健康的个体特征分成四大类[5]：(1)压力：SES较低的儿童比SES高的儿童会经历更多负性生活事件（压力源），从特定事件中感知到的消极影响也更多（压力评价），进而与多种负面的生物学和心理结果相联系。(2)心理烦恼：与较高SES的个体相比，较低SES的个体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更易体验负性情绪，如果这些负性情绪体验具有生物学后果，则也会导致较差的健康。(3)人格特质：与较高SES的个体相比，较低SES的个体更可能具有某些气质特质，如敌意、不乐观、低自尊、缺乏控制感等，这些特质在个体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具有适应性，但却不利于健康。(4)健康行为：与较高SES的个体相比，低SES的个体更少从事健康行为，如身体锻炼、健康饮食、不吸烟以及较少久坐行为等。由于SES与健康的关系在童年时期的某些阶段比其他阶段更强，Chen更进一步提出了童年有限性模型、青少年突现模型以及持续性模型对此进行解释。
图1 SES影响儿童发展的中介模式
注：虚线框A～D分别表示个体、家庭、社区和学校的中介。
2.基于家庭的中介。从家庭的物质资源来看，SES较低的家庭在营养环境、居住条件、购买儿童健康保险等方面更差，更难提供儿童发展所必需的智力刺激材料和相关经历，如玩具、书籍、充分的日间照料以及学前教育等。Smith(1997)的研究发现[23]，家庭环境的质量（学习机会、母子交流以及物理环境）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家庭环境的差异能解释家庭收入对学前儿童认知发展影响的50%，能解释收入对小学成绩影响的1/4～1/3。家庭资源匮乏是SES影响儿童发展尤其是身体健康与认知发展的重要中介。
从家庭的心理社会过程来看，低SES对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通过它与父母的情绪烦恼、教养观念以及教养行为等的联系来实现。在这方面，家庭压力模型(family stress model)认为，家庭内部的贫困或经济损失通过增加父母的压力、父母对精神疾患的易感性以及负面的教养行为间接导致儿童的精神疾患。其基本假定是，经济不利条件与儿童适应之间的关系受到近端环境（如家庭）经验的中介。该模型在多个研究中得到了较好的验证。Davis-Kean(2005)发现[24]，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通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与行为（阅读、游戏和温暖）对儿童学业成就产生间接影响。Yoder等(2005)发现[25]，家庭经济压力与父母的抑郁症状有关，进而与父母的敌意行为以及身体虐待有关；这些教养行为使青少年表现出低自尊和抑郁症状，进而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相联系。Mistry等(2002)发现[26]，较低水平的经济幸福与感知到较高的经济压力通过对父母的心理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来间接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有心理烦恼的父母报告在与儿童的行为互动方面感到更无效和更无能，观察发现他们在亲子互动中更少表达爱意；这种不适宜的教养方式进而预测了教师对儿童积极社会行为的较低评定和行为问题的较高评定。因此，如果儿童处于贫困家庭之中，而贫困家庭发生了上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么就很可能导致儿童发展方面的问题。
3.基于社区的中介。对儿童来说，社区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环境。不同SES儿童所居住的社区在物理和社会环境方面有较大差异，低SES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影响儿童的健康发展：(1)资金投入不足，缺乏健康食品供应、娱乐设施、博物馆以及健康护理服务等重要的社区资源；相反，这些社区拥有更多有毒物质、病原体以及物理伤害（如道路不平整）。(2)低SES社区常常缺乏邻里信任、社会支持以及有效的社会网络；这些社区治安状况令人堪忧，更多出现犯罪与街头暴力，更易获取枪支、刀具以及非法药物，有更多消极的同伴影响和成人角色模型[5]。低SES社区中上述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的缺乏对儿童的身体健康、认知和学业、社会情绪适应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Eamon(2002)的研究发现[27]，社区问题和不参与社区活动是贫困作用于两年后抑郁症状的部分中介。Moren-Cross(2006)[28]的研究发现，感知到的社区资源（集体效能、服务障碍、消极的邻居影响、儿童地位成功的可能性以及总体的社区评定）在家庭收入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4.基于学校的中介。低SES学生就读的学校往往经费投入不足，这降低了获得教科书与其他指导材料、实验设备、图书馆藏书以及其他教育资源的可能性；这些学校往往教师调动频繁，教学质量偏低，缺乏高水平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出现更多纪律问题和混乱的学习环境。另外，在学校的社会心理环境方面，教师和同伴对低SES儿童的态度和行为可能也更加消极。这些特征降低了低SES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加了学业失败和辍学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情绪适应和行为问题的可能性。
（二）调节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低SES儿童都会出现发展问题，有的低SES儿童会发展得比高SES家庭的儿童更好，低SES对儿童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其中涉及了众多调节变量的作用。调节模式探讨的是SES在何种条件下会影响儿童发展，即SES与儿童结果之间关系的方向（正或负）和强弱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见图2）。
图2 SES影响儿童发展的调节模式
在身体健康方面，常见的调节变量有年龄、种族以及其他个体特征。从年龄来看，SES的健康梯度在生命全程中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在强度上会随着生命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Chen等(2006)发现，对于特定的疾病，SES与年龄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伤害与急性呼吸疾病的SES梯度（较低SES伴随较差的结果）在青少年时期非常明显；相反，呼吸疾病的SES梯度在童年早期出现了反转。从种族背景来看，SES与健康的关系在不同种族／民族中存在差异。父母受教育年限较少与子女健康较差相联系的传统发现，在白人和黑人儿童中最显著，而在西班牙裔与亚裔美国儿童中则并不明显[29]。儿童的其他个体特征（如控制感等）也具有调节作用。与低SES且认为对生活没有控制的个体相比，那些低SES但认为自己对生活有高度控制的个体与高SES个体的健康情况更相似[30]。此外，不同水平的SES测量之间也存在交互作用。Goodman等(2003)的研究表明，较低的家庭收入对就读于富裕学校的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比就读于贫困学校的低两成，学校环境可以部分缓冲较低家庭收入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不利影响[15]。
在认知发展与学业成就方面，常见的调节变量有年级、种族背景、学校位置以及社会支持等。关于年级水平影响SES与学业成就之间关系的发现并不一致。Coleman等(1966)和White(1982)的综述表明，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SES与学校成就的关系变小了。White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学校提供了平等的经验，因此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家庭SES对学校成就的影响就越小；第二，更多具有低SES背景的学生辍学了，因此降低了相关大小。而Sirin(2005)的元分析则表明[2]，SES与学业成就关系的总趋势随着年级升高而显著增长，从小学开始持续到初中；但是对高中样本而言，平均的效应大小与小学样本相似。这与纵向研究的发现相吻合，即低SES与高SES学生之间的差距可能会保持一致，如果没有扩大的话。从种族背景来看，SES对白人学生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要强于少数民族学生。生活在经济地位较高的社区对入学准备和学业成绩有积极作用，这可能只适用于欧裔美国人，而不适用于少数民族群体。从学校位置来看，与非城市学校相比，家庭SES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对城市学校来说是最弱的，这可能是由于学校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中可以获得的财政资源。另外，社会支持对SES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也具有调节作用[31]。
在情绪适应与问题行为方面，常见的调节变量有民族／种族等。Goodman等(2002)发现，民族／种族对SES与烟草使用、SES与可卡因使用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烟草使用，按照民族／种族分层后发现，在白人非西班牙青少年中存在反向的梯度关系，而在非白人青少年中存在直接的梯度关系。对于可卡因使用，受教育水平与可卡因使用之间的微弱线性关系只存在于白人非西班牙青少年中[32]。
四、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教育及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低SES会通过多种机制对儿童多方面的发展结果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采取积极的教育和政策措施，改善这些处境不利儿童的发展就非常必要，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消除贫困。消除贫困对于儿童健康成长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言，“极度贫困是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是地球上最大的痛苦之源”。消除贫困是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始终把消除贫困、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10多年来，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消除贫困的力度[33]。目前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目前的2000多万，贫困发生率从31%下降到2.5%，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大力促进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只有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才能最大限度减小其对儿童发展的危害。
第二，加强对低SES儿童的信息收集和科学研究。当前，正是由于对低SES儿童研究的缺乏，从而导致政府与社会对低SES儿童发展问题的忽视和干预不力。因此，今后急需开展更多、更为广泛的科学研究，这包括对低SES儿童的分布特点、发展动态等重要信息的收集，对低SES影响儿童发展的中介和调节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政府和社会的决策与干预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方法。在这方面，国外的经验表明，应特别重视不同学科的合作与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
第三，政府应加强对贫困儿童的关注和保护。贫困儿童是教育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其学前期的教育机会得不到保障，导致其入学后在与同龄儿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差距有时会进一步产生累积效应而越来越大，对这些儿童的学业成功、个体自信心和其他社会性发展带来问题。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措施时，应向处境不利儿童适度倾斜。比如实行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就体现出对贫困儿童的关爱。同时也可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如实行免费或减价校餐、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就业机会等福利项目。又如美国政府于2002年正式通过“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简称NCLB），为帮助打破“贫困—不识字—贫困”的不良循环，NCLB将早期儿童教育、成人识字或成人基础教育和家长教育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家庭识字项目，命名为“同一起跑线”。另外，为了缩小贫困儿童与正常儿童在学业上的差距，使贫困儿童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并为入学做好准备，美国联邦政府提供大量拨款资助在学前教育阶段开展针对贫困儿童的提前开始项目(Head Start)，该项目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弱势儿童受惠。
第四，加强社区建设。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升低SES社区的医疗保健、生活娱乐、办学条件等服务功能。可按照各社区儿童及其家庭特点，贴近儿童的生活实际、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在生活中寻找和挖掘教育的素材与契机，组织形式多样、新颖的活动来引发感动，促其成长。另一方面，加强社区治安管理，预防和减少社区犯罪，营造有利于儿童青少年成长的社会和心理环境。
第五，贫困家庭积极行动起来，从小关爱儿童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应努力创造条件，为子女提供书籍、玩具等认知刺激材料，以及旅游、日间照料、学前教育等相关经历。贫困可能使父母的情绪烦恼与消极的教养方式增加。物质生活的贫乏给父母及孩子的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物质生活不能在短期内得到很大改善，然而给予孩子更好的言传身教却是父母能做到的。父母应该主动意识到这一点，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及情绪，尽可能减少贫困对孩子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六，依靠社会力量，关爱贫困儿童。儿童承载了家庭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期望，大家应共同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目前，我国对贫困儿童的资助主要由政府、基金来共同完成。然而，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开始为中国百姓提供参与人口事务的平台，中国人捐助慈善事业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不少富裕起来的个人和私营企业开始积极捐助贫困地区的扶贫、妇女和教育项目。但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尚处于发展阶段，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主要还局限在城市，在广大农村和贫困落后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还比较微弱。并且，非政府组织之间、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限制了它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33]。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动社会团体、机构以及企业等社会力量，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建立各组织与政府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形成全社会都来关注贫困儿童发展的良好氛围，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真正和谐、关爱及温暖，促进他们的健康和全面发展。
收稿日期：2007-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