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994：文学步入“春秋战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战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文学无论是在生态环境、观念、功能上，还是在创作队伍的分合、各种文体的盛衰上，都出现了与80年代大为不同的变异。
尽管中国作家协会乐观地表示，在中国作家中，真正改行投入商业行为的“下海”者不过千分之一二，但是从时下的文坛、文人及其作品身上，人们不难发现文学商品化的深刻烙印。
1993年9月28日（谐音为“久而发”），《当代》杂志社周昌义等5位文人，以统一的笔名“周洪”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中国第一张“作家卖身契”。“卖身契”规定：在合同期内，所有署名“周洪”的文稿只能由该出版社出版；周洪须保证每年为出版社提供一套畅销书。10月18日（谐音为“是要发”），周洪又进一步与香港梁凤仪的勤＋缘出版社签定了内容大体相似的“卖身契”。距第一张作家“卖身契”签约仅10天时间，北京的星竹、袁一强、高立林3位作家又填补了文坛一项空白：他们拿出12000元，在《北京晚报》上刊登了“出售电视剧本《洪顺大院35号》”的广告，自我推销。70多家买主经过激烈角逐，北京的九龙游乐公司独占“花魁”，以16万元的价格购得。
同年9月11日，“’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拉开序幕。包括一些知名作家在内的800多人，7000多万字的文稿参加竞价。女作家霍达的电影剧本《秦皇父子》，以高达100万元的价格落入深圳三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手，创下了本世纪中国文稿卖价之最。其他文稿的买主也一律为与出版无关的企业。
雁宁和谭力曾是纯文学的热烈追求者。前者的《小镇人物素描》问鼎过四川省文学奖；后者与人合写的《蓝花豹》也被公认为优秀作品。但从1985年始，两人以“雪米莉”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通俗小说。前些日子，雁宁又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签订了为期3年的协议，进军影视圈。作家“触电”（即涉足影视圈），是一段时期以来文坛的一大景观，且愈演愈烈；就是根据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改编、拍摄的影视片，也透出浓郁的商业色彩。张艺谋因此获得了文坛“唯一一个大评论家”的头衔，他捧谁谁就走红，名利双收。
市场、商品化对文学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稿费的提升、经纪人的出台、与商业企业的联姻、包装、新闻界炒风大涨等诸方面。
这些现象在文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引起广泛争议，吹喇叭抬轿者有之，挥舞大棒讨伐者有之，闹得沸沸扬扬。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广东、上海、黑龙江等6省青少年研究所，联合对9省市自治区青少年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近40%的年轻人家中基本无书！另据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统计，80年代全国居民书报支出占文化消费的13.3%，到了90年代只占8.5%；而且，青少年的阅读和购买有越来越倾向于“快餐文化”、“泡泡糖文化”的趋势。作家张承志发出了批评的最强音。他惊呼目前文学作品内的人文精神出现了灾难性的萎缩，他愤怒地抨击道：我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作家，他们本质上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抗拒不了世俗的诱惑，是因为他们没有抗拒的愿望。其中一些人甚至缺乏起码的荣辱感、是非观，只要自己能捞到好处，可以不择手段。这样一些无操守、无责任心的文人不仅占据了文坛，还通过各种关系联络了电台、电视台、报刊，形成一股称霸势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吹喇叭抬轿者自然也有一套“公婆论”。他们认为，钱也是衡量作品优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尺度，少数贵族垄断文学的局面必须打破；作家的文学劳动和劳动产品价格应该得到上扬，穷并不是文人的专利；这有利于文人走出“象牙塔”，真正聆听时代与生活的声音……
在两者之间，相当一部分人保持着较为谨慎的观望态度。但对于“纯文学走入低谷”的忧虑说法，王蒙、刘心武则说：“文学巨人往往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不必悲观！”有的作家表示：表面上看，纯文学的地位有所下降，实质上看，却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多元与多样化的格局，仍是主流。中国文学正以从未有过的宽大胸怀和自然状态，走向世纪的巅峰。以下的现象也许可以为他们的看法注脚：1993年的头8个月，长篇小说空前丰收，30多部相继问世，且印数可观，在社会上刮起一股“长篇热”。这些长篇小说大多强化了史诗意识和规模，极富个性。陕西作家陈忠实“馒头就葱”创作的现实主义力作《白鹿原》，更是让人们在商潮滚滚中看到了纯文学的曙光。
中篇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散文、理论等，也百花齐放，竞相争奇斗妍。特别是散文，已经持续走俏，各文学杂志陆续推出“散文专号”，报刊纷纷举办“散文大赛”，散文阵地增至8个。
南方的《钟山》杂志社和北方的《文艺争鸣》杂志社携手发起的“新状态文学”，以及《北京文学》率先提出的“新体验小说”，都显示了作家力图使文学回到文学本身的努力。80年代，中国文坛不自觉地用了10年的时间，匆匆把西方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所有思潮都“赶”了一遍，现在，它将在历史传统、外来文学和现实生存的全方位开放的状态下，挖掘和发挥母语的文学表现力。
此外，域外题材和留学生题材的异军突起，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创办，北戴河、杭州、深圳等地“创作之家”的建立，也都为纯文学的发展展示了一个乐观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