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收敛型思维的运作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思维论文,策略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敛型思维如同发散型思维一样是深化文学史研究须臾离不开的思维方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从若干不同或相同的信息源中获取一种共识或引出一种结论，本文试图探讨其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运作策略与独特功能。
收敛性思维在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功用在于，搜求、集聚、梳理、归整、融会史料或史实，这一套先导性的扎实功夫中外著名学者或文学史家无不重视。据说出自马克思之手的《新亚美利加百科全书》中的《美学》条目曾写道：“为了建立哲理性的理论系统以及进行批判性的整理，现在还缺少必要的资料。我们还不知道，在建筑、雕塑和绘画中，‘美的线条’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这种美的线条凭哪些契合因素在我们心灵中引起同情共鸣。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诗的每一节奏、词藻、形象和语言的声音具有迷人的力量。在这方面，诗和音乐取得了最高的进展。为了补充欠缺的资料，我们必须有一门以数学为基础的、更完善的心理学，就象霍尔巴特的心理学那样，但是要建筑在妥善的、丰富的、实验观察的基础上。”〔1〕建构“理论系统”尚且需要以收敛思维对事实资料、理论资料的搜集、贯通，特别还要经过精细可靠的观察实验；作为历史科学的分支文学史研究更应该发挥收敛思维在史料工作方面的特殊效能，在资料的搜求、校勘、审阅、整理上下深功夫和苦功夫。我国老一代文学史研究者非常讲究收敛思维的一套硬功夫，虽然出现过重“史料”轻“史识”的“资料长编”这样的偏颇，但他们治学的严谨作风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却值得后辈学者崇敬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典范，固然来自他对中国小说全局的独特的宏观把握和独具慧眼的“史识”，但这一切并不是空中楼阁的宏论高见，完全源于丰富扎实的史料，具体来说他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正是其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所依据的部分“史料”。鲁迅在文学革命中曾不无偏激地提出“不读古书”的口号，以防知识青年一头钻进故纸堆里而不闻现实斗争，可在学术领域鲁迅不仅读古书、整理古书，而且研究古书，充分发挥了收敛型思维的威力，为其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不读古书”或“少读古书”这个口号如果离开五四时期这个特定语境和文化氛围，今天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中青年一代仍叫喊“不读古书”或消极对待古代文学遗产或在新的反传统思潮下嫌弃古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虽然背着“语录”起家的一代进入高等学府专攻文学，开始认真读起古代文学作品，但由于灌输的教条式哲学理论、史学观念和文学概念并未得到更新，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尚未转换，因而既不能真正无拘无束地进入古代文学的本体境界，也很难对古代文化史料进行实事求是地搜求和整理，这不能不使其在研究古代文学史过程中首先应运用收敛思维来补上阅读古书、收集史料这重要的一课。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也有一种追逐高观点新“史识”而忽略收敛思维应有的积累史料、重读作品的倾向，无意中把观点与资料、史识与史实对立起来；特别那些年轻的才子型的学者，热衷于那种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的学风，凭借敏锐的思辨能力常常在文学史园地施展才华，进行形而上学的精神畅游，高论层出不穷，令人耳目一新，然而经不住细心体察和认真推敲，高论脱离了文学史研究对象则变成了空论，新见离开了史料则变成了狂言。目前中国文学史研究界不乏这样的长于理论思辨善于表达己见的学者，所缺的乃是认真读书、训练有素肯在收敛思维上下功夫的学者，如果前者能自觉地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向，在占有史料基础上有所开拓有所深化，那就有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才子型的文学史研究者。当然，我强调收敛型思维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既没有把它视为至高无上的或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更没有轻漫或漠视那些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只是想说明收敛型思维那套扎实功夫在当前文学史研究中应给予必要的重视，这对矫正某些不良倾向大有裨益。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以撰述以自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向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如若不能把“二途”在研究实践中辩证地统一起来，那就会出现学界两派的对立，即理论派自恃理论思维强能提出独到之见而贬低只重收敛思维的资料派的琐碎，资料派自恃占有丰富可靠的资料而斥责理论派的空谈。这两派的研究思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都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最佳思维方式；若把两者思维方式的特长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也许是研究文学史的较优化的思维方式。我既不是高赞学界的“独断之学”也不过誉“考索之功”，只是立足于如何深化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强调指出：惟有坚持收敛型思维，才能有“考索之功”，惟有史料的“考索之功”，才有可能突破现有文学史模式；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对“独断之学”的超越思维和理论思维的重视和青睐。众所周知，搜求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先导工作和基础准备，在操作上是顺手活，在认知上是普通常识；正因为是顺手活是常识也最容易被研究者所淡忘所忽视，所以重新提醒重新申明就显得格外重要。所谓史料，一般是指前人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创造历史所留下的实践活动、思想活动和文化活动、物质活动的遗迹与记录，是历史过程曲曲折折、纷纭复杂、风云变幻、沉浮荣枯的真实见证。就文学史研究来说，既要从纵向又要从横向、既要从点又要从面、既要从显层又要从隐层搜求资料，也就是通过各种渠道从不同的信息源来汲取历史的足音、摸清历史的脉博，历史信息源开掘得越多、信息量汲取的越多，就越能全方位地认识把握历史的真实面貌，就越能获得对文学史的立体感受和整体印象，就越能透过丰富的文学现象发现文学演进的深层律动或特殊轨迹。从纵向上广收史料就是循着文学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深挖博取，这里切忌带着先验的理论设计或一定的思维定势去搜集史料，如果你先设定中国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那你搜求的史料就要受到这个先验论的局限，过去汇编的不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就是这个定论的佐证，遗憾的是目前流行的几本所谓权威性的现代文学史就是依据这些史料集写成的，它们似乎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典范。在我看来，深化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搜集史料方面就应该冲破先验的理论框定，无拘无束地施展收敛思维的功能，从现代文学流变过程中广开信息矿藏，把不同的信息量都收敛起来，然后方能判定中国现代文学是什么性质的文学史，这也是“重写文学史”基础的基础。现代文学的演化并非运行在一个单一的历史链条上，而是多链条或隐或显地并行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文学的纵向推进不只是多元对立也是多元互补，你可以从政治角度判定这多元链条上的文学有左、中、右之别，只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性，但你也可以从文化的、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多元并存的文学，这时所发现的主要是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和相关性。这就要求我们从纵向上搜集文学史料，既不能把着眼点只集聚在“进步或革命文学”（且不论这一提法是否科学）的历史链条而应该毫无偏见地把收敛思维辐射在各类文学流变的历史链条上，又不能带着政治偏见先为各个历史链条上的不同色彩的文学定性而后决定对其取舍，广收文学史料也应具备公正的无私的历史眼光，任何政治偏见或有色眼镜都会障碍我们对历史真实面目的透视和对文史资料的全面搜求。过去我们研究文学史历时性地汇集史料主要侧重于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含作家），这无疑是抓住了构成文学史的三大重要板块；现在从深化文学史研究特别“重写现代文学史”这角度来看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应在这几个层面深挖有价值的新文学史料：一是由于受“断层论”、“西化论”的影响，对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有所重视，但仍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至于史料的搜求与汇集就更贫乏了，特别近代文学是传统文学向“五四”现代文学进行现代化转换的过渡阶段，其史料的搜求和汇编尚未突破阿英编的那套晚清文学资料，至于宋明文学与现代文学相贯通的史料就更缺乏了，所以想搞清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历史渊源以及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基因和自我调节功能等，则必须从原始资料的搜求入手，从时间上向前追溯。这是因为现代文学史积累的时间跨度要长于古代文学，正如黑格尔所说：“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新文学史的发展也是如此，与哲学史的演进具有同样的理由，这不仅在于它们的历史联系最多，关系极为复杂，“在这里，凡是初看起来好象已过去的东西，被保存着，被包括着，——它必须是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就是说现在的哲学史（或文学史）并没有与历史“断层”而是整个历史的折光；而且还由于“时间较晚的进一步发挥出来的哲学乃是思维精神的先行工作所获得的主要成果，它为较早的观点驱逐着前进，并不是孤主地自己生长起来。”〔2〕现代文学史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比哲学与历史的联系要复杂得多、深微得多，这种联系既有哲学意识层面也有伦理文化层面，既有社会意识层面也有审美意识层面，既有创作主体思想层面也有理想人格层面，既有文学内蕴层面又有文学形式层面，等等，因此研究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在纵向上搜集史料应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收集的史料越丰富越充实越好，这就是辐集思维的硬功夫。二是中国现代文学是个复杂的多面体，数十年的研究不仅以“进步的革命的主流文学”为价值系统贬抑、排斥了所谓中间状态和右翼文学，而且把以鸳蝴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既不承认它是现代文学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不承认它与新文学系统有一定的相关性和互补性，就是从雅俗共赏的角度把它视为俗文学也得不到普遍承认；虽然近几年随着人们学术视野的开放、欣赏情趣的多样化以及通俗文学的重新崛起，不少敏感而明智的文学史研究者已开始关注通俗文学的研究或再评价，甚至有的研究者已着手编著中国通俗文学史，然而所谓“正统”的中国现代文学仍把鸳蝴派及其通俗文学放在严肃文学的对面，即使把张恨水这样的通俗文学大家列入章节也是因为后期的创作倾向朝着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转变，或者以新文学作为参照系来评价其创作得失，并没有真正的以公平的态度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这种文学史研究偏向无疑影响并制约着对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汇编，尽管也出版过一部分史料或作品，但是同新文学史料的汇编和出版相比不是所差无及而是差得太多太远了。通俗文学作为一个与新文学并立的系统，以收敛思维循着演变轨迹来搜集其史料大有工作可做，它不仅是一种庞杂的文学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既有史学意义也有文化学意义，因此做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转变传统的新文学史观而在通俗文学史料的挖掘上下一番功夫，它不只会改变我们对通俗文学本身的整体把握，更能使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构成、雅俗品格、演进动力获得新的认识。
从横向上搜集史料就是在空间上扩大和拓展，也就是从多维面广收文学史料。文学史是个整体并非混沌紊乱的历史表象，既有纵向的座标系也有横向的座标系，它是在纵横交错的座标系中生存与发展；特别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与演进处在一个多种文化交流和竞争的开放场所，大量的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就横向而论，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带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特点和生活情调通过不同渠道渗入中国文化生活和精神产品；就纵向而论，它们进入中国并不分先后即从古希腊文化到20世纪现代派文化，不约而同地结成文化思想同盟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既进行着博斗与冲撞又产生着一种奇妙的结合，使中国现代文学生存衍化于这个多层次的动态的文化意识结构里。现代文学的复杂构成已为多数研究者所认识所把握，而且也能自觉地从纵向上来考察和探索现代文学变迁的历史过程和因果联系，同时也重视这方面的历史性的史料搜集和积累；相比之下，有意识地从横向上对中外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在中国现代文学通史的撰写也强化了中外文学的比较视角，然而对于外国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史料”搜集和汇编却显得匮乏，因而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同世界各民族文学广泛联系中发展起来的横向角度来研究新文学史，深感史料不足。如果从理论上演绎或思辨推理尚可论清中外文学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难免笼统空泛；要是从史识与史料的有机结合上具体深入地论证中外文学复杂深微的关系，便有史料缺乏、提襟见肘之感。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并非通过自身调节功能从传统文学中脱胎而生的，若从历史发展的因果直线链条上探清中国新文学生成原因并从而揭示现代文学真实历史过程，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必须从横向的多维面来研究现代文学流变与外国文学的广泛联系，没有外国文学的催生、借鉴、输入、渗透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探讨现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关系时不少研究者却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外文学交汇并不是在同一个社会历史层面上和文化价值层面上，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西方的历史演进和文化进步已大大超越于中国，而这种历史的文化的巨大反差作用于中国社会群体心理和作家个体心理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倾向和价值选择取向，特别是那些敏感的现代作家处于历史低层次的文化环境来面对历史高层精神文明和文学艺术的挑战，其文化心态和审美心理的变化更加深微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家主体对外国文学接纳、选择、融会、变异的趋向：也就是说作家主体选取、改制外国文学的整体还是部分、内容还是形式、风格还是技艺、结构还是语言、思潮还是作品，它们又在什么样的结合部或契合点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相关因素进行嫁接或组合而建构中国现代文学。这种横向的或纵横交合的深层研究并不是每个文学史研究者都注意到，对于这方面“史料”的汇编和出版更是罕见。虽然我们也能接触到一些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史料集，但大多是遵照“正统”的文学史观念汇编的，而且反复的重复，新开掘的“史料”较少。就拿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既深且广的外国文学思潮的史料来说，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理论资料的搜集和出版上，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虽然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但史料的汇编和出版却很少见到；特别是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潮如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主义等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深广的，且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但对史料的求索与出版却显得冷淡，这不利于现代文学史的加深加宽研究。以收敛型思维从横向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汇集不只是在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上显得薄弱，就是在文学运动形态、文学创作形态的史料搜集也应于空间上扩大，多维面上展开，不要满足于已汇集出版的史料。勃兰兑斯关于文学史的精辟见解，对于我们从广阔的空间层次注目于史料汇集颇有启迪性。他说：“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作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就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3〕这表明一部文学作品一旦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和框架，它就进入了无际的网状结构，既有空间位置也有时间位置更有时空交叉的位置，因而要真正考察清楚这部文学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当然从美学的角度只是考察它的主导思想和艺术特征其本身是足以说明的，然而将其置于文学史这张大网中探究它的位置并非作品本身所能证明的，必须摸准这部文学作品与整个文学史网状结构其它构成因素或部件的直接间接的相关联系，这样才有可能为这部作品定好方位及其史学和美学价值。既然一部文学作品纳入文学史网状结构有如此错综复杂的联系，那么我们对其相关的史料搜求则应该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史料的信息源开掘得越广越深就越能对这部文学作品作出全面的正确的判断，就越能触摸到它在这张文学大网中与方方面面的真实联系。难怪历代文学史家为给《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作出全方位的评估，环绕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网状结构由表及里由内到外地搜集并考辨出那么多史料，现在还在空间层次上展开既深且细的搜索，并依据史料的新发现不断地引出新结论；对古典名著的史料尚且如此重视，对现代文学史这张网网出现的名著如《阿Q正传》、 《围城》等也在史料的搜求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比较而言从文学史角度对现代文学其它有影响作品史料搜集汇编下的功夫却欠深欠细，这不能不妨碍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不论从纵向或横向上展开的或隐或显或深或浅的文学史料搜集，都是研究文学史的坚实而广博的基础工作，其目的是运用收敛思维的功能从丰富多彩的信息源中选取建构网状文学史结构的有用的材料或可靠的因素，因而对搜集的文学史料进行考辨整理就显得非常重要，否则文学史的网状结构就变成了无根无柱无基的空中楼阁。中外文学史家或文艺理论家无不强调考辨整理史料的必要性。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清代学者的史料考辨整理方法作了这样的归结，即“从著录传授上检查”，“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检查”等；并强调说：“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工作便白费了。”〔4〕莎士比亚的剧作真伪考辨曾在世界文学史的研究中引起争论，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里作了这样记载：莎士比亚“自从威廉·施勒格尔以惊人的自信断言所有被列为伪作的莎剧都是莎翁亲手所写的之后，一时之间，这个有关一些莎剧真伪的论争，似乎以不存在伪作宣告解决”；但后来罗伯逊却提出了“莎士比亚解体论”，认为莎士比亚只执笔写过最著名的几个戏中的少数几场，甚至《裘利斯·凯撒》和《威尼斯商人》也是拼凑格林、马娄、皮尔、基德和其他几个当时剧作家的片断而成篇的。韦勒克和沃伦并不同意罗伯逊的“极不可靠的吹毛求疵”的看法，认为“罗伯逊的方法主要是在琐细的用词特点上、在各剧中不致的地方和类似的地方找证据”，当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只有从方法论上通过文体学的耐心认真的考证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5〕。 经过争辩，莎剧的真伪并没有完全澄清，《剑桥英国文学史》以整章的篇幅记录了尚“未确定但算作莎士比亚作品的戏剧”。这一切表明以收敛思维对史料真伪的考辨和梳理是需要一种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文学史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切实抓好的关键环节之一，稍有疏漏马虎就要影响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质量，甚至会闹出流传百世的笑话，贻害一代代青年学子。“五四”一代文学史研究者胡适、郑振铎、鲁迅等极为重视史料考辨整理工作，为学术研究作出的独特贡献和提供的考证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尤其目前致力于文学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不太重视史料考辨的情况下反思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是大有益处的。在我看来，现代文学史料的考证辨伪从某种意义说比古代文学史料显得更重要更迫切，这是因为：其一，现代作家经过的政治风浪比哪代作家都多，而且险象丛生，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不正常的心态，往往对自己的作品、言论甚至生平道路改了又改，就连发表文章的名子也是经常变幻的，这就增加了史料考证辨伪的难度；其二，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特别三、四十年代的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为文学作品或期刊杂志的出版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所存留下的书籍报刊其纸张印刷十分粗劣，字迹模糊不清，错漏百出不穷，对于这些史料的考证辨伪相当紧要；其三，由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长期纳入既定的政治框架，对史料的搜集取舍也是以“政治标准第一”，这不仅歪曲篡改了一部分原始资料，而且也消除或遗忘了一部分文学史料，甚至将一些文学作品或史料记载付之以炬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为史料的考辨整理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其四，文革后在思想解放运动激励下不少现代文学老前辈写了大量回忆性的材料，或者自己或者亲朋好友撰写了相当可观的各式各样的传记，这虽然活跃了现代文学研究，充实了现代文学资料宝库，但也增加了“史料”考证辨伪的艰巨性。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对这些回忆、传记所提供的大量史料既可以全信又可以半信也可以不信，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只有通过研究者的考辨才能作出判断，而这些回忆或传记大多出自作家本人或亲朋之手又如何进行考证呢？有些史料只能说是出之有因查无实据了。其五，即使已汇编出版的“史料选集”也是编者根据自己的编选标准和价值眼光汇集而成，无疑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或误漏之处，如果我们研究文学史不盲从这些史料集，这里也有个考证辨伪的问题。有位近现代文学史研究颇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写道：“你只要依据人家的考证、依据人家编的‘资料选集’来花样翻新，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这两年发表了好些颇有新意的评价晚清小说的论文，所用以论证小说观念发展变化的材料都是来自阿英编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而阿英编的资料集明显受制于其‘反映论’的文学史观，好多很难说明问题的另一侧面的材料都弃而不取。这就使得这些表面新奇精彩的论文漏洞百出——研究者的推演过程没错，问题出在据以推演的原始资料上。我想，做一般性的了解、评述，可以借用前人的考证成果和资料辑注；可若做专门性的深入研究，非作一点考证工作不可，要不难保不上当。尤其是中国小说史上尚未探明的黑洞实在太多了，考证工作大有可为。”〔6〕其六， 已出版的各种体例的中国现代文学通史或专题史或断代史（包括我主编或参编的），据以论证的史料或引用的资料，有不少是转引的，甚至反来复去的转引，并不是出自原始资料，要是转引的史料原本正确无误那还不会出现大的错漏，若是转引的资料一开始就来路不明或疑点颇多那便会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只要我们有耐心对现在流行的文学史著作的引文照着原著仔细校勘一下就会发现不少错漏，甚至越是那些为众家反复引用的史料越是能考辨出一些惊人的错漏。以上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陈述理由并非我有什么“考辨癖”，而是从我们研究文学史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说明，以收敛型思维对史料进行考证辨伪是深化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扎实过硬的功夫，有志于文学史研究者必须练好功。
但我也不认为“史料”的考辨能达到绝对的准确无误，也不相信收敛思维在史料考证上具有精确无失的奇妙功效，更不同意从一本文学史中剔出一点史料的误漏就据此断定该文学史的价值不高或著者的功夫不到家。试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少评论者发现其在史料考证方面的失误，我们能据此判定鲁迅在史料考证上缺乏深厚的功夫吗？能据此断定《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不高吗？我承认文学史料的考辨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但不能将其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也不能把史料的考辨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但不能将其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也不能把史料的考辨与确立文学史意识、建构文学史框架放在同一位置上。史料的精审考辨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固然是不可缺少不可逾越的基础一环，不过从众多的丰富的史料中发现问题，引出“史误”并从而进行思维的超越更重要，它是以收敛性思维收集文学史料、考辨精审史料的最高目的，也是收敛思维在文学史研究过程中最光辉的闪烁，它把思维结果集聚在一个焦点上。卡西尔曾说：“在我们对一个给定对象的科学描述中，我们是以大量的观察资料开始，这些观察资料初看起来只是各种孤立事实的松散聚集而已。但是我们越是继续进行下去，这些个别的现象也就越是趋向于呈现出一种明确的形态并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7〕可视为这是对收敛性思维过程及其优势的具体陈述，从中可以看出科学地收集、考辨、精审资料的终极目的所在。文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作为原始资料只是历史的一种凝冻形态，它所蕴含的信息量并未开掘出来，惟有将这些史料纳入文学史主体的研究视野，通过收敛性思维的处理，它的生命才能复活，其信息量方能流动起来，并从中发现众多史料内潜的有序性、过程性、联系性和矛盾性，然后以辐集思维的特殊功能将它们聚集在一个焦点上，便有可能获得一种整体的史学观念，成为网状文学史结构的强有力的支柱。若是不善于从庞杂的文学史料的搜求汇集考辨中发现问题，引出结论性的看法，只是将文学史料按照某种时空顺序排列组合起来，既不以收敛思维考辨史料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又不发掘其联系性和互证性，这不过是证明其是一个史料的原始整理者而不是一个文学史研究者。文学史料固然是“史识”形成的客观根据，然而并非任何史料都能引出正确的史识来，只有那些典型性的关键性的史料才能提供史识的可靠根据，所以收敛思维集聚文学史料不能采取自然主义态度而陷于资料丛林中不能自拔，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史料，重视思维的超越机制，注意史料在一定的组合方式或一定的结构中所显出的功能。如果你能从史料的纵向组合中发现它的时间形态，那么从史料的横向组合中便会发现它的空间形态，而从史料的纵向交错的组合中也许就会发现它的整体，总之对文学史料的处理在运用收敛思维功能时应该采取灵活的策略，否则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一些难以弥补的遗漏。记得鲁迅读了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后写信给台静农道：“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预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水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8〕作为对整个《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评价有片面苛求之嫌，但对“史料”与“史识”在文学史结构中关系的认识却是极为精到深刻的，它启示我们以收敛思维把众多史料纳入文学史框架则必须从中引出史识来，达到思维的超越，不然文学史只有“史”没有“识”，则成了“资料”长编。
注释：
〔1〕《美学》第2期第254页，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5页，1981年商务印书馆版。
〔3〕《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流亡文学》“引言”第2 页。
〔4〕《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82—387页，1985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版
〔5〕《文学理论》第62页，1984年三联书店版。
〔6〕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27页，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83页，198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8〕《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2页，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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