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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语口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大量明显不同的表现形式。历史记录表明在中国这些不同实体叫“方言”，在西方常常称之为"dialects"，这至少在公元前第1000纪元就出现了。300年来，它们已经成为汉语语言学历史的核心。的确，一部中国口语史可以定义为一份从汉语方言最早的可构拟形式到现代语音、语法和词汇发展的总结。
汉语方言史和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当原来在北方居住的中国人移居到其它地区时，这复杂的过程就深深地烙印在语言中。为了研究方言史，有必要发展和持续改善汉语发展史理论。
汉语史的传统理论
汉语史第一朵盛开鲜花似的理论是由高本汉提出来的。这朵鲜花在过去70年里对汉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仔细检验这个系统的明确主题和它所蕴含的假设很有价值。这个理论最成熟的形式在高本汉(1954)的《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中得到了反映，现在我们转到源头上来。
高本汉理论的核心部分是他的“中古汉语”，对此他认为：
我们用“中古汉语”指代《切韵》纂集的公元600年左右的语言，其实质就是陕西长安方言。在唐代，这一方言变成了一种共通语，除沿海的福建省之外，全国各州县的知识界人士都说这种语言。
在脚注中，他是这样精细描述的：
它代表各地最底层的民众保存着本地区的方言俗语，许多地方的土话里仍可以分辨出中古方言的痕迹。但是共通语却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被从最高级官吏到中下层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从而成为几乎是全部现代方言的母语（福建及邻近地区的闽语除外）。《切韵》韵类和各个现代的方言的韵类之间的严整对应关系确凿表明，《切韵》描写的是一种实际存在过的，单一的语言，而不是许多近来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切韵》是一种人造的，由各方言中参差成分所构成的折衷混合的语言。
往上倒推，我们看到一个高本汉论述上古汉语的最早阶段（同上引书）：
上古汉语……就是西周时期（从公元前1028年起）河南地区的语言。揭示上古语音，一方面根据《诗经》和其他上古文献的韵脚，一方面是根据谐声字。后面我们还看到(P271)。
研究上古汉语以便试图重新构拟它的声韵系统。我们自然要根据已经构拟出来的中古汉语。现代方言并不能反映隋代《切韵》以前的东西（唯独闽方言有时指更早一些）。
首先，我们注意到高本汉的理论和音韵学联系得很紧。尽管他把他的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当作一种实际的口语，在高本汉的著作里，上古汉语是界定这些方言的，并且给了他们确切身份。我们不知道高本汉对这些特殊方言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他很少提到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中古汉语对高本汉音韵系统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实际的口语则是具体的。
高本汉清楚地论述了中古汉语是公元600年陕西南部的长安方言。另一方面，上古汉语则是公元前1000年河南地区的语言。
这种较早的形式被白人直接继承下来了。而具有通过书面材料的是中世纪的长安方言声韵系统，也“自然地”作为构拟河南周代的声韵系统的基础。因此，高本汉认为长安方言与河南方言好象是同一方言的不同历史阶段。
高本汉认为中古汉语同时代的长安“俗语”之外，其它地区也存在方言。但这些方言在唐代以前并没有形成他的历史模式。他直接论述在唐代长安方言变成了一种共通语。这一论段非常重要。注意这种假设似乎没有根据有关这样一种共同语的历史记录。同时或后来涉及它的早期来源等等。相反，它的存在是从现代方言的文读特点和《切韵》的声类之间推断出来的。忽略了实际口语的价值。高本汉似乎认为这种共通语是一种声类系统，而不是完整的语言。从没有人提到共通语的语法而且它的词汇与《切韵》中的整体特点也不一致。
高本汉的唐代共通语的论断涉及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假设，这儿保存了这方面的资料。例如，他矛盾地陈述唐代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上层阶级，包括“高级官员”和一个“中下层的中产阶级”。他又假设可能至少一个中产或一个上层的中产阶层。下面有一个中下层的中产阶层，至少是“人口的最底层”。他对这些问题有个矛盾的假设，即这些社会阶层都有独一无二的言语习惯。他设想的特征和19世纪后期有人在欧洲北部遇到的相一致，在唐代中国共通语和历史社会的现实之间相似性还有问题。
高本汉论述每一个人都使用过唐代共通语，一直到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同时这些底层成分还大量保存在土话之中。不管如何，共通语最终似乎要战胜并取代“俗语”。因此，现在前唐方言的痕迹仍然很明显地保存在各种土话之中。它将似乎只是“明显的”而已。因为它们是不规则的，等等。“规则”和《切韵》系统并不一致，这种规则的材料来自这种共通话，共通话的存在表明规则材料的存在。
简而言之，高本汉的历史理论把公元前1000年的河南方言假定为上古汉语，而公元600年的长安方言又直接起源于它，我们称为中古汉语。中古汉语变成唐代的共通语，这种共通语代替了其它各种通行的土话。首先在低层次和高层次的阶层中，后来变得更普通了。汉语历史语言学是对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和中古汉语到现代方言的“非土语”因素发展的研究。
传统理论的修改和阐释
高本汉在40年期间一定程度地修订了他的理论。起初，上古汉语的观点，现在更常见的是叫“古汉语(old chinese)”。这种古汉语已经从起初狭小的领域拓宽了。例如，李方桂认为它是周代华北平原的语言（李 1983），这种语言可能在这个拓宽的地理区域内成为各种后起形成的祖语。最近，Baxter(1992.24)把“周代早期和中期的各种汉语”定义为古汉语，并且谈到“我们说的各种方言和古汉语的各个阶段”。当然，这种上古／古汉语的观点，比高本汉的观点拓得更宽。但是在同一阶段中Baxter谈的“古汉语的构拟”作为一项特殊的任务与语音研究其独特的关系。表示高本汉主要语音观点在现代汉语史的理论中仍然处于摇摆不定的地位。
高本汉的中古汉语的观点直接受到后来权威的挑战，首先，普遍认为《切韵》不能反映公元600年的长安方言。相反，它似乎与华东的几个不同文化中心的方言有联系，如洛阳、邺和金陵（现叫南京）。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洛阳方言在这个《切韵》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大多数学者把它看作这三个地区的最大公倍数的复合体，并在各种早期的韵书中得到证明。他们所持的这些观点严重地冲击了高本汉的理论，因为，假如唐代共通语是从长安方言得来的，《切韵》系统就不可能是唐代共通语的基础。
我们对高本汉观点细致研究时，这些观点依次给我们帮助，并且牵涉到宋代的著名韵书。而高本汉只是对宋代一部韵书感兴趣，关于这一点他有这么一段话(P.215)：
……宋代卓越的学者，著名的司马光用自己的语言对一系列韵书进行了全面地研究，把这套系统汇编成《切韵指掌图》（公元1069）。这部《指掌图》揭示的语言比起《切韵》来更先进。首先，更简单化了。例如，两个或几个《切韵》韵类（根据韵和反切来区别）已经和司马光语言相一致了。然而韵图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当某些韵类的差别在韵图和《切韵》中都一样时，我们就有理由设想这种差别的语音基础在两本书中是相同的。
高本汉关于司马光《切韵指掌图》的观点今天还没有被大家接受，然而除这个观点之外倒是很现实的。重要的是他的韵书的一般观点。首先，他认为一部韵书应是作者的自己语言的“声韵系统的保存”，而不是对《切韵》系统的分析，其次，他感到在韵书中发现了和《切韵》一样的差别，语音环境差别是一样的（强调是后加的），从《切韵》直接承继下来的和韵书所反映出来的语音系统，证明了高本汉的假设。因为他认为后来的方言来自唐代共通语，即这些方言来自中古汉语，同样的语音但为什么不同时期的平行差别会模糊不清，对此有必要作个假设，高本汉在他的构拟工作中却一直坚持他的这一点。
后来的音韵学家用《韵镜》代替《切韵指掌图》，这一著作的最早的著名版本来自晚近的12世纪，或后于《切镜》几乎600年，《韵镜》写作情况，年代和地点都不详。通常，后来的学者在中古（现在常常叫“中古”）汉语研究中使用这个论断。使用的方法也是高本汉描写的《切韵指掌图》的方法。高本汉认为其实韵书是根据作者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根据《韵镜》的语言。《韵镜》心照不宣地作了《切韵》系统的一种入门书。但这并不损害高本汉的学说。因为他说过普通的差异来自代表同一语音的客观性。因此，利用《韵镜》作为一种框架来观察已经向前发展了《切韵》，但对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历史关系几乎不作评论。蒲立本的一种观点试图对高本汉的观点作修订(1984)。今天，大家都知道蒲立本拒绝接受《切韵》系统反映了任何时期的长安方言。然而，他相信在唐代共通语是对的，真有一个这个共通语是在长安方言基础上形成的。他又坚持《韵镜》是在唐代共通语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也就是在长安方言基础上形成的。的确，他非常赞成高本汉原来的观点，韵书是这个方言的一种“语音表现”(P.68)。最后，尽管他把《切韵》系统叫作“前中古汉语”，把《韵镜》系统叫作“后中古汉语，但他认为这两个系统中方言的基础和发展路线都不一样。不过大家好象把后来的发展看成是直接来自前者。因此，高本汉早期的观点是连接《切韵》和后来保存下来的韵书的纽带。后来我们证明了这些韵书确实提供了他们和唐代共通语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这就是把这个共通语作为除闽方言以外各地方言祖语的再次认可(P.63)。在蒲立本的研究中蒲立本用自己的理论把高本汉理论的基本框架从它的历史和地理的不正确性中拯救出来。最后保留了基本部分。因此，蒲立本理论的新观点又可以叫作新高本汉的甚至叫高本汉／蒲立本理论。
新高本汉理论可能把与《切韵》系统相关的具体要求和现代方言的始原问题分开。
a.陆法言编纂《切韵》字典的基本成分是存在中国早期的中等阶层的一种实际的语言（中古汉语或前中古汉语）。
在《切韵》里陆法言实际编纂了什么？《切韵》序中作了清楚说明。主要根据早期的字典和后汉时期的传统注释。尽管在陆法言序中提到的所有韵书都遗失了。毫无疑问，它们大部分是当时老师和学生读书音的实际记录。在对这种材料的研究中，陆法言可能注意到大量的南北方的读书音。这个结果自然是一个包括来自中国各地因素综合的语音系统。
非常有趣的是在中国很长时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如下面所引用的：
罗常培在他的《唐五代西北方言》中这样表述：
此外，《切韵》自然一直是一种包含南北方因素，早期和同一时期来源的语音的创造。可以理解为，它是同时代的不同方言。因为没有一种完全被大家接受的简单方言。
陆志伟在他的《古音说略》中是这样说的：
高本汉还有第三个缺点，就是绝对认为《切韵》代表陆法言时人的官话，并且还是长安的方言。《切韵》序说得很清楚，这部韵书是汇通南北古今的，而且不是陆法官一个人的意见。所用的反切都是从六朝时的韵书中抄下来的(P.2)。在后面几页他又说到：
《切韵》代表南北朝的汉语的整个局面，不代表任何一个方言(P.3)。
下面的引文来自陈寅恪(1949)的文章《从史实论切韵》：
陆法言谈到他的书时说是刘颜和其他七人的讨论记录，以各个作者的用韵和决定古代，近代词典的优点作为衡量的标准。因为这个原因，《切韵》这部书的音竭系统当然不是当时使用的一时一地音(1949【1974】P.574)。
后来，张琨和Betty Shefts在同样的传统中有这样一段话：
《切韵》不代表长安万言，作者也没有这个打算。他们代表一个黏合在一起的自然系统，是对吕静、夏侯该、李季节和杜台卿等人早期发表的各种字典的综合(1972:2)。
最后，让我们来引用王力近期出版的著作——《汉语语音史》。
《切韵》并不简单地代表一时一地的音韵系统。陆法言自己说：“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切韵》有很明显的存古性质(1985.5)在同一本著作的后面部分他又说：
从前有人说，《切韵》音系是隋唐音系，其实，《切韵》并不代表一时一地之音(P165)。
从这些引文中，这种观点在语文学界50多年长胜不败，《切韵》不是一时一地方言的记录，而是一种根据早期著作和不同的地区的俗语的综合系统。
人们对《切韵》作为南北朝语音评释的传统的综合。认为它只是一种传统的引用，而不是一种创新。其实，这是一件很保守的工作。可能如周祖谟建议的南北朝的金陵的读书音是在编纂《切韵》时的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因素。然而并没有排除广泛地依靠早期韵书的可能性。实际上，这可能是陈寅恪和后来的邵荣芬拥护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切韵》代表洛阳的方言。尽管普遍认为是6世纪的金陵学者在西晋末从洛阳逃来的官员和学者的后代。W·J·F·Jenner指出，洛阳是旧时的首都，“呈现了辉煌灿烂和高度文明的形象”。而很久以前，它不再是首都，变得和一个乡镇差不多了。而“象耶路撒冷和罗马一样，洛阳更具有一个真实地位的象征”。(1981:45)因此，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音辞”章指出洛阳和金陵作为两个高雅习俗的标准，并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洛阳，而这个象征性的洛阳是文化教育中心及在311页提出的后来被破坏的已定型的概念。他所指的金陵方言也不是大街行人的日常口语，而是学校教的读书音。
似乎是很清楚了。《切韵》不是一时一地的任何口语方言的实际记录；只是一种语音传统注释的总集。因此，《切韵》系统不是普通程度的真实语言。不仅没有提供给我们能够确认的时间或空间相一致的语音系统，它也不是任何特殊方言的词汇。它包括各个时期教科书上不加鉴别的词，而这些词在实际口语形成中又没有表现形式。而且“中古汉语”没有记载，假如我们意识到任何暂时性的语音都以完整的方式在教科书中有所反映，“中古汉语”在缺乏教科书的情况下没有语言学框架。
这个结论是中古汉语（或前中古汉语，同一事物的另一种叫法）没有它自己适当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形式，所以说它不是一种语言。
b.后来，重新定义的古汉语（后中古汉语）是唐代首都长安的方言，并且在《韵镜》得到修正。
这个声明似乎根本没有历史基础，《韵镜》成本的时间和地点也是极端模糊的，我们没有“韵镜序”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及其写作的原因。没有同一时期的或后来的汉语来源把《韵镜》和长安或早期通常的西北方言联系起来。要证明这种教科书的方言基础，将是未来研究的目标，而不是建立一个作为祖语基础的唐代首都方言的假设。
c.唐代长安方言在朝代变化过程中变成了一种共通语，并且传播到全国各地，渐渐地代替了前唐方言。
以上显示，《切韵》系统不是以长安方言为基础的。蒲立本同意这个观点。然而，他仍然主张除闽语之外的现代汉语方言是来自在以长安方言为基础的唐代共通语，并且主张这个方言在《切韵》中没有反映到，主要反映在后来的韵书中。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方言能够追踪到8-9世纪以长安方言为基础的共通语。
奇怪的是没有人对这种观点提供历史的证据，汉语历史语言学有一股强烈的倾向，总是假设统治区的共通语（明代叫官语）必须是当时首府的方言。但有趣的是鲁国尧(1985)和Paul Yang(1989)最近研究发现明代和清代官话不是根据当时首都北京的方言，而是一种江南官话（江淮官话），实际上，我们所称的官话只从人们实际需要的凝聚力中得到一种“浮标”。只有这个“浮标”，来自各地的官员才可以互相交际。然而如果唐代的长安方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成为当时首府方言，但它决不能代替了同时代的各地方言。长安在隋唐326年之间一直是中国的首府，北京是在明代和清代没有间断的490年的首都，明代和清代具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但北京方言似乎极少影响各地方言，和明代或清代相比较，唐代就不是历史辉煌的朝代。安禄山叛乱后，它已经非常脆弱(Twitchatt 1909:chap8)。长安方言在隋唐时期如何影响各地的土话的确需要认真估量。
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问如何适应高本汉的共通语类型是第一位的，高本汉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26:693)说道：
因此，汉语提供了一种与希腊语有趣的平行构架，几乎所有的希腊现代方言都来自荷兰的土话，最终古时代的方言都消失了。
此后，高本汉在他的几部著作中使用了这种观点。但在研究汉语史时却不能运用希腊共通语。希腊共同语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通过亚历山大的军队向欧洲大陆传播，在城里有方言差异的希腊语在公元元年的时候就消失了。在希腊适当的地方（但并不在非犹太地区），特别是在遥远的伯罗奔尼撤，方言土话或一种涂上了方言特征色彩的共通语，持续了几世纪(Browing1983)。高本汉假设汉语共通语以长安方言为基础，在公元7世纪向中国其它地方传播。蒲立本的共通语模式在8世纪以后开始传播。在这两种模式里，现代汉语方言差异在11-12世纪得到发展，同时保存了很多文件的希腊方言差异性大约来自20世纪左右。据说现代希腊方言大部分是易懂的(Browing1983:2)。另一方面，而包括闽言在内的现代汉语差异很大，而且极不好懂。各方言的差异在短短的时间跨度里发展了。不是高本汉也不是蒲立本。也许有人会问共通语类型是如何真实地入侵其它方言而又这样持久。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认真讨论。正如高本汉所声称的，广大的非闽方言的语音种类能从《切韵》种类中有机地得到分析，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从蒲立本称的后中古汉语中得到。他根据韵书构拟了后中古汉语。因此，蒲立本对高本汉模式批评的关键之处是大部分现代方言的语音类型，可能后来在《切韵》中得到了润色。然而，为什么语音种类的塞音能从韵书中推出来？其实，现代方言来自一个一向简单的类型。某些东西近似赵元任的“通字”。一种通过研究构拟的系统来自方言类型本身（赵1983），的确，赵氏可能没有打算把他的通字作为构拟汉语方言母语的主要条件，而最后，可能成为比高本汉的古汉语或蒲立本的后中古汉语，本质的问题是，如果大部分现代的汉语方言来自一个相对简单的语音系统，比高本汉的古汉语和蒲立本的后中古汉语都简单，那这个简化的系统首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而他们古有的趋势象《切韵》和许多韵书的写作目的并没有很大帮助。当语音转变、发生的时候，韵书常常让我们注意许多重要的转变。
d.除闽方言以外的现代汉语方言是“古汉语”的有机后代（或“古汉语”的后来形式，简单化的形式）。
到目前为止，我应该拒绝接受这种观点，现代汉语口语形式来自中国人早期普通口语形式，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切韵》系统再不代表一时一地的口语方言，甚至，还没有《切韵》的文献背景记录，能给出一个可信的当时口语特征的记录。
大多数汉语方言形式能够显示出和《切韵》系统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切韵》是现代汉语方言的母语，罗马语言呈现出和古典拉丁文献有着类似的关系，然而罗马语言并不来自这种古典文献，却来自拉丁语的土话或方言。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汉语的本质也是这样：现代汉语的土话形式并不来自《切韵》的语音类型，而是来自早期的活生生的口语形式，既然没有这种文献记载，就只能通过现代方言来构拟其始原形式。
新的历史模式和方法学上的暗示
新的历史模式对汉语方言史共时与历时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动态的。它的主要因素是在北方基础方言的基础上演变而形成的。这些地区的人口通过迁徙的方式开始进到南方来。汉语的母语和这个问题一样有趣，但并不立刻和我们发生关系。对历史方言学的研究来说，我们需要发展的模式——汉语史的初期阶段。在一个地区早期不同种类的汉语从华北向西扩张到来未开发的今山西和陕西覆盖的地区。不能忽视基础方言的分离，至少存在于我们这个时期的初始阶段。早期的南方居住着非汉语区的人。然而从早期开始大量的汉人来到南方居住，把农耕技术和言语习惯推向南方。秦——汉帝国的统一，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由北向南的移民运动。我们可以假设这是最早从北方渗透到这个地区的移植汉语，而这个地区以前从不说汉语，但每一次随后而来的进入到同一地区的移民带来了更多的北方方言的后起形式，和已经建立好的早期移民的语言。接触，这种过程将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持续，而这种移民将渐渐地推向新的地区。每个地区的发展都是独立的，这种增长过程的最终影响将引起多重词汇的发展，这种影响象波浪一样在不同时期向各地扩散。
现在我们要考虑这种模式的方法论问题。首先，我们定会发现一个北方方言史的详细的精细的蚀刻痕迹。所做的每一个成就定能证明和追踪北方方言的发展过程。随着内部人口迁徙的过程，相互影响和相互统一。如果北方是汉语向南方运动的跳板，我们就有必要考察在最后定型的时候这个跳板和详细的语言构造，历史上，北方具有它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产生了书面材料，这种材料用各种方式影响着当时的语言史。但在同一时期，强大的文学传统产生一种磨损作用，这种作用进入到历史的和地理的不规则的“标准”实体的倾向，通过它们的自然属性，文学传统磨损了方言发展的真实痕迹。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寻找具有书面材料的审慎用法的历史比较法的平衡倾向。我们要搜集现代方言的地区性的可靠的前期材料，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但是，我们必须绝对排除那些可疑的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材料。
从北方移入南方的方言有一个复杂的和困难的过程。书面材料很少记载而且都是后来的，我们得多依靠比较法，把移民的研究和居民的历史联系起来。我们得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并通过上面提到的大规模的词汇层次来补充，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将利用手边强有力的研究工具和最近大家接受的北方方言史的知识。我们在研究的北方方言的特征，将呈现给我们一个固定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来评估我们在南方方言词汇中的复杂层次中所发现的东西。我们的任务类似在考古挖掘中建立地层学或用树木年代学来证明和划分气候的变化。
另外，方法论的研究自然涉及我们选择的目标和对方言资料的分析。一段时间内在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挫败的感觉。对汉语史研究的支持只不过是象编纂传统词典和韵书一样。汉语机械地陈述阶段之间的联系。这样的研究确实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汉语进化的过程，有人产生这样的感觉，移民离现实的语言学和语音学资料太远，大量丰富的汉语史的材料却被简单地忽略或席卷到地毯下面。如果要追踪到更远，高本汉和他的新学说，将导致对极小的同样古老的证据进行切割和重新切割，对实际汉语发展的观点却很少。
高本汉观点中一个特别不幸的影响就是汉语方言研究过于简单。既然《切韵》系统（或他后来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方言中的存在的问题。一旦构拟出《切韵》系统，方言则索然无味了。如果他们要对《切韵》进行根本性的研究，也只是机械地或多或少地搬来《切韵》系统的模式。既然《切韵》系统基本上由一套字符组成，这是通过正在研究中的方言所收集到一套予订的字符。很少关心实际方言的普通词汇，更没有关心方言的语法结构。似乎很奇怪高本汉的观点也提出了对语言学来源进行严肃考察，同时特别提到各种的抄写资料。对重要资料的看法仍然得到广泛的支持。有人开始从《切韵》系统的怪圈中走了出来。如罗常培，Scongor、Takata研究的藏文抄写。而其他人开始更多地利用这些资料，并不是因为过去证明或反驳《切韵》或其它韵书构似的一些因素，而是他们最可能看到真正的、独立的语言的自然阶段的证据。因为所有这些更大的价值让我们站到《切韵》传统的外面去，并且重新看到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同样可以利用佛教徒大量的译音材料可以追踪到东汉，高本汉对这种还没有完全被利用的材料的态度很清楚，但我们对此的了解却显得很贫乏。
在汉语比较语言学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我们需要一种较好的方言分类。因为一个建立在严峻规律上的分类其实是一种关于对事物起源分类的理论。使用一种较好的分类，我们能发现一个主体群中易懂的部分。在高本汉的语言发展模式里，只是对已经发现的方言资料进行纵向比较，几乎被忽略横向比较，即对同一组的姊妹方言进行比较。在过去，注意到这种比较的少数人被批评为“教条比较”，被认为是“没有看到的真正比较”，而这些比较可以追踪到已知语言来源的一些分类好的古代形式。其它关于新近形成的方言比较将使对整体方言的普通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不是孤立地对待它们。用这种方法我们将逐渐认识这些方言。如吴、赣、客家和闽语都是非常古老的。当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归纳地研究现代方言资料，我们将慢慢地开掘我们一个比过去中国语言学更丰富的、更符合实际的、更令人振奋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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