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贵州论文,云南论文,为例论文,三省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2)05-0021-11
一、云南、贵州、四川民族教育成就
（一）云南省民族教育成就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全省国土面积3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4.1%，居全国第八位。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在全省现有人口4200多万中，少数民族人口就达1400万，占总人口的33.33%，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二位；全省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达5000人以上的世居民族就有25个，其中15个民族为云南所独有。全省有8个民族自治州，29个自治县，民族自治区域占全省面积的70.2%。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特别是1995年全省教育三干会以来，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落实“科教兴滇”战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截至2000年，全省128个县（市、区）基本实现普及六年义务教育；88个县（市、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中民族自治地方县48个，占“普九”的54.55%。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2492400人，年均增加52120人。高等院校少数民族在校生19503人，占21.57%。中等专业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44083人，占36.9%。普通中学少数民族在校生577912人，占31.67%。职业中学少数民族在校生47597人，占33.52%。普通小学少数民族在校生1680725人，占35.6%。“九五”期间累计扫除青壮年文盲217万人，105个县（市、区）基本扫除文盲，青壮年文盲降到10%以下。
（二）贵州省民族教育成就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全省总人口3755万人，有48个民族成份。少数民族居住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省内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253个民族乡，自治地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55.4%，少数民族人口1333.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等10个民族。其中苗、布依、侗、仡佬、水等少数民族在贵州分布较集中，全省苗族人口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49.8%；布依族人口占全国布依族总人口的97.3%；侗族人口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55.7%；仡佬族人口占全国仡佬族总人口的98.2%；水族人口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93.2%。贵州少数民族成份居全国第五位，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三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生息、繁衍和劳动在贵州这块土地上，一起为贵州的开发作出了卓越贡献。
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贵州省恢复和建立了各类民族学校，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2000年底，全省有民族本科院校2所，民族行政管理学校2所及其他部分民族职业技术学校。“八五”、“九五”期间，重点办好民族中等师范学校8所，民族小学233所，民族中学133所。在全省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一个相互衔接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民族高等专科学校——民族本科院校的教育格局。民族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50多年来，少数民族青壮年中的文盲、半文盲率，已由建国初期的90%下降到现在的10%左右，世居的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专门人才。截至2000年底，全省各级各类在校少数民族学生有2567224人，占在校学生数的34.6%。全省于2000年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有32个县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占县数的36.8%。其中民族地区县份为10个，占“普九”县的31.25%。
（三）四川省民族教育成就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全省8329万人口中（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新华网2001/4/2），除汉族外，还世居着彝族、藏族、羌族、回族、蒙古族、傈僳族、纳西族、满族、布依族、傣族、壮族、白族、土家族、苗族等14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385万。四川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大小凉山、川西北高原地区，其民族自治地方共有3个自治州、3个自治县，面积为30.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2%。少数民族地区人口595万。
建国前，四川省民族聚居地区基本上没有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彝族聚居地区现代学校屈指可数，藏族聚居区主要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现代学校非常少，羌族聚居区的相邻地区有一些现代学校和私塾，教育基础相当薄弱。经过50年的努力，民族地区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形成了以基础教育为主体，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具有四川民族地区特点的民族教育体系雏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民族地区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校点布局、校舍设施、办学形式、招生办法、教学方式等方面探索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路子。
1、基础教育稳步发展，各类教育同步推进。1999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有幼儿园246所，在园幼儿74062人，教职工2547人；小学6581所，校点877个，学生657899人，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7%左右，专任教师32807人；普通中学校初中223所，校点54个，在校生112188人；高中89所，在校生21181人，教职工12225人；职业初中14所，校点2个，在校生2971人，教师252人；职业高中9所，校点1个，在校生1717人，教师212人；各类中专学校15所，在校生14129人，教师804人；中师8所，在校生5444人，教师435人；成人中专学校39所，在校生551人；初等职业学校751所，3451个点，在校生105317人，教师555人，兼任教师3325人；大专学校5所，在校生9283人，教师678人。已有4个县（占50个县的8%）另30个乡镇（占民族自治地方1202个乡镇的2.49%）完成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37个县（占50个县的74%）另60个乡镇（占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总数的4.99%）普及了初等教育。
2、教育投入力度加大，办学条件显著改善。中央和省加大了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三州开发资金中用于投入民族地区教育的比例不断提高。据统计，“两项资金”用于教育的投入已达4亿元；省委、省政府明确规定，省财政对三州财政包干补贴每年递增的5%必须用于教育，并重点用于寄宿制教育和牧区教育；在中央每年拨给四川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的基础上，省上还设立了民族教育专项补助；1998、1999年两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从沿海地区的股票收益中安排了2000万元资金用于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安排给民族地区贫困县的资金达1.02亿元；民族地区部分县纳入世行贷款教育项目受援县；从1992年开始，中央和省还先后实施内地发达地区学校对口支援民族地区中、小学，帮助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在财政极为拮据的情况下，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基本保证了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相继开征了农村、城镇职工教育费附加等教育税费，教育支出中来自社会的比重比十年前提高了十多个百分点。1999年，民族地区人均教育支出水平138元，比1989年增加103.3元。随着对教育投入的增大，办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善。1999年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建筑面积达到500万平方米，藏书达1000万册，分别比十年前增加143万平方米和893.4万册。
3、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教师素质有所提高。据1999-2000学年的统计，全省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师已达500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有15000多人。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在95%左右；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在89%左右；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在53%左右；中师教师学历达标率在52%左右；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取得三级以上职称者分别为88%、78%、93%。
4、寄宿制教育快速发展，双语教学别具特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逐步探索出适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办学方式和教学模式。举办了重点寄宿制、普通寄宿制、乡寄宿制等多层次、多规格的寄宿制中、小学，受到农牧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欢迎。目前，民族自治地方各类寄宿制学校已有1064所，在校生120130人，占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的近30%。其中，小学901所，在校生89161人；初中136所，在校生25970人；高中27所，在校生4999人。探索出一条适合四川彝区、藏区特点的双语教学路子。目前，实行一类模式（以民族语文教学为主的模式）教学的小学357所，在校生23051人，教师759人；中学18所，在校生2744人，教师270人。实行二类模式（以汉语文教学为主的模式）教学的小学1063所，在校生121153人，教师1971人；初中107所，在校生19793人；高中15所，在校生2307人，初、高中教师700人。
5、实行特殊优惠政策，提高教育总体水平。全省大中专招生，对民族地区考生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放宽录取标准、招生降分的照顾政策；在部分高校办了民族班、民族预科班；在内地大中城市中学办了民族初中班和高中班，为大专院校输送了一批少数民族合格考生。
截至1999年底，全省50个民族自治县（市）已有37个县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有5个县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民族地区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学点）共计7888所，在校生达82.5万人。
二、云贵川三省发展民族教育的主要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三个省的各级领导和政府都提出了诸如“教育兴省”、“教育兴州”、“教育兴县”、“以教育振兴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等响亮的口号，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以来，在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各省都制定了民族教育发展规划和贯彻实施意见，加强领导，督促落实。各省都从两条系统，即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和省民委民族文教处两个系统直接领导和管理民族教育，这是加强民族教育领导的有力组织保证。
（二）政策倾斜、资金保证
民族教育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和特殊困难，诸如经济贫困、交通困难、教育落后、布点分散、双语教学等等，不能与发达地区教育政策一刀切，而必须实行相应的特殊政策和资金保证。
如云南省在“九五”期间的具体措施有：
第一，积极配合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1996年此项工程在5个民族县试点时，省里配套投入2000余万元；1998年，在69个贫困县正式启动，1998、1999两年，仅省级财政就按时按要求配套资金2.2亿元。
第二，重点建设扶贫攻坚乡的中心完小。省级财政投入1.634亿元，对全省506个扶贫攻坚乡中心完小进行建设，使之成为辐射村小和全乡三教统筹的教育基地，并连续三年多对乡中心小学校长进行培训。
第三，省财政投入9600万元，对贫困地区1200所“茅草为顶竹为墙”的简陋村小进行了改造，改善办学条件，新建自然村校点1200个。
第四，省拨专款6450万元，加强了25个边境县县中的建设。
第五，重点帮助73个贫困县建设职业高中或职业教育中心，共投入7200万元。
第六，在3000所半寄宿制小学的基础上，投入4905万元，新建219所半寄宿制小学。从2000年起，人均生活费补助由7元／月提高到12元／月，40所寄宿制民族中小学人均补助由15元／月，提高到25元／月。由此，全省在原基础上每年增加269.8万元。
第七，建立贫困学生助学基金。为解决学生贫困而辍学这一严重问题，投入530万元，在12个边境县31个贫困乡建立贫困学生助学基金，每乡15～20万元，利用基金利息帮助贫困生。1997年、1998年，又分别投入5000万元、共计1亿元，建立全省中小学助学基金。同时，省政府又拨出2000万元，加上社会筹资1500万元，建立了高校贫困生助学基金。1999年，省委省政府针对全省高校贫困生增加、本金利息下降，又加拨专款270万元，以增加助学基金本金，以利息助学，为贫困生建立稳定、长久的资金补助渠道，因此，全省高校学生无一人因为贫困而失学。
第八，针对布朗、基诺等14个特有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实际，从2000年起，在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建筑工程学校开办特有民族大中专班，每班50人，办学经费、生活费等由国家承担。
第九，大力发展对口支援工作。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帮助下，上海20余个区县对口帮扶云南31个贫困县，几年来，已提供的资金和仪器设备总金额达3205.69万元。
第十，在大中专及成人院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中给予分数倾斜。继续坚持对少数民族学生采取降低分数段录取的招生政策，在原招生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根据边疆、特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考生状况，分别照顾30分、20分、10分。
第十一，楚雄、西双版纳、红河三个民族自治州已制定了民族教育条例。大理、德宏、文山等自治州正在加紧进行民族教育条例的起草、送审工作。《云南民族教育条例》的起草已列入省人大委员会的立法计划。
又如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民族教育，于2000年底召开了全省最高规格的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由省长主持、省委书记作重要讲话，制定并通过了《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计划从2001年起到2010年，每年新增加民族教育专项拨款3亿元、共计30亿元用于发展民族地区教育。
具体目标是：从2001年起到2010年，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发展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建立基本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需要、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民族地区教育体系，在推进素质教育、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使教育直接地为群众脱贫致富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具体任务是：
第一，教育改革有较大进展。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统筹，打破条块分割，调整教育结构，合理布局校点，优化资源配置；在坚持财政投入为主的同时，建立有效机制，加强对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调动广大农牧民办学积极性，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努力提高学校管理水平，推进素质教育，使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有显著提高。
第二，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完成中小学校点布局调整，所有学校硬件建设达到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凳、有旗杆、有厕所的办学基本要求。大多数学校在“一无四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有广播电视、有基本的仪器设备、音体美器材、图书、有宿舍、有运动场地、绿化场地、农牧业生产基地。
第三，师资队伍明显加强。建设一支数量足够、素质合格、学科配套、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基本满足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需要。小学教师全部学历达标，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95%以上，高中教师学科配套、学历达标率90%以上，学历达标教师基本能胜任教学工作。当地民族教师成为中小学教师的主体，培养了一批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第四，寄宿制学校有大的发展。到2010年，寄宿制中小学生达到30万人左右，寄宿制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基本配套，农区寄宿制学校有菜地，牧区寄宿制学校有草场。力争把所有寄宿制学校建成办学条件基本完善，家长放心、群众满意的学校。
第五，初步建立民族地区远程教育体系。所有县能够收转中央和省的教育电视节目，以广播电视村村通为基础，实现广播电视校校通，大多数乡镇中心完小及其以上学校能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县城中小学与省级教育网络联网。
贵州省也制定并执行了类似相应政策。
（三）遵循规律、实施“双语”
双语教学是国家教委遵循民族教育的基本规律批准实施的，这对于只会讲母语的部分少数民族来讲，无疑是通向现代教育的必由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四川省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有藏区、彝区和羌区，四川藏区就有四大方言区，四川彝区有两大方言区（整个彝区是四大方言），羌区也有两大方言区。云南少数民族中有11个民族使用17种民族语言；贵州省也有四个少数民族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学生大多只会讲母语，必须要用双语教学使之进入现代教育领域（因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大多没有数、理、化、计算机等知识和术语）。实践证明，双语教学的实施，极大地加速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进程，扩大了少数民族受教育面和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并且对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普九”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度创新、实施“寄宿”
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交通困难，而且地广人稀；不仅居住分散，而且还有相当数量无固定住房的游牧民族；西部少数民族中还有相当数量人口在贫困线以下。为了不让因缺少基本教学人口而无法入学的儿童辍学；为了不让因随父母游牧的儿童辍学；为了不让因经济困难的儿童辍学，开办和发展寄宿制学校是必由之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都在原有的寄宿制学校的基础上，通过提高生活补贴、维修和建设学校、扩大招生规模，使寄宿制学校得到了发展、完善和提高。如云南省，在已有3000所半寄宿制小学的基础上，又投资4905万元，新建219所半寄宿制小学；同时，还开办了一批民族中学，在普通学校中开办民族班；还在云南的边境贫困县中实施了半减免费制。贵州省在办好寄宿制、半寄宿制的基础上，还针对有的少数民族中特别严重的重男轻女的问题，积极开办女童班、女子班。比如，十多年来，贵州的省、地、县三级教育局、民委一直坚持扶持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开办全免费的、面向边远地区招生的女子班，为当地培养了大批水族女干部，现在三都县乡一级的妇女干部几乎全部是女子班毕业的。由于开办了女子班，贵州省的女童入学率从1990年的81.5%提升到2000年的98.16%，上升了16.66个百分点。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使民族地区的辍学率明显下降，完学率和教育质量大为提高。
（五）对口支援、社会支持
对口支援和协作，先进和发达地区支援落后和困难地区，它既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优良传统，也是动员社会力量办学的有效途径。对口支援教育关系的确立，既有上级政府划定的，也有对口双方自由联系或争取建立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如云南省，国家划定由上海的20个区县对口支援云南的31个贫困县，几年来，已支援的教学设备和资金总额就达3205.69万元；云南省烟草公司3年捐赠4.5亿元；世界银行贷款“贫四”项目、香港邵逸夫先生捐赠、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获得资金5.32亿元，全省2238个项目学校，80%的县受益。
又如，四川省划定成都市对口支援甘孜藏族自治州，成都市一副市长带队两次对甘孜州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确定并实施了校舍建设、设备捐赠、派出优秀教师、对民族地区中小学校长和师资进行免费培训等重大项目。目前，全州已有471所学校与四川内地的475所学校结成对口支援对子，已有168名藏区教师到内地学校接受培训，370多名内地教师来藏区支教。这些对口支援工作的展开都为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再如，贵州省在90年代初，与福建省结成对子，由福建省经济条件好的11个县、市对口支援贵州省11个民族贫困县，几年间为贵州省提高教育援助资金500多万元，接收贵州省100多人赴闽挂职培训，资助2000多名少数民族贫困生入学，福建高等师范院校还免费招收了贵州省28名中师毕业保送生。从1996年起，中央安排深圳、宁波、大连、青岛四市对贵州省进行对口帮扶，几年来，四个市对贵州8个地、市、州的50个县援助项目达160多个，援助资金近1亿元，并接收了贵州142名中小学校长到当地中小学挂职培训。2000年“两个工程”开始后，四个市已派出189名教师到贵州106所学校进行对口支援，同时接收了近100名受援学校校长和教师的挂职培训，赠送设备、学习用具、衣物等物资价值近500万元。这些援助，对于缓解贵州民族教育的燃眉之急、巩固和发展民族教育都起到了十分明显而巨大的作用。
三、云贵川三省民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认识不够，“优先发展”难以落实。目前，民族地区教育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状况，其原因很多，从主观上看，一是各级党政一把手并未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上来，分管领导汇报摆不上会、手段拿不到手、力不从心，形不成全党抓教育、全民重教育的局面；二是经济是短线，上一个项目就有目共睹，效果明显，而教育是长线，三年五载见不到明显成效，对各级领导政绩的现行考核制度重短轻长，导致各级党政对教育的忽视。从客观上看，民族地区由于受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和经济基础的制约，加之现代教育在民族地区起步晚、基础薄、欠帐大等因素，教育发展的困难多，因而存在畏难情绪；民族地区“读书做官”观念根深蒂固，在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部门人满为患、就业无门的情况下，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经济困难的辍学，经济能够支持子女学习的家长也要求子女放弃学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2、投入不足，严重制约教育发展。目前，民族地区投入在教育上的经费绝大多数都是用于教师工资和政策性补贴，维持现有教育规模所需的大部分投入还必须依靠上级财政的扶持。民族地区地方财政投入教育经费能力十分低下。云南省128个县，有105个县依靠财政补贴，财政自给率最低为6.9%，多数是在20%左右。百姓穷、政府穷、地方穷。全省贫困人口160万，返贫500万，不稳定状态500万，实际贫困人口1000万。四川省民族地区国定和省定贫困县分别为16个和12个，占50个县的56%，贫困人口达118万人；22个非贫困县实际贫困面也很大，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5～30%；民族地区自身财力薄弱，绝大部分县财政赤字，自给率很低；特别是天然林停伐后，60%以上财政收入靠木头的20多个县的财政形势更为严峻。
1999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财政教育投入10740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7.3%，其中人头工资8989万元，占财政教育投入的83.7%，学校公务费830万元，占7.7%，设备仪器购置费173万元，占1.6%。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1999年全州预算内教育总投入36728万元，占全州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48.5%，而用于人头经费就达34055万元，占预算内教育总投入的92.7%，其他经费2673万元，仅占7.3%。寄宿制学生生活补助每月每人最多只有20元，远远解决不了学生吃饭问题。地方财政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到“两基”任务的实现。
3、体制转换，民族地区无力适应。目前，民族地区教育的产业化尚不具备条件，教育不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相对不高。当前大中专学校并轨招生、学生自费读书、毕业分配制度改革、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就业门路严重缺乏等现实问题，造成部分农牧民群众一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教育面临急剧滑坡的危险。表现在：一是有的地方出现“不愿读书”情况。四川甘孜州马尔康第二中学，1999年秋季招生，发出105份招生通知单，仅有10人报到。四川牧区出现花钱（150元／人学期）雇人代子读书、彝区出现子女轮流读书现象。二是有的地方出现“无钱读书”情况。四川雷波县教师垫支书本费30万元、美姑县垫欠书本费19万元、金阳县垫支23万元、昭觉县垫欠35万元、普格县垫欠40万元。三是有的地方出现“读不完书”的情况。在校生流失严重，巩固很难，个别地方学生流失率高达40～50%。云南省小学完学率仅为68%，实际辍学率则高达32%。又如四川省的理塘县1999年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59.6%，巩固率为82.09%，毕业率为89.02%；茂县的小学、初中毕业率只有53%、50%；喜德县民族中学，近四年每年平均流失学生100多人；凉山州彝族女童流失最严重，有70%的女童没有接受完小学阶段的教育就流失了；1999年，10多万人口的美姑县应届高中毕业生仅4人。四是在藏区出现“弃学从教”问题。由于藏传佛教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学念经，起码可以解决生计问题，比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划算。因此，四川的甘孜州和阿坝州还大面积存在未满18岁的青少年入寺学经现象，有的家长甚至将孩子送往印度学经。
4、结构单一，职教成教发展滞后。长期以来，民族地区教育的重点在基础教育上，对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支持力度不够，致使教育对农牧民群众的吸引力弱，教育结构、人才模式和质量不能完全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四川为例：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含中专、中师），占高中在校学生的比例只有50%。阿坝州有2所师范学校，4所中等专业学校，7所技工校，规模小，办学质量、社会效益均不高。去年，工业校计划招180人，而报到80人，实际入学率仅为40%。一些技工校甚至多年未招生。凉山州虽有职业初中8所，在校学生2538人；职业高中（点）9所，在校学生1527人，但课程开设，教学计划、内容、形式都与全国统一，脱离当地实际，效果很不理想。
5、义务教育，任务重难度大而进展缓慢。目前，贵州省实现“两基”的任务十分艰巨，全省尚未实现“普九”的55个县中，民族县就占36个；每年约有20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初中；有10万适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有30万中小学生因贫困而辍学。四川省50个县（市）中还有13个县尚未普及初等教育，46个县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20个县未扫除青壮年文盲。已经验收的“普初”是低层次、低水平的普及小学教育，离“普九”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些地方的学生特别是初中生辍学率居高不下，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旧文盲未扫除，新文盲又在不断产生；400多个行政村应该办学校而未能办，500多个乡中心校应办寄宿制学校而未办。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基础教育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民族素质的提高。
6、教学设施，数量不足质量低下。主要表现在，学校数量不足，校舍简陋，四川省少数乡村小学危房率高达40～50%；云南省还有1000多所“茅草为顶竹篱为墙”的乡村小学。教学设施、仪器设备奇缺，连最起码的图书资料也无力购置。据调查保守估计，四川民族地区各类中小学、中专校舍危房面积高达25万平方米。四川康定县折西地区，各乡小、村小教室和教师宿舍都有漏雨现象，墙体浸水，地板朽烂，厕所陈旧破烂，桌凳不足。四川红原县安曲乡中心校，因为缺住房，教师借住牧民家中，学生冬天也在露天就餐。喜德县需维修、改建的教室危房面积达16716平方米。昭觉县区乡小学共差课桌426套，现有近800名学生上课只能席地而坐。
7、教师队伍，最少质弱结构不合理。教师供需矛盾异常突出，一方面代课教师量大质低，一方面因财政困难无力安排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目前，贵州省仅小学代课教师就有40000人；四川三州有6500余名代课教师，其中凉山州有代课教师3000余人，美姑、布拖、金阳等县代课教师已接近教师总数的50%。代课教师虽然工资低，但大都未经过专业训练，自身文化素质低。昭觉县526个代课教师中，小学生占73%，中学生占20%，高中生占5%，小学未毕业的占2%。况且代课教师月工资不足100元，也很难稳定。据调查，四川甘孜州中学教师学历不合格的占三分之一，其中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在35%以下。四川阿坝州各县也大量存在教师学历、能力不符合国家要求的现象。民族地区双语教师严重不足，直接影响牧区、彝区教学。现有教师学科也不配套，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教师奇缺，个别地方教师知识严重老化。四川雅江县有一批50岁左右的老教师，是“文革”时期毕业的师范生，知识陈旧，更新知识困难，已经不能胜任教学，但又不得不坚守教学岗位。民族地区多数县的中学教师整体教学能力已经极大地下降了，提高教学质量的难度很大。
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李处长指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教师，但是云南的中小学教师按老标准（小学教师高中学历以上，中学教师大专以上学历）达标也就70%多。而且就是达了标的教师也还存在学非所教、学非所用；达标教师实际质量也有很大差距，教师综合素质低：现代教育意识薄弱、现代教育手段落后、师德水平低下；由于缺乏环境氛围，达标教师很快被地方同化或者退化了。
国家已明确规定，2005年小学教师达到专科、2010中学教师达到本科。按照新规定，民族地区教师达标就更困难了，不仅仅是经费问题，还因为民族地区教师不可能离岗去培训，这将进一步加大民族地区教师队伍与内地教师队伍的素质差距。师资队伍的这种低素质与教育水平落后成为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8、少数民族在职人才的再教育特别困难。
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义务教育和国民教育，而国民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和再教育，民族教育也不例外。
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人才，这是人们的共识。而制约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人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从基础教育抓起，这是根本，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属于“期货”，而西部大开发所需要的是人才“现货”，在目前人才普遍“东南飞”的大背景下，必须立足于现有民族地区人才的提高和再教育。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牟本礼同志到四川召开民委主任片区会议时，十分强调对西部地区民族干部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要求把任务落到实处。所以，这就有一个“教育结构”问题，即“普九教育”与“国民教育”的比例协调问题，或者说民族地区现有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的培训提高和再教育本身就属于整个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上经济发展滞缓、教育落后等方面的诸多原因，云、贵、川民族地区的人才构成呈现出四大特点：一是人才队伍主要是以各级干部为主体，这是因为民族地区主要还处于农牧经济形态，工业经济不发达，有相当的县份除了县政府招待所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企业了，再加上民营经济不发达，所以少数民族地区人才主要集中在各级政府部门；二是民族地区人才的学历大多是各级党校毕业的大专文凭，而且还有相当部分是函授毕业；三是民族地区人才学科结构大多是思政专业，与西部大开发的知识要求极不适应；四是民族地区现任县处级及其以上干部中，还有相当比例是高中及其以下学历，如四川省三个民族自治州2001年6月底的统计，就有718个没有达到大专以上的学历；由于上述四个特点，民族地区人才的再培训、再教育任务还十分艰巨。
但是，目前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门槛高了、难度大了，民族干部被挡在门外了。因为，目前培养高层次人才——硕士生、博士生的门槛全国统一，外语和高等数学是必考科目，这就将使以函授学校和党校为主的就学结构的、以思政专业为主的学科结构的、以大专生为主体的学历结构的大部分民族干部被挡在了门外，这是其一；其二，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一般都要求掌握“双语”——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如果在此基础上再硬性要求掌握一门外语并达标，显然增加了难度，尤其，对于40岁以上的少数民族人才的再教育更加困难；其三，动辄上万元、几万元的高昂收费，个人难以承担，财政又没有这项专用培训经费予以补助或报销，学费也是拦路虎之一；其四，脱产学习是又一拦路虎，现职干部脱产学习2～3年，“位子”还能保住或者留着吗，这不是不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在职干部的正常心理预期。
四、对民族教育重要性，特殊性的再认识
客观地说，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教育重要性、特殊性的认识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整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也不再是一个新现象。无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我国社会现代化实践角度而言，我们都有若干个理由证明：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也还有个路径的选择问题。
1.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已达1.0643亿，占总人口的8.3%。平均受教育程度全国最低，文盲率全国最高，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壮年文盲率仍高达18%左右。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占全州人口总数的2.49%，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0.84%。因此，民族地区教育的“两基”任务，仍然是任重道远。
2.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经济问题。
现在全国尚有的7000万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都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绝对多数比例。现存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原始贫困与能力贫困相结合的综合型贫困，而这种贫困的根源在于教育落后，消除这种贫困的根本途径也在于发展教育。为什么江泽民同志将目前我国民族问题概括为“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上”，就因为这是对这一现实的本质性概括。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离开了少数民族人口的现代化就不成其为现代化。不发展教育，就不可能用先进的文化去武装人，就不可能彻底改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现代生产力，中国的现代化就会成为空话。
3.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首先，民族省区地处边疆、地理环境复杂。全国陆地边境线长2.1万公里，民族自治地方就达1.9万公里，占全国近90%。边疆地区居住着30多个少数民族与邻国属于同一民族跨境而居，边境地区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其它地区。西部是民族人口和民族关系十分复杂的地区：它是国外敌对势力妄图分化、分裂我国的地区；它是东突分子、恐怖主义分子猖狂活动的区域；它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企图分裂我国的区域。要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如果不发展教育，就不可能用先进的文化去教育人、先进的思想去武装人，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就有可能丧失。
其次，民族教育的重要性还在于有相当民族地区的宗教寺庙在与国民教育争夺青少年。在有的藏区，由于藏传佛教对信教群众的影响，部分家长认为送子女到寺庙学念经，起码可以解决生计问题，比接收正规教育划算，有的家长就将未满18岁的青少年送入寺庙学经，有的家长甚至送孩子到印度学经；有的寺庙也利用免费的招数吸引和接收学龄儿童到寺庙学习宗教文化。寺庙虽然也可以学到一定的文化，但它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且违背了国民教育的有关政策法规，也违背了我国关于宗教、寺庙、僧侣的有关法律法规，如果大量的青少年去学宗教文化，显然不利于当地的少数民族和当地经济的发展。
再其次，西部大开发需要靠发展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现代知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西部是一个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灾害频发的地区。西部民族地区集中了我国三大连片贫困地带，荒漠、高寒、石山，社会发育程度低，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不仅不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未摆脱旧的社会形态所形成的习惯和方式，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无缘。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保护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西部生态屏障，具有经济的和生态环境的政治意义，这是与历史上任何一次西部大开发都不同的显著区别，需要生态经济学的全新知识、技术和手段。落后的教育显然不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一方面，落后的教育与综合贫困成为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贫困又与资源环境的破坏成为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消除这两个恶性循环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民族教育。
4.“双语教学”——民族教育的特殊性
(1)“双语教学”——中国教育的特殊领域。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自治地方达150多个。根据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主体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自由。各级自治机关必须在工作中注意运用民族形式。这还不仅仅是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事实上，在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由于人口居住分散，民族成分众多，许多地区汉语还不能形成主体的交流手段，政府行政管理需要两套人员，九年义务制教育也同样的需要配备两套人员。如新疆伊犁州锡伯族自治县，在发布重要的文件时，需要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锡伯语四种文字。并且，南北差异很大，南方的云南居住的少数民族种类多，山高谷深阻隔了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其中有11个少数民族使17种少数民族语言，信息交流受到很大影响；北方的内蒙古草原地区，虽然语种少，但是人口居住分散、流动性强，信息交流也十分困难。这是“双语教学”必须实行的历史的、法律的基本原因。
(2)“双语教学”是传统的民族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这是因为：一是很多民族地区和很多少数民族离开了本民族的母语就无法进行以普通话为主的现代教育；二是全国统一的外语要求：升学（特别是升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就业、出国留学、评职称；三是中国为了适应加入WTO这一新形势，教育部要求大学增加用外语教学的课程门类；四是入关后的中国将更加全面地实施对外开放，愈是落后的地方愈是要加大对外开放，对于语言的沟通要求就越大。
五、发展民族教育的基本对策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具有显著的特殊性：特殊的区域——民族地区；特殊的人群——少数民族；特殊的教育方式——“双语教学”；特殊的时期——西部大开发。面对中国教育的特殊部分，必须要有相应的特殊政策体系给予必要的扶持。就像中央在西部大开发的整个配套政策中体现的对西部政策倾斜那样，在民族教育上也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扶持力度，以更加开放的、更加优惠的倾斜政策，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动员一切社会力量积极兴办民族教育，尽快改变民族教育的落后状况，促进民族教育的迅速发展。事实上，要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我们面对的应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多方面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民族地区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1)组织保证。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民族地区党委政府及其各部门，要从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提高全民素质的全局和政治高度，认识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要性，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的关系，经济不发展，教育也难发展，不可能等经济发展起来了才来办教育，教育不发展，劳动力素质不高，经济社会也发展不起来。西部大开发，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一个民族只有有了文化，掌握了科学技术，才能兴旺。如果我们不能从娃娃抓起，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摆脱愚昧落后，过上小康生活等等都是一句空话。为此，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切实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定期亲自进行调查、主持会议研究，重大部署要亲自督促检查落实情况；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抓深入、抓落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抓好基础工作和经常性工作，以及具体的督促检查工作，真正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同时，要教育广大农牧民群众积极送子女读书，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宜的、各具特色的办学形式和教育发展路子。形成“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的良好风尚。
(2)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以“普初”、“普九”为主要目标，以各级党政为主体，建立健全民族地区教育目标责任制，目标责任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建立领导和部门联系地区和学校的工作制度，量化指标到地区、到部门、到学校、到人头的考核制度，层层签订责任书、落实责任、实行奖惩的激励制度，大胆探索、积极试点、鼓励创新的制度，定期督促检查制度。建议有关部门把教育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3)实行定点帮教制度。建议仿照各省政府部门定点扶贫的做法，每一个省级部门定点帮助民族地区一个县的教育，定时间、定任务和目标，不达目标不脱钩。一并纳入目标责任考核。
(4)建议各省民委对民族地区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民族地区教育计划和规划以及政策和投入落到实处。
总之，发展民族教育也必须是“动真情、办实事、讲话要落实、政策要兑现”。
2.落实民族教育资金是基本保证
发展民族教育，没有资金保证还是一句空话。各级政府必须设立专款，专款专用，否则“转移支付是转移不付”。除了充分保证原有经费外，还必须确定一个递增比例，以满足教育发展对资金的需要。因为，一是云、贵、川三省针对民族贫困边远地区的学生实施的寄宿制、半寄宿制、边境贫困县的半免费制，原有经费就十分困难，随着生活指数的提高，必须要有一个追加投入；二是为了解决贫困大中专贫困生不至于因贫困而辍学，必须建立相应的助学基金；三是民族地区中小学的教育设施过于简陋，要保证其教学、实验的基本条件，这部分的资金缺口还相当大，必须要增大资金投入的力度；四是民族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欠帐太多，师资达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五是民族地区人才的再培训、再教育应该列入正常的财政支出。
除了将民族教育经费纳入正常的政府预算外，还可以从以下多方面筹集经费：
(1)建议成立“民族教育发展促进会”，争取社会各界力量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同时，面向社会、企业募集资金，并主要用于少数民族学生书本费补贴和大、中专学校特困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补助。
(2)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捐资助学，同时，帮助民族地区牵线搭桥，争取国外爱国人士及一些民间基金会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援助。
(3)把民族地区所有县的义务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工程，争取中央给民族地区教育专项资金补助。
(4)建议发行教育事业彩票，从中按比例划出部分资金投入民族地区教育。
(5)继续组织、用好对口支援资金。
(6)建立和完善保证民族地区教育专项经费专款专用的监督保障机制。各省要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资金的统筹力度，制定管理使用办法，切实保证教育经费用于教育，取得实效。坚决避免和杜绝教育经费挤占、挪用、拖欠的现象。
3.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大力调整民族地区教育结构
(1)处理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关系，“三教”统筹计划，实现协调发展。要以义务教育为中心狠抓基础教育这个重点。基础教育向更高一级教育输送生源，为未来培养人才。职业教育向当地建设输送人才，为现实需要服务。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西部大开发、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和重要的智力保障。在民族地区由于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基础教育的升学率不高，大量学生从基础教育中分流出来，同时，民族地区又急需各种职业技术人才，因此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努力提高职业教育学生在学生总数中的比例。成人教育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后的继续教育，是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通道，也应当积极发展。
(2)基础教育要注意适度集中办学，提高投入效益。重点抓好县中学和乡中心校。继续抓好片区重点高中和初中。在生源不足，办学条件不具备的乡村，可继续采取由县中、乡中心校分别设初中部和教学点的办法。
(3)在推进素质教育中，在一些职业教育薄弱，建立职业学校有困难的地方，可以考虑在普通中学校设立职业班或选修职业课程。
(4)职业教育一定要提高办学实效。要突出解决职业教育中“学校同部门脱钩、专业同产业脱节、培养同使用脱档、效益同利益脱位”的问题，真正做到服务于当地产业发展，服务于农牧区生产第一线和生态经济发展，服务于地方科技和管理的需要。切实加快初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克服这一薄弱环节；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质量，着力发挥应有的效益；采取兼并、联合多种方式，大力调整各类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合理培植教育资源，形成规模，提高效益。
(5)职业教育要采取内地学校在民族地区办分校、在内地办专门班，低年级在民族地区就读、高年级到内地就读等各种有效的联合办学方式，把内地学校的资源同民族地区的生源结合起来，为民族地区培养更多的人才。
4.在办学形式和双语教学方面分类指导、务实创新，探索各具特色的民族教育之路。
(1)实践证明寄宿制、民族班、民族中学、免费制等教学形式无疑都是现行民族教育的有效形式。而且在实践中各都有一些突破和创新，比如，寄宿制对于解决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和分散居住人口的子女就学效果明显，贵州省创办的女童班、女子班，在破除重男轻女的陈规陋习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云南省在边境贫困县实施的免费制和半免费制办学方式，在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云贵川三省民族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并且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居住环境各不相同，就具体的各个地方采取何种方式实现教育目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为了坚持和完善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各地必须从实际需要出发，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从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出发，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办学方法，合理布局校点，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保证更多的适龄儿童入学，争取更高的合格率和毕业率。
目前，继续办好寄宿制学校应主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要突出重点；二是要分别提高重点寄宿制、乡寄宿制、普通寄宿制学生每月每人的生活补贴标准；三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适度扩大规模。
在双语教学上要确定双语教学与汉语教学两种模式的合理比例。在实际工作中，更要尊重老百姓的选择意愿，四川阿坝州红原县教育局让藏族群众投票决定子女是否参加双语学习的办法，就很值得推广。
双语教学除了在“普九”中有巨大应用价值外，在扫除民族地区青壮年文盲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改革开放将是全方位的，西部民族地区与中部、与东南沿海、与世界的交往将会日益增多和更加频繁，具有重要交际功能的语言文字的互通性显得十分重要。少数民族青壮年是现实的市场主体，他们要了解世界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他们，就必须具备基本的语言交际能力，唯有如此，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形势。这是以往双语教学中或多或少被遗忘的地方，这是应该引起重视和必须加以认真解决的问题。
内地与民族地区实行干部交流，内地交流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也需要双语学习，以利于工作。
(2)实施“现代因子教育工程”。实践证明，在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家庭中，凡是有一个高中或中专及其以上学历人员的家庭，其家庭经济脱贫致富的速度、发展富裕程度都高于全体成员文盲或半文盲的家庭，其原因就在于前一种家庭具有了一定现代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因子”。建议在巩固和发展民族地区已有的寄宿制学校的基础上，实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每个贫困家庭提供“一个从小学到高中（中专）毕业的全免费教育名额”的“现代因子工程”，填补单个少数民族家庭没有中等现代“文化化”的空白，从而为农牧民家庭注入现代化因素，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动力，搞活微观经济基础，以此带动民族地区目前还是以家庭经济为主要生产单元的传统农牧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
5.稳定队伍，提高素质，壮大适应素质教育的师资力量
(1)积极实施民族地区“教师安居工程”，积极创造条件，抓好民族地区教师宿舍的建设，尽快解决民族地区教师无住房和住房困难问题。同时，在内地条件较好地区修建退休教师公寓，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2)按新教育部标准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即小学教师学历大专以上、中学教师本科以上。鼓励教师进行学历学习，设立教师学历达标奖励基金，按大学专科、本科、硕士等三类标准拟定奖金额，激励现有在职教师学历达标。
(3)逐步取代民族地区代课教师，让在各类师范院校毕业的大、中专生上岗。
(4)从民族地区师资缺乏的实际出发，组织内地优秀教师到民族地区讲课指导，同时将民族地区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分期分批送往内地进修和培训。
(5)建议各省教育厅设立专项补助基金，用于民族地区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定期外出学习、轮换抽调到内地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挂职锻炼的补助。
(6)抓住机改机遇，民族地区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分流到各类学校从事教学工作，财政人头经费随员转移。
6.加速培养，扩大引进，为西部大开发输送人才
少数民族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人才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市场的自由竞争空前激烈，民族地区在人才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下面，以课题组在四川民族地区的调查，作一个案例分析。
首先是留住本地现有人才难：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中的“待遇留人”是最难落实的。因为：一是本地现有人才一考上硕士研究生外出读书，大都是“白鹤一去无消息”，为获取更高的收益和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到相对发达地区就业；二是本地人才“自然流动”到外地、或者被外地高薪挖走，如甘孜州的泸定县中学，被双流县的棠湖中学等单位挖走几个数、理、化的骨干教师后，曾经一度名声显赫的泸定中学从此风光不再。
其次是引进外地人才更难：不可否认，四川藏区长期以来都在积极引进人才，但收效甚微，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更难。为什么民族地区引进人才这么难呢？难就难在四川藏区人才的综合收益不可能大幅度提高，超过内地和沿海的人才收益更是不可想象。如果收益大幅度高于本地水平，那么“引进人才”与“本地人才”之间肯定会产生摩擦，即所谓“引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难就难在民族地区普遍的“吃饭财政”难以支撑引进人才的高额报酬；难就难在民族地区企业太少、并且困难企业居多，难以大量引进人才和稳定人才。阿坝州多年来，几乎没有成功引进高科技、高学历人才。甘孜州理塘县近年来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出的统计就可窥见一斑。
再其次是接收本地学成归来的人才也难：有资料显示，从97年开始，四川民族地区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回本地安置分配的只有60%左右，有40%自然流失到外地就业。这主要因为：一是“好”专业、好成绩者大多不回来，到内地和沿海就业；二是民族地区企业太少，如前所述，有的县份除了县政府招待所以外，几乎没有企业，缺乏了企业就业这个最广阔的空间，毕业生几乎都去挤已经人满为患的政府机关，使“吃饭财政”不堪重负，并且成为下一步机构精简的难题；三是由于生产相对过剩条件下，市场准入门槛高，才从学校毕业的学生缺乏自主就业的条件和能力，只能“依附性就业”——依附现有企业或者政府；四是民族地区教育系统条件差、待遇低而且还经常拖欠。由于上述几个原因，在民族地区出现了人才紧缺与难以接收安排人才的“双难”局面——组织部长、人事局长大喊引进人才；财政局长大喊发不起工资了！
理塘县人才引进与流失情况统计表
年度 1998199920002001合计品送
项目
(10月)
情况(人)
13 15 20
8 56
32
流失 22 13 37 16 88
资料来源：刘勇《关于民族在职干部深造学习的政策思考》。
最后是下一步的机构改革人才安排更难！！
立足现有人才的培训和再教育，是民族地区最现实的人才战略选择。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从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管理和发展的各级各类人才，首先必须要有我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知识和素养；其次要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最后还必须要有民族感情，才能够胜任和搞好各项工作，这是被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在这里并不完全适用，尤其是在藏区。对现有本地干部，尤其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实施再培训、再教育工程，就能将他们培养成符合上述要求的各级各类人才。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几乎都是扎根当地的“永久牌”人才。所以，四川藏区在引进人才困难、安置人才困难、留住人才困难的现实条件下，立足于本地现有人才的培训和再教育，是最现实的战略选择。
为此，建议：
(1)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为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要花大力气，办好民族院校，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的政治、生活待遇，为教师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
(2)继续办好少数民族预科班，为各省内外高校输送合格的人才。目前，各省少数民族预科班在校生已有一定规模，今后力争逐年增大招生规模，并争取更多的内地大学在民族院校设立民族预科班。
(3)就像各省都支持西藏在内地开办西藏中学或西藏班那样，继续在内地大中城市举办民族班、校，要继续关心和支持民族班、校的工作，帮助他们反映和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4)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在开放式招生条件下往往不具备竞争优势，如贵州省的五所民族院校没有一个硕士点，所以应该积极支持民族地区高校与内地高校联合办学，借助内地的办学优势和先进的教育管理经验，为民族地区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5)继续保留向民族地区定向招生的优惠政策。内地大专院校除继续招收农、医、师范少数民族定向生外，还应招收民族地区急需的矿业、旅游、水电、外语、美术、音乐等专业的定向生。在师范类中扩大定向招收数学、物理、化学专业的名额。
(6)在政治、工资、福利、职称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动员、组织大专院校毕业生、研究生到民族地区锻炼二至三年。动员内地教师支援民族地区，在原校的一切关系和待遇不变，并由原校给予艰苦津贴，在评定职称上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7)建议省一级政府给予自愿到民族地区支教的教师和专门人才实行专项补助。
(8)建议省一级政府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少数民族现有人才的再培训、再教育，大规模地实现知识更新和人才升级。
7.大力发展民族远程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是挖掘和发挥现有高等教育潜力、迅速扩大高教规模和实现教育产业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这对于改造和改变民族地区较为落后的教育系统、从而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远程教育能缩小民族地区教育与内地教育的巨大差距，实现历史性的跨越。民族教育落后于内地主要表现在教育手段落后、教育方式落后、教育规模落后、教育结构落后、教育层次落后、教育质量落后等方面。远程教育这种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教育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开放的，可以使任何人在凡连接到网络的地方，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选择自己需要的内容进行学习，因此可以解决许多人的再教育、甚至终身教育问题；学习者不受时空、职业、年龄地条件的限制，接受异地同步教育，从而解决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难的问题；它能够充分调动多媒体手段实现教与学之间的多向互动，其电子课件和教材丰富多样、生动活泼，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它可以同时让更多的人接受高水平的教师的指导，甚至可以听到第一流教师的授课。教育资源的这种共享既可以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学习效率，又可以降低教育成本。依托正规院校发展现代化的民族远程教育，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就能在短时期内、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民族地区的教育落后局面，实现民族教育的历史性跨越。
其次，远程教育是未来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基础。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素质的提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基本条件。目前联合国对于文盲最新的定义是：不能够读书识字；不能够掌握和运用计算机；不懂得现代社会符号。现代远程教育是利用现代传播技术促进国民获取、处理、运用知识和信息资源，提高人口素质以及全球竞争的过程。就世界范围而言，正是由于远程教育所具有的优越性，越来越多的学校采用远程教育手段，不少国家还把教育的信息化作为优先考虑的任务，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于人口素质的要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种种不利因素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它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的严重制约作用。民族地区教育的现状，包括：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与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的矛盾、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矛盾、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的差距、学历教育与终身教育的不同需求，如此等等的困难和矛盾仅仅依靠传统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渠道是不可能解决的。而通过发展民族远程教育，构筑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教学体系，使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能够低成本地、高效率地接入现代远程教育网，可以在突破时空之限基础上，让知识、信息、技术的交流与共享成为现实，成为充实、完善和发展民族教育系统的基本手段和途径。
再次，远程教育是实施双语教学的最佳形式。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信息处理和社会交往方式是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面对竞争、为了走出封闭，我国正在加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软件的开发和互译，学习多语或者双语，开发多语、双语的翻译转换软件，以利于与世界协同进步，加强和方便国际交往，既方便本民族走向世界，又方便世界认识本民族，克服其交际功能的局限性。西部少数民族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已显雏型：继蒙古族文字上网以后，维吾尔、哈萨克族、柯尔克孜等族文字的输入法也已经面世；已经有十几个民族的文字软件系统开发成功并运用；西南民族学院的沙氏彝文世界编码标准和彝文处理平台、藏文处理平台、傣文处理平台等，首次建立了彝文、藏文、傣文的视窗系统，彝文、藏文、傣文由此可以直接键入，藏汉英三种文字、彝汉英三种文字、傣汉英三种文字实现了内核级兼容、转化，可以同屏显示，混合打印输出，做成了微软公司也没有做到的事，为双语教学、媒体传播手段的改进，为少数民族地区进入信息社会创造了条件。随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软件的开发和互译软件的开发，双语教学的师资培训问题、援助民族地区人员的民族语言培训问题、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经济交往问题都会通过远程教育应刃而解。
最后，以国家民委直属的骨干民族院校为依托发展民族远程教育，有利于抢占现代教育信息化的制高点，有利于提高骨干院校的硬件水平、管理水平和迅速扩大教学规模，提升和挖掘骨干院校作为民族区域教育中心的功能，以适应新时期对民族教育的要求和趋势。
为了确保面向民族地区的远程教育工程获得教育部的批准，特建议：
(1)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现代远程教育的试点，启动“少数民族地区知识传播示范工程”，为其进一步扩大积累经验。国家民委教育司给予相关配套措施的大力支持，并出面与教育部有关司局联系，在国家民委直属的民族院校中至少批准1～2个民族远程网络学院，以促进民族远程教育的迅速展开。
(2)申报民族远程教育工程的骨干民族院校，尽快设立专项资金，着手师资培训和专用软件的研制开发，作好前期准备工作。
收稿日期：200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