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_反腐论文

论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_反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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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工作离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反腐倡廉工作要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549、1500页)。

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来看,反腐败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廉洁从政的规定,但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在党员领导干部中,有这种或那种不廉沽行为的为数不少,不少已经触犯刑律。“党员领导干部中的违纪违法、腐化堕落案件仍时有发生,有些案件之恶劣,涉案人数之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没有过的”(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361页)。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思想迷茫,精神空虚,理想信念淡漠,滋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嫌贫爱富,“傍大款”。江泽民严肃指出:“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好作风,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淡忘了,有的甚至已丢得差不多了。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的现象,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盛行起来。一些人沉溺于物质享受,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令人触目惊心。”(同上,第238页)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朱镕基也对奢侈浪费现象进行了批评:“当前,无论是生产、建设、流通还是消费领域,都存在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有些领导干部对中央关于廉洁自律的规定,阳奉阴违。有的领导干部把手中的“权力”变为谋私的手段,没有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管好自己的子女和配偶,“对配偶子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影响谋取非法利益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庇护亲属违法犯罪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教训十分深刻”(同上,第368页)。

从查办的案件来看,反腐败任务还相当繁重。“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现在揭露的有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多年了,却迟迟未能发现,结果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567页)成克杰1992年开始腐败蜕变,直到2000年4月,成克杰违法违纪事实才大白于天下。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数量长期居高不下。1998~2001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分别是35084件、38382件、45113件、45266件,每年呈递增趋势。1999~2001年,分别有17名、22名和16名省(部)级干部受到处分(此处列举的被查处高级干部的数字均不含军队)。统计表明,近3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数量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包括近3年)立案查处数量的总和。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窝案串案增多,出现集体腐败案。湛江走私案件受到查处的公职人员259人;震惊全国的厦门特大走私案共涉及了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以及金融单位的大批工作人员,其中就有省部级干部3人、厅局级干部26人、县处级干部86人。“有的地方和部门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也迟迟未能发现。还有,有的干部刚刚提拔上来,或者刚刚经过考察和,‘三讲’教育,就发现有重大问题。”(同上,第1567~1568页)正是在1999年1~4月的“三讲”教育期间,胡长清受贿93万元。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江泽民说:“还有极少数人私欲恶性膨胀,为了达到目的,竟然勾结或利用黑社会势力置人于死地。近年来,在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谋官害命或报复杀人案已有多起。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难道还不需要引起我们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的高度警觉吗?”(同上,第1107页)

在纠正行业与部门不正之风方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民负担、公路“三乱”、中小学校乱收费、企业负担等八个方面的不正之风,进行了全国范围的集中整治,阶段性成果比较明显。但从总体而言,部门与行业不正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巩固已有的阶段性成果的难度还相当大,工作稍一放松,就会出现反弹,比如在纠正公费出国(境)旅游、清理“小金库”等方面,防止反弹的任务还很艰巨。

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与腐败现象是格格不入的,为什么我国还会出现腐败现象并且顽固存在呢?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许多社会都有。从本质上说,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为根除腐败创造了条件,但封建制度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要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增加了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换经济体制、诸多社会矛盾交织的条件下进行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与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严格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使得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具体说来,第一,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变化,给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情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法分子为了牟取私利,不惜重金、美色拉拢腐蚀执掌权力的干部。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产生心理失衡,意志薄弱者经不住市场经济的考验,滋长了金钱至上、惟利是图的思想。第二,从国际经济来看,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迅速的变革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发达国家一般用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国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体上要用40年左右的时间,而至今才过去20多年。由于经济体制转换的时间短、进程快,制度、体制、机制方面存在不少漏洞。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根除腐败现象的任务也就具有了长期性。第三,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对外开放容易使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机而入,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拉拢腐蚀我们内部的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可能出现法律制度管理上的漏洞与断层,外资兼并引发新一轮国有资产重组,分配不公加剧,国外黑恶势力程度不同地渗入我国,我们要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可能出现的腐败高发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全面复兴,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些年经济仍在发展,一些干部思想上产生迷茫,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克服党员干部的思想偏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有迎接更艰巨复杂的反腐败斗争的思想准备。第四,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一些领导干部没有解决好“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396页)的问题,发生了以权谋私的现象。不仅仅我们党会遇到这类问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特别是长期执政后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但要每一个共产党员做到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确不容易。

从主观上讲,尽管党中央始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工作格局,但至今仍有一些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腐败斗争对立起来,治党不严,对党员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有的地区和部门没有坚决落实党的反腐败战略部署,没有“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有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法执纪偏宽、偏软。另外,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规律的研究,还满足不了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消除腐败现象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如果看不到我国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而认为我们已经从根本上跳出了“政权兴亡周期率”,那是盲目乐观。如果看不到我们党领导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并将要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宝贵经验,动摇取得反腐败最后胜利的信心,是盲目悲观。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论者,对共产党领导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认为,腐败是社会发展中丑恶的、腐朽的因素,是对历史进步的反动。社会进步力量同腐败作斗争,可能会出现波折,但进步力量最终会取得胜利。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再是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手段,有助于根绝腐败产生的社会经济土壤;民主集中制为避免少数人独断专行以权谋私创造条件;我们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是抵御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保证。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逐步深入人心,腐败现象将失去存在的条件,必将消失在历史进步的滚滚洪流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腐败现象的直接受害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反腐败的深厚力量。党领导反腐败斗争体现了人民的要求。维护好、引导好人民的反腐败热情,是党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党内的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但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各级纪检机关所查处的违纪案件中,有80%以上是人民群众举报出来的。获得群众支持与配合,是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坚定反腐败的必胜信心,更在于共产党是坚决反腐败的。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同腐败现象犹如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相容,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侵蚀党和国家健康的肌体。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腐败斗争是认真的、卓有成效的。毛泽东把1949年进京执政称为“赶考”。新中国成立不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告诫过:“常委会的同志们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4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深化改革,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力度的反腐败思路。“三讲”教育与“三个代表”的学习运动,是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腐败分子在党内就没有藏身之地。目前,党中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败方针进一步得到贯彻实施,在遏制腐败方面已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应该坚决纠偏补弊,激浊扬清,认真加以解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所应该采取的负责态度”。(《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107页)反腐败工作是长期的,不能指望采取几次大的行动就能彻底解决,切不可因为反腐败工作有了一定成绩而放松斗争。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保持旺盛的斗志,坚定不移地落实党中央的决策与部署,以扎实的反腐败工作成绩,取信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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