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性”的定位与内涵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发性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关于“自发性”的概念内涵与功能定位似乎已有定论。近年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学者们向已有定论提出了挑战，要求重新予以批判性地审视。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将从哲学本体功能的视角对“自发性”作出定位，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一些梳理。
一
关于“自发性”的界说，在我们的辞书和哲学著作中，是作为与“自觉性”概念“相对”、“相反”、“相对立”作出的。①其对立的界限，核心在于是否认识和掌握社会客观规律或一定的客观规律。自觉性其特征“是对社会规律性的认识和使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自发性“它不是以认识和能动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为根据”的，“不能驾驭社会的发展”。②自觉性与自发性这条对立的界限贯穿于人们活动的目的，活动的手段和方法，期望的活动结果等三个方面。有人作了如下的解释性定义：
“人类社会活动中自觉活动的比较准确的定义应该不只是认清目的本身，而且还包括这个目的和起作用的客观历史规律不相矛盾；不只是认清实现提出的目的和手段，而且了解手段和方法在这个活动中确实需要和充分；不只是予见这一集团期望的活动结果，而且了解这个结果的基本可能性，就是说，这个结果同历史与社会进程的规律相符合。”“人类社会活动中自发活动的比较准确的定义，应该表示为没有能力预见开始进行的活动的实际结果，不知道或者不想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作用，缺乏为实现提出的目的所必需的群众的行动一致、团结和自觉一致。”③
在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中，自发性是在与自觉性相对立中取得其内涵的。关键在于主体有没有认识和运用社会客观规律以及控制社会生活的能力。就是说它是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从人和社会客观规律关系上讲主体的理性能力的。这种从主客体关系着眼用主体理性能力作出规定的自发性，从哲学视角说，是认识论上的定位。
可是，社会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它自身的运作和功能发挥都是以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为通衢的。虽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活动的人，都有各自自觉期望的目的，但是“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完全相似的情况。”④现代科学的发展，在古典科学的“合规律性”、“唯理性”等概念面前，提出了“机遇”、“自发性”等题目，并作出了意义深长的探索，抗议古典科学没有给“机遇”、“自发性”等概念以应有的地位。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了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现象，指出开放系统和非平衡往往就是自发形成某种结构和秩序的不可逆过程的基础，“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这一理论认为，有序来自无序，必然来自偶然，组织产生了涨落波动。大自然的进化是一种自组织的进化。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以自组织进化为基础的。可以说，“自发性”是社会运作的本体功能。没有自发性、机遇的自组织作基础，规律就不能形成和运作，秩序也不能建立。那种从哲学认识论上定位自发性，认定自发性就是主体缺乏理性能力因而予以排斥的界说，根本的缺陷就在于看不到自发性、“时机汇合”对于确定必然的发展，不可逆转的转变的意义。
人是具有理性的，人们进行实践活动总是追求着一定的目的；没有意图，没有预期目的活动是没有的。广义地说：“按照预先提出的目的，并且切实掌握这一目的和方法的人类活动，叫做自觉活动。”⑤可以说，人类的活动都是自觉活动，但何以每个人的自觉活动却在社会中形成了自发活动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把自发性定位在与自觉性二分对立的界说上，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一种回答说，对自觉活动的广义看法“是不充分的”。不充分“在于认清了目的，有了必要的手段和力量保障，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失败了”。失败证明“没有本领预见未来，缺乏客观规律的情况和知识”，所以是“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自觉性”。⑥如此说来，失败了的活动都是自发的，成功了的活动才是自觉活动。更有甚者有人断言：“人们的活动结果……与自己提出的目标相违背”“就会产生自发的不良后果”、“自发的消极后果”。⑦目标未果即是自发，即是负面效应。但试问在社会中一些人活动达到其预期目的而另一些人未达到，何以在社会总体上仍可能构成自发活动呢？
另一种回答是私有制和阶级限制说。这种限制说认为：人的每一个活动自觉地追求一个既定的利益目标，由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分裂为阶级的条件下，在社会总过程中产生的后果，不是进行自觉活动的人期待的，而是出乎预料的，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没有意识到的，自发出现的。⑧限制说看到了理性自觉的局限性，但仅限于私有制和阶级分裂，看不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和社会的复杂性。人们即使认识了社会规律，但总不能时时详细地占有客观必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各个时机汇合点的运行。可见，这种解释仍然是把自发性和自觉性限定在社会总过程中的结果二分对立上，而无法说清社会过程中的自发性。
根据什么提出社会预期目的，又根据什么判定达到了社会预期的结果，即是说判定个人的自觉活动变成社会总体的自发性的根据是什么？“在社会发展中不应该从个人意识的角度，而应该从社会意识的角度去考察自觉性。”⑨这一回答道出了自发性与自觉性二分对立的真正所在。这里所谓的“社会意识”是指经过加工了的、升华了的确定的理性，或曰意识形态。因此，各个个人的自觉活动之所以会在社会总体中变成自发活动，就在于它不为这种确定的理性所控制，不顺从这种理性意志，相反的造成了一种为理性非预期的结果。因此，自发性与自觉性总是处于相对立的地位。
理性是一个很难给予严格定义的概念，与我们论述有关的是政治理性。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理性。在古代，理性原则即是来自与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相类比，后来又与上帝等尊神相联接的地上的统治者是代表天或天神进行统治的。在近代，以牛顿为代表的古典科学，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就，理智的优越性成为人们不可移易的信条。启蒙主义者的“以头脑立法”的历史理性是它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集中反映。启蒙主义主张理性作为人类活动和整个社会的唯一基础，涵盖整个社会生活（经济、政治、道德、文化艺术等）的唯一原则。理性是评判人类活动、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尺度。黑格尔赞叹说：他们是“用思想立地并用思想去构造现实”的。⑩这种对理性的高扬和夸张，当时是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的。可是，在这种社会完全按理性运转的褒扬理性浪潮中，自发性处于受贬抑、受排斥的地位；它在这种理性面前，即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是社会罪恶的根源，必须要消除的；消除的道路是启蒙，即由他们这些握有理性的启蒙主义者、“理性人”向愚昧落后的自发群众灌输理性，使群众达到理性自觉。
在现代，由于理性科学、启蒙主义对自发性的贬抑和排斥的影响，加上社会政治的特殊背景，使这种贬斥成为大规模的和迅猛激烈的。虽然现代的高扬自觉性贬抑自发性，并把自觉性和自发性二分对立、二分择一有它自己的表现形式和实践形式，但实质上是启蒙理性的向前推进。把市场经济当作是自发经济并把它与资本主义划等号，把计划经济看作是自觉经济并把它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就是现代自觉性与自发性排斥对立的典型观点。这种现代理性观和启蒙理性不同在于：后者是以契约为基础，前者代之以社会发展规律；后者的终极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前者的终极目的则是计划理性的社会主义；后者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的，前者是整体主义。如果说，启蒙主义者卢梭认为公意是个人意志的总和，那末计划理性主义者用的是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因为我是共同体的成员，我必须服从这个共同体的整体。计划理性是整体理想和终极目的理性。按照这种理性，必须有一群对整体、终极理想十分自觉的“理性人”对社会发展预先作出详尽无遗的完美设计，使社会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参与按设计的意志行动，服从这个完美设计所代表的共同体利益和终极目标，不容许有任何偏离设计意志的行为。这就要求社会所有成员具有不按个人自我利益，甚至牺牲自我的实践利益的理性自觉。为使社会成员上升到这种自觉水平，实现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终极目标所必需的群众行动一致、团结奋斗，不仅要通过启蒙、灌输等手段把人们的自发活动（不合设计意志的行为）引导到自觉活动上来；而且要抑止、排除各种偏离设计要求的自发因素、自发倾向、自发行为和自发势力。这种排除是在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作“顽强的斗争加以解决”的。(11)这样，才能让社会不发生异质性的分化，保障社会的同质性和机械团结。这种理性自觉，是以纯正伟大的目标作出价值取向和历史取向的，要求有纯正的意图纯洁的诚意，时时处处必须考虑“是谁和为了谁的利益而进行活动。”(12)要是有丁点不纯，就被斥之为自发，就要采取一切手段与之斗争。这种纯之又纯的自觉性认为只要目的纯正、意图纯真，总能带来美好的结果，可以不必考虑由此行动所导致的潜在的和可以预见的危险的结果。我国“文化革命”中泛滥的就是这种纯洁理性发展到极端的纯粹“终极目的理性”。
总之，现代的计划理性把自觉性与自发性二分对立和二分择一，是由主体对终极目的的纯正诚意划定的，可以说是主观理性。持这种二分对立观点的人也说得很明白，自发性与自觉性属于“主观因素”。(13)然而，把自发性界定在受主观理性贬抑、斗争的地位上，就不能说明社会历史的驱动力，社会历史主体、人民群众的作用以及社会客观规律的运作。在实践上它贻误了社会自身的进展。为此，必须改变这种从认识知识论、从主体自身作出的二分对立贬斥自发性的界说，更换哲学视角和思维方式，给自发性以新的定位和界说。
二
给自发性新的定位和界说，还自发性以本来面目，首先是转换哲学视角，把自发性定位于社会本体功能上。这里所说的社会本体不同于传统的本体论。传统的本体论讲的是本原、实体、终极因，从唯物主义视角说即是客观存在。社会本体是讲社会系统及其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客观方式。社会本体功能是指这种相互作用的客观方式引起社会秩序涨落和社会进化的自组织作用。把自发性定位在社会本体功能上，即是说自发性是社会系统自身、社会规律自身运作的客观方式，起着社会秩序涨落和自组织的作用，它是社会进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这样的定位是作为社会运作机制而与人为机制相对应而言的。
按照唯物史观，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及其规律是人们的活动形成的，它不能离开人们的活动在人们的活动之外运作和发挥功能。社会及其规律是在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中自然地、历史地形成、运作的，而它又不依人们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无数的个别愿望、个别行动融合的力量是社会的驱动力，体现出社会的波动、要求与发展趋向，我们称它为社会的自发机制。与之对应的是人为机制。人为机制“是指人类根据一定的社会目标，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而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社会运行机制”。(14)它在社会运作中起激励、控制、导向的作用，表现为政策、法律、道德与社会约束规范。自发机制体现了社会运作的条件及在该条件下的人们往往观察不到的社会生活进化发展要求和趋势。这是因为各个个别愿望和行动相互竞争，经过了“自然的”冲击洗刷，综合而汇成了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趋向；还因为自发活动始初往往是隐性的，极其微弱不易察览，而在条件逐渐具备和成熟的情况下，它由小变大，由隐而显；它的展开过程，有点像混沌学上所说的洛仑兹“蝴蝶效应”，由微而著逐渐放大。自发机制的形成有的非常漫长，有的并不漫长，但总要待以时日的。人为机制所定的社会目标、规范和手段首先要体现出体现在自发机制中社会及其规律运作的条件、趋势和要求；脱离了社会运作的条件和一定条件下的趋向、要求，建立起来的人为机制很可能因其阻碍社会发展而最终被废弃。人为机制和自发机制没有孰优孰劣，谁该褒扬谁该贬斥的分立。它们都必须受社会实践的裁决，就是说其效应是积极的，就是优，就该扬；其效应是消极的，就该贬，就该限制或废弃。人为机制和自发机制是互动的。人为机制要以自发机制为基础。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正效应的自发性的活动、事物，人为机制应该予以肯定、扶植、利用、完善和强化它；对产生负效应的自发性，人为机制应加限制、控制、调适。能否利用和调适自发性是对人为机制的优劣、功能、力度的检验。这里用得着“顺乎自然”这句老话。当然不能笼统的解释为“适应历史的自发过程”，而是如同列宁所说的“领导自发的历史过程”。(15)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尽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至今还有争论。可是，这一理论把“自发性”定位于社会本体功能，是许多专家公认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是斯密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提出的，但它不仅仅限于经济学范围。在纪念《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时，专家们认为斯密首先是一个哲学家。有的把他和马克思相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本不限于经济学的书，它是关于历史变革的广泛理论在一个特定社会的应用”；斯密的《国富论》“是一本更不限于经济学的书，它是斯密关于历史进化过程更广泛的观点，应用到一个特定社会”。(16)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不自觉地把分析延伸到经济理论、政策以外的世界历史、欧洲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首先是他对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保持内部团聚和稳定的机制作了论述”，即在企业竞争的社会里，社会自行调节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要素的流动性。(17)有的专家指出，斯密详细地阐述了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这些动机的相互制约产生了自然秩序。斯密“对自然秩序深信不疑”。(18)
有人说斯密受到了启蒙主义的“个人本位理性”的主导，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也不在于是否存在过像斯密所分析的这样一个自由社会。关键在于在启蒙理性开创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二分对立的时代，斯密把自发性或称为自然力支配的社会自行调节机制提到了社会本体功能的地位，对自发性作出了新的定位。
马克思对“自发性”并不是一概否定的，在许多地方从社会本体功能的视角对它作了肯定和论述。他对自发产生的许多文明成果，诸如劳动、语言和思维作了肯定，认为这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他认为商品经济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基础是由自发形成的分工、自发形成的商品交换、自发形成的工人总体、自发形成的资本等奠定的；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虽然注意于人类灾难和奴役的负面效应，但同时也指出它是人类发展的第二大阶段，在人类的统一历史发展系列中不可少的。在马克思的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命题中，虽然其中“自然”这一范畴有着诸多涵义，但其中自发性这层含义有着一定的地位，内含有对社会自行调节、自行进化发展的肯定。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可以说是对自发性在社会本体功能上的定位。在“整个伟大的发展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下进行的”(19)这个大前提下展开的“历史合力”思想，肯定了历史运动表现出“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20)首先指明了造成历史事变的“总的合力”，即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也就是说“总的合力”，它是一种社会的自发力。其次，这种自发力的形成，是每一个人活动的“融合”，是“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融合”并不是每个人认识到社会利益或思想一致的共同合作，而是在相互冲突中的融合。再次，作为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的经济运动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的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必然性是通过自发事件显现其趋势和方向的。(21)恩格斯的论述，用了“以往的历史”来加以限制，但迄今为止，在社会的整合过程中都伴有自发机制，显现着社会自组织的功能。未来的社会，社会整合的方式是否不再有自发性，完全实现了人为控制和自觉创造历史了呢？至少对现在来说还是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的实现是在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地发展的人类发展的第三大阶段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研究。
三
中国的改革实践表明自发性在社会变迁中的功能。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自上而下的领导，自下而上的推动，“领导自发的历史过程”，充分利用自发性改革的积极作用。
改革伊始，在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神重新阐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们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高扬理性自觉，贬斥群众落后自发的观念。在改革过程中，党和政府没有把自觉性和自发性二分对立起来，而是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上的推动，把人为机制和自发机制结合起来，承认自发改革的积极作用，人为地加以引导、诱发、利用和调适。
重视实用，不稿争论，是对自发机制在社会变迁中的基础功能地位的有力认可。自发活动注重的是现实的利益，实际的效果，现实的有用，体现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可以说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这种自发活动在改革中融合成为“合力”，它要求在现实中作出妥善地处理，不要求作这样或那样的哲理探讨和姓资姓社的定性争论。“三有利”的标准是对改革“合力”的实用特点的完整概括。
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推动力来自农村。这是当时始料不到的，可以说是自发的。1979年1月中文件指示着手进行农村改革，但当时的所谓改革只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经营原则下的工作改进，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但是以安徽凤阳的几个农民为代表，暗地里实行了个人土地承包，取得了实效获得了实利。它打破了规定的秩序且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面对这一无序的自发改革，中央没有组织批判争论，而是力图把它纳入设想的改革轨道，允许落后的农村地区包产到户，认为这不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这一自发改革已不可逆转，经济发展中上水平的农村地区也纷纷包产到户，中央又发文作出了新的解释，指出这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具体经营方式，因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就进一步普及了包产到户，1982年10月中央正式把包产到户命名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绝大部分农村的推开，使农业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1985年的七年时间里增长了1.6倍。
农民的讲究现实利益和对解决问题实用有实效的自发改革，代表了改革的要求，规定了改革的趋向，检验了党和政府的改革政策和设计。它启示着：改革的设计不能有随意性，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权，注意他们的现实利益，讲究实用、实效，充分利用农民自发改革的积极作用，推进改革的发展。党和政府在领导改革过程中，不讲究理性的事先完美设计，尊重并重视实用的自发改革，从而使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辉煌成果。农村的改革成为了我国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摸着石头过河，倡导大胆创新、大胆试验。这是重视实用、不搞争论的思想在实践层面上的进一步运用。在我国虽然在宏观指导思想上已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由于社会情况的复杂性，在实践层面上仍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和人为机制不可能事先作出详尽无遗的规定，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尊重和鼓励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意愿，在政策尚未作出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创新、试验、选择自己改革的作法和模式。改革不是遵循一整套的完善无缺的设计来完成，许多是由未经设计的自发活动逐渐汇合、融合成的。倡导创新和试验，尊重改革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实际上是把自发机制放到了改革驱动力的地位上。
温州，在十年浩劫中，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猖獗而闻名全国，但在改革大潮中先于其它地区实现了经济发展又以“温州模式”而孚盛名。温州人多地少，有着惯于家庭工业生产和精于市场交易、长途贸易的传统，即使在十年浩劫时期也没有间断过。在改革中，他们充分利用了传统优势，选择了家庭工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中心，抓住了改革初期我国消费工业还不发展的机会，趁中央在政策上对私人经济和私人贸易关系尚未作出严格规定的间隙，创造了一条以私人经济为主的适应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温州道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温州模式是未经完美设计的，是温州人的传统自发形成的。不仅温州人在走一步看一步，就是中央政策上的默许也在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探索过程，肯定了自发机制的自然选择，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有益经验：只要实行“全方位的自主权”和“全方位的开放”，小地方可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舞台上扮演大角色。这一探索过程也暴露了自发机制的负面效应，为人为机制调控提供了依据。
放宽政策，创造条件，诱导正当致富，把发家致富的自发活动纳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驱动力中，是我国渐进改革中肯定自发性的社会本体功能又一表征。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守法、勤劳、正当致富使人人有获利的机会，是人们进行致富的自发活动的诱因。放宽政策，创造条件使人们有自发致富的可能。让各个正当自发致富活动汇合成推动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合力，实质上就是承认自发性是社会自身的调适机制和社会进化的驱动力。
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是诱导致富，自发组织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的农村，社队企业原先在我国现代化中不具有重要意义，往往被人们视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与国营经济抢原料、抢市场。70年代末，以土地承包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促成了乡镇工业的兴起。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国家对社队企业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国家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政策，放宽政策原本是为了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就业和改善农民生活，但却诱发了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正当致富的自发行为。1983年的一号文件，允许长途贩运，摘掉了长途贩运即是投机倒把的帽子。这又为乡镇工业高涨创造了原料和市场条件，为致富的自发活动注入了新诱因。在尔后的两年中，中央又连续发出文件，由允许农民进镇经商到允许进城经商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政策的放宽，诱导和催发了乡镇工业蓬勃兴起。今天，在中国的经济中乡镇工业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分天下有其一。
“民工潮”是诱发的自发行为。它是在我国城乡发展不同步和地区发展不同步的社会发展差距格局的情况下，在党和政府对农民身份系列限制放宽的条件下，（诸如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废弃城镇凭票证供应制等。）必然引发的自发行为。民工潮涌入城市固然影响了农业劳动力，造成了城市诸多社会问题。可是民工潮却又一次表达了农民的改革要求，体现了深入改革的趋向，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民工潮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注入地城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工潮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民工潮说明农户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已经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农业规模经营和结构优化；民工潮本身为农业规模经营和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和宽松环境。民工潮还说明，农民已不满足于离土不离乡的状况，提出了把带有血缘、地域关系的造厂建镇推进到与血缘、地域关系不大的造城要求。民工潮的这种积极作用，是人为机制必须予以利用和完善的。
总之，我们强调自发机制的社会本体功能，在于说明社会的自组织性。我们不否认自发性有正负两面的效应，我们不能因自发性的负面效应而把它和人为机制二分对立。我们认为自发性和理性自觉、自发机制和人为机制是双向互动的，二者在社会变迁中是不可或缺的。在建立市场经济中固然要加强人为机制的规范、管理和调控，但无庸否认，自发机制依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
注释：
①见《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汉语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年版；［德］阿·科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辞典》，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②⑧［德］阿·科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辞典》，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③⑤⑥［苏］苏沃洛夫：《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208、206、206-207页。
④(16)(19)(20)(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3；487；477；478页。
⑦⑨(11)(12)(13)(15)［苏］格列则尔曼：《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9；50；43；56；44；44；50页。
⑩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文版，第493页。
(14)郑杭生、郭星化：《试论社会运用机制》《社会科学战线》（长春）第一期。
(17)(18)(19)《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1982年北京版，第34；3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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