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与中国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革命论文,鲍罗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贵凡 编译
〔译者按〕本文编译自前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0年第5、6期连载的《鲍罗廷一生的功绩和悲剧》一文，作者沃龙佐夫时任《远东问题》杂志主编、苏联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据作者在前言中说明，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档案资料和鲍罗廷孙女的回忆写成，因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文章分7个部分，较全面地评述了鲍罗廷的一生，其中有两个部分专门记述了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分析了他离开中国的原因。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和评价鲍罗廷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无参考意义。这里编译的就是这两部分内容。本文标题为编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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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
填写履历表上“最后工作…”一项，对于鲍罗廷来说，可能意味着很多，而不只是他对职业革命家的职责的原有思考。鲍罗廷的“最后工作”地点是中国，那么他在中国的这段历史是怎样开始的呢？
20年代初，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办公室里，人们热烈地讨论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及其首领孙中山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苏俄同其远东邻邦关系的发展前景。加拉罕在年轻时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哈尔滨进行的活动，这时他在专门从事中国方面的工作，他挑选的第一批助手就有鲍罗廷。新的任命完全出乎鲍罗廷的预料，表面上看，好象联共（布）中央决定派他去中国不合逻辑，因为他一直在美国和欧洲从事一些微妙的工作。作为职业革命家，他能够预料党的任何委派，但绝没有想到怎么会让他去中国？然而联共（布）党员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守纪律，这一点已经溶化在血液中。鲍罗廷在回答履历表上“懂什么外语”问题时，写的是英语、德语和法语。这使他有可能同也懂英语的孙中山进行交谈，交流党的建设、政治妥协艺术、秘密活动等方面的革命经验。如果说他对去中国有过迟疑的话，那也没有多长时间，占居上风的思想是：赴华使命是个机会，是对精神力量的检验，是知识的积累。终归他已经39岁了，经历丰富，充满激情。他多次做工作不得不从头开始，现在他也可以这样做。
在去广州的路上，鲍罗廷在北京作了长时间的停留，与正在那里同北洋军阀政府谈判的加拉罕进行了会晤。1923年9月26日，鲍罗廷在上海搭乘一只小船前往广州。当时乘坐大轮船有风险，需要持有英国人发的签证。鲍罗廷不想见到英国臣民，因为他对英国警察太了解了。小船象蛋壳一样随风漂荡，遇到风暴没有安全保证。这一点实际上得到了证实。后来鲍罗廷悲观地指出，若不是在福摩萨（台湾）的岩礁上得救，那就会遭到与船上200只因遇台风而死亡的绵羊同样的命运。10月6日，在广州码头上，客人受到孙中山正式代表的迎接，其中有国民党首领最亲密的助手魏友凯（音译）。在码头上，鲍罗廷向迎接他的人当面递交了加拉罕的介绍信。信中说：“鲍罗廷同志是我党老党员之一，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多年，请把鲍罗廷同志不仅看作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是我的私人代表，您可以象同我那样同他进行朋友式的谈话。”
抵达广州后过几小时，孙中山就在“小克里姆林宫”，即四周有可靠的卫队守卫的大本营接见了他。会见进行得特别地热情。主人看上去精力十分充沛。他让鲍罗廷坐到自己身边，上下打量一番，似乎想看到这位陌生人的内心深处。鲍罗廷虽然也意识到这次会见的重大意义，但他表现得很有信心，很平静，按照他平时的讲话风度，不紧不慢，缓缓而谈，好象在认真地斟酌所讲的话。他转达了莫斯科和加拉罕的问候，询问了华南的形势。孙中山也向来者提出一些问题：俄国军事形势如何？发展军事工业有什么措施？鲍罗廷谈了军队的情况，着重强了政治工作的作用，把这项工作说成是保证胜利的主要因素。主人立即作出反应说：“我们没有这项工作，我们需要有这项工作！”联共（布）是在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它的实际经验引起了在中国扮演革命思想传播者角色的国民党首领的特别兴趣。孙中山的追随者，因西方国家对国民党的漠不关心和它们对中国革命的抵制而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他们也把希望寄托到苏俄身上。
列宁好吗？他的身体如何？主人很想知道联共（布）领导人的详细生活情况。孙中山认为，并且公开说过，列宁是中国最伟大的朋友。他把列宁看作是盟友，他通过鲍罗廷向俄国表示了感谢，因为俄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它毫不迟疑地对他的求援呼吁作出了反应。国民党首领处在革命浪潮的峰尖上，很想了解俄国的革命经验，因此他向鲍罗廷提出了关于俄国革命阶段、1905年革命失败原因和十月革命准备情况的问题。
鲍罗廷到中国后同新闻记者举行几次会见，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在那些不仅不赞赏他的政治激情而且对他抱有敌意的记者面前的呢？一个信心十足的人，有一副平静而深沉的面孔、一双稍微塌陷的聪明的眼睛，看上去象个禁欲主义者。鲍罗廷是以学者的眼光而不是狂热的陈腐社会结构推翻者的眼光来看待周围世界的。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判断社会政治生活和国际政治生活发展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现象的基本原因，而不是议论过去这种发展可选择的道路。
第一次同记者谈话时，鲍罗廷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评价，显示了他的国际主义者态度。他提请记者注意：西方人士试图夸大在他们看来欧洲难于理解的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传统、习俗和它的居民心理状态的独特。关于中国特别落后的论点，实际上是用来论证西方必然向中国扩张和采取殖民主义行动（如攫取领事审判权、租借地特权、关税监督权，设立外国人法庭等）的这种看法的依据。孙中山顾问说：“至于我的看法，我未看到中国与同它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世界其他各国有什么不同。在中国，我见到许多政治家、军人、新闻记者、学者、律师、工会活动家、工人、男人和女人，他们象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他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命运各不相同，有的幸福，有的凄惨，有的走福运，有的遭厄运。”当然，鲍罗廷也不否认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例如，他谈到理想主义的力量在中国要比在那些试图“开导”中国人的国家强大得多。鲍罗廷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长期落后，中国是个被压迫国家，它的这种地位是造成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鲍罗廷需要尽快了解国民党的活动情况。国民党有多少党员？有3万，似乎够多的了，但据查明，注册的共有3千，交纳党费的有6千。党的领导同普通党员没有联系，不举行会议，不说明运动的目标，既没有纲领、章程，也没有组织机构，孙中山偶尔就某个普遍性问题发表公告，其间则是静止状态。从职业革命家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党在政治上的死亡。莫斯科的使者得出了令人不解的结论：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已经不存在。
孙中山周围的人形形色色，关心革命命运的忠实门徒廖廖无几。一些人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谋取私利，其中有不少投机钻营者和骗子。另一些人垂头丧气，对成立群众性政治组织的好处失去信心。再一些人埋头学军事，具有封建中国十分熟悉的军阀面孔。
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孙中山在其周围人眼中的地位。他是导师，是领袖，在为全国人民的幸福而斗争，人民应当跟随他。导师期待着追随者的绝对服从。需要迫使敌人——军阀俯首称臣。孙中山抱怨说：在中国，他缺乏在斗争中可以信赖的好学生。鲍罗廷指出，有时孙中山还有抛开一切，到蒙古某处销声匿迹的想法。
10月9日，孙中山举行招待会为鲍罗廷洗尘，在致开幕词时主人对客人（其中包括广州政府的著名人士）说：“出席这个招待会的苏联公民是从一个在短时间内顺利地结束了内战并在世界大国中占有适当位置的国度而来。”国民党还面临着残酷的内战，国民运动的首领需要有榜样。他把自己的想法归为一点：“苏俄不愧为中国的榜样。”10月15日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次日外交部长等又为鲍罗廷举行了招待会和宴会。实际上招待会和宴会变成了一种会议，在这里没有不讨论的问题，俄国革命史、布尔什维克胜利原因、红军作战能力、政治工作、帝国政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状况等等，在宴会上似乎就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奠定了基础。鲍罗廷记得加拉罕的建议：要把组织革命运动，建立军校，为军队建立政工系统放在首位。
10月17日，在同中共领导的代表举行会晤之前，鲍罗廷事先为自己明确了谈话题目、谈的主要问题，这就是在存在有组织的党情况下，能否使国民党党员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能否本着这种精神教育他们？志同道合者回答说：“新党员可以，老党员不行，他们不习惯遵守纪律。”
那么总的来说，在中国是否存在建立群众性政治组织的基础？鲍罗廷的第一印象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他对这个问题还是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就预先决定了他试图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方针。一个月以后，即11月17日例行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代表会议开幕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力很旺盛，有一种不寻常的一切从头做起的决心。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鲍罗廷认为，这是在实现改组国民党的想法，会议讨论了党的纲领和章程，党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为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团结在国民党周围，为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党中的作用，孙中山贡献了很多力量，他顶住了来自右的方面的攻击；有人问，国民党真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吗？他回答说，不是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组织，而是共产党人靠近了国民党的纲领。
鲍罗廷常常到宋氏姐妹家作客，主人同孙中山的关系不能不促使他这样做。在宋氏姐妹之一宋美龄的记忆中，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时常在周围人面前允当世界革命运动先锋队的化身。他经常出现在身着灰白色、绿色、浅咖啡色或判咖啡色中山装的听众面前，讲话时往往手不离烟斗，他身材颀长，站在谈话人当中犹如鹤立鸡群，总有一绺深色头发垂到颈下，宽宽的胡须给他富有表情的脸增添特别的魅力。鲍罗廷一进屋，就可以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的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客人谈到各种话题，当然这说明他视野广阔，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都有很大的兴趣。
同孙中山在家里进行的谈话，可以放心地不管记录。有时他们之间也出现完全不一致的观点，暴露出对核心政治问题的不同态度。客人常常坚定地捍卫为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思想，甚至不等国民党首领作出反应，就提出宣传土地改革的措施。孙中山听完他的意见，则明确地强调自己的不同观点。他说：“至于土地法令，我建议一开始同农民建立联系，弄清楚这个法令的需要程度，而主要工作是在农村居民中建立干部队伍，以便在法令制定工作结束后，培训向农民做法令解释工作的人员。”不过孙中山还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同鲍罗廷立场相同的问题上，他建议自己的战友考虑鲍罗廷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要象紧跟领袖那样紧跟鲍罗廷。
“放弃”最后工作的原因
没有文化的官员提出辞职问题很轻率，他们猜不到鲍罗廷离开中国时在精神上经受了怎样的悲剧。他为什么告别中国的工作？这个问题好象可以找到很简单的答案，但是对于鲍罗廷来说却不尽然。
1925年11月，一些国民党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墓旁召开了西山会议，喊出了“废除同中共、同苏联的联盟！”、“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驱逐出去！”的口号。人们不需要具有特别的洞察力就可以知道，国民党必然要分裂。1925年7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迁至汉口，为武汉中心的活动打下了基础。鲍罗廷当然无法控制悲惨事件的发生，这种事件的接踵而至，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同蒋介石的破裂。蒋介石公开谴责中共和鲍罗廷，声称4月18日要在南京成立以他为首的政府，蒋介石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4月18日他真的当上了与武汉中心相对抗的南京政府的首脑。记者问鲍罗廷，他对蒋介石怎么看？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4年前，从我们在广州第一次认识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丝毫不想污辱他，我相信他是忠实于为民族主义者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这项任务和承担解放和改造中国、修改“中国宪法”的整个巨大任务的大人物。”……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拿破仑的志向，他依靠上海黑社会，不择手段地清除竞争对手。鲍罗廷的谈话体现了外交上的分寸，他确实想敞开谈判大门，但是作为外交官，他还是公开承认，绝不是军事天才保证了蒋介石的胜利，而是一系列的偶然巧合造成了这个结果。
1926年，蒋介石在解释自己的立场时说：“我根本不反对俄国共产党人，我只反对联共（布）中以斯大林为首的右翼，但我知道，在联共（布）中还有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我准备同他们合作。”蒋介石很清楚，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非常坚定地奉行加快世界革命进程的路线。拉狄克反对这条路线，1925年他不得不放弃共产国际的工作。但是资本主义的稳定、欧洲革命运动的低落，似乎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立场有损害，季诺维也夫也被迫离开共产国际执委会，当时捍卫“民族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布哈林取代了他的职位。为什么蒋介石主张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合作呢？他本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左派主张全面支持中国民族革命，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而右派，其代表人物是鲍罗廷、加仑等人，虽然也主张支持国民革命，但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
1927年6月1日，斯大林发来一份电报，理想主义地建议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没收地主土地，逮捕军阀，建立新的工农军队，将国民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国民党中建立“左”倾急进领导机构。汪精卫知道了斯大林的立场。鲍罗廷试图稳住武汉中心的首领，说电报内容不反映实际情况，但徒劳无益。汪精卫加快了事态发展进程，向中共发起攻势，1927年7月15日把共产党人开除出政府，接着流血悲剧开始发生，共产党人不经审讯被杀戳，苏联顾问遭迫害。
如何回答鲍罗廷“放弃”最后工作的原因问题？可能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不止一次地去研究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事件，并试图提出他们对鲍罗廷的活动的看法。一些人将坚持论证列宁及其战友的错误，思考历史的可选择性，自以为是地抛弃关于业已发生的事变有历史规律性的思想。但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从“左”倾立场出发来评价政治上高度紧张的国家的形势，难道他们的路线不是事变合乎逻辑的继续吗？难道共产国际首领未受到十月胜利富有魔力的影响吗？“左派”准备给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特殊经验赋予普遍意义，他们过高估计了群众的成熟程度，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他们捍卫向外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请跟我们学，象在俄国那样干。身居中国的鲍罗廷也感感觉到了斯大林理想主义的影响。
然而未必斯大林的理想主义的影响完全束缚了鲍罗廷以及一些其他苏联代表的行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在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交往中确立了自己的工作风格，但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作用已经不取决于他的工作，尽管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鲍罗廷在中国工作受挫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不符合“世界革命”战略，对中国劳动人民革命热情迸发的结果寄予希望过高，脱离实际。鲍罗廷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最主要支柱不是军阀，而是“土地关系，落后的土地关系”。
要改变军阀、省里和县里的达官贵人以及国民党机构中众多的官吏的思想意识吗？在这方面作出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国民党官僚基本上都不关心自己对社会产品生产的劳动贡献，而只关心尽可能多地占有产品份额，抓住不放便于掠夺人民的制度。其著名代表人物可以奢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意义，奢谈“民生主义”，有时甚至可以在国民党旗帜前激动得流下眼泪，但他们不能放弃奢侈的生活，特别是在中国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的情况下。这里十分清楚地显露出一个非常反常的社会现象：国民党的精英们控制着民族产品，因而确保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坚决抵制一切能够促进这种产品增长的因素。受到国民党领导庇护的官僚与日俱增，他们不为创造物质产品付出任何劳动，拚命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而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又为这种现象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鲍罗廷同共产国际同路走了多少年？难道在这道路上他失去了最主要的东西？如果真的失去了，那么这种损失能否弥补？鲍罗廷痛心地思索着这些问题，当然他不能恰如其份地评价自己在中国这段经历中的工作成果，但要知道，他终究找到了了解国民党首领的钥匙。还是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去评说吧！当然，他们将会写孙中山顾问的个人魅力，写他同以前不认识的周围人建立联系和征服听众的非凡能力，但是，如果鲍罗廷身后没有自己的党及其领袖，那么即使他的个人魅力对于社会活动具有多么特殊的意义，他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在改组国民党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绩。孙中山把自己的俄国顾问视为列宁的大使，并迷恋于效仿布尔什维克的榜样的思想，这不是偶然的。孙中山感谢莫斯科指派鲍罗廷为国民党顾问和他的私人顾问，这也不是偶然的。当然，总顾问的工作反映了苏维埃国家为中国革命所提供的各种实际帮助的一个侧面。
不过，鲍罗廷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这些努力留下了显著的痕迹：为国民革命军培训军事干部、组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从北洋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建立管理机构——这还不是鲍罗廷所采取的全部实际步骤。难怪军阀憎恨他，他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即7月17日，他的住宅就遭到野蛮的袭击。中国的爱国者、革命参加者高度评价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新的一代人继承了对孙中山的顾问的这种友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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