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
李清扬 温 波
(苏州科技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 ：文化形态是出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范式。以出场形态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文化形态出场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研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现有的研究范式也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及与时俱进逻辑的总体把握，文化形态研究正好可以弥补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与其他文化形态相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有其独特的内涵和自身独特的本质特性，其本质特性主要体现在时代性、实践性、人民性、民族性、创新性。从空间、时间、问题和文化多个维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在不同的时期不断以新的形态出场。了解和把握这一演变的历程和规律，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不断创新出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范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断需要新的范式来推进其理论的创新，文化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范式。“从文化形态形成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就是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与作为东方文化形态的中国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直至融会贯通，并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的过程。”[1]文化形态范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文化的产物，而且还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的内容，并以文化的身份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等这些文化现象。因此，仅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其文化形态。
“我这回前去，必须像一个乞丐，由于饥饿难当，奄奄一息，快要倒毙在门槛上，女主人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同样，煤店老板虽说非常生气，但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
一 、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创新范式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2]这一理论品质要求在对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时，也应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就是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新的研究范式。任平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是在应对时代挑战中形成的中国理论，是在学术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自觉的积极产物，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创新的研究逻辑，是在与相关多元学术对话中生长的一种中国原创研究范式”[3]，是“从‘出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和空间的语境中在场的可能性”[4]10。因此，出场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超越，永远是与时俱进地创新，永远是对出场路径、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的时代选择。[4]10任平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和一致性，随着思想出场的现实语境和出场路径的不断变化，思想的出场形态必然发生相应改变。[4]7这实际表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实际上关联到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出场形态等相关问题。因而，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出场形态等研究均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范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理论的阐释，事物的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路径有深度的依赖性。任何文本的意义、理论表现方式、存在形态其实都是一种依赖于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4]10这实际上说明，事物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变化，就必然导致事物产生新的出场形态。
《教师法》从法律上明确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为教师维护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法律途径，有效地保护了教师合的法权益。此外《教师法》肯定了教师的法律地位，在人民意识方面意识到尊重教师的权利的重要性，从而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民族性，是指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是中国的，而非中国之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同一事物在不同空间出场，必然采取不同的出场形态，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出场必然采取不同的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出场，其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必须要与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否则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而且，它还要扮演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色，承担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全球发挥作用的重大责任。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三种形态出场，即文化形态、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从这三种出场的形态来看，并不存在在某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仅仅只以一种形态出场，而是两种甚至三种出场形态同时并存，这是因为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的需要，也即其出场语境决定了在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最主要的形态出场，而其他形态则处于次要或者是不甚突出的地位，但是在其中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初始，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文化形态在中国出场，因而其理论形态是处于次要地位，实践形态甚至是隐身。之后，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开始凸显，由于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因而其理论形态也得到了重视，而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尽管不是那么凸显，但是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还是发挥出了重要作用的。
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形成也有80多年的历史。其间，从以西方文化形态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到以中国文化形态出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发展演变，其文化形态会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和制约。实际上，影响事物形态的因素非常多。一般说来，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事物存在的各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形式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事物的结构发生改变，最终导致事物存在的形态发生着改变和变化。因此，空间和时间必然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解决不同时代的问题是其出场的根本原因，因而问题也是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原因。另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来说，它是异质文化形态到中国文化形态的转变，在这转变的过程中，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无疑会对其文化形态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文化对其生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主要从空间、时间、问题和文化多个维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生成、发展和演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人民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是紧紧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来建构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3]1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建构也是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即是为了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这一文化形态是为了全体大众服务的，是大众的文化形态，不是专为少数人服务的文化形态。
以2017年医院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建立为例，当时，医院的战略目标是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力，采用基于战略的成功关键因素分析法，确定医院实现战略目标所必须的关键成功领域是质量安全、运行管理和创新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时代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中国不同时代不同问题的需要而以不同的文化形态出场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正是由于中国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才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不同文化形态的出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就是基于“如何站起来”这一时代问题而出场的；“一元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就是基于“如何富起来”这一时代问题而出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就是基于“如何强起来”这一时代问题而出场的。
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存在形态。对于文化形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柯亨指出:“文化在于思想、情感的起反应的各种也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8]118这里所说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各种符号”“各种具体形式”，就是指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我国一些作者对文化形态内涵也进行了初步探讨，如邹广全认为文化形态“意指由有着某种共同文化属性所积淀而成的文化载体”[9]；周向军、杨勇民认为“各种文化的表现形式被称为文化形态”[10]；等等。实际上，归纳起来，在学术文献中，对于文化形态的解释大致有三种: 一是将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称为文化形态; 二是将一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称为文化形态; 三是将一种文化的内部结构、运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称为文化形态。[11]尽管学者们在对文化形态内涵界定的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在核心的问题上还是取得了许多一致的看法和观点，比如说文化的表现形式，等等。我们在吸取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关于文化形态内涵的基本观点。简单地说，所谓文化形态，就是指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存在的面貌、状态或表现形式，它反映了文化的内部结构和运动方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创新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依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出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出场、永葆活力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就是要不断发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智慧，创造出新的理论形态和文化形态，以适应不同时代中国的需要。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出主导作用，才能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才能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引领世界、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文化形态具有多样性、多变性、整体性、开放性、交融性等特征。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有形文化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而存在，还体现在人类的思想、观念、精神、价值系统等精神领域的东西也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而存在，多样性是文化形态最基本的特性。文化形态的多变性，是指文化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改变，甚至有可能是发展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的整体性，是指文化形态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众多不同的子文化形态构成的，它们相互联系、互相依赖、有机统一、综合平衡，不可分割、不可消解。文化形态的开放性，就是指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相互包容，不能闭守自我的特性，要允许双方介入，要积极吸收各自文化的长处和优点。文化形态的交融性，是指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可以在相互交往、相互碰撞的过程中达到融合，从而产生一新的文化形态。
既然马克思主义“在与当代中国文化的融合共生中已经成为或将进一步成为大众文化、民族文化”[12]，这说明这一文化必然有其存在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我们根据上文所述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涵，再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回答为什么“化”、“化”什 么、怎样“化”、“化”出什么这一实质，并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问题这一旨归，来提取其内涵。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就是从意义—价值—文化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以文化方式存在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结构、精神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它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地汲取中、西优秀文化成分并与之相融合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与中国精神相贯通的存在形态。[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相对于其他文化形态，除具有一般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多样性、多变性、整体性、开放性、交融性等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独特的本质特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时代性、实践性、人民性、民族性、创新性。
既然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创新范式，那么，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形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所具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实践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创造源泉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这里的实践性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出场是中国实践的需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不断创新出场的根本因素，是其不断创新的动力源；二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又是在中国亿万人民群众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又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基础上持续出场的，其之所以能不断创新出场得益于对中国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
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存在多种范式，如教科书范式、思想史范式、传播范式、对话范式、解释学范式、理论范式、实践范式、学术范式、文化范式、问题意识范式、形态范式等；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应该说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与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范式，从第一种情形来看，它们均是从某一角度开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从单独功能来说，还未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及与时俱进逻辑的总体把握，因为“作为方法论自觉意义上的研究范式，一定是在整体系统上对各个环节、要素的系统把握和整体操持”[7]。尽管有学者开展形态范式研究，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关注度实际上也不够。即使是作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长期以来集中于“基于实践第一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解答的民族立场；形成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凝聚中国研究视域；原创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阐述中国风格的话语方式”[7]等方面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创造理论形态的研究范式”[7]。但是这种研究范式“把‘中国化’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片段环节”，“将‘中国化’仅仅归结为实践路径和理论形态形成的型塑过程，而忽略、忘却文化路径、文化形态”[7]，同样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及与时俱进逻辑的总体把握。可见，出场学中的文化形态研究正好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如果以此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以不同的形态出场的。初期，马克思及其学说与社会主义只是被当作西方救国思潮的一种传入中国的，这时期的马克思及其学说是以文化形态传入中国，在中国出场的。随着中国实践需要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形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实践性开始凸显，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革命本质。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实践形态在中国出场，而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用以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的思想武器。自此以后，适应和满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以实践形态出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旗帜，其一直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整个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既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理论新形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新形态——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由表4可知，实验8周后，只有在群体交往一致性方面实验组和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总体凝聚力及凝聚力其他3个维度方面实验组和对照组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任务凝聚力方面实验组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具体表现为，实验组成员实验后，对课程教学目标和任务更加清晰，团队归属感和荣誉感增强，愿意为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刻苦训练；同学们交往也更加密切、融洽。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发展演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时期以新的形态不断出场。了解和把握这一演变的历程和规律，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不断创新出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此看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整个历程中，对其出场形态的研究和反思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研究问题，应该成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出场的三种形态的研究，文化形态的研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在正确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创造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从中获得了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5]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文化的内容之一，并以现实的文化方式存在着,还具体化为人们的行为、思维方式等。目前的研究范式似乎对马克思主义现象没有予以关注。[6]
最早马克思主义是应中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而作为众多文化思潮的一种随着“西学东渐”开始在中国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其所依存的空间发生了改变，而且面对着与之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按理其出场形态要发生改变，但由于中国人对其理论的内容、作用、意义和功能不甚了解，此时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中国出场，因而介绍和传播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路径，文化形态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主要形态。这一文化形态主要表现为：一是日记或笔记，19世纪70年代中国派遣到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留学人员的日记或笔记记载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零星信息；[注] 这些日记或笔记主要有：张德彝的《三述奇》、黎昌庶的《西洋杂志》、宋育仁的《泰西各国风采记》、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使西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等，参见裴大新的《戊戌变法前中国人对西方社会主义的介绍》(《政治学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严铭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哲学动态》1987年第6期)。 二是报刊，如以报道国际时事和宣传洋务为主的报刊如《华字日报》《中外新报》《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曾刊登过巴黎公社的信息和社会主义学说，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张继、张静江、江亢虎、吴稚晖、李石曾、黄凌霜、区声白等通过《天义报》《衡报》《新世纪》《社会党月刊》《社会党日报》《民声》《奋斗》《新世界》等刊物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三是翻译，如广学会出版了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泰西民法志》及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与社会主义开始被较多地翻译并传播；四是撰文，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朱执信撰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介绍和传播等。
Does the mask situation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 5 46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意识到实现民族独立需要文化上的解放，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族独立的作用和意义逐渐凸显并被得以重视。因此，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首先碰到的是依存空间的变化，其次是解决中国而非俄国的实际问题，接着就是面对的文化问题，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推进，整个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语境存在的差异，所有这些决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要以适合于中国的形态出场。这样的话，围绕着“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就必须要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文化形态。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由于“马列主义，系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若欲‘立’马列主义于中国，必先‘破’中国传统文化”[14]16，因而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文化路径，陈独秀、李大钊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廓清地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明确要求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主动用中国文化术语与内在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对接，逐步建构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因此，“20世纪前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是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最为深刻的文化经历和最为耀眼的文化形态”[15]19，这一文化形态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不同时期形成的根据地文化，如革命根据地时期苏维埃文化、抗战时期延安文化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化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主体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过程中创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在民族精神层面的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逐渐兴起的大众文化，既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因而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主要形态之一。
人逐步从空间的奴隶转化成空间的主宰者，并在此之中发展自我，享受公共生活。人通过自我的生命实践，恢复对自由的追求，阐明人在世界之中的位置与意义。人在劳动实践中实现人的价值旨归，人的实践活动成为人之本质力量的外在体现。体育，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形式，建构起人的真实世界，成为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反映出人最真实的模样。体育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充分联结起来，弥补身体的缺陷，规范人的行为，指引人的方向，实现自我的超越。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在体育实践中得到满足，建构表达人自由思想与行动的公共空间，是人之主体性的彰显，也成为体育繁荣发展的内驱力。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成为主题，马克思主义亟需在国家建设中确立主导地位，以指导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因此，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围绕着文化建设这一主题的展开而逐渐出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期间，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破旧立新”的方式对多元的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整合，最终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得以形成，具体表现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科学文化得到发展、文化为大众服务方针得到贯彻、民族精神得到弘扬。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文化建设本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出场的主题。尽管中国共产党贯彻“双百”方针，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得文化建设“左倾”严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党的路线和政策简单而直接的宣传与诠释品”[16]81，批判“反马”和“非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题，主流文化大多是直接服务于极左政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绝对化、政治化了，其具体表现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指导思想的绝对主导地位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政治化”。因此，此时的文化形态已经是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了。就如有学者指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本应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重新建构，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革命文化’仍是这个时期‘占主流的文化形态， ……包括各种类型的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学艺术文本，各种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叙述、话语、符号等等。’”[17]
随着“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推进，国家整个重心重回建设这个主题上来。改革开放更是推动中国整个社会经历着一场艰巨、复杂、深刻而剧烈的嬗变，中国进入到了差异性社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在差异性社会里，“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三大历史语境给当代中国带来了种种文化矛盾，如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多元价值、多元文化、多变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元指导之间的矛盾、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甚至是反动文化之间的矛盾。因此，化解这些文化矛盾，“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就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江泽民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问题、胡锦涛围绕“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等问题、习近平围绕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问题，逐步构建起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具体表现在：一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公民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成为价值信仰；三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或多或少地转化为公众意识和公众话语中的一部分；四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肩负着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任；五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还以一种学术思想的形态而存在；六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的人类境界和国际视野、世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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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清扬(1989— )，女，江苏南通人，苏州科技大学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温波(1970— )，男，江西九江人，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5BKS032)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当代文化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17ZDIXM14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9)01-0024-06
收稿日期： 2018-11-10
DOI ：10.19563/j.cnki.sdzs.2019.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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