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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人文性质的确认，是世界之交我国语文教育思想的重大发展。它标志着我们经历了许多年的摸索，终于突破层层认知障碍，看清了“语文”的真实面目：它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又是人类的文化成果；它不仅肩负着教学母语的责任，还肩负着承传文化薪火的使命。这一新的教育理念给已经面临严重危机的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也为语文素质教育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阅尽教育界风雨沧桑的刘国正先生曾经口吐真言：“语文教学的问题，近百年来未能很好地解决。”现在，体现上述理念的新教学大纲已经颁布，根据新大纲编写的新教材已开始试行，使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一世纪难题的希望。
但是，大家知道，当前在全国上下盛行一种“做题式”的语文教学，它很少关注教材的人文内涵，说到底是以知识教育为核心，以应付考试为目的，把广大师生拖进了旷日持久的题海大战。这样的语文教学在观念上与素质教育格格不入，在中外语文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已成为语文教改的最大障碍。如果不清除这一障碍，建立一个能够体现上述理念，与新大纲、新教材相辅而行的新的教学体制，我们的美好希望又将化为泡影？
那么，新的教学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
“做题式”教学最大的恶果是造成了对读这个学语文的最基本环节的淹没性冲击，把学生读书的时间、精力和权力统统剥夺了，致使学生读写兴趣严重丢失，学校读书传统衰微。这一教训从反面启示我们：新的教学体制必须以读为本。
以读为本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它原是各民族语言课程的固有传统，是中外古今教育家们早已认定的学习语文的基本途径。
读的第一种形式是诵读。我国历代童蒙教育以诵读为主，以“日诵万言”为美德，是大家所熟知的，“读书之声满天地”是对这一风气的生动描写。远在欧洲，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一切语文从实践去学习比用规则学习来得容易。这是指的听、读、重读、抄写，用手和舌头去练习，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尽量时时这样去做。”（注：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叶圣陶先生也说：“原来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言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声音形成一种交响，其主题就是诵读。
重视诵读是由语文课的性质决定的。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都必须反复练习，达到自动化的程度，方能得心应手。语言的练首先就是读。这是因为：第一，语言首先是诉诸声音的，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对语言的记忆首先是声音的记忆，毫无疑问，只有诵读才能形成这种记忆；第二，只有诵诸才能形成语感。语感是听说读写能力的根基，是语文素质的核心。语感的形成包括两个层面的自动化：一是意识活动的自动化，即心有所思，不必着意就能调遣词句，组织表达；二是发音器官筋骨活动的自动化，表达的意念一旦形成，口舌即能付诸实现，达到心口双畅。朱光潜先生早年曾引用行为心理学理论说明这一道理。他说，各种技艺都有各自特殊的筋骨技巧，唱歌、吹箫要有喉舌唇齿筋骨的技巧，诵读也是这样，“朗诵既久，则古人之声就可以在我的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迹。”（注：朱光潜《谈美书简二种》）这“痕迹”就是发音器官的习惯动作和技巧。我国古人对这一过程有深切体会。曾国藩曾写道：“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注：《曾国藩家书家训》）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这样的功效：古人之言“若出于吾之口”，古人之意“若出于吾之心”，古人文章也“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了。可见诵读是生成语感的温床，语感并不神秘。书读得多了，熟了，即可“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诵读的另一重要作用是积累语言材料。有人说“口语没有语法”，其实不是没有，是溶化在语言之中了，不需要特意去学，更不能倒过来用语法规则去学。中小学生迫切需要的是通过说和读积累足够的语言材料，语言材料积累多了，自己就可以凭实践经验去说去写，语法规则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掌握了。而由于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局限，他们对所学的语言材料不可能完全理解，死记硬背就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古人又特别重视背诵，称之为“立根脚”，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正是培养语感和积累语言材料最有效的方法。有人把背比作电脑的使用，先输入再编码，十分切当。在背上下过功夫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的冰山就会化作知识和智慧的长河，使人终生受益。现在，学生对课文“多数只是看看而已”（叶圣陶先生语），正犯了古人十分忌讳的“目学之病”。
阅读和人文教育
读的另一种形式是阅读。
如果说诵读主要是在课内对教材而言，是在老师指导下学习，那么阅读则主要是课外的读书活动，是独立操作，自己去练习使用这一工具；因而，和课内诵读一样，它对语言学习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课外阅读的意义远不止此，它在巩固和提高语言学习成果的同时，将更多地肩负起人文教育的使命。课内、课外相辅相成，才是完整健全的语文教育。
中学的课内教育是基础教育和共性教育，不可能保障学生兴趣、爱好和个性的充分发展，课外阅读就是为他们提供一片寻找自我、发展自我的广阔天地。这片天地是人类文化的广场，在这里，学生尽情地获取各种知识信息和文化滋养，而阅读过程中学生的自我选择性又能保证其个性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自由阅读才是一个人读书生涯的真正开始。学生在其中广收博采，“移情化性”，“培本丰源”，语文课的人文价值也因而得以实现。
江苏省特级教师、“布点教学法”的创立者姚湘仁先生有一种理论叫“转注说”，认为学习语文的过程是个全息性辗转相注的过程，学生在阅读一篇篇文章的时候，字与字、词与词、句子与句子、篇章与篇章之间自动地互相注释，互相参证，互相补充，互相发明，使他们对语言文字和各种理法的认识由模糊到清晰，不断升华，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不断积累，语文能力便由此而得。这一理论令人耳目一新，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发现了语文学习的内在机制——自动转注，而这种机制只有在阅读行为中才能启动和运转，它所揭示的语言学习的过程和规律，其实也是人文教育的过程和规律。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各种知识信息、文化因子在头脑里聚集、碰撞、渗透、积淀，其文化素质、文化品格、人格素养乃至整个精神世界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
“读书化智”是古人的遗训，“读书乃学习之母”是今人的共识，其中道理勿庸赘言。一个人学生时期能否养成读书习惯是件人生大事。古人云：“凡人有十年著紧工夫，声光气焰，断然不同。”（注：清，李光地《李榕村集》）中外古今有大成就者莫不与青少年时期的教育背景有关，莫不是在小时候就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相反地，在学校厌书厌学的人，走向社会后极易染上其他恶习，轻者一生平庸无为，重者则危害公众和社会。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这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优良传统。近20年来，学校读书之风日薄，这种风气又渐染社会，致使众多心灵和生命干枯，社会浮躁情绪弥漫，严重影响了民族素质的提高。中小学校担负着为国家民族培养和增殖“读书人口”的重任，现状如此，不能不令人忧心：长此以往，我们的“读书种子”是否会就此断绝？
读和写
以读为本的思想同样适用于学习写作。
我国历来有“劳于读书，逸于作文”之说，古人这样描述二者的因果关系：“读书如销铜，聚铜火炉，大鞴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注：宋《程氏有塾读书分年日程》）“全不费力”自然是夸张之语，但销铜和铸器之比是极为切当的。
“做题式”教学重知识的思想同样表现在作文教学上，老师大讲各类文体的写作知识，为急功近利还煞费苦心总结出各类文体的写作模式，让学生像做填充题一样削足适履或依样画葫芦，如读后感要引、议、联、结，文学评论是叙、析、评，散文则是“开头提出小问题，一线一定贯到底，还要边叙边夹议，结尾点出大道理”等等，使人嗅到了浓厚的八股气。
鲁迅先生有段绝妙文字，谈私塾先生如何教他作文——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在哪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手‘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字，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注：鲁迅《做古人和做好人的秘密》，《鲁迅全集》卷四）
这位老先生的作文教学乍看有点荒唐。然而，鲁迅先生就是这样跟他学会了写作，因为他貌似刻板、荒唐的做法中包含着学习写作的至理——写作是“做而知之”（罗曼·罗兰语），放手让学生去“读”去“做”，在实践中摸索、体验，自悟其理法，正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当然，在学生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老师不妨指点一下，通过指点或许可以“使那领悟直捷而周遍”（叶圣陶先生语）。不过要知道，任何高明的指点，都必须以学生自己的摸索为前提，而不能代替这摸索，也不可能把作文的“暗胡同”变成“光明胡同”。
无独有偶，欧阳修在向人讲作文之道时也说：“无他术，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注：明·吴应箕《读书止观录》）这里，老师更是可有可无了。语文确像王力先生早就说过的“可以无师自通”，尤其是作文，即使有老师在，也要靠“自通”。
有的同志对鲁迅先生上面的话不太理解，作诗诘问：“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岂不知世上根本没有这样的灯。别人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别人的感悟不等于自己的感悟，别人的摸索也代替不了自己的摸索，“步随灯”的结果只能是跌进比“暗胡同”更难走出的“黑洞”。
朱光潜先生曾引用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解释过写作对读书的依从关系。他说杜甫的诗句“读书破万卷”是讲平日功夫，“下笔如有神”是创作中的灵感来仪，即是说灵感是从读书功夫中出来的，“是在潜意识中酝酿的情思猛然诵现于意识”。平时读书（也应包括历事）“虽常不自觉其在心灵中可生若何影响”，但都是在进行“意象的蕴蓄”，即灵感的培养，“它们在潜意识中好像桑叶到了蚕腹，经过一番咀嚼组织而成丝，丝虽然已不是桑叶而却是从桑叶变来。”（注：朱光潜《谈美书简二种》）
“书多笔自重”。阅读能提高人的眼界和识力。文章读得多了，什么样的写法好，什么样的意蕴好，什么样的语言好，心目中自然有了标准，朝着这标准下力，日久必能出手不凡。这正如书法家所言，如果你真正地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能欣赏出什么是好字，你就能通过实践写出好字。
质疑标准化和多媒体
以为推行标准化练习和多媒体教学才是语文教育的现代化，是当前广泛流行着的一种幼稚病，一个认识误区。其错误正在于它们一个在课内（多媒体），一个在课外（标准化）取代了读，对语文教育的危害带有根本性质。
标准化题目是浩瀚题海里的主要品类，题海大战在很大程度上靠它支撑。它盲目搬用客观化、程序化、可操作性、可控制性等时髦概念，却无视语文学科自身的实际和特点，忘记了语言是社会现象。作为学习和研究对象，语言没有自然学科的那种客观性和确定性，难以搞“标准化”。比如语义的丰富性和模糊性，语法的约定性和变通性，语言使用的灵活性和个性等，都使它天然地排斥标准化。正因为如此，对标准化练习和测试的信度和效度人们早就提出了质疑。
语言文字作为“平面媒体”，是阅读行为的惟一触媒，而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活动、情感体验、想象生发等，一切都由文字而来，语文学科要培养的正是这种文字感知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又天然地拒绝多媒体。且不论从感知文字到听声看画是能力层级的大步倒退，且不论在从文字到声画媒体转换中信息的改变和流失，单从学生接受的角度讲，其被动性与阅读过程中主动猎取的姿态尖锐对立，其简单性与阅读需要思考、想象、创造相矛盾，久而久之，必然影响学生智力的开发和提高，更遑论读书以健全人格、熔铸气质和涵养心性了。被动接受的习惯对人未来生活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据最近的报纸披露，在美国，由于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的强大视觉环境，人们愈来愈依赖图像信息，造成美国青年“喜欢听喜欢看就是不爱读”，结果“文字冷淡病”像瘟疫一样蔓延，逃避阅读甚至成为时髦的象征。专家担心，“长此下去，美国人的阅读能力会下降，使下一代文盲数目大增。”其实，“文字冷淡病”并非美国独有，在我国，电视的负面影响，如青少年中的懒散作风、玩赏心态和浮躁情绪已十分可忧，卡通成了许多中学生的主要读物，如果再在语文教学领域泛滥多媒体，阅读将更无立足之地。
学习语文，阅读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语文学科的现代化永远必须围绕多读多写作文章，比如开展对词汇量、阅读量的研究，对如何教学生读书、提高阅读速度、质量和能力的研究等才是教改的正路。
对标准化考试，国际教育界已颇多异议，并渐成群起而攻之之势。香港中学的中文会考已断然拒绝“客观性题目”，其课程纲要指出，要避免“选择题测试导致选择题教学”。据笔者所知，我们实行标准化考试之初是借鉴了香港模式的，而借鉴的结果也真的导致了“选择题教学”。现在“老师”又先行一步把它废止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
每当看到广大师生在题海中沉浮的情景，我们就想起明代的“十八房之刻”。那时候，出状元、进士最多的苏杭一带，书坊把一些进士、举人的应试“房稿”（中式八股文）刊刻成书，发行全国，造成了“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的局面（注：明·顾有孝编《明文英华》），以致“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注：明·顾炎武《日知录》）这与我们今天的情况何其相似！而且更有甚者，我们除了各种名目的应考作文之外，还有更多的应考资料，如“考典”“题典”“兵法”“优化设计”“秘卷”等等，真是铺天盖地，浩如烟海；相反地，真正的好书却无人光顾。
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同仁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面对惨痛的现实和久违的读书声，他们不避矫枉过正之嫌，大声疾呼：“语文教学，阅读就是一切！”“阅读无错！”这声音乍听似乎偏激，实则大有深心深义。笔者向他们致敬，并以此文作同志的回应。
读书之风兴起之日，必是语文教育走上正轨之时，也是语文素质教育真正启动乃至民族文化振兴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