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科学精神观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精神不仅是科学活动中科学主体必须高扬的一种精神品格，而且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力求正确理解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一书，从话语背景、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等视角对其一再倡导的科学精神之思想进行初步梳理，旨在为我们今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科技创新战略提供某种理论凭借和方法论上的价值导向。
一、江泽民科学精神观的话语背景
要全面了解江泽民科学精神观的思想内容，首先必须准确把握其言说的具体背景。我们仔细阅读《论科学技术》一书后发现，全书49篇文稿中有17篇专门论及到科学精神问题，而这17次论述又相对集中于5大背景之下。
1.从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说明科学精神的匮乏。江泽民在为《院士科普书系》所作的序中曾经仔细分析过中国古代科技的状况，他说，“中国古代科技有过辉煌的成果，但也有不足，主要是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学科体系，科学技术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更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首先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出现，而未能在中国出现，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吧。而且……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不足也是一个缺陷。”（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江泽民在这里讲的科学精神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具体科学的层面说明中国古代缺乏谋求数量精确的实验精神，以及在实验基础上加以逻辑归纳和演绎的理性精神，这两种精神表现正是西方近代科学得以发生的内在原因和显著特色；二是从全社会而言，封建统治者和平民百姓缺乏一种崇尚科学、尊重知识的文化氛围。这里除去当时的社会政治因素外，祟圣人经典而不尚科学技术的现象相当普遍，因此科学精神的高扬就缺乏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正因为此，江泽民接着说，“鉴往开来，继承以往的优秀文化，弥补历史的不足是当代中国人的责任”。
2.从当今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的角度说明弘扬科学精神的必要性。作为政治家的江泽民，自然十分关心当今世界时代潮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他在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说，“我现在的职业是政治，因此总要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判断问题。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这两大课题的解决都与科学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在同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座谈时，江泽民又详细分析了当今科技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概括了4大特点，进而指出，“面对这样的形势，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战略，抢占科学和产业的制高点。”在作了上述说明后，江泽民引出了一段他反复强调过的话语：“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粗看起来，这几段文字中并没有论及到科学精神问题。其实，江泽民对时代潮流和科技发展趋势的分析，目的就在于说明创新的必要和价值所在。而创新恰恰就是科学精神的最突出表现。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当今只有始终高扬科学的创新精神，才有望跟上时代步伐，并立于不败之地。
3.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使命的高度说明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对于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意义。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仔细分析过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突出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问题，以此再度强调科学创新精神的必要，并将创新精神的认识上升到“很强的政治意识”的高度。（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147页。）很显然，这段文字主要是从物质文明建设的视野加以反映的。其实，现代化建设中更为关键又更为困难的是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曾提出过4种精神（这正是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后文将叙），并认为爱国主义、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这四种精神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加以发扬光大。江泽民这样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要“通过各种新闻舆论工具和其他有效形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科学战胜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页。）从两个文明建设的角度来言说科学精神，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思想组成之中，是江泽民的重要特色。
4.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维度充分肯定团结协作精神和自由精神是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随着科学建制化程度加深，科学事业再也不是某个人的“业余爱好”，散兵游勇式的研究与这种科学的建制化潮流是牴牾相悖的。当今的科学研究特别是重大科研课题日益需要多方面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团结协作。有鉴于此，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严肃批评了我国科技界现实存在的“门户”和“山头”问题。他说，“不能再搞‘躲进小楼成一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躲进小楼成一统’，自成体系，各立‘门户’、‘山头’，互相分割封闭，造成科技资源配置的很大浪费，这是同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的，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相违背的，也是同科技创新自身的规律相违背的。”所以，要使有限的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并实现效用最大，就需要彻底打破这种“小农经济、小生产的落后生产方式”，“必须来个彻底改革，推陈出新”（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当然，提倡团结协作不等于不要个性。科学事业毕竟是探索性事业，科技创新就是要在无人的荒原上跋涉，在处女地里耕耘，所以在大力提倡协作的同时并不排斥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正因为这样，江泽民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科学家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团结协作与鼓励自由探索如同一辆战车之双轮，是科学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的精神保证。
5.从执政党建设的政治方位说明尊重科学、反对迷信的迫切性。科学与迷信始终相伴而行。科学发端于迷信，又在不断告别迷信中成长与壮大，这是科学史的事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即使进入科学昌明的21世纪，迷信的幽灵并未因科学的强大而退出历史舞台。烧香拜佛、装神弄鬼、鼓吹歪理邪说不仅在普通民众中有市场，就连在一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执政党的一些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也有市场。这与我们今天弘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完全不容的。因此，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在敏感到这一现象及其深层的文化心理根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后，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政治方向的角度严肃指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与迷信、知识与愚昧的斗争并未停止。这些年，确有一些地方愚昧迷信活动死灰复燃，一些人从事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传播歪理邪说，蛊惑人心。而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和科技工作者竟然是非不分，也参与其中，甚至为之推波助澜。”（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有的领导干部不学习科技知识，或者看了也是装装门面，并没有用科学精神武装自己，反而热衷于封建迷信的东西，烧香拜佛、求签问卜，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样的人，还配当共产党员吗？还配做领导干部吗？”（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真可谓一语中的！正是这一背景，江泽民谈论科学精神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关系到执政党的地位能否巩固的大事。
二、江泽民科学精神观的主要内容
厘清了话语背景后，我们就进入到江泽民科学精神观的主阵地了，即对其思想内容做出具体的概括。所谓科学精神，依据笔者曾经做过的界定，就是“科学主体在科学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关于科学认识活动的一种特殊意识。它萦绕和盘旋于科学主体的大脑中，是约束科学主体价值效应的客观规范；它游弋和散发在科学活动的全程中，是控制科学活动施展与实现的行为规范；它凝聚和再现于科学活动的最终产物——智力成果中，是衡量知识成果效值大小的主观规范。”（注：炎冰：《论科学精神》，载《江汉论坛》1987年第12期，第8页。）参照这一定义，再结合《论科学技术》一书中所表述的思想实质，我们认为，江泽民的科学精神观的具体内容大致有五种涵义。
1.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纳入科学精神之范式，是作为政治家的江泽民的重要特色。表面上看，科学无国界。但是深层地看，科学家有国籍。在科学建制化的今天，科学活动无论是科研选题的确定，还是科研经费的资助，或是科研成果的效值评定，都离不开其社会基础。如果科学家不能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汇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不关心自己民族的存兴、国家的强盛和百姓的富庶，能说这些科学家是合格的并具有高尚的科学精神吗？所以江泽民指出，“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它激励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他认为这种精神作为“我国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作为“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业已成为科技界永远需要高扬的一种品格，也是中国科学家永远视为科学生命一部分而不可丢弃的精神瑰宝。
对于爱国主义，江泽民在不同语境下虽有不同解释，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科学工作者要“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汇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页。）“甘于奉献、攀登高峰，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切智慧和力量，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艰险，始终勇往直前。”（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2.求实创新精神。对此，江泽民曾有过具体解释：“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因此，我们“弘扬科学精神，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科学发展和各项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研究和反复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前进；就要热爱科学、崇尚真理，依据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进行决策，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就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努力用科学理论、科学知识以及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武装自己。”（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页。）众所周知，科学的任务是描述自然现象，阐明自然过程，揭示自然规律，因此在科学活动中，科学主体必须力求观察方法客观科学，观察过程仔细准确，实验设计周密全面，实验操作诚实严谨，实验数据真实可靠，构造假设严肃大胆。缺乏科学求实精神的任何科学活动要么是诡秘的隐喻，要么就是伪科学。
与求实相应的就是创新。江泽民说，“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科学的灵魂就在于不断地探索未知，发现真知，创造新知，科技进步和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可以说，提倡创新，强调创新，讴歌创新，是贯穿《论科学技术》一书中最重要的主线。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科院第9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4次院士大会的部分院士和外籍院士时，曾列举了12位科学家、5位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两位文学家的典型案例，不仅说明青年时代是创新的最旺盛期，而且正是创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阔步跃进。与此同时，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他还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将创新精神拓展到这一领域，说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也是创新的结果。
3.拼搏奉献精神。拼搏奉献精神是求实创新精神的必然延伸和发扬光大。翻开科学史册，人们不难发现，所有科学成就无一不渗透着科学先驱们的滴滴汗水和鲜血。利赫曼在探索雷电奥秘中死于雷击；布鲁诺为坚持和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罗马教庭囚禁了8年，最后活活烧死于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居里夫人在失去丈夫的恸痛中仍成年累月埋头于镭、钍、铀之类的放射性元素研究，她发现的镭曾给无数个病人解除了痛苦，而自己却死于镭的辐射！可以肯定，从事科技工作出身的江泽民对于这些史实不会陌生。因此他在总结国防科技工业的经验时直接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视为三条重要经验中的一条。（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后来他又把拼搏奉献看成是“所有科技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德。”由于“科技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因此，“科技工作者要树立雄心壮志，坚韧不拔，艰苦奋斗，不懈探索，勇攀高峰。”（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在接见中国科协第二届青年学术年会会议代表时，他又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失败是成功之母”等古训郑重地告诫青年：“攀登科学的高峰，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古今中外多少优秀科学家的切身经历和重大科学发现的艰难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一个人带来知识和创造发明，关键是要靠自己在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下，刻苦学习，刻苦钻研，顽强拼搏，百折不挠，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铭记心中，才能取得成功。”（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这既是政治家的谆谆教导，也是科学史的经验真实。
4.团结协作精神。江泽民认为，“团结协作是现代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页。）翻开现代科学史册，除极个别的以外，几乎每一项重大成就都是团结协作的结果。量子力学、DNA双螺旋结构以及中微子、介子、超子等各种基本粒子的发现是如此，哈曼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平号”航空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清华大学低温反应堆以及当今如火如荼的三峡水电工程等更是如此。因此，科技要发展，必须“形成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协作，形成合力，绝不可‘躲进小楼成一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必然会造成资源浪费”。（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当然，团结协作不等于无原则地“和稀泥”，否则“不告而取”、“不劳而获”者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江泽民说，我们既要反对“另立山头”，又要反对平均主义。团结协作只有在决策已定、目标准确、计划统一前提下的分散作业过程中也有其现实意义，也只有在充分尊重个性、发扬民主、崇尚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5.民主自由精神。科学的自由精神主要“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注：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0页。）它包括在一定条件下选择课题、从事实验的自由，发表见解、形成假说的自由，创立理论、树立学派的自由，宣传观点、进行学术争鸣的自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科学自由精神成了推动科学前进的思想杠杆和科学得以源源流长的不竭之泉。何以如此？因为每个人的认识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理论负载下所从事的相对有限的认识活动，科学也正是在各类有限认识结果的基础上加以撞碰、精炼和重组的结果。像历史上的血液循环理论、氧化学说、进化论、地质渐变论、大陆漂移说、光的波粒二相性、量子力学理论以及当今的非线性模糊理论等无一不是在不断的争鸣中得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至于民主精神，则是相对于两种主体而言的：一类是学科带头人，他们应当宽容大度，善听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保证科学自由精神的合理存在和有效伸展；另一类是政府，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在不违背既定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原则下确保科研团体和学术主体者的独立自主性。对此，江泽民在《论科学技术》一书中曾反复做过说明。全书有3处专门谈及到“双百”方针问题。有9处论述了这种自由民主精神对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他说，应当“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提出新理论、创立新学说、探索新领域，提倡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开展同志式的切磋讨论，共同推进科学技术的繁荣。我们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对学术问题妄加评判，擅作结论。”（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党和政府要重点“采取切实措施，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进一步形成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平等交换意见的学术环境。（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要营造生动、活跃、民主的学术氛围，鼓励探索和创新。”（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甚至对一些出国留学人员“不论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都欢迎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给予妥善安排，并实行出入自由、来去方便的政策。”（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6页。）等等。
三、江泽民科学精神观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学习江泽民科学精神观的思想内容，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学理性使然，而恰恰在于我们可以从中体悟并借鉴到某种思想认识标度，进而在实践操作之方法上把握住根本的价值导向，或许这就是理论的魅力所在。
1.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科学精神“身体化”后就成了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今天的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的认同大概不再会像古代人所蔑视那样，是所谓“雕虫小技”故不可“玩物丧志”了。但是人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科学技术的这种理性功能有了透彻的理解进而积淀为某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而成为文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构件呢？更准确地说，科学技术究竟在多大层面上真正构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呢？当然，对此做笼统粗估式的解答会有失公允，因为异质的社会阶层群落的心态并非一致。
就领导层而论，确有不少人像江泽民号召的那样，“亲自抓第一生产力”，“始终坚持把科技进步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多渠道增加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但也有一部分人“不学习科技知识，或者看了也是装装门面，并没有用科学精神武装自己。”（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再说科技人员本身，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像江泽民所赞扬的那样“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理想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写就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史诗。”（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67页。）但也有一些人自认为是独立的社会阶层，决不依附于谁，听命于谁，他们自以为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好像只有他的名字、他的专业、他的事业才是最伟大最高尚的。姑且不论这是否是唯科学主义思潮泛化的结果，单就从科学精神的层面说，这也是与之大相径庭的。非常有趣的是，科技的命运在当今中国的农民和民营企业家那里却是另一道风景。前者视科技人员为“财神爷”，后者视之为“摇钱树”。这说明科技在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不同阶层的“现象学效应”。
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在当今中国对于科技功能和价值的认识并未取得共识，由此科技的命运就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了。我们知道，经济结构二元化，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并存，半机械化乃至手工劳动在社会再生产中还占很大比率，资源开发能力低、利用率低，水资源严重污染，土地沙漠化加剧，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两亿多的文盲、半文盲人口以及相当一部分地区仍处在贫困线之下等等，是我国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严重障碍。面对这一现实国情，其解决的途径只能是依靠“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抓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抓紧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抓紧推进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这正是我们学习江泽民科学精神观的最大收获。
2.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应有地位。对科技的重视必然会延伸到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上。现如今，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大概都不会认为知识分子不重要了。但是，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虽然江泽民一再强调“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风气，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脱颖而出的机制”（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但是总有人对之置若罔闻，不屑一顾。客观地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历史地看，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和使命。他们作为“社会大脑”和“精神导师”，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和知识真理的化身，必须为构建、传播和发展科学贡献毕生；他们作为“社会良心”和“政治精英”，还必须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及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和宽阔视野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为人类的幸福和理想谋求方策伟略。如此双重的使命和社会责任致使他们在努力拼奋过程中必须表现出对时代的超越，对现状的激进。而另一方面，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上说，“官本位”始终是支配着封建统治者和普通百姓（包括文人知识分子）行为准则的有力杠杆。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思维定势都在于谋求一官半职。因而知识仅是为官的阶梯或敲门砖，而目的一经达到，知识的功效不仅被冷漠，甚至畸型化而走上了其反面。也正是这种矛盾和悖结，使得“知识分子问题”业已成了“传统问题”。第二，现实地看，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否，除了建立健全必要的科技与经济、政治、文化相结合的有效机制以外，还取决于领导层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其价值重心究竟落脚到哪里至关重要。
为此，江泽民在《论科学技术》一书中对知识分子问题曾有过明确的界说，他曾以知识分子的具体贡献这一事实确认“他们真正是祖国的骄傲，民族的脊梁”；（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他也曾以对知识分子内涵的界定，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来说明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由此再结合“三个代表”的思想，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就一目了然了。因此科技没有社会地位，缺乏与经济、政治、文化相结合的动力和机制，特别是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不足，其深度原因便是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估计不足，而高扬科学精神，重视知识和人才，恰恰是知识分子地位的重新认定。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江泽民的科学精神观所受到的另一种启迪。
3.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从知识层面或物化层面的科学技术中挖掘和延伸出科学精神并加以弘扬，是我们今天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当今社会不少人烧香拜佛，求签问卜，装神弄鬼，制造和散布歪理邪说。这些人中不乏学者、教授，说他们缺乏知识或物化层面的科学技术显然有悖事实。但除了其他的一些原因外，科学素养的贫乏和科学精神的匮乏不能不算是一种诱因。因此，我们在学习和传播科学技术的同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懂得了多少知识这一层面，而应当从这些知识的获取过程中，领悟出萦绕在科学家大脑中并始终支配着科学家行为的精神气质，这种凝聚在知识结构深层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时代所匮乏的。只有真正用科学精神塑造人，用科学态度营造人，用科学方法激励人，我们才真正无愧于时代。而这，也正是江泽民科学精神观所昭示出的另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