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与旧工人：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中国工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初论文,新中国论文,中国论文,工会论文,工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6-0028-08 新中国建立之后，工人在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社会身份也有了巨大提高，由原来的被压迫阶级一跃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在新政权的建设中展现了新风貌，劳动积极、政治进步是那个年代工人的普遍特质。作为国家理论诠释中“最革命”的阶级，工人积极的姿态是其内在“革命性”使然，还是国家话语引导的结果？笔者在梳理相关资料后发现，工会在塑造新工人的过程中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学界尚未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笔者拟做一初步探讨。 一、先进与落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工人队伍 在以往宏大的阶级叙事背景下，工人被描述成积极支持革命的群体，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仔细翻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关文集、回忆录或者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工人并不像后来所宣传的那么“革命”。思想落后的工人和国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政策存在巨大矛盾，这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面临的严峻问题。 依靠工人阶级是新政权进入城市后的既定政策，这既是新政权实现社会整合的需要，也是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使然。随着国家“一五”计划的开展，将工人组织起来的需求变得更为急迫。但是，工人能够依靠吗？美国学者裴宜理、萧贺、艾米莉·洪尼格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受到了地缘、党派和产业等多种因素的分割，不同的工人有着不同的思想状态，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①。史料表明，中共进入城市之后，发现许多工人不仅成分复杂，而且工作态度颇为消极。东北某工厂的工会干部谈到：“工厂的职工在解放初期生产情绪很不安定。工人普遍表现出磨洋工的态度，甚至偷窃工厂器材。留用人员工作敷衍塞责、阳奉阴违。”②另一份工会工作总结也提及：“工人队伍中存在着小生产者带来的自由散漫、狭隘自私、缺乏主人翁思想与整体观念缺乏等严重弱点，这就和客观要求相差很远。”③针对工人复杂的思想状况，一些基层工作者不禁疑惑：工人阶级怎能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华中有些党员认为：“工人有流氓气，工人中有国民党、三青团分子，成份复杂。因此，在发展工会会员时，就提出要查成份、查思想、查三代；在提拔工人干部时，他们总认为工人历史太短，资格太浅，不配当干部。他们说，过去二十余年革命都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而不是依靠工人，今天革命胜利了，为什么又要工人来领导？”④ 实际上，工人的复杂状况有其历史原因。建国前，各类帮会组织影响广泛，工人为生计所迫，同时也为免受流氓地痞等恶势力的迫害，希求加入各类帮会、帮口组织以自保。如大连码头和印刷行业中，就普遍存在山东帮、河北帮、上海帮、天津帮等地域性帮派组织，山东帮人数较多，势力较大，这类组织在辽宁地区直到解放前仍大量存在⑤。郑州工人中有“湖北帮、天津帮、上海帮、彰德帮、开封帮、朱仙镇帮、郑州帮以及汲县同乡会等组织。”⑥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等22个行业，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以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等社会组织，像棉纺系统，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⑦。湖北省武汉市码头工人中，“帮派众多，时起械斗，这些帮派虽然有以地域划分者，但基本上系为帮会所操纵。”⑧另外，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有不少人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如重庆沙市纱厂，“国民党员有四百多人，三青团员五十多人。秘密的有中统直属的两个组织，一个是谍报通讯员，一个是秘密调查网，并有封建帮会，其首脑多系特务。”⑨ 在阶级斗争的话语叙述中，工人属于苦大仇深的被压迫者，应站在封建势力的对立面，但上述情况表明工人对阶级、阶级斗争并没有多少认识，且一部分人心甘情愿被各种封建势力控制，没有形成对新政权的向心力，这必然和国家强调工人应该树立无产阶级意识产生严重矛盾。正是这一矛盾，推动了国家对工会与工人的改造。 二、国家与工会：行政权力控制下的群众组织 如何将散漫的工人组织起来成为新政权的依靠力量？中共将工会作为改造工人的突破口：打破工会作为职业社会团体的公共属性，使其成为国家权力控制下的准行政组织。新政权通过历史审查、群众举报、诉苦等动员手段，对控制工人的帮会、帮口、把头、国民党等势力进行打击与取缔，使党和政府掌握了工会，并通过工会改造工人，进而实现了对工人的动员。 1.打破工会作为职业社会团体的公共属性，使其成为中共整合工人的核心组织 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工会对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自然不可能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工会名义上由工人自愿集合而成，但实际上不再具备社会组织的完全独立性。新政权三令五申强调工会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充分体现在1951年全国总工会的决议中：“我们党历来的观点都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必须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成为党联系工人阶级群众的引带。”⑩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党委对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日常工作非常重视，派许多得力干部做工会工作。一些大城市都是由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工会主席(11)。此外，新政权对任何让工会脱离党领导的端倪都坚决予以打击。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对李立三的工会改革思想予以严厉批评：“在他(李立三)的影响下，有些工会章程竟然不提出把工人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把工人团结到党的周围。他起草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实施条例，竟然不规定党的支部书记作当然委员。”(12)在国家建立工会的过程中，党委负责工会工作成为重要的指导原则，以确保工会成为国家团结工人、贯彻政策的群众组织。 2.打击封建把头、帮会、帮口等组织，彻底清除工人中的隐性社会力量 虽然工会组建起来了，但并不意味着国家政令能够顺畅地贯彻下去。新中国成立之初封建把头、帮口、帮会势力作为官方之外的隐性社会力量，对工人有很强的控制力，这势必影响国家意志在工人中的贯彻执行。如上海恒丰纱厂中的安徽人主要分布在布机间，这里的其他女工大多是他们的妻女、亲戚或同乡，于是整个车间俨然成为厂内“安徽帮”的大本营，工会的“任何事情不通过他们就行不通。”(13)北京的建筑行业中，把头肆意干涉工人的政治自由，“工人们要加入工会，把头就说工人不服从领导”，借口开除(14)。湖南益阳市“搬运、排筏、码头等行业工会和部分工厂工会，均由把头所控制。”(15)甚至有工人表示：“工会是好，但不能常给工作做，把头剥削，但他能给找活做。有的工人把工会比作烟，把把头比作饭，说是‘烟可以不抽；饭不能不吃。’”(16)不仅如此，帮会、把头等势力还试图对抗新生政权。天津搬运工人大多被脚行控制，脚行头目在新政权成立搬运工会之后，妄图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煽动工人行凶闹事，对抗新政权(17)。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把头、帮会等势力仍然控制着工人，影响了新政权权威的建立，因此，它们首当其冲成为新政权打击的对象。 为了使工会顺利实现对工人的领导，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明确提出用国家机器铲除行业把头。之后，此项运动在各行业全面铺开，与中共整肃社会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互相交织，使封建把头、帮会、帮口势力无处遁形。在打击封建势力的过程中，国家主要采用诉苦的动员方式。工会组成工作队，深入职工之中，通过组织工人诉苦、交代、典型示范、算细账等方式，将工人动员起来，使之形成对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如，建国前上海帮会、把头势力盛行，严密控制着工人。为了消除旧势力对工人的影响，新政权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检举封建把头的种种恶行。通过这次清理，共查处封建把头2064个，逮捕了486人，其中有血债的59人被施以枪决(18)。再以深受帮会影响的搬运行业为例，据当时118个城市不完全统计，经过斗争清除了有重大罪行的封建把头15600多人(19)。通过以上措施，新政权有力地加强了政府的管制能力，清除了工人中与新政权对抗的力量，确保了国家意志的畅通无阻。 3.对工会会员进行甄别，剔除不纯分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会的组建有严格的要求：一切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毫无争议的“工人”身份，才能加入工会。为了保证工会的纯洁性，在工会初步组织起来之后，国家还不断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进行内部排查，将一些不纯分子排除出去。正如《工人日报》社论所言：“必须纯洁工会组织，清除工会组织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加强工会组织的战斗作用……如果我们不在工会组织中清除阶级异己分子，那么工会组织就有变质的危险。”(20)国家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将一切有历史污点、社会关系复杂的可疑分子从工会中排除出去。在山东搬运工会中，“1952年工会结合登记审查运动，清除了混进会员队伍中拉拢会员和干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一些封建把头、逃亡地主、国民党散兵等不符合条件的会员。”(21)湖南益阳市码头帮会盛行，在工会排查中“仅市码头上，就开除会籍11人，开除工作籍5人，停止会籍12人。”(22)郑州电厂也怀疑工会会员不够纯洁，在民主改革运动中“适时地选举了工人代表会及其核心——工会改选委员会(23)。而在哈尔滨市，“不断地依靠群众纯洁了工会组织，坚决地清洗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派进来的坐探，和那些被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拉过去的、而又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同时放手提拔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积极分子。”(24)私营工厂、商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控制力较弱的地方，因此，建立一支纯洁的工会队伍显得更为急迫。在国家的排查中，任何不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私营工厂的工会组织都被勒令整顿。如，广州私营生隆铁厂是一个拥有27个员工的小厂，老板与员工具有地缘与亲缘关系。该厂自从成立工会以来，从未开过小组生活会和组织任何政治学习。工会会员与老板的阶级界限不够清晰，因而被认定为被资本家篡夺了工会组织(25)。通过群众的检举揭发，私营工厂和商店中一切和资本家有社会关系的工会会员都被排查出来。《人民日报》刊载的报道称：“例如南京福星烟厂工会文教委员侯伯令，被资本家秘密委任为副厂长；南京首都火柴厂工会文教委员，被资本家认作干儿子……这些人都是资本家拉过去的。无锡西南轮船公司工会主席林文超，西安大华纱厂工会委员、劳资协商委员会的劳方代表朱开元，上海新中华刀剪工厂工会副主席徐地洋……都是资本家有计划派进来的。南京英商和记工厂工会副主席丁绍先，竟成为帝国主义分子的走狗。至于为资本家的恭维奉承所迷惑，阶级意识模糊，阶级立场不稳，则更是普遍现象。”(26)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工会领导者与资本家的关系，都被曝光在公众的视野中，任何阶级立场不稳的指控都足以成为工会领导被撤换的理由。在运动中，如果有更严重的指控，那么很难逃脱被镇压的命运。如青岛棉纺厂“许培武在日伪时期任伪警备队长，身负数十条人命血案，混进六厂做工，解放后又伪装进步窃夺了工会职权”(27)，在民主改革中被镇压。 中共向来注重组织的纯洁性，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潜藏的特务、帮会等敌对势力不断威胁着新生政权，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就显得非常急迫。通过打击把头、帮会、帮口等旧势力与不断纯洁工会组织，新政权实现了工厂和企业中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一切与新政权敌对或者游离于国家权力控制之外的社会组织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自此，除了国家权力体系内的工会组织之外，任何力量都很难影响并控制工人群体。 三、改造与被改造：工会与工人 工会作为介于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群众组织，承担了改造、动员工人的重要任务。为了组织工人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工会通过诉苦这一技术动员手段，成功地树立起了工人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此外，工会还通过深入而广泛的生产动员，引导工人发展经济，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 1.工会的思想动员 由于建国初期工人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因此，工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使其形成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 第一，通过诉苦树立工人的阶级意识。建国之初，大部分工人没有明晰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分野。如五三工厂的工人“对于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存在着谁来给谁干活的想法。”(28)《人民日报》记述了一位工人在解放初期的复杂心理：“1949年春天，北京刚解放时，我对自己的党——共产党，还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那时候大伙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我心里嘀咕着：往日国民党还不是尽说这类瞎话。福利，非得拿到手里才成呀。”(29)工人的思想比较落后，缺乏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工人们误认为解放后可以随便了，解放初期一个月每天有三十多人自由停工。”(30)正是因为工人缺乏阶级意识和对共产党的认同感，所以中共试图通过诉苦这一手段让工人树立明晰的阶级观念。 “诉苦”即“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31)。它作为一种技术动员手段，在土改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也被引入到工人的思想改造中。最初，工会在刚刚使用这一动员手段时，并没有太多的信心。随着五三工厂工会诉苦运动的成功，这一工作模式被迅速推向全国，成为各地工会和党组织改造工人的重要方法。从东北五三工厂材料来看，诉苦确实很容易让工人产生感情共鸣，该厂工会发现，“在诉苦运动中全厂有百分之四十的工人挨过打；百分之三十的工人遭受过失业和讨饭的痛苦；另有三百多人，因财产被人霸占，抛妻卖子，流离失所；一百多人坐过监牢，受过种种酷刑；一百多人的父母妻儿死在饥寒交迫中。第三车间的一个老工人岳东顺，解放前父亲被杀，财产被抢走，他在苦难中上过吊。在诉苦运动中，他和搭救他的人一起哭诉，使整个车间的职工齐声痛哭。这些血泪的倾诉，使工人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旧社会的残酷和罪恶。”(32)诉苦者的苦难很容易引起有类似经历者的共鸣，引发他们对遭受苦难原因的思考。紧接着工会便组织工人进行挖苦根的教育，工会通过算细账、谁养活谁等问题的讨论，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通过诉苦，工人开始用阶级观点看待他们与资本家的关系，甚至有些工人主动与资本家亲戚划清界限。如裕大商行的会计员王广谦，在工会和检查组的再三动员下，与自己姨父划清阶级界限(33)。诉苦运动不仅使工人的阶级意识树立了起来，而且还形成了很强的阶级优越感，他们自豪地说：“过去总看着资本家有钱、阔气。今天，我们认识了他们的钱是压榨剥削咱们工人得来的。还是咱们工人阶级光荣!”(34)今昔社会地位对比的翻身感，让工人们欢欣鼓舞，以更加火热的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日常的政治教育也是工会工作的重点之一。工会把“翻身”与“积极劳动”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工人日常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工会就明确了自己的政治宣传职责。总工会下发的文件指出：“在所有工会的报纸、刊物上，以及在工会主办的政治课程和文化课程上，必须经常地、系统地、普遍地宣传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宣传党的主张政策，划清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界线，教育广大工人群众提高阶级觉悟，使工人们了解党与工人阶级的血肉关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将来而奋斗”(35)。工会系统建立起来之后，各地工会“组织职工上大课，举办短期训练班和职工夜校，宣讲劳动创造世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常识教育”(36)。五三工厂则对工人进行了“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是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关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劳动创造世界”等问题的教育(37)。长春市工会在刚刚解放之初，就开办了20所工人夜校，有2000名工人参加学习。夜校向工人讲解“谁养活谁”、“什么是阶级”和“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组织专题讨论，使他们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38)。据1950年4月工会系统调查，全国各大城市经过脱产轮训，接受过政治启蒙教育的职工，一般都占当地职工总数的20％～50％，有的高达60％以上(39)。 总之，工会通过夜校、培训班以及日常的政治学习与宣讲，结合政治形势，不断向工人灌输共产主义的理想，将工人整合在自己的周围。工会还通过日常的政治教育，让工人把对党和政府的感恩心理融入到生产中去，由此形成积极劳动报效祖国的动力。 2.工会的生产动员 工会重要的职能是生产动员，这是工会工作的内容之一。工会作为渗透在生产单位中的组织，以每个生产班、工作队或部门编成一个工会小组为原则(40)，与生产网络高度契合。此种组织形式能够保证工会及时有效地对工人进行动员，使其树立积极的劳动观念。工会在宣传中将是否积极劳动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区分的标准，并成功地将这一理念植入工人心中。工会在进行生产动员时，主要采用如下三种方法。 首先，通过私下谈心进行生产动员。私下谈心这一人际交流模式，具有非公开性，既可以照顾被访者的个人尊严，又可以让访问者通过直接交流了解受访者的思想和顾虑。这一工作方式备受工会领导的推崇，是当时对工人生产动员的主要方式之一。 齐齐哈尔检车段有一份工作总结这样记述：“崔德洪由沈阳新调来检车段工作，恰好分配在老赵(即赵富，工会小组长)一组，老赵就趁吃午饭机会，常和他坐在一桌闲聊。过了几天，人面也熟了，老赵看他总有什么心事似的，工作也不起劲，便问他有什么困难。老崔这才告诉他说：‘想要订婚，短缺几十万块钱。’老赵抽空便跑到工会，问问互助基金还有不？工会答应了借给他……老崔以后不但工作积极，并且在还钱时，还请人给工会写了一封感谢信。”(41)可见，在相对轻松的谈话氛围中，不仅可以增进双方的私人感情，而且又可以让工会领导了解工人工作消极的原因。而且工会解决了工人的困难，使工人对工会产生了感激心理，生产动员也就更容易成功。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工会小组对落后工人王忠明进行思想改造的记载也可以看到私下谈心这种工作模式的功效。王忠明的改造记录如下：“这个人(王忠明)很落后，会议不参加，生产上吊儿郎当，经常迟到早退，把多做的活藏起来，第二天少了再拿出来充数。大家都认为对这个人应该好好地教育和帮助。工会骨干分子特地开了一次会研究如何帮助他。就指派工作上与他经常接近的和比较谈得来的甘土根、陆启泉帮助他。王忠明十三岁当学徒，拉过车，到过重庆、桂林，在旧社会里饥一顿饱一顿的吃了很多苦。我们就从新旧生活对比，说明现在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及国家的美好将来，启发他，提高他的政治觉悟……有一回他谎说母亲有病请假去游泳，我们便对他进行了个别批评。后来又发现他赌钱，我们就召开小组会进行批评。由于同志们诚恳地帮助，使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小组会上检讨时，他激动地说：‘我忘了过去吃的苦了，我这种行为等于剥削工人阶级的血汗，我真不应该，我保证今后不再犯。’”(42)从材料可以看出，工会并没有直接将王忠明作为落后典型进行公开宣传，而是首先派与王忠明私交较好的甘土根、陆启泉与其进行谈心与教育。在谈话中，他们从新旧社会的对比激发王忠明对国家的感恩意识，并且把他的工作行为从单纯的劳动中剥离出来，上升至政治忠诚与否的层面。工作懈怠不再是劳动个体在工作场景中的具体表现，而被解读为“剥削工人阶级”的行为。而这一解读方式并非个案，在当年的思想总结中处处可见。如天津电车公司一名司机叫胡文斌，把个人的思想检讨定名为《不劳动，白拿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43)，从文章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思维的影响。在泛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将劳动态度与政治忠诚等同的做法让工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从而使其接受工会的思想动员，改变自己的劳动态度。 其次，用典型教育一般。工会小组长近距离地与工人接触，可以及时发现工人生产与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发现落后分子，工会就会调动整个小组成员对其进行规劝，使其向先进靠拢，“并用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去教育、影响别人，这样起的作用和收得效果会更大。”(44)在五三工厂的工作经验介绍中，将这种方法称为“用典型教育一般”。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工人一旦被贴上“落后”的标签，便成为被嘲笑和排斥的对象，要摆脱这种境遇，必须积极劳动，让自己先进起来。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模式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成为工会动员其他工人的鲜活例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个模范工会小组的工作经验总结中，这一模式处处可见。如天津第四棉纺织厂工会工作总结记述如下：“粗纱保全老工人刘洪声过去思想上保守，工作不大积极，也不肯教徒弟，有‘干一天活拿一天钱’的思想。他在春节期间参加了黄火青市长召开的老工人座谈会后，把和市长一起谈话、吃饭、照相的情况和解放以前受压迫的情况对比，心里很感动，觉得不能只光喊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光说不行，必须在生产上努力把厂子搞好才行。后来他有了很大转变，提出了改进劳动组织等十五项建议，并且毫不保守的把技术教给徒弟，对自己过去的思想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总结了他转变的过程，大力宣传，树立了典型。在刘洪声的影响下，一些较落后的老工人如聂宝山、王宝发、岳治水等都跟着转变了。”(45)在单位垄断社会资源、工人依附于单位的环境下，工人必须向单位倡导的价值观念靠拢，才能获得单位的认可。而当个体的行为符合单位的角色期望且得到一个较高的评价时，自己也感到有面子，相反就会觉得没面子。在单位制的情况下，落后分子的转变能够为其获取较高的社会声誉和无形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必然会使其他落后者努力向先进看齐。 当年的模范工厂——五三工厂的工会总结中也谈到这样一个落后变积极的案例：“我厂有一个工人，外号叫‘积极王’，过去思想非常保守，不相信技术，经常和大家抬杠。如果技术人员来车间试高温器时，他说，这有什么用，我一看就知道是六六零度。由于他不相信技术，在工作中常发生浪费现象。工会把他的历史调查清楚之后，画出了漫画，把他小时候怎样受压迫，解放以后工资提高了，生活在逐步改善，现在大家进步很快，只有他一个人在后面抬杠等都画出来，并且把他浪费的情况也画出来，他浪费的价值可够他吃二十四年。漫画贴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去看，他自己看了两个小时，回到家里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他就跑到车间委员主席那里，自己惭愧地哭了，并立即向车间主席宣誓：‘今后保证改正错误。’他回到小组以后就专心研究改进工具，消减浪费，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他的转变对大家的教育很大。很多存有保守思想的工人说：‘积极王’都转变了，我们更应该转变了。’”(46)工会以公开张贴漫画的形式批评“积极王”的工作态度，将其置于公共空间中，任人议论与批评。他不仅为单位内部的工人所熟知，而且也为整个单位范围内的家属所了解。这种方式加剧了落后者的羞耻与焦虑，从而让其加速改变自己落后的境况。 再次，开展劳动竞赛，树立先进典型。劳动竞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性的劳动方式，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与惧怕落后心理，通过竞赛的方式激起工人的斗志以推动目标的完成。在劳动竞赛中，工会通过对先进人物的宣传，无疑会对工人产生强大的心理暗示，从而引导他们向模范看齐。上海总工会编写的宣传册中，采用了一段《东北日报》对马恒昌带病依然坚持工作的报道：“看病时医生劝我歇工，我说：‘病不病不要紧，完成任务要紧!’当时让老徐听见了也劝我：‘这么大岁数了，别耽误了身子。’自己便想：‘对国家没有相当的贡献累死了也不歇工!’回到班里，大伙也劝，我便说：‘我们大家要抓紧任务哪!’我还是不歇工，大伙一看，都说：‘老马都这么大年纪了，病都不歇工，咱们年轻的也得干了!’大家一鼓气都较上劲了，最后提前完成了任务。”(47)在这段报道中，马恒昌带病工作、努力生产，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正是新政权所需要的新式劳动者。随着全国总工会发出在全国开展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的决定(48)，马恒昌的模范工人形象也深入人心，成为工会规训工人、动员工人的重要精神资源。 除了学习全国劳模，工会还号召工人学习自己身边的先进人物：“把先进生产者的事迹从技术与思想方面加以总结，典型示范，在群众中拿活人活事进行思想教育。典型报告之后，立即组织群众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判保守思想，树立先进思想，订立个人学习先进经验的计划。”(49)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树立起来的典型人物，工会利用这些劳模形象和精神感召力向普通工人宣传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人人争先的劳动竞赛氛围。 可以说，在泛政治化的年代里，先进与落后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更为强烈，成为先进与模范工人，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和政治利益，更主要的是受人尊敬，实现了工人的自我满足感；而沦为落后分子，不仅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思想检讨，而且还要处在无面子的境地。正是在正负典型的对比中，工人看到了工作态度与荣辱得失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树立起积极劳动的观念。 工会通过细致的思想动员与劳动动员，以“新式劳动者”的标准来教育政治觉悟高低不齐、出身不一、背景复杂的工人，将其塑造为执政党所期望的“大公无私”、“积极生产”的新式工人。作为介于新国家与旧工人间的组织，建国初期的工会成功地完成了新政权赋予的历史任务。其原因既与工人自身境况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让工会的动员更容易发挥效力有关；也与当时国家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环境分不开。 注释： ①[美]裴宜理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美]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Hershatter,Gail,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②武汉市总工会办公室：《两个典型工厂的工会工作介绍》，武汉工人出版社1951年版，第3页。 ③中国建筑工会筹备委员会：《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建厂中的工会工作》，工人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 ④《论华中城市建设新方针》，《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⑤辽宁省总工会：《辽宁省工会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⑥王宝善：《郑州工会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⑦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页。 ⑧书报简讯社：《武汉概况》，书报简讯社1949年版，第4页。 ⑨重庆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基层工会工作的三个典型报告》，超星数字图书1950年版，第1页。 ⑩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11)倪志福：《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运动》(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12)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第88页。 (13)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4)《北京中国建筑公司反把头的经验》，《人民日报》1951年9月2日，第2版。 (15)湖南省总工会益阳地区工作委员会：《益阳地区工会志》，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66页。 (16)《坚决废除建筑业中的封建把头制度》，《人民日报》1951年8月28日，第2版。 (17)阎润芝、张维龙：《天津脚行的始末》，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文史丛刊》第4期，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5年，第169～170页。 (18)上海工运志编辑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页。 (19)倪志福：《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运动》(上)，第87页。 (20)《必须保持私营企业工会组织的纯洁性》，《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会工作》，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第100页。 (21)山东省交通厅工会：《山东交通工运史》，山东省交通工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22)湖南省总工会益阳地区工作委员会：《益阳地区工会志》，第269页。 (23)李良田、李靖华：《郑州电厂反封建民主斗争中发动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经验》，中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中南区民主改革初步经验》，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14页。 (24)《工会组织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更加壮大了》，《人民日报》1952年5月13日，第2版。 (25)《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第104～108页。 (26)《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开展工会系统的“三反”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1952年3月12日，第2版。 (27)西南工人出版社编辑部：《民主改革参考资料》，西南工人出版社1951年版，第40页。 (28)《五三工厂工会工作经验》，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第104页。 (29)北京电车修造厂老工人孙玉贵口述：《咱们工人阶级的命运是和共产党连根儿长在一起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20日，第6版。 (30)重庆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基层工会工作的三个典型报告》，第2页。 (31)陈北鸥：《人民学习辞典》，广益书局1952年版，第331页。 (32)武汉市总工会办公室：《两个典型工厂的工会工作介绍》，第4页。 (33)《在工会的教育下，店员王广谦归了队》，《人民日报》1952年3月5日，第6版。 (34)《工会组织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更加壮大了》，《人民日报》1952年5月13日，第2版。 (35)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第94页。 (36)倪志福：《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运动》(上)，第50页。 (37)《五三工厂工会工作经验》，第105页。 (38)任长友：《长春市志·工会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39)倪志福：《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40)《工会小组组织暂行条例》，《工会小组长工作经验介绍》，劳动出版社1951年版，第1页。 (41)赖鲁：《赵富怎样做好工会小组工作？》，《工会小组长工作经验介绍》，第51页。 (42)《工会小组的故事》，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第24～25页。 (43)天津市总工会文教部：《巩固我们的劳动纪律——王秀珍思想讨论选辑》，天津通俗出版社1953年版，第4～5页。 (44)《五三工厂工会工作经验》，第147页。 (45)《基层工会工作经验》，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90～91页。 (46)《五三工厂工会工作经验》，第147页。 (47)上海总工会调查研究室：《开展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劳动出版社1951年版，第118～119页。 (48)《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工人出版社1951年版，第24页。 (49)董昕：《五三工厂工会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