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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一切活动之本，可是，怎样的生存则造就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一方面，人通过对诸种生存条件“合力”的自觉，可以明晰地把握本民族独有的生存方式，主动地按照它的准则去生活；另一方面，它也客观地限制了人的活动和发展，规定了人的创造的极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镕铸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强烈的现世性。它不尊崇超人间的宗教力量，把人的存在看成是神的存在的工具或手段，视人对现世的占有与消费为罪恶。儒学圣人早就把“食色性也”作为人的存在的一个不言自喻的公理。孔子不忧天，老庄顺自然，孔墨皆非命。它也不热衷于超感性的形而上的玄思，因为人的存在是紧紧围绕生存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感性世界，不会脱离生存而重新建构一个抽象的王国的。就连圣人孔子也是“以凡俗为神圣”（美国哲学家赫伯·芬格芮）。至于道学，干脆“绝圣弃智”。人的肉体偶尔也为“酒”之类的物品所激奋，但是，决不致于被狂热的麻醉品弄醉。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都“清醒”地面对着自己的生存。这种“崇尚”现世性的生存方式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坚硬的沉淀物，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已不是一种文化模式，而是一种本能。他们观察思考问题时都会无意识地戴上这一有色眼镜的。虽然在历史上中国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它们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并未产生质的影响，反而被中国人的现世精神所淹没，直至被彻底地同化。
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相碰撞的火花，中华文化是它深层的根，因此，华文文学首先显出了中华文化强烈的现世性特征，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是它核心内容之一。小说《西窗一夜雨》（赵淑侠）中陈志翱的海外遭遇再现了海外华人求生的艰难。小说《翡翠戒指》（赵淑侠）中的小人物为了生存下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小说《香蕉船》（张系国）中的海外游子漂泊异乡，谱写了一首首求生的悲歌。小说《巴黎望春风》（郑宝娟）中的“我”因失业窘迫，不得不在不同肤色的男子怀中求活。韦晕小说中的老渔夫伙金、妓女黛丝、被抛弃的孤苦老人王老初等等都是为了能活下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挣扎。
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尽管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有着根的关系，但是，它毕竟生长在两种民族文化的接壤地带，它的现世性色彩应该有所冲淡，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的原因是：华文文学读者少，文学作品销售量低，作家的稿酬微薄，因此大多数作家不是迫于商业性质才去创作。他们一般是心中有“志”才抒发，因而更见出本民族潜意识里积淀的东西，创作的作品更富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此外，海外华人出海谋生，有“海外孤儿”之忧；生活境遇、社会地位的动荡不安，又激发了沉积在他们心底的强烈的生存意识，于是，外部的生存条件和内部的心理定势形成强有力的共鸣。因此，虽然当今世界上各种哲学思潮此起彼伏，文学领域中的现代主义一浪接一浪，波及各地，但是，华文文学一直充满了现世性的情调。
然而，生存总是具有沉沦和超越两极倾向的。如果精神的超越受到了阻碍，或者精神的支柱崩塌了，那么，人就会沉沦。沉沦引人逃避精神的制约，步入感性欲望的河流之中，或者纵欲，或者仅仅为了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的欲望而抛弃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尤今的小说《跳舞的向日葵》中的温朵朵的母亲，干着卖身行当，和女儿相对如陌生人，失去了一个母亲对女儿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赵淑侠的小说《我们的歌》中的余织云曾经贪图舒适的外国生活，不惜抛弃自己的思想、深爱的恋人、眷恋的故乡，留在异国他乡。郑宝娟的小说《巴黎望春风》中的“我”，为了活着，变相地出卖自己的肉体。显然，从中华文化的戒律出发，沉沦地活着，是应该受到深刻地谴斥和批判的，如温朵朵的母亲。但是，如果个人遭遇的主要原因在社会，那么，对个人的谴斥和批判就会转向对社会的控诉，如《巴黎望春风》中的巴黎社会。中华文化就是这样使人“持中”地生活，保持“清醒”，不走极端。既肯定人的现世性，承认人的感性欲望的合理性，却又否定它的过度膨胀；既以现世生存为人生归旨，却又要寻回人的精神的地位，要在这形式矛盾的两者之间找出一个“中庸”的位置来。即压制个人感性欲望的极端倾向，按照中华文化所规定的那种“无过，无不及，无偏，无邪”的方式生存。
另外，人是要超越的，他要有精神追求。然而，中华文化是不能使人的超越超出现世生存的质点的。首先，它让沉重的生存坠在其后，这样，就带来了超越和生存的激烈的冲突。小说《我们的歌》（赵淑侠）中的余织云徘徊于自己的思想主张、炽热的爱情、热恋的家园和舒适的国外生活之间。小说《三人赋》（柯振中）中的女主人公在华贵的生活和自己对艺术、爱情的期望之间犹豫；男主人公在艺术的理想与现实的生存两者之间抉择，并发出沉重的感叹：“在这个殖民地大都市的海岛上社会里，只有吃饭的艺术才是大众市民所共同欣赏和看重的啊！”小说《人在江湖》（郑宝娟）中的女大学生在洁身自爱和与世同流合污之间摇摆。因此，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超越总是被生存的包袱紧紧束缚着。这种超越与其说是精神对生存的升华，勿如说是对生存的注解，它的存在是为了证实生存的份量的。
其次，它令超越向母体文化复归，这种复归的最终落脚点是生存。小说《我们的歌》（赵淑侠）中的江啸天放弃了自己优裕的生活、挚恋的情人，毅然回归故土。一度宣称自己为“世界公民”的科学家何绍祥，终于在被人歧视的迷梦中惊醒，把为中国人争荣誉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曾经为安逸生活而折腰的余织云，最后厌倦了“洋人生活”和“二等公民”的地位，决心投身于民族事业的振兴上。他们三人代表了海外三个不同类型的华人，他们最终都回归自己的母体文化。从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的最后行动的一致性可以看出：他们的行为不只是个人的爱好所致，而是一种普遍的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复归生存。它的根源之一就在母体文化与它所属个体之间的关系上。中华文化不仅把强烈的生存欲望带给了它哺育过而流落他乡的个体，也为该个体的生存提供了根据地。第一，母体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与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母体文化强盛了，它就会受到世人的接受和崇敬，它所滋育的个体当然也如此。余光中在散文《听听那冷雨》中说：“我的精神仍汇入本位文化之流中，是这之流带动着我参与宇宙天机的生命运行。”第二，母体文化是个体生存之“家”。只有在自己的“家”里，个体才能消除漂泊、孤独以及被歧视之感，才能自由自在地生存。司马攻在散文《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中问远离故土不开花的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这里不适宜你生长么？”道出了海外游子的共同心声：只有回归自己的故乡，才是真正到了“家”。
根源之二是：整个母体文化的背景物都直接地显示出现世生存的意义，具有浓厚的生存价值。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衡量一个事物生存价值的主要准绳。大自然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人们要顺应大自然的变迁：风雨阴晴、春夏秋冬的转换、植物的生长规律，精耕细作，才能从大自然中源源不断地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于是，大自然在作家的笔下呈现出纷繁的美的形态。例如：林盛彬的诗《春》中的“春天”，云鹤的诗《秋林里》中的“秋天”，白令海的散文《冬日晨雾》中的“冬天”，陈博文的散文《海忆》中的“大海”，骆明的散文《湖上遐思》中的“湖泊”，王润华的诗《山水哲学》中的“山水”，尤今的散文《太阳与黄沙之间》中的“太阳”，司马攻的散文《明月水中来》中的“月亮”，孟沙的诗《风》中的“风”，慧适的散文《那一天雨落着》中的“雨”，林牧的散文《故乡的云》中的“云”，林牧的散文《鸟鸣处处声不同》中的动物“鸟”，梦莉的散文《绿的希望》中的植物的“绿”，等等。这其中，与人的生存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土地。没有土地就意味着一切农业生产的中止，因此，对土地构成了最特别的情感。赵淑侠在散文《故乡的泥土》中尽情倾诉对故乡泥土的热烈的情怀：“我一直象失去母亲的孩子思念母亲那样的魂牵梦绕欲忘不能。”池莲子在诗《父亲》中描述父亲对故乡泥土的炽热的感情：“曾为此感到痛心／他将父亲怀中的黄土／那一抔数千年的黄土／给扔了／父亲在地底下痛哭。”另一方面，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旱涝灾害不断，人们只有按血缘关系紧紧地抱成一团，共同与自然抗争，才可能生存下去，所以，亲情意识成了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人们对亲人之“爱”推崇备至。如：寒冰的散文《父亲的笑容》、鲁峰的散文《母亲的形象》、王文选的散文《父亲》、池莲子的诗《父亲》、《母亲》、梦莉的散文《寸草心》、叶曼的散文《三弟》等等都留下了感人的笔墨。对爱的责任的推卸和逃避都会受到指责。如：尤今的小说《跳舞的向日葵》中的杨仲钦的父亲，温朵朵的母亲，他们对儿女的爱丧失殆尽，最终导致了儿女身心毁灭的结局。他们是这一悲剧的直接导演者。孟紫的小说《有子成龙》中的柯老夫妇的儿子，留学归国之后，就把辛辛苦苦培养自己成人的父母撇在一边，虽然学业上成了龙，但在人格形象上却变成了虫。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中，社会对人自身也提出一定的要求：仁爱、忍耐、勤俭、顽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顺应自然而动，不揠苗助长；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维持亲族的团结，使它凝成一体；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前提下顽强地活下去。赵淑侠的小说《塞纳河之王》就塑造了这样的华人典型王南强，他忍受贫穷的折磨，承受着周围人们的歧视和嘲笑，执着追求，终于成功。
可见，精神的超越对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复归生存，它构成了中国人精神超越的独有的内涵。这种现象用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易经》解释，就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超越“不能”超越的根子在中华文化的独特生存方式：强烈的现世性。它源于长期的极不发达的自然经济，一直困绕着中国人的精神。在它的作用下，精神的天地被严格地划定，精神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始终不能逾越生存限定的疆界，因此，只能面向现世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