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中国比较文学停滞的根源、标志与研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根源论文,特征论文,标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因为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文化模式的尖锐对立，更主要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始于近代的中国文化的第二个转型期彻底终止。其间有两次定位：第一次是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近代学习西方科技与君主立宪政治、现代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定位，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次是“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定位为“阶级斗争学说”。结果是与资本主义斗，中止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修正主义斗，中止了中苏文化交流。尽管我们努力开辟第三世界文化交流，但我们同第三世界的文化来往，既无影响，又无接受，在某种意义上，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片空白，从而使形成于动荡的战争年代、发展于动荡的战争年代的比较文学，却停滞于和平的建设年代，直到1978年“ 史无前例的岁月”结束，这便是——
一、中国比较文学停滞的根源
（一） 国际根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文化模式的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机遇。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失时机地促成了周边国家如波兰、捷克、东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化；作为这种“以点带面”的社会主义文化格局中的一员，中国又带动了自己的周边国家的社会主义化，如越南、北朝鲜等。从而使国际文化的欧美资本主义一元化，变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文化模式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文化对立，就象两只卡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大手，断送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生机。
1.由反对资本主义文化到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的文化
历史表明，1949年后，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是造成今天的中国贪穷与落后的根源之一。也从反面说明，我们闭关自守，自甘落后，则是造成今天的中国贫穷与落后的又一根源。具体表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一方面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政府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得不到承认，中外文化交流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中国的自我封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1956）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然而，一旦被阶级斗争学说定位之后，则变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此岸文化’，其特征是“ 唯利是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是一种“彼岸文化”，其特征是“跟着感觉走”。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是效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核心是信仰。也就是说、作为两种文化模式的典范、世界强权的两极的美国与苏联，中国本来是可以与之沟通的，在信仰或政治模式上可以与苏联沟通；在经济或商品市场上可以与美国沟通。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对信仰的执著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肯继续与苏联修正主义为伍，洁身自好的同时，又失去了与美国沟通，发展经济的大好机遇。并进一步表现为一种“恨屋及乌”的文化心态，比较文学诞生于法国，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法、美、德、英、日等国家，就连中国的领地台湾与香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于是，作为资产阶级文化的比较文学，在中国便遭到社会主义文化的抵制与批判。
2.由学习苏联模式到重蹈覆辙
如果说社会主义中国因反资本主义文化而反对比较文学是“ 恨屋及乌”，那么，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一作为又是对苏联的爱屋及乌的表现。俄罗斯是较早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国家之一，早在19世纪末就出现一批对俄罗斯文学的国际关系进行求同存异的论著，如雅墓莫夫的论罗蒙诺索夫时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特点》（1883）等，“俄罗斯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在彼得堡大学开设的“ 总体文学”讲座，培养了一批比较文学学者。20世纪初，比较文学在苏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日尔蒙斯基等一批比较文学学者。3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苏联遭到抵制与批判，苏共中央在1946年的决议中要肃清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比较文学首当其冲。接着便是对维谢洛夫斯基的遗著进行清算。到50年代初，比较文学仍被视作19世纪后期出现的资产队级文学的反动流派，同世界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密切相关。在50年代中期以后，受发展中的比较文学国际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比较文学的支持，苏联才开始认可比较文学研究，却又阳奉阴违。1960年，苏联为复苏比较文学召开了“ 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大型讨论会，而会后的官方报道却说：比较主义的方法与我们格格不入，也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决不接受比较文学。〔1〕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仍旧标志着苏联比较文学的解冻与复苏：一是这次会议集中苏联比较文学界的新旧力量，如老专家阿历克赛耶夫、别列斯基、古得德济、日尔蒙斯基、康拉德，新秀涅乌波科娃、萨马林、洛米泽等；二是肯定了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同时强调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民族特征与民族传统，对东西方文学比较进行了必要的关注；三是重新评价了维谢洛夫斯基“卓越的研究”。到70年代初的“ 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会议（1971），苏联比较文学开始走上发展之路。苏联对中国的影响，由林秀清的经历也可以一叶知秋：林秀清原是法国巴黎大学比较文学院院长伽列（ψ。e.IE66σ）教授的博士生，为响应周恩来总理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发出的“ 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号召，于1955年回国，分配到北京刚成立的外交学院任法语教师。1957年又因发表“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 右派言论”，“从此只能教语言，不能搞有关上层建筑的比较文学了”。〔2〕后来调到复旦大学又主要作法语专业主任的行政工作，令人惋惜地离开了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回顾这段历史，一位前辈学者当我们问他何时能够再出一批国际知名学者时，老人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一辈人经历了几个朝代，不仅没能坐上热板凳，连个冷板凳也没落得着坐。”在这伤心无泪的岁月，还谈什么比较文学呢？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对比较文学的批判与对比较文学学者的冲击，是在老大哥苏联的比较文学已经解冻并走向复苏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此可见，外因必竟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导致中国比较文学停滞的主要根源还在于——
（二） 国内根源：“文化大革命’的反科学立场
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对社会的历史进程、表现形态、发展规律研究的结果，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推进了人类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政权，生产资料如何分配，列宁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便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定位， 而穷过渡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大跃进”，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错位性误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意味着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的定位与“ 错位性误读”，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即以夺取政权的方式来巩固政权，建设国家。把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与文化封建意识发挥到极限，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现代文化精神民主与科学的反动。
二、中国比较文学停滞的标志与研究特征
（一）中国比较文学停滞的标志
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于30至40年代的中国比较文学，在50到70年代步入停滞期，有如下标志：
1.比较文学教学的停滞
比较文学的历史是从比较文学教学开始的。比较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比较文学教学是其主要标志。为30到来4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主要是一批教育界的学者。到了50年代，比较文学教学的发展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造而受到影响。60到70年代，本是比较文学教学复兴的年代，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却被作为“牛鬼蛇神”遭到批斗或劳动改造，其中不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又首当其冲，因为他们是世界主义毒素的携带者。针对年轻学者，中国的作法又较老大哥苏联技高一筹；分配工作时，就断掉你从事资产阶级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去毒害祖国花杂的机会。
2.比较文学理论译介的停滞
比较文学在中草药，属于引进学科，其形成与发展都与理论译介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文学在西方刚刚形成，其理论著作就被译介到中草药；梵·第根的《比较文学》出版于是1931年，1937年便被戴望主舒译介到中国，可见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理论译介的及时。进入50年代后，对比较文学的译介便由西方转向苏联，同时由倡导比较文学研究，转向抵制、批判比较文学研究。1959年的《学术译丛》（第三者12期）刊登的石军编写的《苏联学者讨论比较文学研究问题》便是介绍苏联反对比较文学的立场与观点。尽管理1962年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译介了一组苏了的比较文学研究文章；聂乌波科娃《有关研究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的一些问题》，日本蒙斯基《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康拉德《现代比较文学问题》，萨马林《外国比较文学现状》，古德济《革革命前俄国学术界中文学的比较研究》，“文学问题杂志社”《文学的相互关系（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一次讨论会报告）》等，介绍苏联比较文学的解冻与复苏，但此时的中国已不再跟着这位修正主义老大哥走，而是继续左转，转进了“史无前例的岁月”，使此后至1978年的比较文学译介，完全成为空白。
3.比较文学研究的停滞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文化模式定位于社会主义文化，文艺模式定位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研究范围的缩小，研究方向的单一化，研究方法的格式化，许多学者都有逐渐适应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不能很快地出成果，即使有成果问世，也是过去的劳动结晶。例如常任侠的《 中印艺术因缘》（1955）、《东方艺术丛谈》（1956），贺昌群的《 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956），齐思和的《 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1956），向达的《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化》（1957），季羡林的《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王国维的《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1957）等，其中大部分显然并非50年代上半期的研究成果。从反面说明，“合乎时代要求” 的成果，其学术深度与广度都难免受到影响。例如1950——1965年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与译文145篇中，有关鲁迅的47篇，有关苏联俄国的52篇，有关政治友好国家和地区的11篇，刊发于报纸上的52篇，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毫无可读性：或作应景文章，或相互抄袭。这正是停滞期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特征（ 见下文）。而1965——1978年间，就连这种学术性无从保证的研究成果也不复出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综上所述，1949——1978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停滞并非是全方位的，而是有层次的：一方面是指30至40年代的比较文学发展势头至此出现滞缓；另一方面是指“ 文革”10年的彻底停滞；再一方面是指比较文学教学的停滞。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出现滞缀，但并未完全绝迹。
（二）中国比较文学停滞期的研究特征
中国比较文学停滞期的研究及其成果有以下特征：
1.承30至4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之余响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文艺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的定位，伏根于30年代：由于抗日民族战争的爆发，国共两党斗争暂缓，同时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此时苏联的文艺路线急剧左倾，开始了对比较文学的抵制与批判，受此影响，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势头有所降低。50年代后，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文艺政策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文艺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的地位。由于政权刚建立，战争的创伤要医治，生产要恢复，民众要休生养息，从而使一批旧知识分子有机会继续从事他们的比较文学课题研究，主要是指中印与中西文化关系研究，发表了一批成果，同时也有机会整理出版过去的成果，并写一些小规模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成果又是——
2.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写照
中国比较文学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献身于比较文学的学者有一个独立的人格，这一时期尤为如此。这也正是中国知识界的希望。因为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悲剧，在于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祖先祟拜与英雄崇拜合一。这正是中东长期战乱，印度与中国等东方国家贫穷落后的集体无意识根源。具体到文化上，在于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对此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赘。因此，对他们的劳动改造是“在劫难逃”。对于知识分子来讲，人们当时叫它“脱胎换骨”，即上文一再提到的——
3.对“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定位
按知识分子自己的说法，这叫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与方法去研究文艺。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培养的，也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培养的。过此思想定位关，一些人真的脱胎换骨了，其中年轻人居多；一些人却半推半就：一些人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中老学者居多。这样，第一种人的浅薄，第二种人的牵强附会。第三种人的老调重谈，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注释：
〔1〕参看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34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2〕林秀清先生1993年5月5日致笔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