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实学的现代社会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实心论文,现代社会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方文明在主宰了几个世纪人类文明之后，其弊端和缺陷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诸如由于过分重视物质生活而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和理想追求，导致精神颓废和道德堕落，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失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片面地追求效益原则而忽视人文尺度，使科学偏离了“善”的原则，在人的感情沟通、精神平衡、人生价值和终极关怀等方面发生内在危机，造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严重分离；由于西方“天人对立”思维方式的长期误导，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外部环境污染等等。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实学研究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与评价西方文明，而把希望目光投向东方文明，努力寻求“实心实学”与现代社会的生长点、结合点，使它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成为纠正西方文明之弊和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时代需要“实心实学”，时代呼唤“实心实学”。
为阐述“实心实学”的现代社会价值，有必要对“实心实学”的内涵作一说明。
从11世纪以后，实学家在同佛老的虚无本体论的辩论中，按照“体用不二”的思维程式，将“体”这一概念引入了儒家哲学，把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从而构成了东亚“实心实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东亚，对“实心实学”作出完整论述的恐怕要数中国的李颙和朝鲜的洪大容了。明清之际实学家李颙，不但痛击王学“末流多玩，实致者鲜，往往舍下学而希上达，其弊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惚虚寂杂于禅”（注：《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而且也不满意朱学“末流之弊，高者做工夫而昧本体，事现在而忘源头；卑者没溺于文义，葛滕于论说，辩门户同异而已”。（注：《二曲集》卷四十三，《孟子下·尽心》。）基于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他提出了以“实心实学”为基本内容的“明体适用之学”。什么是“实心”呢？李颙在同佛教的“空理论”辩论中，指出：“彼释氏空其心而并空其理，吾儒则空其心而未尝空其理；释氏纲纪伦常一切皆空，吾儒则纲纪伦常一切皆实。”（注：《二曲集》卷三十五，《论语上·子罕篇》。）他承认“心体本虚”，同时也肯定“心体本实”，人心“以其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以其用言，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实。”实心即是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纲纪伦常”，人之本心即是仁义礼智的伦理实体，亦即善之“仁体”。什么是“实心实学”呢？他指出：“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注：《二曲集》卷十四，《盩厔答问》。）简而言之，“实心实学”就是“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注：《二曲集》卷十六，《答顾宁人先生》。）的“明体适用之学”。这是从体用合一的哲学高度来界定“实心实学”的。他认为，如果体与用分离，只本于“道德而不见之经济，则有体无用，迂阔而远于事情”，这是“腐儒”；如果只见于“经济不本于道德，则有用无体，苟且而杂乎功利”（注：《二曲集》卷三十三，《论语上·雍也篇》。），这是“霸儒”。只有“道德经济备”，然后才能成为“全儒”。由上可见，“实心实学”是体与用，“识心悟性”与“开物成务”、“明道存心”与“经世宰物”，道德与经济的完美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洪大容针对18世纪朝鲜朱子学末流的“四心”（即矜心、胜心、权心、利心）之弊，认为“实心”即是“凡升降之或成或否，拜揖之或先或后，边豆之或东或西，要不失衰戚诚敬之实”。（注：《湛轩书内集》卷三，《与人书二首》。）所谓“不失衰戚诚敬之实”，也就是不失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之“真心”或“善心”，要求个人注重道德品质修养，这同李颙说的“实心”是一个意思。什么是“实学”呢？洪大容认为圣贤所以能成就功业，“皆以实心实学也，苟不实践而徒务空言，则当时无所成其业，后世无所垂其名，无所谓学也”。（注：《湛轩书内集》卷二，《桂访日记》。）这里所谓“实学”是与“空言”相对而言，是指实心的实践性、实用性。什么是“实心实学”呢？洪大容对它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指出：“正心诚意，学与行之体；开物成务，学与行之用。揖让升降，开物成务之急务，律历、算数、钱谷、甲兵，乃开物成务之大端”。（注：《湛轩书内集》卷三，《与人书二首》。）洪大容不但从“体用合一”高度全面地规定了“实心实学”的内涵，而且对“开物成务”所包括的社会内容也作出了具体说明。
从本质上看“实心实学”是一种崇尚道德理性、注意道德修养、关注社会群生的人文精神。它在人的“经世宰物”（或者“开物成务”）中，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特别重视心性道德的展现和道德自觉的价值，并把它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和人生的价值目标。这与西方所崇尚的科学理性、注重理智分析的科学精神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实心实学”所蕴含的以道德价值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固然有它的历史优越性，但是它把道德自觉作为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而忽视科学理性精神，不重视“求知是人的本性”（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道理，未能把人作为知性主体，是一种片面性的观点。所以，从16世纪开始，随着西学相继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之后，东亚各国在“西学”的冲击下，大力提倡与人文精神相分离的科学精神，一切以西方文明为座标系，冲淡了东亚“实心实学”的人文精神，逐步走向或正在走向以西方文明为模式的现代化。自本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和西方文明弊病的暴露，东西方不少有识之士，以冷静的头脑重新审视东亚“实心实学”的社会价值，强烈要求将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自身失去的道德（善）价值观念寻找回来，并把善与科学、道德与经济、仁爱与自然完美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如果把“实心实学”的基本精神加以转换和具体运用，也就成为如何解决义与利即义理道德与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试图通过明道尚义，求善去恶，使一切从事于经济活动的人具有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境界，并以这种真善美的道德精神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一切经济活动，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也。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经济发展，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是市场经济的强大驱动力，这固然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这种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行为（利）不受到道德义务和道义原则（义）的制约，就会使人类文明陷入畸形发展的灾难之中。在这种偏离“实心”的经济活动中，人们为了达到满足自己的贪得无厌的物质欲望，不惜采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大搞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掠夺资源、污染环境、霸占市场、倾销商品。为了追求金钱，可以大搞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可以不要人格、国格，甚至出卖灵魂和肉体、导致社会道德滑坡，把人变成了只知“食色”的“经济动物”。这是令人十分担忧的。要医治由于市场经济偏离“实心”而造成的这一“见利忘义”之弊病，使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除了采取法律手段外，最根本的还应当从人生价值取向上，继承和弘扬东亚实学的“实心实学”，使企业经营者在思想深处牢牢树起“义以为上，取之有道”的人生价值理念，也是一剂行之有效的对症良药。按照“实心实学”的道德价值理念，朝鲜实学家洪大容明确地提出了“无经济则义理无所措”、“舍义理则经济沦于功利”（注：《燕记·吴彭问答》。）的命题，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也提出了“论语加算盘”即道德与经济相统一的思想，中国明代实学家黄绾的义利“皆不可轻”（注：《明道篇》卷二。），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利原于义之所必得”、“离义不得有利”（注：《尚书引义·禹贡》。）的思想，清代颜元的“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注：《四书正误》卷一。）等思想，在医治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文明之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应当大力提倡。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驱动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假”病，也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企业经营者由于偏离了“实心”即道德理念的制约和引导，不仅生产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以坑农，生产假酒、假药以残杀生命，而且还有形形色色的假公司、假广告、假包装、假承诺，甚至还有假警察、假官吏等等。“打假”竟然成了社会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造成资源的大量流失。要医治这一切假病，除了加大法治力度外，从思想上树立“实心实学”的道德价值观念尤为重要。中国明代实学家李贽为了反对宋明的假道学家和他们的“虚伪之学”，提出了“童心说”，认为只有具备“绝假纯真”的童心，方可为真人。“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注：《焚书》卷三，《童心说》。）只有具有“真心”的“真人”，方可无“假人”、“假言”和“假文”。朝鲜实学家发挥李贽的童心说，大力提倡与虚伪之学相对的“真诚无妄”之实学。安鼎福不满意于“学者率多务外而虚内，逐名而爽实”的虚伪之风，大力提倡“诚在天为实理，在人为实心”，人之实心即是“无妄念、无妄言、无妄行”。（注：《顺庵先生文集》卷八，《答南宗伯书》。）洪大容十分赞赏李贽的“绝假纯真”之说，提出“学问在实心，施为在实事，以实心做实事，过可寡而业可成”。（注：《湛轩书内集·祭湵湖金先生文》。）这些至理名言虽说是在17、18世纪提出的，但在现代社会并没有过时，仍然是医治当今“虚假之病”的一剂良方。因为假言、假事、假货皆由“假人”而成。所以，只有将失却了“真心”或“实心”的人经过道德修养，从纯功利中解脱出来，还原成“诚实无妄”的“真人”，方可“无妄念、无妄言、无妄行”，现代文明之假病也就自然消失了，失落的信誉资源又会重新找了回来。只有在“实心实学”的道德原则指引下，才能保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但由于市场经济片面地追求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偏离了“实心实学”的运行规则，使人们难以摆脱物质财富的诱惑和金钱的支配，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邓小平针对这种物质生活逐步提高、精神生活逐步下滑的失衡状态，明确地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治国之道。这也可以说是对东亚“实心实学”的思想的现代诠释和大力弘扬。
不管是日本、朝鲜还是中国，实学家亦有将“实心”规定为“善”，将“实学”规定为科学技术的涵义，“实心实学”也就是“善”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了。中国早在《尚书·大禹谟》中就已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注：《左传·文公七年》授引《夏书》云：“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的命题。朝鲜实学家朴趾源进一步发挥《尚书》的思想，认为在“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中正德为本，利用、厚生为末，正德是利用厚生的灵魂，同时他也肯定“利用成则厚生行，厚生行则正德成。”（注：《热河日记·渡江录》。）辩证地阐述了正德与利用厚生的关系。这一命题的基本涵义是要求将人的道德性与人的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统一起来，并在“正德”价值观念指引下从事科学技术，以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明清之际的实学家李颙发挥王阳明的“至善是心之本体”的思想，将“实心”规定为“至善”之“仁体”，并由这一“本原之善”而流露出“大善行”、“大善德”，以统摄“利用、厚生之学”。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按照“至善”之实心去行，无论从事何种“利用，厚生之学”都是实学。清初颜元认为“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三者都是实心实学的内容。主张三者皆崇，“身心、道艺一滚加功。”（注：《存学编》卷一。）这一“善”与科学统一的“实心实学”，在科学技术日益昌明的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着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之后，以机械力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片面地追求效益原则，失去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尺度，造成了真理与德行、价值与事实、伦理与科技的严重分离，导致人的精神枯萎、人性异化的内在危机，使人们普遍感到焦虑、躁动、迷惘，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科学技术发展虽然为人类增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并不能解决由它而产生的人的空虚、寂寞和烦恼，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的存在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目标，反而将人变成了科学技术的附属物，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压抑了人的心灵和情感，完全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再者，以求真为特征的科学技术本身虽说是中性的，但它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加祸于人类，科学技术是“善用”还是“恶用”，完全取决于人本身的价值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面对着如何正确使用原子弹、化学毒气、细菌武器和“克隆”技术等问题。在“善”的道德价值调节下，它可以造福于人类；如果它在“恶”的观念引导下，也可以成为祸害于人类的工具。这种偏离“实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危害，使人类提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交融的客观要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由分离到交融的这一发展趋势，同东亚“实心实学”的人文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这种“实心实学”的善的观念的指导下，方可摆正科学与道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并使二者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实心实学”强调善的道德价值高于科学技术知识，强调科学技术应为人类文明服务这一人生价值目标，是由“实心实学”本身所决定的，科学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一人生价值目标。
随着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中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遂使人在改造自然中偏离了“实心”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对大自然只知一味地征服，拼命地索取，造成资源日趋匮乏；亦不注意以仁爱之心呵护自然、热爱自然，无情地向大自然过度地排放废气、废物、废水，给人类的身心健康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带来严重损害，不能不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赤潮现象、臭氧层破坏、珍稀物种灭绝，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仍等，已成为当今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近代西方凸现的“天人对立”的传统观念，重新回到东方以仁爱为基础的“实心实学”的天人合一模式中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宋明实学家多把“实心”的内涵规定为“仁爱”，并把“仁爱”从人际关系推广到一切生命和宇宙万物，试图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具有“仁爱”情怀的和谐关系。他们发挥传统儒家“爱人及物”和“施恩及禽兽”的充满“博爱”精神的生态伦理观念，认为“仁爱”（实心）在天地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在人就是“温热爱人利物之心”，君子必须具备好生恶杀、保护生命的仁爱之德。宋代张载将以“仁爱”为内涵的“实心”推展于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思想。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然，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注：《西铭》。）在这里，人人都被看作是天地父母的儿女，人人皆为我之同胞，万物皆为我之朋友。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是以同胞相亲、朋友相爱的亲情关系表现出来的。他告诫人类不能以牺牲天地万物为代价而谋求自己的单独发展，“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注：《正蒙·诚明》。），大力提倡“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直养）”（注：《正蒙·至当》。），即认为人虽能以其智慧和力量“代天理事”，但决不残害其天成之物（即“鼓万物以生，无心以恤物”），从而使宇宙万物皆能各遂其生，所谓“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是也。明清之际实学家王夫之所说的“尽人道而与天德合”、“以天治人而知者无忧，以人造天而仁者能爱，而后有功于天地之事”。（注：《周易外传·无妄》、《周易外传·系辞上》。）王艮发挥宋儒“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观点，将仁爱之“实心”不仅扩展到宇宙万物，而且要求以博爱精神来拯求“奄奄然若死之状”的天地万物。他在《鳅鳝赋》（注：详见《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一文中，自觉地承担起解救天地生灵的宇宙责任，不仅使鳝“得以转身通气而有生气”，还要进一步把樊笼之鳝解脱出来，使之与鳅一起“同归于长江大海矣。”这种拯救宇宙万物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西方长期流行的“天人对立”的价值观念及由它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不得不从东方实学中寻求“实心实学”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整体理念，取代人与自然的分离，用“尽人道而与天德合”的协调和谐关系取代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以“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保护环境取代无情地征服自然、破坏环境。只有按照“实心实学”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行事，人类才能纠正由西方文化所滋生的“现代文明病”，保持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东亚“实心实学”虽有如上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但我们也必须指出，它在医治现代文明病中也有凸现道德价值而忽视法治、强调人文精神而忽视科学精神的不足之处。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曾指出：“我们西方文明的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命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人们必将期望这两种因素能真正逐渐结合起来”。（注：《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只有将东方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科学精神，东方的道德关怀与西方的法治观念，东方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相分真正结合起来，使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优点在互动中共存，在互补中前进，才能逐步建构21世纪的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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