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前景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世纪80—90年代形成的西方新型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无疑是当代国外诸多社会主义新流派中影响较大、地位也颇为重要的一支。正如民主社会主义曾以“民主”的光环吸引世人一样，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无论是侧重“公有制+市场＝公平+效率”的狭义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强调“混合所有制+市场＝效率+公平+民主+自由”的广义市场社会主义，都把“市场”作为自己独树一帜之旌麾，以在当代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确立自己的一席之地。市场社会主义对市场的钟情使这一流派声誉鹊起，但在另一方面也给西方理论界，甚至包括市场社会主义者本身，带来了疑虑和困惑。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把对市场的诉求作为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标志，同时也声称自己与新自由主义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因此他们就招致了来自传统社会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两个方面的挑战和攻击。这两者运用自己武库中最锐利的武器向市场社会主义者发起了新一轮讨伐，致使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也面对自己的“市场情结”茫然无措了。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皮尔逊（Christopher Pierson）所描绘的那样：“这样， 市场社会主义便同时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那些认为市场是一种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具有危害性的制度的人，将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非社会主义’；而那些坚持认为‘真正的’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前提无法协调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右翼人士，又将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注：〔英〕克里斯托弗·皮尔逊，1995，《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英国：政体出版社，第111页。 ）市场社会主义者只有成功地回答了这两方面的挑战，才能解释自己所造成的“市场情结”困惑。本文较为详细地论述和分析市场社会主义者、传统社会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市场问题论争的是是非非，以求全面理解和把握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流派的地位和发展前景，并对其作出正确的理论评价。
一、市场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的批判已为人熟知。随着前苏联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失败，在全球市场化浪潮汹涌迭起的年代，曾经对市场所作的令人信服的尖锐批判似乎都成了“明日黄花”。然而市场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经过一番非理智的、矫枉过正式的“市场崇拜热”后，人们面对复杂的经济现实，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下传统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的市场批判理论。例如皮尔逊就这样讲：“这种较为正统的社会主义观点仍然是对市场局限性的最为系统、最有见地的说明。考虑到那些为市场编造的种种神话，即便传统社会主义对市场的批判不曾存在过，我们现在也不得不提出这种批判。”（注：〔英〕克里斯托弗·皮尔逊，1995，《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英国：政体出版社，第 112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仍然面临着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有力挑战。不能正确回答这些挑战，市场社会主义者就无法有效证明自己将市场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合理性。我们下面从几个方面看一看市场社会主义者是如何面对挑战的，他们真的拿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解释人们对其“市场情结”产生的困惑吗？
二、对传统社会主义者“市场产生不平等”观点的回应
“平等”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西方传统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的第一个批判就是：市场会引发资源和机会分配过程中的严重不平等现象，这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但是平等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仅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追求平等，大多数现代政治和社会思想，甚至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变种理论，也都承认和倡导平等。因而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平等，而是要达到什么样的平等，诸如条件平等、机会平等或地位平等，等等。市场究竟产生了哪些为社会主义者不能接受的不平等呢？传统社会主义者对此也很难达成共识，但他们几乎一致肯定下述结论：平等不是一种抽象原则，而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正是使财富、地位和机会的分配相差悬殊的市场产生了社会主义所不能接受的各种程度的和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传统社会主义者也不再把平等看作是绝对的或将其与“平均”等同起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诘责时，也充分考虑了平等的复杂性和限定性，因而他们现在对市场社会主义者发起的挑战也就更有力量。
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和温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这一挑战的反应是不同的。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应是起点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状态的平等，市场之所以还必须与社会主义结合，正是为了使出发点或起点更为公正和自由，而不是顾及市场交换和交易的结果。这种回应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判定出哪些不平等是基于起点不平等产生的，哪些是在平等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被人接受的结果状态的不平等。而且，在西方，人们借以区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是否考虑了“结果状态”的平等。由此可见，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对传统社会主义者的回应如果不是无意识的矫枉过正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有意地投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怀抱。这样的观点是否能够称得上“社会主义”，就是在西方也令人怀疑。
较为温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尽管不会赞同传统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但他们却同意后者的下面这种说法：当代资本主义市场中的财富和机会的分配是严重不平等的，是社会主义者无法接受的。但是他们认为，一旦实行了市场社会主义，随着大规模私人资本的废除，不平等的程度可以迅速降至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福利分配的最优化可以被人接受的程度。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就说，现存的合作企业的经验证明，尽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已不是源于对私有资本占有上的差异），但它可以被大大削弱，并且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加以限制。（注：戴维·米勒，1989，《市场、国家和社会》，英国：牛津出版社。）以米勒为代表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确实顺应了传统社会主义者的口味，也冲淡了对阵的火药味，但是对市场的限制和规范需要国家和法律干预的观点，也正是西方传统社会主义（例如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这样的回应实际上是向传统社会主义者投了降。
由此可见，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市场产生不平等”的回应是含混的，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平等理念。他们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这最终导致自己陷入更大的“市场情结”困惑中。
三、对传统社会主义者“市场产生不公平”观点的回应
公平问题与平等问题密切相关，但二者的侧重点还是不同的。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要之处就在于它要比资本主义公平得多。但是它更借助于市场实现社会公平，或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社会公平的设想和努力引起了西方传统社会主义者的质疑。更为左倾的传统社会主义者认为，在市场上，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雇主，为雇主所得的市场利润的源泉是工人的无偿劳动，在雇主和工人的劳动合同中就潜藏着剥削，这是典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观点。而温和的传统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市场根本不能准确反映人们的需求，市场分配也不能公平地反映每个人的社会贡献和努力程度。市场社会主义者是如何应付这一挑战的呢？
对于激进的前者，市场社会主义者给予了确定的答复。各种市场社会主义者，无论是米勒（Miller）、施韦卡特（Schweikart），还是罗默（Roemer）、韦斯科夫（Weisskopf）和场克（Yunker）， 在他们倡导的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流派理论中，他们都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只要消除了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实行某种社会所有制，产生于制度剥削中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也一定会随之消除。（注：关于这些模式中消除私人所有制的观点，详见余文烈，姜辉，1998，《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八大模式》，载于《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3—4期。）所以他们解释说，是资本主义本身不公正，不是市场不公正，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剥削劳动的关系，市场就会正常运作，达到人们预期的公平。米勒认为，如果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剥削的话，它也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那种长期的制度性剥削，而是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剥削（例如垄断），而这是市场社会主义者能够克服的。（注：戴维·米勒，1989，《市场、国家和社会》，英国：牛津出版社，第115 —116页。 ）市场社会主义者作出的上述回答是基于市场和社会制度能够分离和结合的理念，这种理念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所遵循的，因而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对于较为温和的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挑战，问题就显得十分复杂了。传统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市场对人们的需求（特别是基本需求）的反应不是灵敏的，它也不能成功地回报人们所作的贡献和努力。市场只对具有市场能力的资源要素反应灵敏，而不是对需求作出反应，所以那些百万富翁们才能到法国南部去打发温暖的冬日，而靠领取补助金度日的人却因为缺钱取暖而死于寒病。对这样的苛责，市场社会主义者煞费苦心：有的求助于资本社会所有制的实行（如扬克），有的依靠工人自治合作社（如米勒），有的设想借助使社会成员拥有相同起点资本的“证券社会主义”以达到消灭贫富悬殊现象（如罗默），但这些主张无不要在市场之外求助国家行政的干预。如米勒就这样讲：“我们必须通过一项能确保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资源满足自己需求的分配政策。这些资源的提供要优先于为满足非基本需求所需的资源的提供。同时，某些基本需求（例如医疗和教育）应该在市场之外得到满足。”（注：戴维·米勒，1989，《市场、国家和社会》，英国：牛津出版社，第148—149页。）从这段话中，我们又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怀抱。因为这些倡议正是构设了和西方福利国家极为类似的组织模式，而这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它意味着任何一种符合市场社会主义者愿望的市场都必须要有国家的干预。可见在社会公平方面，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没有脱出传统社会主义（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这就使其独树一帜的“市场情结”又大打折扣了。
四、对传统社会主义者“市场造成无效率”观点的回应
效率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它也成为传统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谴责的一个主要之点。从历史上看，市场无效率的观点在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们认为应该用计划经济来代替和克服市场经济的无政府、无效率状态。随着原苏联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失败，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市场、倡导计划经济的言论采取了低姿态，并且在新的社会形势和环境下对经济的计划性作出了新的诠释，然后运用它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批判。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社会主义的重新崛起，传统社会主义者也开始展开对计划合理性的新论证，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曼德尔（Mandel）、埃尔逊（Elson）和戴维恩（Devine）等人。 如戴维恩在书中指出：“计划机制能够自觉地塑造经济行为，与个人的和集体的需求相一致，而且它能够治愈市场经济染患的普遍不稳定之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巨大力量在于“它以事先的自觉决策和计划调节代替盲目调节，即市场机制的事后盲目调节。”（注：戴维恩，1988，《民主和经济计划》，剑桥：政体出版社。）而这种计划经济的“巨大力量”正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宣称要抛弃的。
传统社会主义者谴责市场对资源和机会的盲目配置是经济无效率的主要论据是：短缺资源的过度滥用，某种商品的过度生产，市场主体的过度消费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周期性利用不足。市场社会主义者对传统社会主义者观点的反驳是迂回间接性的，它也模仿自由主义，首先论述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问题。市场社会主义者承认，在相当合适的条件下，如社会需求一目了然，信息流失很少，有一个合理运转的民主计划系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产当然要优越于市场调节。但他们又论证说，上述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就必须采取市场调节方法。市场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倡导市场，并不是因为市场能够提供最为合理的商品和劳务配置，而是仅仅在于市场比集中计划更有效率。原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垮台似乎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因此传统社会主义者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下风。然而市场在经济生活中也不总是呈现出优越性，市场也经常产生资源配置失调问题，“而且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市场对短缺资源的过分掠夺倾向为经济决策的普遍重新政治化开辟了先道。”（注：皮尔逊，1991，《超越福利国家？》，剑桥：政体出版社，第218页。 ）因而市场社会主义者要想根据实际经济生活经验驳倒传统社会主义者，这也绝非易事。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承认市场只能在给定的规范框架内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在当代已经成为西方各种经济流派的共识，只是竭力主张无政府状态的新自由主义者除外。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规范框架的大小。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当然是越小越好，而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一般都为自己设计的市场经济制定了严格的规范标准。因而各种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如诺夫（Nove）、米勒（Miller）、埃斯特林（Estrin）和温特（Winter）等人都在自己的模式中提出诸多国家干预市场的承诺和建议：如充分就业政策、最低工资额的规定、广泛的政府经济计划等等。而这些也恰恰正是传统社会主义者（如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因而我们必须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以下质疑：在何种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设计可以恰恰称为市场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或是民主社会主义；当前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日益显示出弊端和无能为力而转向市场，而市场社会主义的上述设计能否为人们提供一套有效的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这实在是令人担心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会不会走向比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政策付出更大代价的计划规范框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市场社会主义在经济效率方面真的无法说明自己的“市场情结”了。所以，市场社会主义者亟须确立自己独立的令人信服的市场效率理论。
五、市场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冲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者只是力求在计划体制的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以求达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合理配置。所以那时的自由主义者，诸如哈耶克（Hayek）等人， 他们攻击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之处在于试图论证社会主义合理经济计划的不可行性，而且这一辩论主题一直持续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市场社会主义似乎在理论上不攻自破了。但原苏联和东欧的变化并未使市场社会主义销声匿迹，新一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却拿起了本来属于自由主义的法宝——市场，来重新塑造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是不是不再对市场社会主义者发难了呢？事情绝不是这样简单。随着市场社会主义者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自由主义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理论攻击点，转而论证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倡导的市场的“不真实”和在社会所有制条件下运转的不力。 例如新自由主义者德·加塞（ DeJasay）就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缺陷丝毫不逊色于它的传统前辈， “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和笼罩之下，可这却使自己比‘真正的社会主义’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注：德·加塞，1990，《市场社会主义》，伦敦：IEA出版，第33页。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新一番挑战是如何进行的。
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市场社会主义者不遗余力地诉求于市场，但是他们根本没有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市场秩序”。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的倡导是笨拙无谋的，只是出于实用和功利的考虑，根本不可能建构起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在以前的东欧，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只是在不松懈一党统治的前提下试图提高经济效率，而不是出于对“市场秩序”的真正理解，他们的“市场情结”是虚假的和粗鄙的。即便一些社会主义者诚心诚意，市场逻辑终究不能与任何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追求相容。即便市场社会主义者与其正统前辈比较起来赋予市场以更多的自由，但是他们仍然歪曲篡改了市场秩序，而这最终会抵消掉市场的一切优点。
那么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市场秩序”呢？用哈耶克的话说，这种秩序就是“Catallaxy”，意思是“普遍的市场秩序”。 哈耶克在80年代以后的著作中特别强调“普遍的市场秩序”，并藉此对新型市场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普遍的市场秩序”就是那种“人们在所有权、侵权和契约的法则限制规范下自发进行市场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注：哈耶克，1982，《法律、立法和自由》第2卷， 伦敦：路特雷支和基根·保罗出版社，第109页。 ）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这种“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折衷方法是根本不现实的，因为“通过竞争市场上的产品分配，能使人们懂得他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以求对社会总产品贡献最大。除此以外，还没有发现别的方法。”（注：哈耶克，1990，《致命性的自负》，伦敦：路特雷支和基根·保罗出版社，第7页。 ）市场社会主义者无论是用市场的商品交换机制取代中央计划，还是将市场运用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以求获得最有效的经济结果，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远远不够的。“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核心要求并不是指市场被运用于这个或那个场合，而是整个的社会道德秩序都应建立在这种自发的自然秩序之上。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利用国家力量尝试改进市场交易的自发秩序，但这种尝试却经常导致消极后果，降低了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干预市场结果以求社会公平，而公平或公正只是一种严格的程序化的东西。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国家干预市场以求社会公平的设想不仅是对“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无知，而且还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这种设想和做法本身就是不公正，它将瓦解市场本身的公正，剥夺成功者的财富，维护贪婪者的依附，加强利益集团的特权以及侵犯个人自由。
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挑战来说，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要集中得多，因而也猛烈得多。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情结”在新自由主义者面前更是困惑不已，甚至尴尬难堪。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在确立自己的理论时，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抨击过多，而对新自由主义则妥协过多，这反而造成自己的理论在新自由主义者面前没有多少说服力，因而也在新自由主义的挑战面前无能为力。例如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差不多完全接受自由主义者对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也极端指责中央计划经济的无效率，并且接受了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市场的经济功用和社会功能的见解。难怪一些西方左翼理论家讥讽市场社会主义变成了“哈耶克思想的荧光”，也难怪新自由主义者对其持极端鄙视的态度。这样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市场情结”困惑和尴尬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分析一下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新自由主义挑战面前的“市场情结”困惑。
全球市场化趋势使市场社会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市场对于重新塑造社会主义未来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因而他们以市场为核心构建新型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小心谨慎地把自己对市场的诉求与自己的“宿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区别开来。实际上，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通过倡导社会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引进许多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的观点的做法，巧妙地与新自由主义分离开来。但不论如何，市场社会主义者倡导的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不再是新自由主义原来意义上的市场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最好的社会秩序是保证自由约定的个人进行市场自由交易的完整性，而不是顾及某种特殊的交易后果。除了少数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外，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上述见解的。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其后果可以进行人为干预和调整的程序，这样他们倡导的市场就与新自由主义者理解的市场大不相同了，这致使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的认同成果却被自己不断将市场和社会主义目标连接起来的努力颠覆了。
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本来应该公开声称自己倡导的市场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理解的市场秩序，而不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击面前一再妥协，呈现出一种拾人衣钵又羞于承认的形象。但市场社会主义的折衷性质使它缺乏自己的、与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市场理论。况且在现实的经济实践中，即便是最为“自发的”市场秩序也是在即定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运作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应该是处于有利地位的，但他们没有摆脱新自由主义市场观念的影响，在回答其挑战时自己却站在对手的理论立足点上，这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新自由主义者面前表现出“市场情结”困惑的真正原因所在。市场社会主义者倘若要继续前进的话，确立一种新颖和独立的市场理论则是当务之急。
概而言之，市场社会主义者只有建立起自己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平等、公平和效率的系统理论，而不是重复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才能真正回应西方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挑战；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只有真正挣脱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理念的束缚，确立起自己独立的真正符合现实经济生活的市场理论，才能打退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也只有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他们才能真正以自己的“市场情结”为荣。可是作为一种折衷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走出多远呢？我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