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创业活动的异质性 *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新宇 郑国强
内容提要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创业活动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基于7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创业活动有异质性影响，总体上劳动力市场扭曲会降低居民的创业概率；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机会型创业”有抑制作用，但是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倒逼农村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开展“生存型创业”活动，但抑制了城镇居民和高收入居民开展“机会型创业”的积极性。因此，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和干预，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和风险，同时，针对不同群体和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制定差异化的创业扶持政策。
关键词 劳动力 市场扭曲 创业 政府干预
引 言
创业活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创业活动不仅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带动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的产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①，而且可以增加居民的货币收入、提高居民的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②，从而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创业活动，持续优化创业环境：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强调要“深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普惠性支持政策，完善孵化体系”。
创业活动如此重要，探究影响居民创业的因素，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学者们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对影响中国居民创业活动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但是鲜有研究注意到中国渐进式改革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现象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我国市场化进程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要素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化进程，地方政府通过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人为压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价格，导致了要素市场的扭曲。③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主要体现为工资扭曲，即劳动力的工资被人为压低。居民为了追求更高的职业收入，有动力开展创业活动。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会提高创业的风险，打击居民创业的积极性。因此，探究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既有利于深刻理解市场环境对创业活动的重要性，又可以为政府制定创业政策以及推动市场化改革提供新的依据。
第二，选择距离较近的机构。若 DEA 无效的机构与效率最高的机构12差距较大，可在其他综合效率值为1的机构中按照地域相近或所属行政市相同原则选择一个便于交流、最接近、容易赶超的机构作为标杆，如机构1（0.856）可选择同一街道的机构3（1.156）作为标杆，机构15（0.736）可选择机构14（1.070）作为标杆，利用地缘优势，增加合作和学习机会，逐步向最优效率靠近。
劳动力市场扭曲影响创业活动的作用机理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与其边际产出相等，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受到扭曲，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则会与其边际产出发生偏离。劳动力市场扭曲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力市场的正向扭曲，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效率工资、最低工资法和工会力量的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价格具有刚性，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会高于其边际产出。另一种是劳动力市场的负向扭曲，即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低于其边际产出，主要出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劳动力市场负向扭曲产生的原因有其自身特点：其一，中国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具有较大差距，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中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供需的不平衡使得劳动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处于弱势。④其二，中国以GDP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官员晋升机制会激励政府官员加大对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干预以实现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经济利益，可能会对于部分本地企业侵占农民工和普通打工者权益的现象选择漠视，默许企业利用自身在劳动力市场的强势地位支付给农民工及普通打工者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⑤
劳动力市场扭曲可能通过以下四种机制影响居民的创业活动：首先，劳动力市场扭曲会通过影响职业收入，进而对居民的创业选择产生影响。职业收入的差距是影响居民选择成为创业者还是工资获得者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由于劳动力市场较为完善，相关法律较为健全，相对于高风险的创业活动，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往往更高⑥，此时居民进行创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为了获得创业所带来的非货币回报。不同于发达国家，对于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创业者的货币回报往往高于就业者。⑦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并不完善，就业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合理保障，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价格扭曲，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使得工资获得者的实际工资低于应得工资，而这部分工资差额作为企业的超额利润由创业者获得。在劳动力市场扭曲条件下，工资获得者在生产活动中的贡献一部分会被企业无偿占有，财富会更多的集中在企业家手中⑧，这种收入差异会激励更多人主动进行创业活动。同时，如果地区劳动力市场扭曲过于严重，即使一些居民(如农村居民和外地居民)有就业的意愿，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和职业歧视等因素，这些人在就业中也难以获得较高的薪资待遇，为了得到更高的财富收入以维持生活，也会被迫从事“生存型”创业活动。
其次，劳动力市场扭曲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价格、供给以及质量，进而对居民的创业选择产生影响。除了“自我雇佣型”创业以外，对于那些开展需要雇佣员工的“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创业者来说，地区人力资源状况是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第一，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影响地区人力资源的价格。劳动力市场扭曲通过降低地区平均工资水平，降低了创业活动所需的人力成本，从而促进了居民创业活动的开展。第二，劳动力价格扭曲会影响地区人力资源的供给。创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适劳动力的可获得性。⑨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其边际产出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工资获得者对于提高工资水平的需求也会更加强烈，如果此时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状况没有得到好转，那么，部分劳动者尤其是受雇于个体工商户或者私营企业等“体制外单位”的员工，会放弃本地工作而转向其他地区寻找就业机会，这会导致地区劳动力的供给短缺，创业者对劳动力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如果要雇佣足够数量的员工以保障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企业就不得不提高员工的工资水平，进而导致企业人力成本提高，这会打击那些准备开展大规模“机会型创业”的创业者的积极性。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会影响地区人力资源的质量。创业者需要找到合适的管理人才来经营企业，并且需要找到合适的专业技能工人来组织生产。⑩高素质人才的充分供给会使得创业过程更加顺利，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地区人才供给状况良好，意味着这些相关环境能够给创业者获取外部资源提供较多的信息和选择机会，这会提高个体的创业意愿。
然而，地区较低的工资水平会阻碍外部高素质人才的流入并引致本地高素质人才的流出，导致地区人力资源供给产生低素质倾向，这会降低居民创业成功的预期，进而抑制居民的创业积极性。
再次，劳动力市场扭曲会通过影响市场需求，进而对居民的创业选择产生影响。创业是一个发现和创造商业机会的过程，在居民消费水平较高、市场需求较大的环境中往往蕴藏着更多的创业机遇。然而，劳动力市场扭曲使得劳动者的工资相对较低，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同时，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也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居民会更多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而会进一步导致市场需求的不足。由此，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会导致整个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和需求层次相对较低，居民的创业活动缺乏必要的市场需求，这尤其不利于那些与高端产品和创新性产品相关的创业活动的开展，进而抑制居民创业的积极性。
最后，劳动力市场扭曲会通过影响市场风险，进而对居民的创业活动产生影响。劳动力市场产生扭曲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信号，给创业活动增加了额外的成本，阻碍了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活动。
同时，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加强，政府会掌控更大比例的经济资源，腐败官员有更多机会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设租，潜在企业家唯有通过寻租才能获得关键资源，政府官员的寻租成为企业家开展创业活动的绊脚石。另外，如果劳动力市场扭曲严重，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执行力度较弱，会打击居民创业的积极性。因此，劳动力市场扭曲越严重的地区，创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越大，居民创业的意愿也可能越低。
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与分析
(一)测度方法与数据说明
借鉴施炳展和冼国明的做法
，选用C-D生产函数对劳动力市场扭曲进行测度。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生产函数求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然后将其与实际报酬进行比较，如果二者的比值大于1，说明边际产出高于实际报酬，劳动力市场存在负向扭曲，如果二者比值小于1，则说明劳动力市场存在正向扭曲。同时，借鉴冼国明和徐清的做法
，将影响地区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纳入模型，以减少模型的估计误差。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1)
其中，i代表所在省份，t代表所处年份，Ai0代表初始的技术水平，γi表示外生的技术变迁，H和D分别代表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对模型(1)左右两端取对数，并将γi和Ai0分别归于随机误差项εit和常数项c，可得：
lnYit=c+θ1lnHit+θ2lnDit+αlnKit+βlnLit+εit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不是一定会产生阻碍机制。苏联出现这个机制，是有其原因的。它实际上是社会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和官僚对阶级统治的曲解的副产品。苏联不存在有人有意识地企图阻止苏联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人专门设计这种机制。在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是：
(2)
根据估计出的β值，可以求得劳动力的边际产出MPL，将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劳动者工作报酬相比，从而测算出各省劳动力市场扭曲水平：
以6.088 m3/d(10%)的泄漏量泄漏120 d，污染羽中心浓度为944.51 mg/l。污染羽向下游扩散了50 m，污染羽前缘浓度(ZK3方向)增至24.56 mg/l，污染有向外扩张趋势(图6-b)。
DistL=MPL/w
(3)
本文基于2004～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各地区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了测度。其中，产出水平Y用各省的GDP表示，并按各省的居民消费价格调整到2004年水平；资本K用各省的资本存量表示，资本存量根据公式Kt=It/pt+(1-δ)Kt-1计算得出，δ为资本折旧率，取值为9.6%；劳动力L用各省从业人数表示；人力资本用地区人均受教育水平表示。借鉴李平和季永宝的做法
，采用劳动者报酬指标对劳动者工资w进行衡量，并按各省的居民消费价格调整到2004年水平。产业结构D用各省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值比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由于西藏自治区部分数据缺失严重，故不包含在样本内。
(二)测度结果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和各给药组大鼠血清中IL-1β、TNF-α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大鼠血清中IL-1β、TNF-α水平均显著下降，且八角枫水提液高剂量组大鼠血清中IL-1β水平显著低于阳性组，阳性组和八角枫水提液高剂量组大鼠血清中TNF-α水平均显著低于其低、中剂量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给药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4。
图 1全国及三大地区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变化趋势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创业活动的异质性影响：基于 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本文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Pr(Entrepreneurtmi=1)=Φ(β0+β1Factortm+β2Microtmi+β3Macrotm)
(4)
其中，下标t、m和i分别表示第t年m省份的居民i，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创业的虚拟变量，本文主要根据被访问者的工作状况对创业进行衡量。本文将“自己一个人工作，没有雇佣其他人”“自己是老板(或者合伙人)，雇有雇员”定义为创业，其他状况则为工资获得者。主要解释变量为地区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由前文测度得出。
Micro是可能影响居民创业的微观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户籍、配偶等。Macro是可能影响居民创业的宏观地区特征变量，借鉴现有研究，本文选取的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人口规模。其中，经济增长率用地区实际GDP增长率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衡量；人口规模用地区总人口数量衡量。
(二)数据来源
3.扩展分析：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不同群体创业活动的影响
表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被解释变量创业为二值虚拟变量，因此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中的系数反映的是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其中，第(1)列是只加入劳动力市场扭曲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3)列是在逐步控制了居民的个体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后，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创业的回归结果。
由于林木生长周期普遍为几年，甚至几十年，核算价值时应当充分考虑时间货币价值。因此，收获现值法一般用于用材林中龄林和近熟林阶段，以及经济林衰产期阶段。
表 2基准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由第(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扭曲的边际效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劳动力市场扭曲会降低居民进行创业的概率，平均来看，劳动力价格扭曲每提高一个标准单位，居民进行创业活动的概率会降低5.4个百分点。虽然劳动力市场扭曲可以使创业者获得更多的职业收入，但是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导致的地区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偏低、市场需求较差以及创业风险较大等问题，使得劳动力市场扭曲不利于居民创业活动的开展。
从居民个体特征可以看出，男性的创业概率要高于女性，平均来看，男性的创业概率比女性要高2.1个百分点。年龄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显著为正，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在不断积累，创业的意愿也会逐渐提高。受教育年限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显著为负。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并且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使得更多的高学历者进入到公务员体系及国有企业等薪水较为稳定优厚的单位，降低了其从事创业活动的积极性。收入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居民的创业概率。创业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本积累，收入越高的居民其所拥有的创业资源越丰富，创业的概率也就越高。城镇居民的创业概率要低于农村居民。由于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歧视，城镇居民更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而农村居民更有可能被迫从事创业活动。有配偶的居民的创业概率更高。家庭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可以缓解创业所带来的压力与风险，因此提高了已婚居民的创业可能性。
3）中度相关指标：男女生的身高与体重、BMI与肺活量体重指数、身体素质各指标与总分之间（女子坐位体前屈与总分除外），以及男生立定跳远与引体向上。
从地区特征可以看出，地区经济增长率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地区较快的经济增长水平可以有效促进居民创业。地区开放水平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地区越开放，居民的创业概率越低。可能的解释是，外资企业的工资报酬要高于国内民营企业，因而抑制了本国居民的创业活动。地区人口规模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地区人口的增加可以提高居民创业的概率。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市场需求以及更多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居民创业活动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居民从事创业活动的概率也越高。
2016年，泰心医院与多伦多病童医院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在后者指导和帮助下，医院成立了由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技师、志愿者管理和护理员等组成的社会心理教育组（Social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SPE），为患儿及家属提供社会、心理和教育支持。“宝贝不哭”的理想就此开启。
2018年5月19日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全球金融论坛上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在茁壮成长的同时，国际化水平却严重落后。因此，我国推出众多政策措施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理念。2018年3月6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3月26日，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上线交易，同时开放境外机构参与，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发展的又一创新举措；5月份，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发布了期待已久的“沪伦通”蓝图，进一步加快了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
根据创业动机的不同，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将创业活动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的创业者主要指那些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中不能找到更好工作而被迫进行创业活动的居民，“机会型创业”的创业者主要指那些为了寻求商业机会而主动进行创业活动的居民。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这两种创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就业群体更加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开展“生存型创业”成为其避免失业的最优选择，因此，即使面临着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带来的各种风险，部分居民依然不得不开展“生存型创业”以维持生计。而对于开展“机会型创业”的创业者来说，其对市场机会和风险较为敏感。如果潜在的机会型创业者认为创业风险较大，机会成本较高，便会放弃创业。
因此，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导致的市场需求降低、创业风险增大可能会阻碍居民开展“机会型创业”。借鉴陈怡安和陈刚的做法
，将创业中雇佣人数小于等于7人的定义为“生存型”创业，将雇佣人数在8人及以上的定义为“机会型创业”。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来检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表 3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
表4中第(7)列和第(8)列分别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高收入居民“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高收入居民“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在10%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扭曲对高收入居民“机会型创业”有抑制作用，具体来讲，劳动力市场扭曲每提高一个标准单位，高收入居民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就会降低2.4个百分点。高收入居民主要进行的是以寻求商业机会为目的的“机会型创业”，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导致的市场需求降低以及创业风险的提高同样会降低高收入居民开展“机会型创业”的积极性。
表3中第(3)列和第(4)列报告的是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机会型创业”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地区特征，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并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具体来讲，劳动力市场扭曲每提高一个标准单位，居民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就会降低2.2个百分点。对于“机会型创业”的创业者来说，其在劳动力市场上一般具有较多的就业选择，选择创业主要是为了寻求商机，因此其对市场机会和风险规避程度也有较大要求。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的降低和风险的提高打击了其进行“机会型创业”的积极性。
本文微观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具体执行的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目前此调查已开展了9期，包括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5年。由于2003年与2005年有关问题和询问方式与后期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并未采用这两期数据，并将剩余7期数据加以合并，构建了一个包含30个省份(未包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混合截面数据集。在剔除数据缺失、逻辑错误等样本后，最终得到27317个样本。考虑到宏观环境对居民创业行为影响的滞后性，本文用前一期宏观数据与当期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宏观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各变量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由于不同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受到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不同群体创业活动的影响同样存在异质性。根据被访问者户籍将样本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同时，根据被访问者的个人收入，将样本分为低收入居民和高收入居民。如果被访问者的个人收入低于样本中位数，则被视为低收入居民，反之则为高收入居民。
①宋冬林、姜扬：《政府财政支出与创业行为——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表 4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不同群体创业活动的影响
表4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农村居民“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农村居民“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是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劳动力市场扭曲促进了农村居民从事“生存型创业”。具体来讲，劳动力市场扭曲每提高一个标准单位，农村居民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会提高1.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村居民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机会要少于城镇居民。同时，农村居民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也远低于城镇居民，这使得农村居民对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导致的低工资和失业的承受能力也更弱，为了提高收入以维持生计，部分农村居民会被迫从事“生存型创业”。受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限制，农村居民一般难以从事“机会型创业”，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其影响也不明显。
那么为什么“本”和“末”代表的是“树根”和“树梢”呢？我们曾经提到汉字的六种构成、使用方法：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本”“末”二字正是使用了“指事”的造字法。
表4中第(3)列和第(4)列分别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城镇居民“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城镇居民“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扭曲抑制了城镇居民从事“机会型创业”，具体来讲，劳动力市场扭曲每提高一个标准单位，城镇居民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就会降低2.9个百分点。由于城镇居民往往比农村居民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扭曲可能并不是城镇居民进行“生存型创业”的主要因素。同时，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其进行“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也更大，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导致地区人力资源素质偏低，市场需求降低以及创业风险提高，居民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意愿也会下降。
表4中第(5)列和第(6)列分别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低收入居民“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低收入居民“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在10%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是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低收入居民进行“生存型创业”有促进作用，具体来讲，劳动力市场扭曲每提高一个标准单位，低收入居民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就会提高0.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低的成因之一就在于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的工资水平偏低，因此低收入居民为提高收入，会主动从事“生存型创业”。由于“机会型创业”对创业初始资金的要求较高，低收入居民难以开展“机会型创业”，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其影响也并不明显。
表3中第(1)列和第(2)列报告的是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生存型创业”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地区特征，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但都不显著。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带来的创业风险会对居民的“生存型创业”产生阻碍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扭曲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缺失导致部分居民不得不开展“生存型创业”。二者的相反作用导致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生存型创业”的作用并不明显。
4.扩展分析：内生性问题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较为严重的负向扭曲，但是随着市场化导向改革的推进，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不断改善，从2004年的1.662降低到2015年的1.386。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最低。主要原因在于，虽然东部地区劳动者平均收入高于西部，但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也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其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也更高。同时，东部地区市场化改革效果也最明显，劳动力市场扭曲下降幅度最大，并且在2012年以后扭曲程度逐渐低于中部和西部。
为了降低估计结果的内生性偏误，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借鉴冼国明和徐清的做法
，本文采用地区政府干预程度作为地区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工具变量，利用IVProbit模型对方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详见表5。
表 5内生性问题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5中第(1)～(3)列分别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整体创业、“生存型创业”以及“机会型创业”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其中，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整体创业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由结果可以看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
同时，本文采用不同数据对劳动力市场扭曲进行重新衡量，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城市数据对各城市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进行衡量，并根据各省所有城市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平均值作为该省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指标与CGSS数据进行重新匹配，进而对模型重新进行工具变量估计。表5中第(4)～(6)列分别为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整体创业、“生存型创业”以及“机会型创业”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变化，同样证明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微课本身在技术上有图文并茂，动静结合，视频简洁、清新、流畅等特点。好的微课，在选择或制作上会考虑到学生的基础、兴趣、习惯等，适合学生使用。提高微课的质量，力求使微课的内容要“精”“准”，能在几分钟内解决教学的重难点。通过积极创设有利时机，鼓励教师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学习各类微课制作技能，参加各级信息化专业技能培训和微课比赛，组织研讨交流活动，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微课制作水平，使教师充分享受成长带来的快乐。
2.扩展分析：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
结论与政策建议
创业活动对市场环境有较高要求，而在渐进式改革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完善，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扭曲现象，这会对居民的创业活动产生较大影响。劳动力市场扭曲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职业收入、地区人力资源的价格、供给和质量、市场需求、市场风险等机制影响居民的创业抉择。基于7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总体而言，劳动力市场扭曲降低了居民的创业概率。(2)从创业类型来看，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机会型创业”有抑制作用，但是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3)从创业群体来看，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倒逼农村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开展“生存型创业”，但是抑制了城镇居民和高收入居民开展“机会型创业”的积极性。
上述结论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是影响居民创业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并且由于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对市场环境的要求不同，不同创业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对创业活动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激励更多社会主体创业，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政府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发力：一方面，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和管制，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切实维护创业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完善创业政策的顶层设计，充分考虑不同创业群体和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的特征，实施差异化的创业扶持政策。对于主动开展“机会型创业”活动的创业者，应重点通过简化审批程序，破除要素获取障碍，放宽市场准入，消除劳动力市场中阻碍创业的制度规定和政策壁垒，降低其面临的市场风险。对于因劳动力市场扭曲而被迫从事“生存型创业”活动的居民，应重点为其提供创业技能培训以及创业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其创业成本。〔本文受到吉林大学劳动关系专项研究课题“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研究”(项目号：2018LD009)资助〕
新环境下，图书馆做为社会信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图书馆成为很多创新和创业团队的主要场所，尤其是一些馆舍比较充裕的图书馆为部分科研团队提供研修间、专题咨询、科技查新、定题服务等服务方式，其中产生的文档和电子文档是社会的宝贵资源，同时图书馆业务流程的计算机化也产生大量的电子文档，这部分文档对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图书馆电子文档的开发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②潘春阳、王紫妍：《创业的得与失——中国居民创业的货币与非货币回报》，《世界经济文汇》2016年第4期。
③⑤张杰、周晓艳、李勇：《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
④冼国明、徐清：《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促进还是抑制了FDI的流入》，《世界经济》2013年第9期。
⑥Hamilton, B. H., “Does Entrepreneurship Pa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turns to Self-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2000, 108(3), pp.604～631；Astebro, T., J. Chen, “The entrepreneurial earnings puzzle: Mismeasurement or real?”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 2014, 29(1), pp.88～105.
⑦王春超、冯大威：《中国城镇创业行为与收入溢价》，《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4期。
⑧徐长生、刘望辉：《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统计研究》2008年第5期。
⑨Combes P.P., G. Duranton, “Labour pooling, labour poaching, and spatial clustering”, Regional Science &Urban Economics , 2006, 36(1), pp.1～28.
⑩张萃：《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创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Tang, J.,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for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commi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Research , 2008,14(3), pp.128～151.
陈刚：《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
施炳展、冼国明：《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2期。
在大数据时代，对于国家审计部门而言，应当主动分析形势，加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探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与审计工作深度融合，优化审计资源配置，提高动态监控水平和审计监管的连续性，加强审计整改跟踪，才能切实发挥审计应有的功能，具体建议如下。
李平、季永宝：《要素价格扭曲是否抑制了我国自主创新?》，《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刘鹏程、李磊、王小洁：《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异——基于创业动机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2013年第8期。
如果管沟底部平直且土壤中基本没有大石块或底部土层没有扰动，就无需平整；如果底部土层被扰动，则采用直径20～50 mm级配碎石块混合沙土和黏土等材料垫平，垫层厚度为150 mm，夯实的密实度应大于90%。应尽可能避免管道表面划伤。
陈怡安、陈刚：《社会保险与创业——基于中国微观调查的实证研究》，《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6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地区全面振兴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的机制构建与政策优化研究”(项目号：19BJL0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新宇，1977年生，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国强，1993年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战炤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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