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曲高和寡论文,话语论文,主流论文,命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申府先生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召开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应该能够用更加客观的、理性的、历史主义的眼光，对他一生的是非功过做出评价，功是功，过是过，应该肯定是功大于过，贡献大于失误。我们党对他最后的评价也是非常正面的：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我党的老朋友。这主要是政治上的评价，而对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并没有提到。他不仅是中国最著名的罗素专家，而且是辩证唯物论世界观、方法论的热情宣传者，将其中国化、具体化的倡导者，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的哲学和文化发展道路的首倡者，为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发展指出了一条现实可行之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走的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道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能够引起大家对张申府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更多关注，把对二张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我个人关注的主要是哲学思想方面。这里想谈一下张申府先生首倡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和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思想，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以及它对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现在人们都热衷于讲中、西、马“对话”，中、西、马“会通”，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培养中、西、马兼通的学术大家。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眼光、也需要胆识的。可以说，这种观点直到张申府先生去世以前，始终是曲高和寡，只有他的胞弟张岱年先生等少数人对中、西、马“三流合一”的哲学和文化发展道路坚信不疑。申府先生是1986年去世的，1987年秋，张岱年先生就在山东济宁召开的一个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而且迅速成为80年代文化讨论中马克思主义派的一面旗帜，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主流文化观点，“三流合一”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理论话语。我们知道，张岱年先生青年时代就深受申府先生的影响，基本认同其哲学和文化观点，他在80年代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实际上是申府先生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无论申府先生的人生经历是多么曲折，我们在今天还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先知先觉”，可以说在上个世纪，他就是为数不多的中、西、马兼通的思想和学术大家之一。
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分几点来谈一谈。
一、“三流合一”提出者的知识背景
我们从张申府先生的家学渊源和教育背景，以及他不断追求新思想的求知经历，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中、西、马三个方面很好的学问根底。13岁前他在家乡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主要诵读《诗经》、《四书》、《礼记》等国学经典。1906年到北京上新式小学。1908年入读顺天府高等学堂，一方面学习英文和日文，学习西方的科学、数学和哲学，读过《哲学要领》、《泰西学案》等西学教材，以及《天演论》、《新民丛报》等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同时继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家、道家、墨家、名家、佛学以及刘劭的《人物志》等都进行了学习和研究，特别热衷于阐扬孔子的仁学、先秦名辩思想和《老子》、《易传》的辩证法思想。1912年开始读《说文解字》，喜研“小学”。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张申府在接受西方学术时，并没有把自己与中国传统思想隔离开来。
1914年入读北大数学系，当时他最重视、最集中学习的是数理逻辑。大约在1915年，他读到了罗素的《哲学问题》一书，深受其影响，于是遍读当时他能找到的罗素著作和文章。正是罗素引导他进入了哲学之门。舒衡哲说张申府的哲学道路是“由数学跳到哲学，又由逻辑跳至唯物辩证论”[1](P50)。大概从1916年开始，他受到李大钊先生的影响，开始关注唯物史观，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和李大钊、陈独秀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1923年间，他在法国、德国等地考察社会主义运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1922年，他读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共产主义——一个孩子病》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以后他也读过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写的《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评价非常之高。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注重于辩证法(也译为“对戡法”)。他把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概括为“相反而相成，矛盾之谐和”，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之后，又概括为“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应该说是抓住了辩证法的根本。我们要考察“三流合一”思想的理论来源，不能不注意到他的上述教育背景和求知经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二、“三流合一”思想形成的过程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张申府先生提出“三流合一”思想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20年代是酝酿阶段，可以1925年写的《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文为代表。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上，他提出要超越“保守东方旧化说”、“移植西洋旧化说”、“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三种旧的文化观，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将东西所有旧有的东西，都加以重估，评衡，及别择”，创造一种既超越中国旧文化和西洋近代文化，又吸收双方之优长的“第三文化”。“第三文化”的建设，要顺“物质”之可能，建立一种“超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制度，还要在精神方面把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即“科学法”拿来，切实运用活的辩证法(对戡法)，才有可能成功[2](P61～64)。这里面已有“三流合一”思想的萌芽。
30年代是第二阶段，他正式提出了“三流合一”的思想。申府先生1932年9月开始主编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主要介绍当时的新思想，包括辩证唯物论、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及其最新进展。1932年10月22日，他在一则《编余》中首次提出：“我的理想：我愿意，百提，伊里奇(我本曾译伊里赤)，仲尼，三流合一。”这是我们最近才弄清楚的“三流合一”说的原始出处。半年后，即1933年4月27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岱年先生的《关于新唯物论》一文，其中提到“本刊编者曾云：‘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并作了如下解释发挥：“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3](P133)张岱年这篇文章是在申府先生提出“三流合一”思想半年后，在同一个报刊上发表的。应该说，开创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哲学和文化发展道路，张氏兄弟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性贡献。
40年代是第三阶段，以1941-1942年间写的《家常话》为代表，申府先生继续坚持和发挥“三流合一”思想，有些道理讲得更加明确、更加深刻了。他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在他看来，孔子代表了中国古代以来最好的传统，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这主要是讲人生理想；罗素代表了西洋以来最好的传统，就是西方最进步的科学和逻辑，尤其是他最为看重的数理逻辑；列宁代表了新的正在兴起的、方兴未艾的传统，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他认为“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4](P434)。就是说，他认为今后的“新中国哲学”，乃至“新世界学统”，都必然要走中、西、马“三流合一”这样一条道路，他对此充满了信心。在40年代，不只是《家常话》，我们看到申府先生还有不少类似的论述，说明这个时期他的“三流合一”思想已经相当成熟和定型了。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三、“合一”的涵义是什么？
要准确了解张申府的“三流合一”思想，弄清楚其中“合一”的涵义是一个关键。
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不太了解三四十年代提出“三流合一”思想时的舆论环境，以及提出来后在中国思想界有些什么反应。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营垒，站在国民党方面的学者，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对“三流合一”思想都是反对的，因为你宣传辩证唯物论，在他们看来是“乱党的哲学”，不但要口诛笔伐，有人甚至破口大骂。当时报刊上确实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而在革命的思想营垒，共产党方面的学者，对张氏兄弟的“三流合一”思想是不是就非常欢迎呢？像我们今天这样，大家都非常肯定这一思想的价值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40年，陈伯达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就“新哲学”问题发表了《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他就不赞成把辩证唯物论与罗素的实在论、逻辑经验论相提并论。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的“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将来的哲学领域也只能是属于辩证唯物论。除了辩证唯物论，没有什么“新哲学”。他说近代许多所谓的“新哲学”，基本上都不过是陈腐的唯心论哲学的花样翻新。所以他批评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折中主义的企图，而且实际上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翻版而已”。这就是把“三流合一”思想看成是模糊思想阵线的折中主义、调和论，是多种异质思想的“大杂烩”。这在当时大概还不只是陈伯达一个人的看法。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从受众方面来说，“三流合一”思想在当时的认同率其实是很低的，尤其是在强调阶级斗争和思想上路线斗争的时代，人们不太容易接受这种富有前瞻性的思想。换一个角度，从提出者这个方面来说，张申府先生的思想有没有批评者所说的“杂”的问题呢？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调和论的倾向呢？问题确实也是存在的。申府先生自己就承认他的思想很“杂”。他曾经说过：“我一生都喜欢新的思想，总之是新的东西我都爱。……因此我非常分散。在我的学术生命中，我很杂。”[1](P23)周恩来也说“张申府的思想很杂”。他的思想中也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调和论倾向，比如在抗战时期，他认为进步阵营推动的新启蒙运动，与蒋介石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应了时代的需要”，是可以“互为表里”、“相辅相补”的。这就是思想上的界限不清。
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各种反应和评论，申府先生当然是了解的，实际上他也作出了回应，进行了答辩。他主要是从方法论上指出，“三流合一”并不是什么折中主义的调和、混合，而是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不是外在凑合的大杂烩，而是“有机的化合”。比如他说：“我们的新哲学应该是过去最好的传统与科学与逻辑与辩证唯物论的一个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5](P258～259)所谓“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就是创造的综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综合创新。在他看来，“三流合一”并不是从各大家的学术里边，这里取一点，那里取一点，拼凑成一个系统。它不是“混合的综”、“外表之综”，而是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经过扬精去糟，“而以逻辑的综合继之”的“化合的综”、“内里之综”[6](P83～84)。他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综合作了明确的区分，强调有机化合之“综”不是形而上学，而是辩证法。“三流合一”所要创造的中国新文化，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7](P192)。然后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合一”的本质涵义就是对立统一，就是相反相成。所谓“相反的”，“乃是一个整东西的不同的方面，不可相缺的方面”，即矛盾的不同方面，必须“以相反的为分而观其所属的全，而观其会通”[8](P522)。就是说你不但要看到相反的、对立的方面，而且也要看到相反相成、相容相通、相资互益这个方面。我们在申府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有许多表述这方面思想的概念，比如“相需相待”、“相容相通”、“相融谐通”、“相需相资”、“相补相充”、“相辅相成”等等，这些概念所表达的“合一”的涵义，都可以归属于辩证法的“同一性”范畴。这一点他在理论上非常清醒，自信在方法论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四、“三流合一”思想的实质内容
弄清楚张申府讲的“合一”之涵义后，我们对“三流合一”思想的实质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了。在他看来，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相反相成、相容相通、相资互益、相辅相成的情况都有。下面看他是怎样具体论述的：
他首先论述了当今世界两大哲学主潮，即“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之合一、合流。在《现代哲学的主潮》一文中，他说：“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有二：一为解析，详说逻辑解析；二为唯物，详说辩证唯物。”二者似乎是相反的，但相反者常相成。二者有不少相通之处，突出地表现在都要实事求是，都要根据科学，都反对承认有不变之本体的玄学。二者不但相通，而且相补。“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辩证唯物之弊则是笼统漠忽。因此，解析与唯物，实正相补。”只有“两势会归、相通互补”，才能发扬各自的优长，而避免各自的偏失。因此，他得出结论：“最近世界哲学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他看来，“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9](P185～186)。这就是他理想中的一种将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合于一”的哲学形态。
其次，他非常重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会通。在张申府看来，“辩证唯物论，虽成自西洋近代，恰是中国古哲学与方法的真传统”[10](P632)。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尚实”的民族，实是中国最好的传统，凡是中国的长处都在于实。说实话，做实事，讲实学。真实，切实，平实，朴实；实在，实际，实践，实验。朴实无华，充实有力，诚实无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等等。承认实在、如实而观就是他讲的“大客观”，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他又说：唯物辩证法的第一精义就是活。“中国哲学所见的生活，乃是熙熙融融为其象，而实大刚健为其体。中国哲学的出发点确在是活的。”[11](P181)这种活的、实在的辩证法包括“一阴一阳之谓易”的观点，物极必反、剥极必复、相反相成的观点，对事物总要作面面观、全面观乃至反面观的观点，关于事物的发展变化和“生生日新”的观点，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通”为一体的观点，以及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执两用中”的观点，等等。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实、活、中、仁、生、易、通等等都是相通互融的，在整体上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根本精神，所以他说“‘实而活’就是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的精蕴”[12](P298)。张申府比李约瑟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辩证唯物论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他的缺点是没有把辩证唯物论的现代科学形态与古代素朴形态区分开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科学形态激活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内蕴的唯物辩证法的真精神，彰显了其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提供支援意识，因此二者的合一、合流实具有必然性。
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启蒙思想家，张申府先生并不否定五四运动反封建、反迷信、反权威和反对旧礼教的革命意义，但是他不赞成不分精糟地把中国传统思想一概否定，所以在倡导新启蒙运动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他认为孔子的“仁学”和以实、活、中、仁、生、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真精神”，就是需要抢救出来的传统思想的精华。申府先生说：“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他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13](P181)这是对待民族文化应有的一种同情地理解的态度。
再次，中西两大哲学传统的相容相通和相资互补，也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他看来，“今日的问题，以及今后整个世界的问题，根本都在把中国古代道德哲学与西洋近代自然科学融合起来，而特别要从双方的方法精髓入手”[14](P319)。具体地说，“一与通是东方哲学之特长。多与析则西方哲学之所擅。信一与通，邻于神秘。持多与析，必重逻辑，而求最的之知”。他的愿望则是“于多见一，由析达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为归宿”[15](P138)。也就是说，力图在方法论上实现中西哲学的互补和融通。他特别希望用西方的科学、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来纠正中国传统思想笼统、模糊、混沌、不求甚解的毛病。在此之前，他还说过：“‘仁’与‘科学法’：我认为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两种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科学法的根本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他认为这就是孔子讲的“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避免培根讲的“四妄”：“种妄，穴妄，市妄，戏妄”①。在这里他表明中西哲学也有相通之处，孔子和培根都强调观察的客观性，反对违背客观真实的种种主观虚构。他认为英国哲学的传统是重视经验、注重实际、主张实在，这点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最为接近的，力图在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寻找共同点。他沟通“仁”与科学法的基本思路，则是企图以“仁”作为引导科学法的价值体系，认为“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16。这也是一种互动和互补。
以上内容主要是讲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申府先生按照“三流合一”的思路，也形成了自己具有个性的哲学思想，比如“大客观论”和“具体相对论”。他在讲到具体相对论的来源时说：“它的最直接的渊源就是罗素的数理逻辑上的类型说。……现代物理学上的安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里的辩证唯物论，也是我的见解的启发者。但是我这个见解也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的真传统与庄子的一些话。”[17](P341)这是他把“三流合一”作为一种方法而加以实际运用的一个例证。
除了注重哲学思维方式的综合创新之外，张申府先生的“三流合一”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力图实现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方面的中、西、马“三流合一”。他把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与理想化了的孔子“仁学”结合起来，以“仁”为形式而以共产主义为实质内容，同时吸收了罗素的社会哲学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些资源，提出了“个人主义”与“大同主义”统一，“遂生、大生、美生”，“天人合一、天下归仁、止于至善”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它既是共产主义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传统“仁学”的现代转化，又是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积极扬弃。
五、“三流合一”思想的时代价值
前面已经提到，张申府先生首倡的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发展指出了一条现实道路，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走。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一直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所以道路选择和道路自觉问题至关重要。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上一直有古今中西之争。到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西、马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近百年来文化道路选择和文化论争的中心主题。古今中西之争继续存在，但是多了一种文化道路选择的可能性，就是既不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走“复归传统”的道路，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指导下，超越古今中西之争而又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走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鲁迅、毛泽东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最先提出“三流合一”思想、原则、方法和概念(话语)的人却是张申府，最先明确支持这个提法的人是张岱年。中、西、马“三流合一”是五四后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一条现实可行之路，是一条康庄大道，在今天，它的时代价值已经越来越彰显出来了。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这种观点并不容易，也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因为当时正是代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各种政治势力决战的时期，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也十分激烈，人们从现实利益考量，往往只看到各大思潮之间的分歧、对立，互相批评，激烈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一面，而对它们之间相反相成、相容相通、相资互益、对立互动的一面有所忽略，或者视而不见，看不到它的前瞻意义，甚至把“三流合一”思想当作一种企图消弭阶级斗争和思想路线分歧的“奇谈怪论”而加以批评。张申府先生曾经预言，“第三文化”的建设，一要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经济制度，二要提高人们的科学知识水平，特别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接受了“文革”的教训、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后，对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广泛认同就是一个显著标志。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申府先生生前没有看到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好形势，没有看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把中、西、马“三流合一”的道路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宽广。他如果地下有知，也会笑慰九泉的。
关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三流合一”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我在2006年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两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曾经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看法。其完整表述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五句话。很明显，“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接着张申府先生的“三流合一”说和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讲的。我当时关注的主要是张岱年先生的有关思想，特别是受到他讲的“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段话的启发，我认为在这段话中已经包含着“马魂、中体、西用”的基本思想，不过还是在体用二元模式中表述出来的。当时我还没有认真拜读张申府先生的著作，在准备参加这次会议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他在论述中、西、马的关系时，是否已有“马魂、中体、西用”思想的某些迹象或者萌芽。结果使我颇为兴奋，感觉收获很大。申府先生在《家常话》中有非常明确的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主导的思想，他用的概念是“主宰”。他强调今天做学问一要从实际出发，二要做正名的工夫，三要讲究逻辑，然后接着说：“在三者之上更要已经相习而不自觉地时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宰，把它贯通到各角落各方面：时时要确在‘实’，如实，踏实；时时要‘活’，要注意活；时时要注意各方面的关联，时时要注意变化发展，时时要注意各类对立与矛盾，时时要注意相互斗争和否定，时时要勿忘相反相成。”[18](P439)这就是在继承中西学术的基础上，要求把唯物辩证法当作时时要加以自觉运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他在论述世界哲学两大主潮之合流时，也明确指出：“已经开始而偏于西洋的未来世界文化，其中心哲学与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10](P632)他还在用语上将“法”(方)与“术”(道)区分开来，“以辩证法为术，而以科学法与逻辑解析为法”，认为“法是要受术的指导的”[19](P315)。这些都说明在申府先生看来，辩证唯物论在“三流合一”中正是起着“中心”、“指导”、“主宰”和“灵魂”的作用。关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也是申府先生始终关注和一再强调的。他明确说中国文化的发展要“以中国为主”、“中国自己作得主宰”[20](P238)，鼓励青年要“以本国为重，从本国出发”，“时时守住中国的立场”[21](P263)。在《民主原则》这篇文章中，他还有“以中国为体以中国为本位”[22](的提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和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是“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基本观点和核心观点。现在看来，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的首倡者张申府先生就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这种理论立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对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有关论述离“马魂、中体、西用”论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了。两位先贤的思想探索历程，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西、马的关系不能用一个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框限住，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是非常必要的。其实这也是传统哲学留下来的老问题，“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魂、体、用”三元模式为讲清楚“三流合一”中的中、西、马关系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我再谈一点感想，提一个建议。
两年前，河北师范大学开创性地建立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两年来，中心做了扎实而又富有成效的工作，创建了二张研究网站，出版了二张研究集刊，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二张思想研究。我觉得今天这个会开得非常适时。过去二张研究的重点是张岱年先生，他是国内中国哲学史学的权威、泰斗，中哲史界受教受益的学者很多，他们也是积极参与二张研究的主力军。这次以纪念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为契机，专门开会研讨他的学术思想，引起中共党史、近现代思想史、文史资料研究等方面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将把二张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全面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我个人认为，下一步需要提上日程的工作，最重要、最迫切也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新编《张申府全集》和重编《张岱年全集》，为二张研究提供完整、可靠的资料依据。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如果著作收集不全，生平研究也难免有所欠缺，所以编辑出版二张先生的“全集”是深入开展二张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我是从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感受而意识到编辑出版全集的紧迫性的。出席这次会议，我想讲一下“三流合一”问题，但是直到5月27日，我还不知道“三流合一”的原始出处。张岱年先生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曾经提到：“本刊编者曾云：‘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发表这篇文章的报刊就是张申府先生主编的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但这句话在《张申府文集》和他的其他著作中都找不到出处。《家常话》中有很明确的关于“三流合一”的论述，但那是四十年AI写作的东西，不是原始出处。5月27日，我给杜运辉同志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希望他在开会之前帮助把原始出处查出来。查找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天津《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副刊，时限也很确定：张申府先生是1932年9月开始主编这个副刊的，张岱年先生的《关于新唯物论》一文发表于1933年4月27日，他引据的“本刊编者云”应该就在此期间的“编者按”、“编后”、“编余”之类文字中。杜运辉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博士生张娇同志。我的邮件是上午9点发出的，下午5点就收到回复：已经查到了，这句话是在1932年10月22日的一则《编余》中。我从这件事情受到启发：要深入研究二张先生的思想，必须把他们的“全集”编出来。申府先生主编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两年零四个月，一共出了88期。《张岱年全集》第一卷中有26篇文章是发表在这个副刊上的，而在《张申府文集》中，只有第二卷的《鸡蛋与鸡——英雄与时势》、《事、理或事实》、《客观与唯物》三篇文章，第三卷的一篇《编零》，第四卷的《概然与概率》、《有的人为什么让人喜欢》两篇译文，共计6篇文章发表于该副刊。申府先生在《所忆》中说过：“我曾经借这个机会尽力显扬或介绍了不少新思想、新理论、新哲学、新科学、新人物、新事、新物、新书、新期刊”23](P554)，“其中用本名或不署名的文字都是我写的”[23](P606)。很显然，该副刊上还有许多他署名或不署名的文字，没有收到《张申府文集》中去。如果把他主编两年零四个月的88期《世界思潮》副刊都找出来，弄清楚他使用过哪些笔名，除了署名文章外，还要注意“编者按”、“编后”、“编余”之类的文字，那么，肯定还可以发现不少“文集”没有收进去的新内容。如果按照《所忆》提供的线索，把他主编过、主笔过或投稿发表过文章的报纸杂志都普查一遍，我想一定会大有收获。只要有心做这件事情，功夫下到了，编“全集”的工作我们现在是可以做的。把这个工作留给后人，难道二十年后，五十年后，甚至一百年后条件会更好一些吗？不一定。二张先生是已经盖棺定论而又辞世不久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学生和子女都还健在，现在可能是编“全集”的最佳时机。河北师大设有二张研究中心，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设计、规划和具体组织实施的工作，与家属、有关研究会、高等院校、图书馆、出版社等单位通力合作，还可以争取立项得到国家支持。经过若干年努力，编辑出版二张全集的工作是有可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完成的，我们不应该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
全面推进二张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在舒衡哲访谈录之后，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本我国学者写的翔实的张申府传记、年谱之类的书，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张申府是一个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他的丰富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不仅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且是文学创作的很好素材。河北省有才华的作家如果能把它写出来，拍成电视连续剧，一定是很吸引人的。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其寻找中国因缘的过程中，思想契合，感情深笃，但是两人的性格却很不一样。“刚毅木讷近仁”的张岱年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虽有爱国、进步的政治思想，但不喜涉入政治太深。张申府先生则既是学者和思想家，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热心于政治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把他们用形象的文学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一定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在这里只是表达一种个人愿望，希望二张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产生更大的感染力。
(本文是作者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①张申府：《所思·七》，《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64页。培根讲的“四妄”，近人又翻译为“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四种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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