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的”心理学与“对话的”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独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2)06-0119-05
心理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休戚相关，近现代心理学的每一次变革都与哲学的变革紧密相关着。“独白”是一种旁若无人的自言自语，“对话”则是谈话双方的互动式交流。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对话”—“独白”—“对话”（柏拉图、黑格尔、伽达默尔），柏拉图秉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传统，黑格尔将理性的地位规定得至高无上，用科学理性的法则为自然立法，伽达默尔则将主客体统一起来，消除了二分法的模式，使主客体的关系从两极走向中介。伽达默尔将人类的思想逻辑划分为三种，即科学的“独白式”逻辑，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辩证式”逻辑以及哲学解释学的“对话式”逻辑。伽达默尔之所以认为科学的思想逻辑是“独白的”，是因为他认识到，科学家面对的是他试图控制的客观世界，而不是他需要与之进行思想交流和沟通的另一个主体世界。科学是独白的，它追求的是内在的逻辑与程序，与对象的关系是主客体二分法的关系。“对话”的思想逻辑打破了主客体的二分法，将主客体融为一体。
在心理学研究中，主客体都是人，因此主客体的关系表现为“我—你”的关系，伽达默尔这种“我—你”关系划分为三种[1]，每一种类型都体现着主体对客体不同的态度。(1)第一种类型的关系是把人（被试）当成物，当成对象，用科学的态度加以把握，从同类的行为中概括出典型的规律性认识或类型化的认识，以便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预见和一般的把握。人的行为不过是作为我们把握人性的工具，人变成了一种研究手段，在这里，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2)第二种类型的关系是把人当作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反思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要求理解者完全排除自身的历史性与偏见，进入到被理解对象的历史中，设身处地的把握与理解对象。这种关系过分强调了被理解者的历史性，但忽视了理解者自身同样具有历史性。(3)第三种类型的关系是不仅把人当作人，而且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中，彼此是开放的，伽达默尔称这种关系是“效果历史性的关系”。
根据这样的关系，心理学研究也可以区分为“独白”的心理学与“对话”的心理学。
一、“独白”的心理学
主客体的关系是哲学永恒的话题，心理学的发展也是围绕这条线索展开的。古希腊时期主客体的关系是一种统一的关系，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哲学是代表。从近代的笛卡尔开始，树立了主体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哲学上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在独白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你”关系首先表现为“人—物”的关系，表现为理性的独白，追求绝对的理性，将世界看作是主体理性的附属。主体是绝对的控制者和支配者，客体是受支配和被控制的，因此，理性的独白也可以称为主体的独白。受19世纪生物学与物理学的影响，心理学从成为独立的学科开始就致力于模仿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主体设立起来的知识框架，目的是用理性控制与支配自然。自然世界是科学的对象，即客体，科学的目的在于使自然以主体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就成了理性的独白。此时，科学家面对的是物，是客观对象，由于客观存在没有主体性，是完完全全的客体，因此，在针对自然客观存在的时候，这种“独白”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心理学从一开始就陷入到自然科学的理性独白之中。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最早是灵魂，从词源上来理解，"Psychology"（心理学）一词的意思是指"Psyche—logos"（心理的理念或学问），也就是关于灵魂的研究。心理学首先面对的是人自身的心灵问题，在心理学的早期萌芽时期，心灵问题基本上包含在哲学研究之中，人们通过反省自己的心灵，通过与别人的交谈和交流，共同探讨心灵的问题，苏格拉底将这种方法推向了一个高峰，这种思想方法被称为“精神催产术”，真理就在平等的谈话交流过程中显现出来，但科学家认为这样的方法缺乏实证研究，不具有真理性。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得到了改观，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提供了借鉴的模式。前心理学中“人—人”的关系蜕变成了“人—物”的关系，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用来了解人性的工具，成了物，成了对象。在这种“人—物”关系中，理解一个人和理解一个典型事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通过对同类的行为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性，在这个时候，同类的行为变成了我们把握人性的工具，仅此而已。在这种研究中，人被物化，完全服从于理性的解释。在康德看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研究应当具有伦理性。伽达默尔也批评了这种把人对象化的做法，“这种遵循18世纪方法论思想和休谟对此所作的纲领性表述的社会科学方法，其实是一种效仿自然科学论的陈词滥调”[1]，如果把人对象化，势必产生对方法的崇拜。事实上，科学心理学一直致力于研究方法的精巧化，注重程序性的东西，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之间更偏向于研究方法和手段，忽略了研究的现实性与内容性。
“独白”的心理学追求对心理的形式化解释，用对心理行为的研究代替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用对理性思想的研究代替了对现实个体与人群的研究。注重心理的结构与形式，忽略了作为心理行为的实际生活内容。为了完成对心理行为的形式化的解释，“独白”式的心理学对科学方法有一种渴望，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心理经验，包括那些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如个体的心理生活、文化经验。如果在研究中发现科学方法不适用于这些经验，就把这些经验排除在研究之外，带有强烈的“方法中心”的情结[2]。往往采用以偏概全的研究手法，用个案的研究来证明普遍的真理，用归纳法揭示普遍的原理，这是一种证实的过程，这样的作法遭到了科学哲学家波谱的批评。心理学过分追求形式化的解释与自然科学的精神有关，自然科学遵循三大研究原则，即，自然一致性原则；实体原则；因果性原则。自然一致性原则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适用于所有的对象，即不管怎样，事物现象背后存在着共同遵守的规律。科学的目的就是去解释普遍的规律，即使研究具体的对象，目的也是试图用个别的实例去证明和补充普遍法则。实体原则认为在事物之外存在着一种实体，这种实体实质上就是事物的一种模型，是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以自然科学观的视角看，不同学科都有不同的实体概念，例如，就社会学的研究而言，“社会”就是一个实体，就心理学的研究而言，实体就是“心理”。在这里，实体就是建立在个别基础上的一般普遍性。因果性原则表达了一种现象之间的连续关系，一旦确定两个或两类事件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那么就可以肯定相同的原因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即同因必然产生同果。坚持因果性的原则导致将心理生活的主观理解性与体验性抹煞，使心理生活成为一种客观经验的存在，成为可以共证的对象。回顾近现代科学心理学，很大程度上是在“独白”的状态下发展的。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逻辑实证主义，都过分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观察的中立性，而语义模型理论则突出了研究者的逻辑演绎，更没有考虑到对象的主体性。艾宾浩斯为了研究人类记忆奥秘，在实验室里用一些无意义音节组成的学习材料替代有意义的现实的学习材料，排除或忽略了被试的主观感受，诸如情绪、体力、动机、兴趣等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出了关于人类的遗忘规律，显然，这样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的解释效果。赫尔试图完全用数学的推理来解释和预测人类的行为。学习心理学家桑代克用对白鼠的研究解释了人类学习的三大定律，托尔曼在实验室通过对白鼠学习情况的研究，发现了人类的“潜伏学习”。斯金纳也是试图把实验室的强化理论运用到整个人类行为的解释上。同样的，现代认知心理学也试图通过电脑对人脑的模拟来揭示思维的机制。这些都是一种“独白”的行为，因为在这些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是分裂的，是“人—物”的关系，二者是处于对立之中的。
“独白”的心理学过分夸大了作为研究者的主体的地位。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是绝对的主体，自然物是绝对的客体，自然物是统一在主体理性的范畴中，是用主体理性的语言来表达的。心理学家将这样的研究模式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变成了绝对的主体，被研究的人成了绝对的客体，在实验研究中尤为如此。心理学家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忽略了被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将被试视为一种模型化的存在，把被试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分裂出来，实行价值中立。在很大意义上，被试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普遍规律的个别表征。心理学家用理论模型对生活世界加以解释和说明，他们遵循的是因果原则，通过世界事实的模型，对生活世界进行预测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工作是一种“独白”，没有考虑到被研究者的感受、社会背景、需要与动机，没有考虑到个体与群体的心理生活，一切都服从于研究者的程序，而研究者又服从于理性的规范，服从于理性的“独白”。美国心理学是这一现实的代表，研究者在科学的研究程序中得出了结论，然后把这些理论无论制地推广到其他社会和民族，用以解释所有的个体与群体，忽视了理论解释效能的文化差异性与有限性。研究者一厢情愿地为所有人、所有行为构筑统一的心理模式，这样显然夸大了研究者的主体地位。理性的“独白”由此蜕变成研究者的“独白”。
在“独白”的心理学中，“我—你”关系还表现出另一种形式，即“你”被承认为一个人，而不是物。在这种关系中，要求“我”必须完全排除自身的历史性和偏见，客观地了解“你”，还“你”真实的面目。这实际上犯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错误，因为它忽视了“我”本身的历史性，在这样的关系中，主体是在完全“倾听”客体，是另一种形式的“独白”。这种关系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尤为典型。如在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就存在着这样的“独白”。本土心理学是在反对心理学研究价值中立的浪潮中兴起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人意识到依靠国外的心理学理论是难以解释本土民众的心理生活的，于是纷纷拿起传统文化的武器与国外的理论分庭抗礼，他们下意识地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视为两个实体，要么是外来文化，要么就是本土文化。近几年有的学者致力于寻访传统概念，从古籍中挖掘传统概念，用传统概念来阐释现代人的生活，还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考证传统概念的原始意义，力图还原这些传统概念的原初意义，仿佛不用本土的传统概念来解释本土生活，那就不成其为本土化。这样做，实际上又陷入到了“独白”的研究当中，这种“独白”不是主体理性的独白，而是文本或对象的独白，是主体对客体的完全“倾听”，是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重演。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要求研究者完全进入到历史文本之中，忘掉自我，彻底的以一种还原历史的态度进行研究。这其实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主体的丧失。在本质上，这仍然造成了主客体的分离。在实际的理解过程中，要作到主体的“遗忘”是不可能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寻访传统概念，而是阐释当代人的心理体验与感受。只有采取“对话”的形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本土与非本土之间才能达成融合。
可以看出，“独白”的心理学实质上是错误地理解了主客体的关系，遵循的是主客体的二分法，没有将二者真正地融合起来，要么是主体理性的自言自语，要么就是完全受制于客体。心理学研究要做到主客体的融合，就必须改变研究方式，从“独白”走向“对话”
二、“对话”的心理学
在“对话”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你”关系既不是“人—物”的关系，也不是“人—人”的单向度关系，而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平等和相互开放的关系，即伽达默尔的“效果意识”[3]。所谓效果意识，是指在主客体的交互关系中产生了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既不完全属于主体，也不完全属于客体，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与客体都没有“独立意识”，也没有“依赖意识”，二者是一种对话的关系，主体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客体也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两者的历史性在对话中得到新的诠释，而这种新的诠释恰恰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或目的，即效果现实性。在对人的研究中并不存在着主客体，只有二者的相互作用，即相互理解，强调在“参与”或交互作用中去获得真理或意义。伽达默尔在哲学上进行了一次变革，既批判了西方近代哲学以来过度膨胀的主体性，也批判了历史客观主义，重新界定了主客体关系，这为反思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对话”的心理学首先要排除理性的“独白”，避免“人—物”关系的自然科学模式，不再把人当作理解人性的工具，而是把人当作目的。主体有自身的历史性和前见，客体也有自身的历史性和前见，在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家不是绝对的主体，被试也不是绝对的客体，被试不是符号，他具有现实的关系、背景，有真实的动机、兴趣、情感等等。在研究中，主试与被试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和彼此开放的关系，主试不是试图去将被试的个别特征抽象为普遍的法则，而是理解被试的行为，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理解被试，不夸大主体的地位。研究者主动地参与所要认识的对象，既不过分突出主体性，但也不能使主体性丧失。当主体试图去理解对象时，一方面，主体自身带着“有色眼镜”，另一方面，对象也同样生活在历史性之中，当进入研究时，二者便开始了一种平等对话和彼此理解的过程。事实上，在心理学理论的产生过程中，这种现象一直伴随着心理学家。心理学的研究在本质上就是“我—你”的交互作用过程。如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是在美国的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自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理论明显带有美国文化的印痕。但同时，他们又是美国文化的解读者，正是这两层关系造就了美国心理学。中国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当外来理论进入本土文化以后，不管意识到没有，本土化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如现在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本土化必须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在本质上，心理学就是本土心理学，因为主体与对象之间永远都是一种相互理解的过程。个体的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主观把握和体验，它始终处于一种“视域融合”的状态。所谓视域融合，是指个体的心理生活既不完全是过去的经验形成，也不完全是当下的生活体验与理解，而是一种现在与过去的交融。换句话说，心理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实体，而是个体生活经验的融合，个体心理生活的现实性体现在经验的交互融合之中。有的学者提出必须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实现彻底的本土化，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本土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研究。我们理解中的外来理论已经超出了它们的原初意义，我们在接受它们的时候，已经自觉地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认识范畴之中了。就如同翻译语言，当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它的意思就已经发生变化了，既不是前一种语言的完全再现，也不是后一种语言的自言自语，而是两种语言的融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从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明确提出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20世纪80年代。
“对话”的心理学应当抛弃对心理行为的形式化解释，避免用抽象的原则来替代现实的关系。“对话”的任务是理解，不是解释或说明，“独白”则是试图去说明对象，用主体的语言来规范对象。在研究个体心理生活的时候，“对话”尤为重要。人的经验有两种，一种是生活的经验；一种是科学的经验。生活的经验是个体的主观感受，是不可重复的，具有一次性和历史性。科学的经验则是可以重复的，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重现。对人来说，更根本的是生活经验，虽然这不是科学本身，但却是科学的前提。人们最先接触的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与前提。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科学的实践与运用促使科学认识获得不同于生活世界的意义的地位，从而使科学世界的意义支配和指导着生活世界的一切。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一种主观把握和体验[4]，因此，对待人的心理生活，应该理解心理生活是怎样形成，从而理解它的当下状态，而不应该试图为个体心理生活建立原则性的规定。不同个体的心理生活是有差异的，如果一定要认为个体心理生活有共同点，那么这种共同性就是不同个体面对的相同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心理生活是具有共通性的，但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心理生活的本体意义体现在个体与文化以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它并不抽象地存在于“某地”或“某时”。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研究“古人心理”、“集体主义”、“民族性”等课题，这些课题本身并不具体。抽象化的研究目的是为这些命题寻找一种共性，而不是去理解具体的人群与个体对这些命题的注解。社会—历史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而应该在现象的一次性与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原则只适用于宏观层次，而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存在，具有不可预测性，因而不具有被控制性。研究心理生活的目的不是寻求普遍原则，而是强调“理解”，不是急于建立理论体系，而是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要面对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人群，理解与阐释他们的心理生活，不应该为心理生活寻求普遍性。在心理生活领域，只能“理解”，而不能预测与控制。人是历史性或时间性的存在，海德格尔将这种存在称为“此在”，即人在世界上或社会中存在的这一事实本身，它具有时间流动性。每一个体都在时间的流动性中存在，换句话，每个人都有历史性，而且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在理解个体时，必须将个体置于具体的情景之中，充分考虑他们的现实性。本土心理学在研究心理生活时，必须确定心理生活是一种连续性，不能还原为单个的片断。
“对话”的心理学还强调研究的整体性。“独白”的心理学是将人类活动孤立地置于某处，用“标本式”的方式加以研究，目的在于从每一个单独的事件中寻找到他们彼此的联系。这样直接导致了心理学研究陷入到了方法与程序的泥潭，也使心理学的学科统一性受到了严重的危害。“对话”的心理学主张采用整体性原则，将个体的活动与行为置于社会、历史、文化之中。因为，一方面，个体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塑造者，另一方面，个体也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要理解个体的心理行为及心理生活，就必须了解整个文化与时代的特征，反过来，要理解文化与时代，也必须了解个体。20世纪50年代以前，心理学史主要是按编年史的体裁撰写，主要涉及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主要讲述大人物和大事件，更多地考虑了宏观面，是“自上而下的历史”，俗称“旧史”。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新史”出现了，它是“自下而上的历史”，试图描述被旧史所忽视的无名群众的个人生活[5]。这种变化体现了一种趋势，即整体性的研究趋势，在整体中，局部是理解整体的条件，同时整体又是更好地理解局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整体性的活动，心理学应该在现实的总体性联系中探讨心理现象与心理生活，突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进入90年代，在西方渐渐兴起一种新的心理学思潮，即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以反对实证主义心理学为目标，主张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抛弃传统的二元主义认识论，摆脱实证主义那种“标本式”的研究，强调采用辩证的方法，突出人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可以看出，在心理学研究中强调“对话”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对话”是心理学发展的方向，也是心理学重新树立在社会文化和心理生活中的权威和地位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