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的世界意义：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识论文,华盛顿论文,北京论文,中国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5月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http：//fpc.org.uk/fsblob/244.pdf），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一文既出，顿时对“中国模式”以及“北京共识”的讨论成为了国际主流媒体在5月份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5月20日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5月24日刊登了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注：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6/13/content-1522884.htm）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转型模式开始的时候并不被西方看好，到现在“华盛顿共识”整体受到置疑后，西方学者又提出了“北京共识”。因此从理论上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作些比较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文的立意旨在于此。
转型的不同解析意义及大国转型的世界意义
从历史来看，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项伟大的社会实验，其一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实验，其二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转轨实验。从社会制度变迁和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第二项实验的艰难程度比第一项也许更难。单在转型经济学内部，关于制度变迁路径和经济绩效的争论比在任何一个经济学领域都更激烈，更缺乏共识。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的转轨路径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的转轨路径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坚持渐进转型模式的学者说：“要生小孩，你必须经过十月怀胎”；而赞成激进转型模式的人则反驳说：“人不能分两步跨过同一个沟”。隐喻是形象而有力的武器，可是这个武器最后却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注：王曙光.论转轨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经济学家网站）目前转型经济学的确还处于还很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步，转型时间的短暂性与转型理论的还不具最终证伪性不无关系。
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是经济理论特别是各经济学科构建的前提和基础。概念也往往充当了基本理论假设，概念的诠释与演变过程则体现出经济理论的演进道路。转型的理解与定义的确非常广泛。目前相对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说法：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注：热若兰·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然而即便如此，经济学界对于什么是转型以及转型经济的本质认识一直还存在着争论。转型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所谓转型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并且认为只有政治社会制度变革成功了才能实现经济体制方面的转型，政治转轨决定经济方面的转轨。科尔奈还提出了“体制的特殊品性”（the system-special attributes）概念来分析社会转型问题（注：科尔奈所说的“体帛的特殊品性”包括政治力量特征、产权的分配特征、协调机制特征、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与经济运行特征等.Janos Kornai.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Winter 2000：22～27）。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则从法国19世纪宪政转轨与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长短期不同绩效来分析目前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经济，认为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算真正完成了过渡，仅仅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并不算完成了过渡，并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认为现在就断言中国改革会成功还为时过早（注：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信报（才经月刊），2004（4、5、6））。由于他们的理论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千年发表的，所以还引起了理论界很大的反响。科勒德克教授则将原来实行计划体制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体制的变革实践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由“有限的经济变化+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为特征的市场改革，一类是由“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为特征向市场转轨，并由此断言中国模式只能算作“市场化改革”，而不能算“转轨”（注：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2）。国内学者吕炜用“转轨”来定义经济体制的变革，用“转型”来定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并提出了“转轨-转型”（Transition-Transformation）双视角的理论研究范式，其基本的学科背景建立在发展经济学与转轨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上（注：吕炜.转轨经济研究思路的评述、反思与创新.财经问题研究，2004（2）：8）。周冰教授则认为改革与转型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改革与转型只是变化方式与变化程度的不同，但从最终的目标与推动力来看，二者是一致的。并且他认为转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文明转型，第二个层次是指社会转型，第三个层次则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往对于转型概念与定义的争论，其实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注：周冰，靳涛.经济转型方式及其决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内部讨论资料，2004：5）景维民、孙景宇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来认识转型经济，认为转轨经济的实质是要在原来计划经济的实体经济基础上再构造出一套价值系统，来真正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构造这样的一套价值系统就必须要求国家建立商品经济，重构商品货币关系，即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注：景维民，孙景宇.全球视角中的转轨经济.经济学动态，2004（3）：90）
无论理论界存在多么大的分歧和争论，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转轨的成功之路，转轨的轨迹本身就是来自实践的范本，也必将对过去已有的理论提出挑战。现有的经济转型的研究与实践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经济转型与政治体制变革联系起来，并认为转型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改革的实施上讲求价格贸易自由化、宏观稳定化、产权私有化三位一体的同时推进策略。这种策略被称为激进的或休克的方式，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转轨模式。另一种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建设与经济转轨是改革的核心，通过价格逐步放开、国有企业逐步转换经营机制来形成市场的主体与客体，所以又被称为渐进的或双轨的方式，中国是实践这种转轨模式的典型代表。（注：吕炜.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4）：4）
对中国实行的渐进转型方式，理论界一般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罗斯基（Rawski）、诺顿（Naughton）（1999）检验了在市场不完善情况下转型体制是如何支持经济增长保持较高水平的；钱（Qian）、诺兰德（Roland）和劳（Lau）（1999）也指出中国渐进式分权模式实际上为培育出有效的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也有助于较好地协调经济增长以及允许地方政府试验和先行。而斯蒂格利茨（1999）指出，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不一定需要等待产权结构界定非常清晰，就可以引进外资或者刺激国内投资。中国的案例似乎表明渐进式的改革方法在实践中相对比较有效。
在对“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两种方案进行利弊比较时候，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实效层面无疑是成功的，但中国很可能只不过把俄罗斯或东欧做过的某些事情推迟进行而已。俄罗斯碰到的某些困难、付出的某些代价，中国现在可能还未遇到，但却迟早要遇到、要付出。中国的改革是在不断把这些问题往后推延，也就是是矛盾不断累积，到现在很有些“危如累卵”的味道。（注：王跃生.经济改革以外.见：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137）甚至有人已经提出了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注：崩溃论.改革内参，2003（试刊）：3）
理论的重要性往往取决于所解释对象的重要性。西方主流经济学阵地从17、18世界的英国转到20世纪及今天的美国，其背后的实质就是社会经济的主战场也发生了这样的转移。对此，林毅夫教授就认为“经济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经济现象，其贡献的大小由所解释对象的重要性决定”。（注：林毅夫先生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总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现代社会紧密相连，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事件，其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发生在周边小国的经济事件。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全面发展，综合国力逐步提升，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21世纪的30年代中国的经济规模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在这样的一个大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与人力资源，资源消耗与占有居世界前列，历史资源丰富，文明久远，而目前又正处在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事实，是实证性的记录，所以当仁不让成为转型研究的绝好标本。
超越“华盛顿共识”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都在反思拉美、俄罗斯及东欧等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转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一直没有走“华盛顿共识”的道路，一直在按照自己的道路成功的前进。所有这些理论的反思与实践可以概括为“超越华盛顿共识”。在德·维拉斯（de Vries）（1996，p.65）和本·芳伊（Ben Fine）（1999，2002）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并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何处去的疑问。（注：Ben Fine.Neither the Washington Nor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An Introduction.September 4,2002.http：//www.networkideas.org/themes/capital/sep2002/cf04-Washington.htm）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G.w.科勒德克教授在总结“华盛顿共识”缺陷的时候指出转型国家再也不能走新自由主义的老路子，而应该走出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新路子来。（注：2004年6月11～13日南开大学主办的“转型经济国际研究会”上科勒德克教授表达了这种思想.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148～157）田春生博士概括了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要点（注：田春生.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在转型国家的失败——以俄罗斯转型前10年的结果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5）：53～58）：（1）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重新思考和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提出市场经济的制度支撑的重要性；（3）充分肯定渐进制度（或演进制度）观点。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意义在于对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转型”有了更为深刻的来自实践检验的理论认识，从而为今后转型国家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乔舒亚·库珀·拉莫在那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中归纳了“中国模式”的特点，即：不受银行家的意图驱动、切合基本需要并寻求公正及高质量增长的一种发展途径。在策略方面，“北京共识”要求私有化、自由贸易等进程遵循极为慎重的原则。因此“北京共识”可以被定义为：艰苦、主动地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如台湾）；深思熟虑，不断积聚能量以作手段（如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目标是：在坚持独立的同时寻求增长。基于对中国经济模式及经济成就的分析，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注：千龙网政府评论.http：//review.qianlong.com/20060/2004/05/18/1260＠2057878.htm）
重原则、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是理解“北京共识”的关键所在，换成我们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关键所在。坚持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
与“北京共识”自觉自生地寻找一条制度改进之路相反，“华盛顿共识”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用适合西方的理论来为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强化政府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扩大税收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障碍，国企私有化，放松市场准入管制，保护私有产权等。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采取的“休克疗法”就是依据上述共识的设计。
乔舒亚·库珀·拉莫在回答《参考消息》报记者的提问时说到“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是市场的迅速开放和接受全球化观念，而“北京共识”主张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适度均衡、全面发展。“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http：//www.wtolaw.gov.cn）
结论：“北京共识”——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
20世纪90年代转型初期，国际理论界普遍看好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休克疗法”的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改革，而不看好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但是1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相对平稳且快速的。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也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于是，现在西方学者又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北京共识”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共识”所代表的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逐渐摸索出来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适合自己的“共识”。
理论及其政策推论的正确性依赖于理论得以成立的局限条件，而中国决策者面对的局限条件和西方国家决策者肯定是不同的。世界本源就是多样性的，而转型的初始条件、转型的不同路径依赖必然要求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顺利转型与和平崛起，不仅造福于中国13亿人民，同时有利于周边国家、临近地区和国际社会。“北京共识”给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经验，“中国模式”也将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这再一次证明中国的发展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世界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