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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3-0018-06
一、引言
调节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学理基础，认为以雇佣劳动关系为支柱的资本积累体制（生产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与资本积累体系相适应的调节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是上层建筑，资本积累体制与调节方式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调节理论被认为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同时，调节理论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认为政府在调节方式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他们运用历史的、理论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二者关系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了探索，并创造出“外延型积累体制”、“泰勒主义内涵型生产体制”、“福特主义内涵型生产体制”和“竞争的调节方式”、“垄断的调节方式”等诸多概念工具，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依据。调节理论自产生以来，就引起了各国理论界的关注，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传播到了日本。
当时日本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主要依据修正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理论，虽然这些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把握得比较准确，但是也有不少观点与现实不太相符。如“全体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危机时代”的判断，似乎不能解释战后资本主义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的现实；把战后资本主义的体制定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阶段”的判断，似乎也不太符合资本主义还长时期存在、并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强大内在活力的现实。而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法国调节理论的出现，无疑为日本经济学者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提供了一个试金石。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和翻译调节理论的著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他们一方面通过与法国调节学派共同举办若干个大型学术讨论会、互派研究人员、联合编辑出版一系列研究专著的方式，积极地引进和借鉴法国调节理论；另一方面，他们把日本、亚洲和OECD各国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不断地验证、补充和深化调节理论，出现了以山田锐夫(Yamada Toshio)、宇仁宏幸(Uni Hiroyuki)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调节理论的专家，提出了诸如“结构连续变化”、“企业主体的调节方式”等具有日本特色的调节理论。21世纪以来，日本调节理论方兴未艾，很多的理论和概念不仅被广泛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而且渗透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日本调节理论的学者累计出版专著和译著7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已经成为要想全面把握调节理论就不得不研究的对象之一。
本文以日本调节理论为研究对象，对其代表人物、学术基础和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对日本在引进、应用和深化调节理论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应有对策和建议。
二、日本调节理论的代表人物和学术基础
日本调节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山田锐夫、宇仁宏幸、平野泰朗(Hirano Yasuro)、远山弘德(Tohyama Hironori)、植村博恭(Uemura Hiroyasu)、矶谷明德(Isogai Akinori)和清水耕一(Shimizu Kouichi)等人。由于这些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多而难以全面概括，以下仅就他们出版的著作为线索，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介。
山田锐夫，1942年生，日本调节理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荣誉教授，现为九州产业大学经济学部教授。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调节理论的研究，相关著作主要有：《调节理论的研究方法：21世纪的经济学》（藤原书店，1991年）、《后福特主义：调节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日本》（大村书店，1991年）、《后福特主义和日本》（御茶之水书房，1992年）、《调节理论：经济学的再生》（讲谈社，1993年）、《20世纪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的解读》（有斐阁，1994年）、《调节理论的研究方法：21世纪的经济学》 （藤原书店，1994年）、《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多样性和结构变化的分析》（昭和堂，2007年）、《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分析》（藤原书店，2008年）。另外，山田锐夫与法国调节学派的布瓦耶共同编集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主要包括：《危机—资本主义》（藤原书店，1993年）、《转换—社会主义》 （藤原书店，1993年）、《沟通性工资》（藤原书店，1996年）、《国际体制的重组》（藤原书店，1997年）、《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调节和危机的分析》（藤原书店，1999年）。除此之外，山田锐夫等人还翻译了大量法国调节理论的著作，其中的一些译著还加上了山田锐夫的解说。这些译著主要有：《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布瓦耶著，日本评论社，1988年）、《调节理论入门》（布瓦耶著，藤原书店，1990年）、《调节理论：挑战危机的经济学》（布瓦耶著，藤原书店，1990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和多样性》（Colin and Wolfgang编，NTT出版，2001年）、《脱全球化主义的宣言》（布瓦耶（等）著，藤原书店，2002年）、《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改变、多样性》（布瓦耶著，藤原书店，2005年）、《五种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多样性》（阿玛布鲁著，藤原书店，2005年）、《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Hall and Soskice编，Nakanishiya出版，2007年）。
宇仁宏幸，1954年生，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目前在日本调节理论界的学术地位仅次于山田锐夫，其独著或合著主要有：《结构变化和资本积累》（有斐阁，1998年）、《21世纪入门—迎接现代世界的转变》（青木书店，1999年）、《资本主义的结构》（夏芽社2003年）、《入门社会经济学：理解资本主义》（Nakanishiya出版，2004年）、《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多样性和结构变化的分析》（昭和堂，2007年）、《制度和调节的经济学》（Nakanishiya出版，2009年）。合译的著作主要有：《法国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护的形成和发展》（Jean-Claude Barbier and Burno Théret著、Nakanishiya出版，2006年）、《入门制度经济学》（Bernard Chavance著，N akanishiya出版，2007年）、《后凯恩斯派经济学入门》（Marc Lavoie著，Nakanishiya出版，2008年）。
矶谷明德，1956生，九州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其独著或合著主要有：《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分析：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超越》（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制度经济学前沿—理论、应用、政策》（密涅瓦书房，2004年）、《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调节和危机的分析》（藤原书店，1999年）、《Japa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A Regulationist Interpretation》(Routledge，2000)、《调节理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解读》（昭和堂，2009年）。合译的著作主要有：《美国衰退的经济学：滞胀的解剖和克服》（Bowles著，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超越马克思和凯恩斯》（Marglin and Schor著，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
从日本调节理论代表人物所属的学会来看，他们都是日本理论经济学学会会员，并多数加入了日本演化经济学会。日本理论经济学学会是日本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社团组织，日本演化经济学学会反对传统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倡导借助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来研究经济现象，被看作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因此可以说，日本调节理论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中的一支新生力量。
日本调节理论的学术基础可以追溯到日本市民社会派。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形成了正统派、宇野学派、市民社会派、马克思数理经济学派等四大学派。其中，市民社会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平田清明（1922-1995年），其下著名的博士生主要有山田锐夫和八木纪一郎等人。现在，山田锐夫成为日本调节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八木纪一郎也致力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其合作教授宇仁宏幸以及其博士生矶谷明德等人都成为了日本调节理论的代表。因此可以说日本调节理论是市民社会派的新发展。
三、日本调节理论的主要内容
日本调节理论是指以山田锐夫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们，采用法国调节理论的研究范式，根据日本等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验证、补充和深化法国调节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日本调节理论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一个从工业向信息产业和金融业，从OECD诸国向亚洲诸国和经济体制转型诸国，从雇佣劳动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向国际体制改革扩展的调整过程。而日本调节理论对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研究是其最主要的内容[1]。因此，本文仅以日本调节理论对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研究的内容为线索，在山田锐夫对日本调节理论整理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再梳理①。
1.高度增长期（1955-1973年）的日本调节理论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时期。法国调节理论对美国经济进行了深入考察，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资本积累体制形成了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的内涵型积累体制”；另一方面，调节方式形成了以政府制定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为主，工资交涉由以个人转向了以工会等团体组织为主，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等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不断改革和完善阶段的“垄断型调节方式”。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产生了“生产效率提高→工资上升→需求增加→销售量增加”的良性经济循环，这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上述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符合日本的现实？成为日本经济学者思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论直接催生了日本调节理论。1988年，伊藤诚提出，日本工资上升的原因不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而是因为“春斗”的结果；需求的增加也不是因为工资上升导致的，而是由于强大的政府投资导致的，认为这种内需型积累体制是日本经济进入到高度发展时期的重要原因[2]。可以看出，伊藤诚的结论和法国调节学派的结论大相径庭，这激发了日本学者对法国调节理论作更深入的研究。之后，宇仁宏幸(1991，1992)通过对1962～1973年日本经济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不存在福特主义的劳资妥协关系[3，4]。更为可贵的是，平野泰朗(1993，1996)通过统计和计量分析得出了“福特主义”应该是一个中长期概念的结论。他认为，从短期来看日本经济是投资主导型的增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是消费主导型的增长[5，6]。远山弘德(1990)则认为，在积累体制上，日本经济高度增长并不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而是由于投资扩大引起的；在调节方式上，由于广泛存在于农村的“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妨碍了工资的上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因此这个时期的日本是“非纯粹的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7，8]。
可以看出，日本调节理论在初建时期对日本经济进入高度增长期的原因是投资主导型而不是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导致的判断，不仅激发了人们对福特主义概念的再思考，而且引起了理论界对日本经济独特性的关注，这为后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等理论以及日本调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稳定增长时期（1974-1990年）的日本调节理论
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虽然使日本告别了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其增长速度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快的。这一时期，日本调节理论在对日本模式的探索方面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理论。
(1)稳定增长时期的积累体制
在对日本经济为什么能够稳定增长的原因探讨中，日本调节理论从积累体制方面提出了两个理论，即植村博恭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理论和宇仁宏幸等的“结构连续变化”理论。
“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理论认为，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期是利润（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则转变成了以输出主导型为主的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转换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主要原因[9]。宇仁(1995、1998)认为，日本输出主导型积累体制形成的前提是：日本外向型企业生产力不断提高、日元贬值、国内工资上涨被抑制、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较低。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内生产扩大→出口量增加→国内的就业水平和需求水平得到维持→国内生产的扩大→出口量增加”，使日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10，11]。在此基础上，宇仁(1999)、Uni(2000)进一步提出了“结构连续变化”理论[12，13]。他们认为，分配、投资、消费和出口是导致需求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虽然这些因素并不一定总是引起需求总量的上升和经济的增长，但是从对战后日本宏观统计数据的分析上来看，这些因素此起彼伏不断地变化引起了日本需求结构以及资本积累体制的变化，并带来了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具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投资量的上升导致了日本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主导型的结构变化）；60年代消费量的持续上升导致了需求结构的变化（消费主导型结构变化）；70年代前半期所得分配不断上升导致了需求结构的变化（所得分配主导型的结构变化）；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前半期出口量不断上升导致了需求结构的变化（输出主导型结构变化）；80年代后半期投资量和消费量同时上升导致了需求结构的变化（泡沫主导型结构变化）。由此宇仁得出结论：战后日本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导致了需求总量的上升，而需求总量的上升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
(2)稳定增长时期的调节方式
鉴于此，日本调节理论也提出两个理论假说：第一个是围绕大企业展开的“企业主义的调节”假说；第二个是围绕中小企业展开的“有等级的市场—企业纽带关系”的假说。
其中“企业主义的调节”假说是由山田锐夫提出来的。山田(1999)、Yamada(2000)发现，战后日本劳资妥协的焦点并不是为了维持工资水平而是为了维持稳定的雇佣关系，而且这种雇佣关系表现在劳动者向公司献身以确保被企业并且是被同一个企业终身雇佣[14,15]。山田把战后日本形成的企业间关系（企业集团和系列）、企业—银行关系（主银行制度）、银行—政府关系（护送船团方式）称之为“企业主义的调节方式”。可以看出，劳资妥协的结果（终身雇佣制度）对企业经营、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生活都具有稳定功能，而企业主义的调节方式因为避免了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而具有稳定金融秩序和企业存续的功能。
“有等级的市场—企业的纽带关系(Hierarchical Market-Firm Nexus=HMFN)”的假说则是由矶谷明德(1995、2004)、植村博恭、海老塚明(1999)提出来的[16～18]。该假说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层层分包企业、女劳动者、非正规劳动者等所进行的分析。其中的“等级”是指在企业组织内部形成的在工资和职位方面的等级制度（最为突出的是年工序列制、男女职员之间的差别待遇、对于“跳槽者”给予低工资和低职位的“惩罚”等制度）、在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由于层层分包关系而形成的企业间等级制度、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男女性别差别而形成的工资等级制度等等；“市场—企业的纽带关系”是指日本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制度导致的，而是由于企业组织、企业间关系、劳动力市场等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而对于这些制度之间关系的考察就构成了该假说的主要内容。
3.长期停滞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日本调节理论
20世纪90年代，日本、瑞典和挪威等国都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阶段，但是北欧各国却迅速地摆脱了泡沫经济的影响，而日本却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日本调节理论通过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日本长期停滞时期的积累体制
宇仁宏幸(2002，2003)从积累体制的“结构连续变化”理论出发，探索了日本长期停滞的原因。宇仁借用数理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制造业内部无论是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还是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在产量方面都有很大的增长，并促进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来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在产量和生产效率方面几乎都没有什么提高，导致制造业吸收的就业人数下降，工人工资几乎无增长，生活消费需求停滞不前。这些原因兼之企业出口能力的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停滞。宇仁还认为，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工资低、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工资高的分配结构导致日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并使供给结构很难发生变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19，20]。
(2)日本长期停滞时期的调节方式
平野泰朗(1996)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不能适应全球化下的人力资源充分流动的要求，而传统的“企业主义的调节方式”也不能适应全球化下的金融体制的变化。具体来说，在传统的调节方式下劳动力的转移和劳动者的技能培训都被限定在企业群内部，阻碍了劳动力在产业组织内或者全社会范围内的移动，阻碍了供给结构的变化。为此，矶谷明德(2004)提出的对策是：应该建立新的福祉制度和劳动者技能培训制度，改变“企业主义的调节方式”，引进非市场的调节方式。宇仁提出的对策是，通过积极的就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政策来促使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转移，进而促使企业内部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促使生产力和就业率的提高，最终实现供给结构的变化。
四、总结、比较与借鉴
本文通过对日本调节理论关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的内容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调节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引进、应用、深化到自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调节理论紧密结合日本的实践提出了诸多的新理论和新观点，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哺”了源于法国的调节理论，同时对调节理论之外的诸多理论也做出了补充，并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首先，从日本调节理论“反哺”法国调节理论来看，日本调节理论从建立之初就开始提出具有日本特色的理论和概念，丰富了（法国）调节理论的内容。例如，对日本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的原因并不是福特主义的积累方式导致的判断，引导了理论界对“福特主义”概念的再探讨，并为“丰田主义”等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对日本“企业主义的调节方式”和“有等级的市场—企业纽带关系”的调节方式的分析，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奠定了基础；其次，从日本调节理论对其它理论的补充来看，在对日本稳定增长时期的分析中，日本调节理论所提出的，分配、投资、消费、出口等影响需求结构变化的因素在中短期内的交替波动、并导致日本经济稳定增长的“结构连续变化”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康德拉涅夫的50～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期经济波动理论的重要补充；最后，从日本调节理论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来看，战后日本从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向经济稳定发展时期转变的原因，并不是投资主导型的增长体制而是消费和出口主导型的增长体制作用的结果，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研究的共识。
从中国现有的文献来看，调节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李其庆(1998，2004)最早对法国调节学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评价。贾根良(2003)对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和演化理论进行了梳理。胡海峰(2005)对资本主义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时期的积累体制、调节模式的理论进行了解读。夏明(2006)对该学派关于资本主义技术转变和积累体制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唐正东(2003，2008，2009)则对法国调节学派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方法论，以及阿格利埃塔的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但是，中国的学术界系统翻译调节理论的论文和著作的作品还非常之少，而运用调节理论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的作品就更为罕见，同时对于日本调节理论进行研究的文献至今尚未出现。这不仅不利于对调节理论这一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面把握，也不利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剖析。
从日本调节理论的成功经验来看，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第一，学以致用。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日本调节理论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对法国调节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引进、翻译、介绍和梳理，而在于积极地把调节理论运用到日本经济实践的研究之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发展、深化和自成一体；第二，勇于创新。日本传统的经济理论，往往把战后日本经济归入到“阶段论”的分析框架中，导致其分析的内容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叙述上。而宇仁宏幸提出的“结构连续变化”理论和植村博恭提出的“增长模式转换理论”，在积累体制方面具体地指出了日本经济增长到底是由于分配、投资、出口和需求等因素中哪一个或哪一组因素引起的。同时山田锐夫提出的“企业主义的调节”理论和矶谷明德等人提出的“阶层的企业—社会纽带关系”的理论，在调节方式上捕捉到了促进和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相比较而言，中国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因素的探讨，有一种把它归结为是由调节方式（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引起的倾向，而对于积累体制（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出口结构、需求结构中的哪一个或者哪一组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的经济的增长）的分析尚显不足。因此可以说，在借鉴调节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体制和调节方式以及两者表现出来的规律进行研究方面，尚有很多的课题可做。
［收稿日期］2009-08-13
注释：
①本小节主要参考了山田锐夫的论文：基于调节理论研究方法的日本资本主义—论点的整理[J].季刊经济理论［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