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与社会持续发展——元代农业与农学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学论文,元代论文,持续发展论文,土地利用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可持续发展指满足当代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未来需求之能力的发展，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应维护水土资源的质量，并维持土地的产量。总结历史上土地利用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今天农业的发展是有益的。元代农业生产比前代有较大发展，如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亩产的提高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农学家对土地利用的新认识，如地力常新壮而收成不减的土壤肥力说，改良风土的作物生长环境论，指导了生产实践。今天我国农业应走改良中低产田的土壤肥力、提高粮食单产之路。北方应增加土壤蓄水力，发展旱作农业；南方应发展水上耕地；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粮食生产供应，才能保证国家或地区的安全稳定。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元代 土地 农业 农学
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代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未来需求之能力的发展，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应维护水土资源的质量并维持土地的产量，因为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重要的自然资源。但是历史学者过于重视生产关系，而较少注意土地利用和文明社会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表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却又不幸被忽视了的历史研究领域”[①a]。从土地利用和社会发展角度看，元代农业和农学思想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元代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亩产比唐宋时提高，主要是由于当时农学家对土地利用的新认识，如“地力常新壮而收不减”的土壤肥力说，改良风土的作物生长环境论等，指导了生产实践。今天我国农业应走改良中低产田的土壤肥力、提高粮食单产之路。北方应增加土壤蓄水力，发展旱作农业；南方应发展水上耕地；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粮食生产和供应，才能保证国家或地区的安全稳定。
一、元代农业发展：耕地和粮食单产
扩大耕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是农业发展的基本途径。元代农业在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上，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的发展。元世祖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因此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并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这使当时民间垦荒面积增加了，王磐说司农司设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之业增前十倍”（《农桑辑要序》）。《元史·食货志》载河南、江西、江浙三省官民熟荒地数，与明代洪武年间各该省垦田相差不多，说明元代三省垦田已达饱和状态。王祯客居江淮，目睹垦荒盛事：“今汉、沔、淮、颖上，率多创开荒地，当年多种脂麻等种，有收至盈溢仓箱速富者”（《农书》卷二）。屯田增加了耕地面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旧，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元史·兵志三》），因古之制指熟地抛荒后的复垦，以地之宜指垦荒。总计天下屯田达17万多顷。
荒闲或边疆地区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了。五卫各屯，人均屯田都在50亩以上，左冀屯田万户府人均屯田68亩，宗仁卫人均屯田100亩。大司农所辖永平屯田总管府每户屯田350亩，广济署每户屯田1000亩，宣微院所辖尚珍署每户屯田2138亩。边疆地区如杭海、五条河、和林、谦州、上都、云南、海南都有屯田区，并大量使用牛耕，民屯多自备耕牛，军屯耕牛由朝廷供给，枢密院所辖各卫屯田多有耕牛，如左卫屯田有牛2000头，武卫屯田有牛4000头，左冀有牛1600头，右冀有牛370头；司农司所辖营田提举司有牛3600头，广济署仓有牛3200头；南阳民屯有牛4000头（《纪世大典·屯田》），鲁明善说：“一牛可代七人力”（《农桑衣食撮要》卷上），牛耕使屯田区劳动力人均耕地亩数的增加成为可能。屯田发展了边疆，柳贯追忆和林往昔繁荣：“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输，宜植黍麦，故时屯田遗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元文类》卷三九）。
元代粮食亩产比唐宋时提高了。岭北屯田，估计成宗时有屯田1000顷，大德十一年夏秋哈剌哈孙经理，一岁得米20万斛即10万石，亩产为一石[①b]大同总管府太和岭屯田“人给地五十亩，岁输租三十石”（《元史·成宗纪四》），亩产1.5石[②b]。汾水地区“田一岁三艺而三熟”，上田“亩可以食一人”（《青阳文集》卷三），亩产达六石左右[③b]。获鹿寺田“盈五千亩，率以夏秋入止一石，为谷五千”（《牧庵集》卷九），亩产为一石。河南邓州屯田，“岁收粟为石”。陕西兴元路屯田，“垦田数千顷，……收毕亩钟”（同上卷一六）六斗四升曰釜，釜十则钟，亩产一钟即六石四升。江南官田“万亩之田，岁入万石”（《元文类》卷二三），按对半分成，亩产二石。武宗时被没收的江南赐官田1230顷，为租50万石（《元史·武宗纪二》），地租亩输四石多，亩产不相上下；浙江龙泉义田“为田二百亩，岁可暶谷四百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亩产为二石；浙西官田，“岁纳税额须石半”（《存复斋文集》卷一○）按对半分成，一般年份收成约在三石左右。云南，瞻思丁时“亩产稻二石”[①c]。北方亩产一石，南方亩产二石是普遍的。元代地积与宋时相同，每亩为今0.9市亩；而元代“以宋一石当今七斗”（《元史·食货志一》），即宋代一石只当元代一石的70%，元代一石为1.497宋石[②c]。实际上元代亩产还是比宋代增加了[③c]，元代粮食单产比宋代向前发展了。
二、元代农学家对土地利用的新认识
元代的农学著作，重要的有官修的《至元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三种。《农桑辑要》作者孟祺、苗好谦、畅师文等人，是至元间先后相继的司农司官员，王祯和鲁明善在江淮南北都做过州县官，他们熟知农事，并收集农事经验。元代农业发展的原因很多，农学家对土地利用的新认识，如“地力常新壮而收成不减”的土壤肥力说，和改良风土的作物生长环境论，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问题，指导了农业生产，是促成元代农业发展的认识上的根源，也是以往所不曾注意的。
对施肥和秋耕的看法 宋代已有农学家指出过于肥沃的耕种土壤应添加自然土壤，瘠恶的耕种土壤应施肥滋养，多年的耕种土壤可掺用客土或施肥，使地力常新。王祯分析地力衰竭的原因，以前休耕制可以恢复土壤肥力，后世连作“所有之田岁岁种之”造成土壤肥力衰竭，提出“地力常新壮而收成不减”的思想。他认为施粪能改善土壤肥力：“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成不减”。他用农谚“惜粪如惜金”和“粪田胜如买田”来说明“变恶为美种少收多”的经营之道。积肥方法很多，有踏粪、积粪、苗粪、草粪、火粪、泥粪、石灰及生活垃圾等，踏粪即厩肥，积粪是用稻谷皮屑堆积而成，苗粪即种植绿豆小豆胡麻并耕翻压青，草粪是埋青草于禾苗根下使其腐烂而使土地肥美，火粪是用积土和草木发酵而成，泥粪是用河泥混合大粪而成。火粪适合江南水田，因为“江南水多地冷，故用火粪，种麦种疏尤佳”，“下田水冷，亦用石灰为粪，则土暖而苗易发”，即用施肥改善土壤养分和热力条件；但要辩证施肥：“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物，反为害矣”（《农书·粪壤篇》）。耕垦耙耢锄治也是增加土壤肥力的重要方法，《农书·耕垦篇》和《农桑辑要·耕垦》认为秋耕能除草增加土壤温度，改善土壤热力条件：“凡地除种麦外，并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极省锄功……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迟。秋耕宜早者，乘天气未寒时，将阳和之气掩在地中，其苗易荣；过秋天气寒冷有霜时，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气在地内，令地薄不收子粒。春耕宜迟者，亦待春气和暖日高时耕”。《农书·耙耢篇》强调耙耢增加土壤抗倒伏抗病抗旱的能力：“耙功到则土细，而立根在细实土中，又碾过，根土相着，自然耐旱，不生诸病”，土壤细实，使作物扎根深不易倒伏，并增加土壤蓄水力。和前人相比，王祯重视以施肥、秋耕来改善土壤肥力，并把土壤肥力和土地产量联系起来。
改良风土论 风土论是指每种作物都有其适宜的气候条件和土壤地理条件如土壤类型和肥力等级，这在《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中有详尽论述。因为每种土壤都有一定的性质，也就有一定的利用方向和途径，而农作物生长确实受一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的限制，风土论对指导农业生产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风土论否认作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习性并适应新的环境，成为多种经济作物和农作物引种的思想障碍。《农桑辑要》作者为解决苎麻和木棉的栽培技术问题，编写了“新添栽种苎麻法”和“新添栽木棉法”，又从思想上解决人们的唯风土论思想问题，《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开篇承认“谷之为品不一，风土各有所宜”，又指出作物种植不应受风土论的限制：“苟涂泥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土壤黄白，厥田上中，黍稷粱菽即可种，不必限于雍冀。坟垆粘埴，田杂三品，麦即可种，不必以并青兖豫为定”。《论苎麻木棉》说近年以来苎麻、木棉在河南、陕右种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于是朝廷“令所在种之”，但“悠悠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解”，有人“种艺之不谨”，或“种艺不得其法”却归咎于风土不宜。作者认为：“中国之物出于异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芽，是不产于详柯邛笮之外乎？然皆为中国珍用，奚独至于麻棉而疑之！”用古今作物引种成功的诸多事实有力地批判了唯风土论是从的认识。这种思想为王祯所继承和发挥，他认为元朝疆域广大，农业生产非建立在九州之上的风土论所能限量：“今国家区域之大，人民之众，际所覆载，皆为所有，非九州所以限”。他认为应用土会和土化之法进行土地规划和改良土壤，土会是指根据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地形来规划动植物的生产，土化是指根据土壤性质和颜色来施肥，以改良土壤。他说：“今之善农者，审方域田壤之异，以分其类，参土化土宜之法，以便其种，如此可不失种土之宜，而能尽稼穑之利”，王祯给风土论注入规划、利用、改良土壤的内容，这是一种改良风土论。
上述关于土地利用的新认识对当时农业生产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土壤肥力是指土壤为植物生长供应和协调营养因素如水分和养料，使植物根系获得土壤机械支持的能力，土壤的肥力因素有水分、养分、温度、空气等。由于连作制和复种制指数的提高，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是元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问题；元代气候寒冷干旱，农学家感受到土壤养分温度、水分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指出合理施肥和秋耙耢耕能增加土壤养分、温度、蓄水抗旱及抗病能力，从而增加粮食产量，这是对土壤肥力学说的重要发展。类型、性质和肥力等级不同的土壤具有不同的利用方向，元代农学家认为作物能改变习性并适应新环境，对风土的这种新认识为作物品种的推广和土壤的利用改造解除了思想障碍。它们指导了农业生产，孟祺等编写《农桑辑要》，“镂为版本进呈毕，将以颁布天下”，王祯坚信“是书之出，其利天下，岂可一二言之”（《原序》）。后来仁宗命江浙行省刊版，明宗至顺三年（1333）印行万部，文宗申命颁布，后人认为“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农家类》）。成宗认为王祯《农书》“合南北地利人事之所宜，下可以为田里之法程，上可以赞官府之劝课”[①d]，大德八年（1304）命刊刻颁布，这就传播了农业经验常识。此外，政府还积极推广区田和秋耕技术。区田能利用边际土地，又能在春秋间连种大小麦、谷子、山药、芋子、豇豆、绿豆、豌豆等。《农桑之制》规定干旱地区“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武宗至大三年（1310）规定“除牧养之地其余听民秋耕”，仁宗皇庆二年（1313）“复申秋耕之令”（《元史·食货志一》），这是元代农学家对土地利用新认识在生产中的实践。
三、元代农业和农学的启示
从土地利用与社会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元代农业和农学对今天农业发展仍有启示作用。第一，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是农业发展的基本途径，元代农业在这两方面都有成功经验，今天我国农业的发展不能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走改良土壤提高粮食单产之路。元代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盛”（《元史·兵志四》），所以能够扩大耕地面积。现在我国后备耕地资源不足，宜农荒地3500万公顷，可开垦为耕地的约有1400万公顷，开垦后可净得耕地840万公顷，多分布在边远地区，开垦难度大[①e]，易造成新的生态环境破坏，如，由于山民种包谷烧山毁林，南部喀斯特地区表土裸露，原始植被遭到破坏，形成类似西北沙漠荒漠的石漠区，1994年贵、滇两省石漠化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不但给贵、滇、桂等省区800万人造成饮水困难，导致贫困加重，而且贵州每年流失近1亿吨表土中的半数通过河流外泄，将威胁乌江、红水河各级水电站乃至三峡库区安全[②e]，这说明宜农荒地的开垦应当慎重考虑。今后经济建设对耕地的需求压力仍然很大，而不断增加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压力也很大，人多地少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同一类型地区的粮食单产水平悬殊，高的每公顷7500～15000公斤，低的只有3000～5000公斤[③e]，改善中低产田肥力以提高粮食单产是必由之路。
第二，水肥对粮食生产起重要作用，元代农学家重视施肥改善土壤生产力，政府设都水监和河渠司兴修水利，地方官员协调农民灌溉、造水车、凿井，改善了生产环境。但我国水资源季节和地域分布不均，江北全年降水量的80%集中在6～9月，冬春缺雪少雨，北方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全年降水量集中在一二次暴雨中，水资源的地区分布是东南多西北少，可利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不足，北方应该发展节水灌溉，防止大水漫灌，减少渠道渗漏[④e]，同时应借鉴元代以深耕增加土壤蓄水抗旱的思想方法，利用土壤水，发展旱作农业。据实测资料，一般土壤深1英尺可吸收80毫米雨水；深10英尺则可吸收800毫米雨水；深9英尺，秋季深耕后再加细耙，秋季蓄水7.2%，经冬春渗透，来年可蓄水11.5%，能防止春旱，能灭虫、除草；经改良培育的黄土能将大部分夏秋降水截留在耕作土层中；山西的改良土壤加上适时伏耕和秋耕，约可保蓄水200毫升以上[⑤e]。这说明，元代对深耕秋耕的认识符合科学实证，是可以为今天发展北方旱作农业所用的。
第三，元代江淮地区围湖造田使生态环境恶化，当地的势豪之家在练湖、吴淞江、淀山湖中大规模筑堤围田耕种，使各湖蓄泄能力下降，泛滥成灾（《元史·河渠志二》）。吴越南宋时百年一遇的水旱灾害，元时一二年或三四年就发生一次（任仁发《水利集》），东南地区灾害发生频率增多。架田，或称葑田，是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植的水上活田，王祯说：“只知地尽更无禾，不料葑田还可架，从人牵引或去留，任水深浅随上下，……古今谁识有活田，浮种浮耘成此稼”，“水乡无地者亦效之”。今后南方应发展这种既能扩大耕地面积又不破坏环境的水上造田法。
第四，虽然元代南北粮食单产都比前代有提高，但南方农业水平超过北方，北京的粮食供应靠江浙、江西、湖广三省，每年漕运500万石，海运300万石，两项合计达800万石。当徐寿辉起义后，江西、湖广非复元朝所有，方国珍、张士诚起义后，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元朝不久就灭亡了。这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粮食生产和供应，才能保证国家或地区的安全稳定。现在我国政府的粮食政策是“中国立足国内解决粮食供需平衡问题”，这是从粮食安全和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考虑的，更重要的是我国政府已认识到粮食生产和供应对国家安定的重要作用，“粮食是安定天下的产业。对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必须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这是保持安定的必要条件，否则，就难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①f]
总之，元代农业和农学，从土地利用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给我们的启示不少，上面所论只是其中的大者，但如美国人费农·卡特说的：“历史的著述者一直很少注意土地利用的重要性，他们似乎一直没有认识人间帝国与文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利用方式的制约”（《表土与人类文明》概述），这话说得虽然绝对，但也不是毫无根据，希望今后这种情况会有较大改变。
注释：
①a 《表土与人类文明·序》，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①b 据《元史·兵三》，以和林屯田万户府人均耕地50亩计，大德时和林屯军2000人，应有屯田1000顷。哈剌哈孙大德十一年夏经理和林称海屯田“岁得米二十余万斛”（《元文类》卷二五），元一斛为五斗，二斛为一石，20余万斛为10万石，与《武宗纪》“和林屯田去秋收九万石”条相同，1000顷地得米10万石，亩产一石。
②b 以募民垦荒官四民六分成（《元史·兵三》）比例计，总产量×40%＝30石，总产量＝30石÷40%＝75石，平均亩产＝总产量75石÷50亩＝1.5石。
③b 元代人年均需粮约在六石左右。蒙古军汉军每月五斗米，年需米六石；新附军每月四斗米，年需米4.8石（《元典章》）卷三四《军粮》。匠户每月米三斗，年需米3.6石。村民“月给人五斗”（《金华先生文集》卷一○），年需米6石。僧人“日人赋升”（《牧庵集》卷九），年需3.6石。河工每日支粮一升至三升不等（《元史·河渠志二》），即人年需米4.6石至10.8石不一。上田亩产应六石左右才可养活一人。
①c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元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②c 吴惠：《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7页。
③c 吴惠说元代粮食亩产比宋回升了9.4%，见上书；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说元代粮食产量比宋代增加38%，见《重庆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本文只从元石比宋石重量多的角度来看元代粮食亩产。
①d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页。
①e 《中国自然资源保护纲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
②e 关杰、曲冠杰：《石漠化：威胁南方生态环境的大敌》，1996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
③e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1996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
④e 《中国自然资源保护纲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3页。
⑤e 张沁文：《有机旱作农业战略》，《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①f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1996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