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财政调控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1-0074-06
财政调控是指国家(或者地区、部门)的决策者运用财政机制调节、控制政治、经济运行的方法、手段。完美的财政调控，实际上是利用财政杠杆驾驭政治、经济的艺术。自国家产生以来，财政调控这门艺术就已经伴随财政的产生而产生了。但在先秦时期，论述财政调控最完整、最系统的著述，则非《管子》莫属。
《管子》一书讨论财政调控问题的篇章，所在多有，而《管子·轻重》篇则是集中研究财政调控艺术的篇章。许多人认为《管子·轻重》是西汉时期的人所撰，但司马迁著《史记》时，曾指出：“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至其书世多有之”①。可见，《管子·轻重》篇在司马迁著《史记》之时已经成书，并且广为流传。
“厉始革典”②失败之后，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改革。例如齐国的“相地衰征”，晋国的“作爰田”、“作州兵”，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楚国的“量入修赋”，郑国的“为田洫”、“作丘赋”等。这些改革虽然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平衡。如何调节这些不平衡又成为当时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管子》财政调控思想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在处理各种关系的实践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管子·轻重》篇对国家财政调控的原理、调控的基础、目的、作用、方向和方法等，都做了细腻的论述。其中国家的财政实力是国家对经济、政治进行调控的基础，而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意愿则是财政调控的出发点和归宿。
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就是要调节人民的利益关系，实现国家的大治。《管子》指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③就是说，凡将治国，不懂得调控的方法，就不能调节国民经济以凝聚人民；不能够调节百姓的利益关系，就不能讲求法制以实现国家大治。这里所说的“轻重”就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控，“调通民利”就是调节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致过分悬殊。《管子》指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就是说，国家要根据物资的余缺，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及时平抑物价，避免物价的或高或低。通过这种调控最终要达到如下的效果：“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即君主运用财政手段进行调控后，不论人口少的都邑，还是人口多的都邑都储藏有与之相应的粮食和钱币，并以这些粮食和钱币贷给农民，以保证农民春耕、夏锄之用，从而既避免富商大贾对百姓的巧取豪夺，国家也不会使财利流失于私商。
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说到底是国家运用财政机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有雄厚的财政储备。没有强大的财政储备，就无法进行调控。所以《管子》在《国蓄》的开篇就指出：“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④。十分明显，只有当国家有了十年的粮食储备时，才能解决人民的用粮不足问题，才能解决百官的俸禄问题；只有控制了山海等自然资源时，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才能进行宏观调控。可见，加强国家的粮食储备、货币储备、控制山海等自然资源是何等重要。因为“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⑤。
国家的调控工具是物资、货币，但最终都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都落实到具体的人。所以，在管仲为齐国理财的四十余年中，始终突出人的作用，强调“以人为本”，他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⑥，并从人的个性出发，制定理财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制度。他还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⑦。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管仲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总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尊重百姓的意愿，合民心，顺民意。无论是在财政收支方面，还是在财政管理方面，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在国家的调控方面也体现了这一原则。《管子》指出：“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⑧。一般百姓的心理都是给予则高兴，夺之则恼怒，而国家处理政事又不能不向百姓取得财政收入。那么，如何既能取得国家所需要的这部分财政收入，又能顺应百姓的心理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给予人民利益的时候，要使人民能够察觉得到；在夺取人民利益的时候，要使人民感觉不到。这样，人民与君主(国家)的感情就融洽了。“租籍”是对人民强制性的征收，百姓对此十分反感，所以最好不采取这种形式取得财政收入；而“租税”这种征收方式，是经过谋划而取得财政收入的方式，这种征税的方式百姓不易觉察。因而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应该去掉强制性的征收方式，实行经过谋划而索取的征收方式。这里所说的“租税”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赋税”，而是指运用轻重之策以获得各种专卖事业的收入。此外，《管子》认为征收赋税的负作用太大，他指出：“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如果征收房屋税，就等于告诉人们拆毁现成的房屋；如果征收六畜税，就等于限制六畜的繁育；如果征收田亩税，就等于不让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如果按人丁收税，就等于让人们隐瞒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按户征税，就等于鼓励大户家庭(包括避籍浮浪之人)。况且，由于“令有缓急”，又给富商大贾剥夺人民造成可乘之机，“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⑨。这对人民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而实行调控方式，可能取得比赋税征收大得多的财政收入，但对百姓的影响却不大。这种运用调控取得财政收入的方式虽然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但却符合百姓的心理，容易为百姓所接受。因而，这也是管仲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国家调控的重要原因。
《管子》对物价的调控，论述得颇多，也十分周密。此处不能尽叙，只择其要者。
(一)《管子》论述了对物价进行调控的理论依据
他指出：“岁有凶穣，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因为“谷有贵贱”、“物有轻重”，所以需要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加以平抑，否则就会使富商大贾乘年成不好、粮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之机，盘剥人民，以获取高额利润。同时，还能够打击不法商贾囤积居奇。他觉察到按人口对粮食的消费数量和每亩粮食的产量计征，百姓原本不至于遭受饥饿，然而百姓却有“饥饿不食者”；国家每年铸钱造币，原本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但却“人事不及、用不足者”。这是因为“谷有所藏”、“利有所并藏”。就是说，这些粮食和钱币被富商大贾囤居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作为君主，如不能将囤积的粮食分散给人民，以均有余补不足，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费用，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即使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能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能算是国家的大治呢？换言之，就是要求君主(国家)借助财政工具，平抑物价，均平贫富。
(二)《管子》对国内不同地区粮价的高低提出了调控的办法
当时，齐国西部发生了水灾，粮食价格上涨，而东部粮食丰收，所以佣工贵而粮食价格便宜。西部的粮价每鏂是二十钱，东部的粮价每鏂只有二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东、西部的粮食价格和佣工的价格？管子出了个主意：“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谷菽粟决其籍。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于仓廪。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若此，则东西之相被，远近之准平矣”⑩。即用征收货币税而折成粮食缴纳的办法去平衡二地的粮食价格。当时规定每人征收现钱三十钱，但要求折成粮食缴纳。西部粮食价格高，每鏂二十钱，一鏂二斗，则每斗十钱，这样西部三斗即可完纳税款。而东部粮食价格便宜，每鏂二钱每斗只有一钱，要完纳税款需要三十斗粮食，即三釜粮食(十斗为一釜，三十斗即三釜)。这样一来，一釜仅卖十钱(即每斗一钱)的齐国东部的粮食就全都进入国家粮仓了。国家再以东部所纳之税赈济西部，这样既提高了东部地区的粮食价格、降低了佣工的价格，使之与西部地区的粮食价格和佣工的价格大体持平，又使西部百姓的困难得到了解决。这就是以征收货币税而折成粮食缴纳的手段调控国内各地粮食价格，使各地的粮食价格和佣工的价格得到均衡的政策。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调控物价可有多种手段，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此处则根据东、西部粮食价格差距较大的情况，而采用征收货币税并折成粮食缴纳的手段，同样收到了调控的效果。
此外，《管子》还注意调控丰年与歉年的粮食价格。粮食丰收之年，粮食价格过低，第二年人们就不种粮食了，致使粮食的产量降低，粮价便急剧上涨，民不足用。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当丰年粮价便宜，或物价下跌时，君主(国家)应该高于市价收购粮食；歉年粮价上涨，或其它物价上涨时，君主(国家)应该低于市价售出粮食。这样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可以使物资、财货的价格无论是丰年，还是歉年，都能保持均衡(11)。
(三)《管子》论述了不同国家之间也要进行物价调控的问题
《管子》认为，不仅国内的物价要进行调控，而且对国际间的物价也要进行调控。《管子》这一观点在当时说来，是非常新颖、非常超前的，即使在今天，也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之处。《管子》认为，癸度每到一个国家，一定要从四面八方调查该国的物价情况。“天下高，亦高”。就是说天下各国的物价高，我国的物价也应随之而高。如果“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各国物价高而我国独低，我国必然被天下各国所吞掉。作者没有阐述其中的道理，但是他接着讲述了一个故事：莱国产紫色精美的绢，价格很便宜。周国的人也喜欢这种精美的绢，但价格很贵，是莱国的十倍。周国商人知道莱国这种绢的价格低廉之后，就大规模地收购莱国的这种绢。莱国商人不知周国商人抢购这种绢对莱国的弊害，反而帮助周国的商人收集这种绢。其结果是，周人用一些票据抵押给莱国商人，而将这种精美的绢控制在自己手中。当莱国这种精美的绢被周国商人抢购一空之后，莱国商人握有的只是相当于货币的一堆票据，可失掉的却是这种精美的绢。当时的社会，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只有掌握大量的实物，才称得上富裕。而失掉这些实物，就说明这个国家财政空虚了，只掌握票据是毫无用途的。莱国失去这些精美的绢，就等于莱国的经济操控在周人之手，也就相当于莱国被周国吞并了。这种周人利用外贸来控制莱国经济的策略，就叫做国际间的贸易权衡战略。这段文字虽然不多，但却阐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这就是：价格是国际贸易中的锐利武器，切不可等闲视之。
在进行物价调控的同时，《管子》也十分注重调控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
(一)调控贫富差距
在平抑粮价的问题中，涉及到了通过平抑粮价以均贫富的问题，此处所说的调节贫富差距，是指由于人们智力的不同而导致的贫富不均的问题。这种矛盾，也应由国家运用财政工具加以调控。他指出：人的智力是有差别的，“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就是说，分给的土地相同，而有的人能守得住，有的人守不住；分给的财物相同，而有的人能保值增值，甚至获得十倍百倍的利润，有的人却连本钱都赔光了，更不要说利润。这种由于人们智力的差别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如果“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控，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不能贯彻，万民就不能治理，这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所以，对因智力不同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国家也不能坐视不管。因为过于富有，或过于贫穷，对国家都是不利的。那么如何调控贫富差距？第一，运用户籍、土地册了解贫富差别的状况，“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12)。户籍和田册就是用来了解贫富差距的。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知道田地的情况，然后再知道人的情况。土地够用，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起来。通过户籍和土地册籍的管理，使国家掌握了百姓的户口和土地情况。这不仅可以防止百姓的流失，而且可以根据户籍情况、土地数量和质量、常年收入情况等，大体掌握每户的贫富情况，再依据贫富情况进行征税，从而控制贫富差距。第二，建立财政周转金，即“盐铁之筴，足以立轨官”(13)，以盐铁专卖的收入足够建立财政周转金。这种周转金的作用，一是根据百姓不同季节的需要，贷工具、器物给贫困百姓，支持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如春天播种百谷之时，就准备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耕种结束之后，则令其将所借之械器、公衣及种饟、粮食，作价归偿而销毁其年初借用器具时所立之券契。二是贷款给贫困百姓。这种贷款包括黄金与钱币二种，以钱币辅助黄金。大户用金，小户用币，按贫富分别调度。三是免除田赋，征收山林资源税。《管子》规定：“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陋为室庐者，服小租”(14)。富户厚葬者税负重，小户薄葬者税负轻；富户建筑奢华的房屋税负重，贫户盖简陋的房屋税负轻。除此而外，对特殊困难户还实行“九惠”(15)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因灾荒而贫困的百姓，国家实行以工代赈制度，“以平国筴”(16)；提倡富人消费，贫人为佣，即“富人靡之，贫者为之”(17)，以解决贫困百姓的生活问题。
(二)调控农商的利益关系，即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管子》认识到，富商大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产物，“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而产生富商大贾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国家的财利被他们所侵夺之故，以致“国多失利”。而“国多失利”的后果则是“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对此，国家就应该通过粮食专卖、盐铁专卖等手段，垄断自然资源，将被富商大贾侵夺的财利，重新收回到国家手里。即如管仲所说：“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钟穣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18)。当时，国家在不同的季节，都要根据季节的需要而征收不同品种的赋税。百姓为了及时缴纳该品种的赋税，往往要低价卖掉与征税品种无关的财物。商人则利用这个机会压低价格收购这些财物，从中盘剥百姓，以获厚利，致使百姓不胜其苦。于是《管子》提出了在不同季节对不同的物资实行国家专营收购的办法，以避免百姓受商人的掠夺。国家把百姓要低价卖出的物资掌握起来以后，富商蓄贾就无法施其故技了，从而保证了国家的需要，又避免百姓受到商人的盘剥，同时也减少了商人的利益，起到了重农抑商的作用。除了运用专卖的办法抑制商人以外，国家还要用“号令”抑制商人。《管子》指出：“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只有“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才能富国强兵。所以“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19)。这里所说的“末作奇巧”，就是指商业和手工业，而“禁”就是国家发出的“号令”，即“禁令”。
在《管子》看来，国家财政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基础，所以增强财政实力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如何充实国家财政实力呢？《管子》主张采用寓税于价的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其中包括实行专卖、贷款取息和运用轻重政策，“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这样国家就不必征收赋税，也能保证国家的用度。此外，还采取“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办法以增强国家财政的实力。
(一)实行“官山海”政策，寓税于价，通过盐铁专卖以取得财政收入
《管子》认为，无论是征收房屋税、林木税，还是征收牲畜税、人头税，都不是好办法，而要想增加财政收入，“唯官山海为可耳”。因为人人都要食盐，一千万人口的国家，每日的食盐数量大约为一千钟。盐一百升为一釜，十釜为一钟，一钟为一千升，一千钟即一百万升，即使每升加价二钱，一天的收入就是二百万钱，十天即二千万钱，一个月就是六千万钱，是人头税的两倍。这种办法，“人无以避此者”(20)，但却不会引起百姓的反感。同样，户户都要用铁器，无论是做针线活的女工，还是耕种土地的农夫，抑或是从事修、造车辆的手工业者，都离不开铁器。假如每根针的价格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头税；如果每把剪刀加价六钱，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头税；如果每个铁铧加价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头税。其他铁器的价格高低，都按此加价。那么，只要人们动手干活，就没有不负担这种税收的。总之，国家通过对盐铁的专卖，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同时也可以将本来属于国家的收益重新收回到国家手中，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二)运用“谷重万物轻，谷轻万物重”(21)的原理，实行粮食专卖以取得财政收入
通过粮食专卖，操纵粮食价格，从而不必向农民征收赋税，也能增加财政收入，做到“国器皆资，无藉于民”(22)。具体的筹划如下：春天农民播种时，农民苦于没有资金，国家便向农民贷款，等到秋天农业丰收时，粮食价格下跌了一半，这时国家再要求农民以粮食偿还贷款，于是粮食便大量聚集到国家手中。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因为民间的粮食少了，价格便急剧上涨，粮价甚至能提高二十倍。这时，国家购买的器具，再以粮食折成货币支付，这样一买一卖，国家便获得了十分之九的大利。如此，便不必向农民征税，国家的财政支出便得到了保证。这就是运用粮食专卖筹措财政收入的方法。这一思想可以说是世界财政史中，最早实行粮食专卖、并运用粮食价格的波动规律，来筹措财政资金的思想。这一思想在理论上无疑是最先进的，但在实践中，则对农民的掠夺远比征收赋税更苛刻。
(三)发展外贸和旅游事业，“外因天下”，以增加财政收入
《管子》认为，除了权衡国际贸易的价格外(上文已经作了论述)，还要发展外贸、旅游事业，“外因天下”。《管子》指出：“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齐国是地处交通要冲的国家，是四通八达的地方，是游客富商的必经之地。外人来到我国，吃我们的粮食，用我们的钱币，然后，留下了他们的好马和黄金。我们掌握号令要有缓有急，掌握物价要有高有低，然后天下的宝物都可以为我所用。这就是通过发展旅游事业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还可以运用盐专卖的方式与不产盐的国家进行食盐贸易，以增加财政收入。《管子》指出：“阳春农事方作，……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23)。在阳春农事开始时，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于是，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主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将盐南运到梁、赵、宋、卫和濮阳等地出卖。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盐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君主通过砍柴煮盐以向诸侯国取得财政收入，各诸侯国也不能使我国的财物流散。这就是通过对外贸易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
《管子》关于运用财政机制调控国民经济的论述，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绝非拙文所能涵盖，拙文不过是引玉之砖。谬误之处，诚望读者指正。
注释：
①《史记·管晏列传》。
②《国语·周语下》。“厉始革典”是发生在周厉王三十一年(公元前843年)前后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终因奴隶主和贵族的强烈反对，而遭致失败，厉王被赶到彘(今山西霍县)这个地方，并于公元前828年死于彘。
③《管子·轻重·国蓄》第七十三。《国蓄》一文虽列于《轻重》篇之内，但与《轻重》所列其他各篇，无论从文体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大相径庭，所以何如璋认为：其《国蓄》一篇管子所自着。又指出：“轻重各篇惟《国蓄》是管子经言”。(何如璋《管子析疑·总论》见温廷敬编印《茶阳三家文钞》上册《何少詹文抄》卷一)元材(马非百)先生支持这一论断，认为：“窃意本篇乃全书之理论纲领。其它诸篇所提出之种种具体问题及其讨论与解决问题之种种方法，或则就此纲领中之原理原则加以补充发挥，或则提出与纲领相反之意见，或则将此纲领中之特别术语加以解释。”本文所引未加注者，均引自本篇。
④《管子·轻重·国蓄》第七十三。
⑤《管子·轻重·事语》第七十一。
⑥《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⑦《管子·牧民》第一。
⑧《管子·轻重·国蓄》第七十三。
⑨《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离情，隐瞒实情。赢，赢利，此处指隐藏户口，不纳人头税，还能创造财富，从中获得大利。
⑩《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
(11)《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12)《管子·禁藏》第五十三。田结即土地的册籍。
(13)《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轨官，即主掌会计事宜的官，此处引申为管理财政周转金。
(14)《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
(15)《管子·入國》第五十四。
(16)《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筴，即“策”。
(17)《管子·侈靡》第三十五。
(18)《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
(19)《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20)《管子·海王》第七十二。
(21)《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
(22)《管子·臣乘马》第六十八。国器皆资，国家所需要的器械都得到了满足。
(23)《管子·地数》第七十七。泲水，即含有大量盐分的卤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