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抗日战争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共同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拉夫论文,抗日战争论文,中国论文,和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和1941-1945年南斯拉夫人民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运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南两国相距遥远，其历史和国情也有较大差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却有着共同的特点。
（一）
从战略看，中南两党采取的主要作战方式都是以游击战为主的人民战争，都从理论上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战争的最终结果看，两国也“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的。”①
19世纪中期恩格斯指出：“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对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来讲，中南都是弱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不能进行正规战。因此，中南两国人民正是以游击战作为对敌斗争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争取抗战胜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游击战迫使日军以重兵保守占领地。在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逐渐将其主力用于“扫荡”在敌后战斗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也就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以无数中小型的战斗袭击日军，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富有成效的歼敌方法。在战略反攻阶段，游击队在内线反攻的同时，也挺进外线作战，收复大量失地。仅在1945年春夏，就收复城市140余座。战争结束时，中共已拥有军队百余万，敌后抗战逐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
1941年4月，德意入侵南斯拉夫。南共中央随即制订了游击战争的策略。为了指导游击战争，铁托8月间发表了《人民解放游击分遣队》的文章，规定了游击队的任务，提出了游击活动的方式、方法等。9月，铁托召开了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会议，对游击队的战术作了规定：避免与处于优势的敌人进行正面接触；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借助于灵活的行动，相互配合打击敌人；要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使敌人找不到回击的目标；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铁托领导的游击队，经历多次危险的苦战，交替使用了又能进攻又能退却的机动战术，其军事能动性在欧洲战争史上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使敌人疲于奔命，首尾难以相顾。
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和铁托也找到了非常相似的解决办法。主要的基地不应完全放在城市里，而应放在全国，放在农村”③20年代后期的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国民党对重要城市的统治大大加强起来的情况下，想以城市为中心，首先夺取大城市，以达到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是走不通的。而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了创建敌后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论述了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相互配合推进革命发展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有力地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南斯拉夫游击战争的重点也是放在农村和山区，从农村发动对城市的攻击。德意入侵以后，铁托原打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城市组织小型的游击队从事军事行动。但事实证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城市游击战的设想是不适宜的。因此，南共中央在1941年5月会议上，确定在起义中必须依靠农民群众。苏德战争爆发后，南共中央于7月4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首的突击队，并要求突击队“从城市前往农村，到人民中间去并建立游击队支队。”④为了更有利于指挥农村的武装起义，铁托在9月16日将司令部从贝尔格莱德迁到战斗第一线的乌日策地区。在长达4年的抗战中，农村成为游击运动的主要基地。“农民养育游击队，掩护游击队，农民把自己的子弟献给了游击队。”因此，南斯拉夫的革命“斗争是在城市之外，在农民当中进行的。直到战争结束之前，没有一个较大的城市掌握在游击队手里，而是在战争结束时较大的城市才由游击队解放的。⑤
中南两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从1937年开始打了8年，并且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单独抗击日寇达4年之久。在8年抗战过程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消灭敌人达百万之多，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大部国土，只有东北地区是由苏联红军解放的。就其抗战之持久、伤亡之重大，中国的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是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也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社会的援助，单独抗击德意进攻达3年之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南斯拉夫军民牺牲170余万人，财产损失达469亿美元，消灭敌人45万之多。同样，南斯拉夫人民在解放国土的战斗中，只是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得到了苏军的配合和支持。就其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来讲，南斯拉夫在欧洲参战的18个国家中，仅次于苏联和波兰。因此，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浴血奋战而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南两国革命的共同点。
（二）
从打击对象看，中南两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不仅是反对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侵略，而且也同德、意、日侵略集团在国内的帮凶及其反共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实行“以华制华”、“方而治之”的方针，利用汉奸，扶植伪政权。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大分裂。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公开叛国投降。1939年12月，汪精卫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条约，将东北割让日本，承认日军长期占领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等地。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从此，汪精卫领导的伪军配合日军不断进攻解放区，破坏抗战运动。针对汪精卫的卖国罪行，1940年2月，延安召开讨汪大会。随后，全国掀起了反投降反汉奸的热潮，有力地打击了投降活动，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
1938年10月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1939年冬至1943年春夏，国民党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对此，中共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依然实行又联合又斗争，对其反共活动要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但斗争时坚持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的目的不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是使之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中共的上述方针政策，在实行中取得了重大成功。
南斯拉夫被占领以后，资产阶级中的一些极端反动分子，把自己的阶级利益同德意法西斯的占领结合起来，他们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甘愿投靠德意法西斯与南斯拉夫人民为敌。在克罗地亚，帕维利奇“政府”组织了“乌斯塔沙”部队；在塞尔维亚，内迪奇将军组织了“塞尔维亚志愿军”等。最具典型的是以原王国政府参谋部军官、后来担任王国流亡“政府”国防部长的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切特尼克”部队。“切特尼克”部队有着极大的欺骗性，这不仅是因为它披着“王国军队”的外衣，打着“保卫”人民利益的旗号，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它还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支持。米哈伊洛维奇不但拒绝同游击队合作，反而与内迪奇“政府”签订了联合反对游击队的秘密协定，并接受德国占领军的武器供应，从而使自己彻底地堕落为法西斯占领军的帮凶和走狗。在南斯拉夫人民的抵抗运动中，“切特尼克”多次配合法西斯军队向游击队和解放区进攻，例如，1941年11月他们公然袭击了当时的南共中央和最高司令部所在地——乌日策。这样，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打击德意法西斯的同时，也必须给予“切特尼克”及其它南奸部队以严厉打击。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发展，南斯拉夫人民武装力量最终消灭了“切特尼克”部队，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作为国家和人民的罪人也被判处极刑。
（三）
从战争作用看，中南两国人民牵制了大量的德、意、日军队，有力地支援了苏、英、美等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抗战，打破了日本“北进”苏联的企图，延缓了日军南进的步伐，配合了英、美军队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对日作战；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减轻了北线德军对苏德战场的压力，支援了南线英美军队在北非、地中海地区的战争行动。
“北进”侵略苏联，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07年，日本制订《帝国国防方针》时，明确地把俄国列为第一个“假想敌国”，其战略态势也由以前的守势改为攻势。其用兵纲领规定：在占领“北满”的基础上，北进切断西伯利亚同俄国西部的交通线，然后东进攻下包括海参威和库而岛在内的沿海地区。在这种战略指导下，日本在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随后，日军开始向“北满”进军，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面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苏联在1931年12月、1932年10月、1933年1月，多次建议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协定，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绝。此后，日本一直图谋北进。
日本要北进，必须以征服中国取得战略基地为前提。而苏联要摆脱或减轻日本的威胁，则必须依靠和支持中国的抗战，使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或消耗其实力。因此，1940年12月，斯大林对即将被派往中国任苏联驻华武官、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⑥为此，苏联一方面大量增加了对蒋介石的军火援助，把拖住日本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军队在战场上积极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进攻苏联。日本制造“七·七”事变，扩大对华战争，从其战略意义来讲，是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消除其“背后的威胁”，⑦是为了完成陆军北进计划的一个步骤。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不但“背后的威胁”没有消除，日本反而在中国战场上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总兵力的70%以上，耗费了日本大量的军需物资。因此，即使在德军深入苏联国境，打到莫斯科近郊的时候，日本也一再拒绝德国的要求，无力趁火打劫，不敢贸然参战。正由于日军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滩，才使苏联得以抽调远东军队到欧洲去保卫斯大林格勒，并在那里扭转了欧洲战场的整个形势，使苏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苏联学者认为：“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军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把日军的双手束缚住了。从而，中国人民给予苏联人民以很大的帮助，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⑧
向南洋地区发展，夺取西方列强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攫取南洋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强化日本的战争机器，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德国在发动欧战以后，从1939年9月到1940年初，一直怂恿日本“南进”，为其大规模进攻英法寻找同盟军。但由于日军陷入中国战场，耗资数百亿，死伤数十万。因此，日本对于南进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在1940年夏季英法在欧战中处境维艰之时，日本也未能在东方夹击英法。对此，丘吉尔曾经庆幸的说：“德国苟于1940年法国崩溃之后即试行进攻英伦三岛，日本苟于同时对英帝国及美国宣战，则吾人所受的巨祸及苦痛之深殆不可设想矣。”及至1941年底，由于日美矛盾不可调和，日本法西斯孤注一掷，贸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与英美同时开战。但由于日本南进的时间已被推迟，英美等国已赢得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得以扩充其军备。即使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仍然牵制着大量日军。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指出：中国的抗战拖住了日本的后腿，束缚了它的军事行动。“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日本军队就会冲过印度洋，与德军会师中东。⑨如果真是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将会更为曲折和复杂。
在欧洲战场上，1944年6月第二战场开辟以前，苏联一直是被迫单枪匹马的同德国厮杀。因此，苏联在战时对南斯拉夫政策的基本点是：利用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对德军实行大规模的牵制战略，配合苏联红军的战争行动。为此，苏联一方面与逃到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加强联系，协调其战略；另一方面又通过共产国际命令南共发动武装起义，“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并促进苏联人民的正义斗争。”⑩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流往国外后，南共中央高举抗战旗帜，领导武装起义。经过4年的抗战，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打退了德意法西斯军队的7次大规模进攻，长期拖住德意及其附庸国的60-70万大军，使其不能参加对苏作战。在战争期间负责“东南线”的德军上将莱尔在1945年6月受审时曾这样评价南斯夫的抗战：“使被牵制在南斯拉夫的德国部队解脱出来并调往东线这一首要任务根本没有完成，相反，不得不调来新的德国士兵和指挥人员。”(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奇功的朱可夫元帅在1957年访问南斯拉夫时指出：“在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的艰难日子里，苏联人民和苏联军人以感激的心情望着你们南斯拉夫，当时你们在南斯拉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地同占领者展开斗争，牵制了法西斯军队的大量兵力。(12)
南斯拉夫人民的抵抗运动有力地支援了英、美军队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的作战。首先，南斯拉夫游击队使大量德意军队陷入巴尔干战场之中，无力增援北非战场，有利于西方盟军在北非发动攻势，扭转其不利的战局。其次，巴尔干要冲的激战，阻断了中欧与地中海的交通线，破坏了德意军队的后勤供应线，从而使德意法西斯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力量大为削弱；最后，南斯拉夫的抗战还直接配合了英美盟军在南欧地区的战斗，使其顺利攻入意大利，迫使意大利投降。
（四）
从中南两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来看，虽然两党是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虽然两国的斗争都支持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但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国际却对中南两国革命心存疑虑，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束缚了中南两党的行动。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始终是抗日的主力军。中国人民的抗战，遏制了日本军队的北进，从而使苏联在远东地区获得了一方安全，集中其力量在欧洲反击德军。但是，当时苏联政府不但在政治上承认蒋介石政权，而且在经济上将向中国提供的一切军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对于中共，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则存有怀疑。他们怀疑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认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1944年8月，莫洛托夫在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会谈时认为：“中国有人自称共产党，其实不是，就是一批人没有土地，分完土地就完了。”(13)斯大林也多次指出：中共是“人造奶油”共产党，是“来路不正”的共产党，是“红萝卜”式的共产党(14)（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苏共还怀疑中共的力量。苏联在利用中国牵制日本问题上，是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共的力量还太“孱弱”，中国共产党无力取代蒋介石。在抗战后期，斯大林在接见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时认为，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能负起统一中国的领袖，而中共的领袖却没有一个有资格足以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15)
在上述指导思想的支配下，苏共在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束缚中共手脚，要求中共对蒋介石采取无条件的联合和妥协迁就的错误方针。在抗战初期，苏联反对中共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支持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要求中共放弃领导权，服从国民党的政策。对此，周恩来曾经指出：“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关系也好。”(16)毛泽东后来也指出：“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17)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歼新四军6000余人，面对这一事件，苏联一方面仍将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给国民党，另一方面要求中共采取克制态度，避免内战扩大。“皖南事变”后，中共代表在重庆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共产国际对此横加指责，并要求中共“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1943年12月季米特洛夫致信毛泽东，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共正在执行“减少同中国外来占领者的斗争和摆脱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硬将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指责为反对或摆脱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避免国共发生内战，极力维护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为此，抗日战争刚一结束，斯大林就亲自来电，督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就其军事意义而言，南斯拉夫的抗战是支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在政治上始终承认逃到伦敦的流亡政府，拒绝承认铁托建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军事上，苏联在战争初期不断向南共施加压力，要求将其武装力量交给米哈伊洛维奇领导。在游击队最为艰苦的1942年，苏联以“技术上的原因”为借口始终拒绝对游击队提供援助。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共领导的抵抗运动正处于困难阶段，而得到英美等国和流亡政府支持的切特尼克部队在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尚占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尽管共产国际号召南共领导抗德游击战，但斯大林并不相信南共有能力取得革命胜利。此外，苏共中央还在一系列问题上限制南共的行动，反对南共将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要求淡化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色彩；在南共与侵略者及卖国政府进行殊死斗争之时，苏联在1942年8月却宣布将其驻流亡政府的公使馆上升为大使馆，对南斯拉夫革命产生了消极影响；南共中央原定于1942年11月在比哈奇召开的第一次反法西斯会议上成立临时政府，但由于苏联反对而被迫取消。1943年11月，南共中央在亚伊策召开的第二次反法西斯会议上，在未征求苏联意见的情况下，宣布成立人民政府，不再承认彼得国王及其政府。在得知亚伊策决议后，苏联政府反应强烈，认为这“是对苏联和德黑兰决定背后捅了一刀。”(18)在战争后期，斯大林再三施加压力，要求南共领导的人民政府与流亡政府之间达成妥协，要求铁托将彼得国王接回去，作为南斯拉夫的象征。在斯大林的压力之下，铁托被迫同意与流亡政府组成联合政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共中央怀疑中南两党的力量，不相信两党有能力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两国革命，严重损害了中南两党的利益。苏共中央之所以如此，是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追求和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在抗日战争前期，苏共要求中共无原则地与国民党联合，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是想以此来换取国民党的抗战，牵制日本使其无力北犯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以后，苏联的所作所为则是为了履行按照雅尔塔协定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促成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避免中国发生内战，从而维持苏美共同划分中国的现状，确保苏联已经获得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越权益”。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斯大林在战争前期是以限制南共来换取西方国家的对苏援助；在战争后期，苏联迫使铁托同流亡政府达成妥协，则是为了维护斯大林和丘吉尔就巴尔干势力范围问题所达成的默契。总之，斯大林是将中南革命服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以牺牲中南两党的利益而换取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妥协。从战时苏共中央对中南两党的怀疑和限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苏南冲突和中苏论战了。
注释：
①③［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261、25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6-3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④⑤(18)［南］伊万·博日奇等著《南斯拉夫史》（下册）第682-683、801、75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⑥［苏］瓦·伊·崔可夫著《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译本）第35页。
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267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⑧［苏］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第53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⑨［美］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中译本）第49页。
⑩［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12)［南］米·波波夫斯基著《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第63、1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13)(1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60、17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4)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340-3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1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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