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的森林——德国现代女诗人艾瑟#183;拉斯凯—许勒及其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拉斯论文,诗歌论文,孤独论文,森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猛然问我忍不住要歌唱——
却不知为何？
——然而当夜晚来临时，我总要伤心地落泪
痛苦从周遭的一切中升腾
愈聚愈浓
一直压在我的胸中。
——拉斯凯—许勒
文字创作是寂寞的行当，作家是这条路上踯躅独行的人。德国现代著名女诗人艾瑟·拉斯凯—许勒（Lasker—Schüler）的生活与创作证明了这一点。许勒说：“只有研究者才对我感兴趣。”事实正是如此，人们发现、赞誉许勒是经历过一个渐进过程的。但人们越是研究这位作家本人、她的作品以及她所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就越对她感兴趣。
同其他本世纪初的表现主义诗人一样，许勒的作品在希特勒专政时期也遭到了查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了50年代，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表现主义文学，大量的文章和著作相继出版。许勒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被人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许勒的文献数量已蔚为可观，她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坚固。许勒现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有些人甚至把她推崇为文学女性的典范。比如，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希尔德·多闵在一篇评论许勒的文章中就这样写道：
在联邦德国，没有任何一位女诗人在出版第一本诗集时，不被评论为：“堪同拉斯凯—许勒媲美”，或是“不亚于或仅次于拉斯凯—许勒媲美”，或是“不亚于或仅次于拉斯凯—许勒”，哪怕这位新人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拉斯凯—许勒相距甚远。〔1〕
这样的一位作家在中国至今仍鲜为人知，即使日耳曼学者对她熟识的也为数甚少。在文学史上，人们习惯于把许勒归纳到表现主义流派。在最具有代表性的表现主义诗集《人类之黄昏》中辑有20多位诗人的作品，许勒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诗人。然而中国文艺评论界在介绍西方表现主义文学时，目光往往只集中在那些男性诗人身上，绝少提及这位女作家。无论从许勒当时在德国文学界的影响，还是其后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这都有些不公。本文希望通过对许勒及其诗歌的介绍，使中国读者能够更多地认识和了解德国的现代诗歌。
拉斯凯—许勒常被看作表现主义先驱，而实际上她的作品与表现主义之间存在着差异。她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点连《人类之黄昏》的出版者库尔特·平图斯也确认不讳。〔2 〕许勒的诗虽然也在控诉无情的世界，并但没有表现主义的严酷与绝望。面对残酷的现实，她选择的是逃避而不是抗争。在诗歌中，她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具有东方色彩的比喻塑造出一个个幻想世界，在那里寻求爱与安慰。在她的诗中充满着和谐的气氛，同时也伴随着淡淡的忧伤。而这一切与她坎坷的身世、她的犹太出身以及她所处的年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许勒1869年2月11日出生于德国埃伯费尔德（Elberfeld）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自小孤僻、桀傲不驯。11岁时由于患了“舞蹈病”而缀学在家，接受母亲辅导，在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中享尽亲情之爱。童年的时光仿佛天上乐园，在许勒的脑海中留下美好的回忆，成为她日后创作中反复咏叹的主题。
然而童年的快乐时光很快就成为过去。13岁那年，许勒最喜爱的哥哥不幸病逝，之后，她至爱的母亲也离开了人间。1894年，许勒嫁给了柏林医生贝尔托·拉斯凯，随后迁居柏林。这一婚姻没能持续多久。从小富于幻想、不受约束的许勒不能忍受小市民家庭的狭隘，1900年二人宣布离异。这次离异是许勒生平的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许勒对市民生活方式的断然抛弃，从此开始了她动荡不安、穷困潦倒的艺人生涯。
90年代晚期许勒结识了另一位流浪诗人彼得·西勒（Peter Hille），此人成为许勒的启蒙导师，从他以及他周围的圈子里，许勒获得了一个艺术家的自信。如果没有西勒，许勒自认为她不会成为诗人。西勒去世后，1906年许勒出版了她的《彼得·西勒之书》，在书中表达了对这位导师与密友的深切崇敬与缅怀，称他为先知，为圣彼得。
1903年至1910年间，许勒与音乐研究者及作家格奥尔格·莱文结为伉俪。莱文是德国表现主义文学倡导者，许勒送给他一个名字：哈尔瓦尔特·瓦尔登（Herwarth Walden）， 此后他便以这一名字而驰名于德国文学艺术界。许勒辅助瓦尔登创办了重要的表现主义杂志《狂飚》，从而促进了现代文学艺术不仅在柏林和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的兴盛。
在随后的几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勒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其最著名的诗歌、戏剧与散文都相继在这段时间问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勒的许多好友、年轻的艺术家在战斗中身亡，这给她带来了无比的悲痛。1927年，她唯一的儿子保罗病逝，这一巨痛使许勒在文坛上沉默了许久。1932年，许勒获得德国克莱斯特文学奖，人们赞誉她的诗“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堪与德国语言大师的不朽之作相媲美”。〔3〕然而这一荣誉来得太迟了，面对日益加剧的国家民族主义， 许勒在德国已失去了安全感。第二年，她被迫流亡瑞士，在随后的十几年中，许勒曾先后三次赴巴勒斯坦。在最后的一次旅行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她没有能够再回到瑞士。在耶路撒冷，这个她曾日夜向往，而今却满目疮痍的地方，她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这期间她仍未缀笔耕。1945年1月22日，许勒在流亡地孤独地死去，被葬在乐尔山。
许勒的一生是在孤独与痛苦中度过的，无家可归的感觉始终伴随着她。“我是这样的孤独”，“我的心要归向何方？”，“一直在海上／再也没有停靠的港湾”。凄凉的身世和不幸的遭遇是造成她内心凄楚、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次婚变后，许勒再没有过固定的家，她始终生活在狭窄逼仄而拥挤的房间里，生活窘迫，一贫如洗。为了维持生计，她甚至哀求出版商出版她的作品。许勒一生渴求爱情，希望能从爱情中得到些许安慰，然而她却在爱情中历尽坎坷。许勒一生中曾有过许多恋人，但每一次匆促的恋爱都如昙花一现。没有人能够抵抗许勒的爱慕，也没有人能够长久地承受她，这使她常常陷入情感危机，饱受伤害。生活的冷酷使她不断地追忆童年，渴望在这冰冷的世界里能以家庭的温暖来抚慰伤痛的心灵，但家庭温暖已成过去，失去的一切不能复得。母亲过早谢世，许勒把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加倍给予被她视为自己生命的儿子，而她的儿子却长期病魔缠身，最后别她而去。巨大的悲痛带给她的是长时间的消沉，许勒写了许多诗献给她的母亲和儿子，借以寄托对她们的怀念，抚慰失去亲人的痛苦。
使许勒陷入孤独无助、无以依托境地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她的犹太出身。作为生长在异国它乡的犹太人，漂泊不定、无家可归的感觉是其命中注定、难以摆脱的。许勒生活的年代，正值犹太民族再次遭受历史上被驱逐被迫害时期。既是犹太人，又是德国人的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经受着双重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生活在德国时，她日思夜想着其祖先生长的地方，而真正置身于耶路撒冷，她又找不到梦里寻求的真谛。无论在德意志，还是在犹太世界，她都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
对于法西期专政时期的许多流亡作家，德语就是他们的故乡。然而正是在这一语言当中，许勒感到了深深的“乡愁”：
我不懂得这冰冷
国度的语言，
也迈不开它的步子。
连飘过去的云，
我也无从解释。
夜是一个继母似的女王。
我不得不永远想着法老的森林
吻着我的星辰的图像。〔4〕
然而诗人所渴望、所追求的真的是其祖辈的宫殿、那法老的森林吗？诗人诗歌中那些有关旧约中的故事的描述似乎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不过即使在这里，在诗人面向其祖先、其根源时，仍然抹不去那无家可归的感觉。
面对她的同胞，许勒的感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她热爱她的民族，为其民族的不幸遭遇而深感痛苦，并为自己是犹太后裔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她与犹太民族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隔阂。生活在埃伯费尔德的许勒一家同无数生活在德国的上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一样，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周围环境同化，对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几乎已经完全忘却了。因而在家中许勒没有受到正式的有关宗教方面的教育，这方面的知识她大多是通过眼见耳闻获得的。犹太教义、传统与习俗对许勒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她也不赞同犹太教的刻板与教条。
许勒对犹太民族的这种矛盾情感在《我的同胞》一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那块象征着她生命根基的不可动摇的巨石已经风化；那血缘、信仰的超人力量在她身上已涤荡殆尽；她似一条小溪，从巨石中流出，陡然坠入深渊，无助无靠，独自流趟。然而，那巨石，她的同胞，在绝望中的叫喊声还依然并且永远在她胸中回荡。
既是犹太人又是德国人的双重出身使诗人失去了根基，如断线的风筝，如海上漂泊的小船，飘飘荡荡，没有安全，没有保护，不知漂向何方。
许勒的凄楚、孤独心境还与她所处的时代有关。许勒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当时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冲突激烈。一方面，工业车轮飞速旋转，将德国经济推入帝国主义阶段，统治者的侵略野心也随之急剧膨胀，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然而物质生活的改观并未带来精神世界的改善，相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城市里，大机械化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繁琐复杂的社会结构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冷漠。人们为了生计而奔波，为了获得物质利益而相互倾轧。工业的发展使自然界遭到破坏，城市已不再是原来的天然公园。在这里到处是冷冰冰的石头瓦块、烟囱以及刺耳的噪音……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每一位感觉敏锐的作家都会陷入深深的痛苦，许勒就是其中的一位。严酷的现实成为影响她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悲观厌世，逃避现实是她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诗中，她哀悼上帝之死，控诉没有上帝、没有情感的机械文明。面对社会危机，她逃向自我，甘于寂寞，试图以此来“结束混乱”。
她是个生活在基督教徒当中的犹太人，从上学起就得忍受各种恶意的反犹言论。她富有诗意，极其敏感，却生活在90年代埃伯费尔德的庸人市侩之中。她具有男人的才智，却是女儿之身。〔5〕
文学家评论家基该斯蒙特·冯·阿得基（Sigismund V.Radecki ）这段评论充分概括了许勒痛苦而不幸的一生。
所有世界的不幸遭遇都被许勒容纳在创作之中。既然现实世界不能给诗人以安全、可靠与寄托，那么只有由她自己来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个自我天地。现实世界的漂浮不定迫使诗人转向幻想世界，在那里寻求依托。
对许勒来说，生活与创作不可分割。这不仅在于，诗人的创作内容源于其对生活的深切体验，更主要的是，诗人在诗歌中以现实中的素材描绘出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并在这一世界中真正地找到了自我。在诗人看来，生活本身就是创作。“许久以来我忘我地生活着——在诗歌里。〔6〕诗人把她自己、她的故乡、她的父母、儿子、 朋友以及所有在她生活中出现而又离开她的人都写进了诗歌，将所有的现实都融入了她的幻想世界，写作成为她逃离现实、继续生活下去的支柱。在现实中她如此贫穷、惨淡，然而在诗歌之中，在她的幻想世界，她拥有着巨大财富。她是特本城的王子，埃及的约瑟夫，巴格达的马里克或蒂诺公主。戴着这些面具她生活在冰冷的现实之中。尽管不断遭受爱情的打击，她却写下了德国最美丽的爱情诗句；尽管始终生活在反犹主义的恐怖之中，她却在讴歌各宗教和解的精神；她热爱这个世界，热爱世人，尽管她自身遭受了许多不幸。
我把爱带给了这个世界——
使每颗心都开放出蓝色的花朵，
我一生疲惫、终日不眠，
包容在上帝深深的呼吸之间……”〔7〕
许勒一生创作甚丰，写下了500多首诗歌。 其主要诗集包括《闵河》（Styx,1902）、《第七天》（Der sicbente Tag,1905）、《我的奇迹》（Meine Wunder,1911 ）、 《希伯莱叙事诗》（Herbraeische Balladen,1920）、《协奏曲》（Konzert,1932）以及《我的蓝色钢琴》（Mein blaues Klavier,1932）。人们习惯上把许勒的全部诗作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其中1905年前的诗为早期诗作，1905年到1927年之间为中期，1927年后为晚期。
在许勒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早期的诗作明显受到当时德国青春艺术风格的影响，这种风格的作品偏爱春与舞蹈的比喻。玫瑰与百合花以及描绘攀缘、缠绕运动的词俯拾皆是，随处可见，并且诗歌中带有传统的浪漫色彩。而这些特征在中晚期作品中逐渐消失。
从语言上看，许勒的诗歌从早期到中晚期经历了从爆发到宁静最后到暝想的演变过程。《闵河》中的诗歌大多充满激情，诗人常常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以及强调和感叹句来抒发情怀。例如，《你的风暴之歌》一诗，几乎整首诗就是由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组成的：
你，让你的风暴之歌狂啸吧！
穿过我的爱，
穿过我燃烧的宇宙。
摧毁一切，吞噬一切，
不断轰隆作响
就象隆隆的雷声！〔8〕
……
而在《第七天》中，这种情感则趋于安恬、宁静，到了《我的奇迹》以后，已变得深沉、抑郁。
许勒的诗歌进入中期以后，已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在此后的作品中一直未发生多大改变。在诗歌的形式方面，早期大段押韵的诗歌逐渐被不押韵的句组式诗歌所取代。《我的奇迹》中的诗作，除了《一块古老的西藏地毯》一诗外，全都是不押韵的，并且每一节只由两到三句诗组成。在内容方面，各个诗句常常是独立地存在着，互不关联。有时一个诗句只道出一词便戛然而止，以无声代有声，让其余音缭绕在由各诗句、各句组所构成的广泛空间里，使整首诗的韵致令人回味无穷。这种艺术效果是通过塑造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形象，并赋以象征意义而获得的。在创作中，许勒擅长于把感官与意念、具体与抽象相融合，使诗中之境既源于感官而又高于感官，诗中之意既附着于境而又超越于境，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正是由于许勒诗歌中各种形象并置的特点，使人们在阅读其作品时不禁要问：诗中所描绘的世界还能称其为“世界”吗？在诗中，一幅幅画像接踵而至，它们之间既无因果关系，又无特定次序，互相毫不关联。诗歌内容已不再符合逻辑，在诗中读者已找不到思想感情的发展线索，因而，即便将各诗句相互调换，也不会对整首诗造成多大影响。
然而所有这些各自独立的画面都维系于一个中心：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中心。情感就象一丝线，将所有画面穿织在一起。一首诗就似一条感情的锁链，每一画面都在自己的环节上体现着情感的某一侧面或细节。因而，诗中的每一画面都是情感的载体，具有象征主题的意义。
而正是这些象征主题的画面使诗歌具有了一种深远的意蕴。诗的主题蕴藏在各个画面之中，而又超然于画面之外，读者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各画面之间的空白，完成从一个画面向另一个画面的跳跃。对一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的欣赏过程即是一无终止的把玩过程。
那一生一世的愁苦，一生一世的孤独又怎能用言语说得清，述得尽呢？
依靠幻想才得以生存的许勒又将她的幻想写入了诗歌。因为她的幻想是为了对现实的逃避，所以她的诗歌满载着一种甜蜜的痛苦。许勒的一生饱尝了苦的滋味，借助形象化的语言她将这苦味一一道来。读许勒的诗，使我们在赞叹其高超的创作技巧的同时，又会深深地为其悲惨的命运而哀痛。
注释：
〔1〕希尔德·多闵（Hilde Domin）：《希望犹存——来自德国的传记》（慕尼黑，苏黎世，1982），第129页。
〔2〕见库尔特·平图斯（Kurt Pinthus）：《同时代人》。 《马尔巴赫论文集》，1971年第4期，第75—81页。
〔3〕引自克莱斯特文学奖证书原文。 载埃里卡·克吕森纳：《拉斯凯—许勒》（汉堡附近的赖百克，1990），第108页。
〔4〕摘自《乡愁》，《艾瑟·拉斯凯—许勒诗歌1902—1943》（慕尼黑，1988），第二版，第166页。
〔5〕引自卡尔·约瑟夫·霍特根（Karl Josef Hoeltgen）博士论文《艾瑟·拉斯凯—许勒诗歌研究》（波恩，1958），第63页。
〔6〕吉斯贝尔克（Ernst Ginsberg）编：《艾瑟·拉斯凯—许勒：作品与文献》（慕尼黑，1952），第368页。
〔7〕摘自《祈祷》，《艾瑟·拉斯凯—许勒：诗歌1902—1943》（慕尼黑，1988），第二版，第286页。
〔8〕摘自《你的风暴之歌》，《艾瑟·拉斯凯—许勒：诗歌1902—1943》，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