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其与时俱进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与时俱进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哲学，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起点，迄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从20世纪走进了21世纪。其间，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人类文明逐步攀升，经济全球化和思想文化多样性的特点日益突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曲折发展，已经在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上呈现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哲学从理论思维上发挥了总结经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揭示未来的独特作用，而它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性研究更是功不可没，在长期的异常复杂的实践中指引着我们清醒而执著地阔步前进。
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性研究为什么能够发挥如此独特的作用？它们又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发挥这种作用的？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1] 理论工作的巨大前进，主要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而这种发展和创新又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坚持和继承，需要以一定的基础理论为出发点，这就是基础理论不可缺少的作用，也是理论的任何具体形态或应用形态所无法代替的。哲学的基础理论，它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都是人们经过亿万次实践而抽象和概括的成果，它们形式上的抽象丝毫也不影响其理论的深刻性和普遍性。列宁曾经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逻辑学指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2]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有极高的评价。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尽管形式“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但“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他的历史观是“宏伟的”，虽然他把真正的关系“颠倒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3]。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把黑格尔哲学体系视为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所以，列宁才那样重视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认为在黑格尔这部唯心主义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他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借以透过黑格尔哲学所阐述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基本思想，透过这一哲学体系的迷宫，进一步了解自然界的发展、人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达到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可以说，当时的先进的德国人就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4]。
关于发展观
对发展的科学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5] (P244)马克思、恩格斯把黑格尔辩证法视为上述思想最早最完满的形态，把这一辩证哲学归结为“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他们认为，发展的思想从黑格尔时代起已经深入一般人的意识，未必会有人直接反对它。“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5] (P244)对待发展的思想，关键在于运用，在于理论和实践的一致。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发展的思想，一贯主张通过发展来解决各种问题。早在1937年，毛泽东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而撰写的哲学著作中就鲜明地提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或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他要求用科学的世界观去认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从中找出运动发展的内在联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出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背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错误所在，找到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正确道路。我们党正是在这一世界观的指导下，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迎来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性胜利。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证明我们在坚持发展、坚持辩证法世界观上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而且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上也存在错误，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这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取得的重要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正面的成功的历史经验；而背离发展、背离发展的客观规律，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则是我们反面的失误的历史教训。
当然，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思想、开放的理论，它从来都是为认识真理开辟道路的，而从不把实践证明了的错误论断视为正确的思想要求别人奉行。应当说，邓小平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善于从历史经验和时代要求中形成理论，善于以深刻的哲理提炼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掷地有声的语言，要求人们“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把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提到了人类发展的新高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变化，邓小平理论对发展的深刻理解又被形成于世纪之交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深化和发展，江泽民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把发展定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发展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做了明确的界定，进一步把发展制度化、固定化了。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体现。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根据党长期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继续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系统研究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发展观注入了科学内涵，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提出统领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既注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作为发展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注重全面协调各种关系，营造有利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把尊重客观规律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统一起来，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进一步把第一要务的定位落到实处，从理论上丰富和升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执政理念与发展观。
关于矛盾观
坚持事物本身的矛盾性，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理论观点。
在前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上，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理论界长期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无矛盾的社会，是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社会，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发展动力的社会。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矛盾论》中就明确提出：“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6]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泽东进一步以矛盾学说为基础，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初步探索，提出著名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的论断。随后，他又更为明确地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7] (P767)他认为，这些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相互适应又相互矛盾的情况，在今后的实践中需要不断解决平衡不平衡、统一不统一的矛盾。矛盾的统一和平衡总是相对的暂时的，而打破这种统一和平衡，出现不统一、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永恒的。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同时，他也告诫我们：“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7] (P766)“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7] (P766)可以说，毛泽东是继列宁之后从哲学上把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解释和发挥得最彻底最科学的杰出代表，也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奠定基础、作出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毛泽东从他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中引发出来的社会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传统，成为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成为指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根据和出发点。
邓小平早在拨乱反正之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又一次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他认为，从毛主席提出这一问题后的二十多年实践来看，这一提法比较好，也比较妥当，当然还需要就此做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因此围绕这一基本矛盾而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自然就成了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成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期的中心任务。后来，邓小平理论所形成并一贯坚持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也都是围绕着解决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是以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矛盾为前提的。矛盾层出不穷，解决矛盾无止境，改革也是无止境的，联系矛盾研究改革也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哲学长期坚持的研究课题。正如邓小平要求的那样，不论出现什么样的风波，改革必须坚持，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20年，要看下世纪的前50年。这件事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必须坚持干下去。
从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今的16年间，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进行了正常的交接，其间一以贯之的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与邓小平提出的坚持改革、为今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贯彻，始终贯穿着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同样贯穿着正视矛盾、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没有改革就没有持续发展的真理，也进一步揭示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内在联系，表明只有从哲学的高度，从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才能把改革与发展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关于人民群众论
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从毛泽东开始，一贯把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视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并且在革命和建设事业日益壮大的进程中坚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人民的概念和人民的范围，强调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强调对待一切问题，诸如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都要扩大眼界，从对全国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立足点出发，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当然，这也不是一切由政府包办，许多人和事是可以由社会团体和群众想办法解决的。毛泽东经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要求眼睛向下，做群众的小学生。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热爱人民，依靠人民，始终为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彻底解放而奋斗的。他坚持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视为我们的传家宝。即使在蒙受不白之冤、身处劣境的情况下，他也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消灭贫穷，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他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与归宿，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得失的标准。他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就是这样以他光辉的一生，特别是在晚年他从改革开放实践中吸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为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推进人民群众的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充分反映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老一辈革命家那里接班而先后形成的领导集体，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他们都是以坚持改革开放的形象和关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风貌而著称于世的。他们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以逐步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推进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解放。正如江泽民总结的那样：“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他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也正如胡锦涛多次要求的那样：“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所有这些亲民、为民、利民的论断，以及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优良作风，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而且与时俱进地凝聚了时代精华，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历史进步论
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是以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前进趋势与客观规律为基础的。人类漫长的历史行程并非扑朔迷离、难以测度的迷宫，各种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也并非毫无因果联系的偶然事件的堆砌。唯物史观同长期统治社会历史领域的唯心史观相反，它坚持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解释实践，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中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看做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结构发展的历史，看做一个十分复杂、曲折、充满矛盾而又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进步的发展过程。
历史进步论既充分估计到历史变化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又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预见到人类终将从分裂走向联合、从片面畸形走向全面发展、从相互争夺走向和谐相处、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美好前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上述历史进步论的指引下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
毛泽东根据历史进步论的理想信念，为翻转中国历史的乾坤，变黑暗的旧中国为光明的新中国而毕生奋斗。他能够依靠的只能是历史的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经常用来面对挑战、克服困难、树立信心的总是这样两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字里行间可谓语重心长，言简意赅，包含着厚重的历史经验和颠扑不破的真理，也集中体现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灵魂与精髓，因此而必然成为照亮我们前进方向的灯塔。
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是结合时代和理论发展的需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他在晚年主动退下领导岗位以后，集中思考的是如何从思想理论上保证长治久安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也是很朴实的，因为它靠的是实践、是实事求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不论前进中有怎样的曲折，规律性总是要在排除干扰中开辟道路的。他满怀信心地要求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会消失，也不会失败，要为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飞跃做出新的贡献。
邓小平是从马克思主义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层次上解决问题的。他首先全面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反两个方面。作为这一规律的主导方面和本质方面是高级代替低级，进步代替落后，封建社会必然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种必然性是通过无数曲折、甚至暂时复辟倒退才实现的，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属于上述规律的非主导、非本质的方面。对于这两个方面，不能不加区别地同等看待，也不能片面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邓小平还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上分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历史特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资本主义从自身的繁荣和危机中也在不断总结和调整，不断提高应对的能力。而社会主义仅有不足百年的历史，许多经验教训还需要消化，例如我国由于自己的偏差和失误还耽误了20年，失去了许多机遇。当然，社会主义遭受的严重曲折也并非全是坏事，人民会从中经受锻炼，吸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以它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为基础的，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所证明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不符合历史和现实，是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根本背离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21世纪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承担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使命，承担着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历史进步论的创新任务。对此，这一重要思想的着眼点在于：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归因于理论创新，又把理论创新归因于能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这需要在思想认识上自觉地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二是把历史进步论的研究提到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并把历史发展规律深化和具体化为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几个重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类走向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开辟道路，也从理论的根本性、基础性和历史观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坚持历史进步论与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统一的。历史进步只有通过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观也只有以历史进步为目的才能真正落实。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进步论时还需要经常注意和回顾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继续深化发展观的研究。新世纪之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清醒地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致力于前进道路和未来远景的规划，从提出统领一切的科学发展观，到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再到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部署，都是对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具体化，是对创造性运用与发展当代三大规律做出的新贡献。
使发展真正促进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就要有既能体现客观规律，又能体现人民群众创造精神的发展观；就要有既能包容历史经验，又能回应新世纪实践需要的发展观；就要有既能协调人际关系，又能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观；就要有既使发展成为现实，又使发展得以持续的发展观。总之，时代呼唤新的发展观，呼唤理论上周全、生命力强大的科学发展观。
发展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维护好他们的利益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曾经有过只要工业化、不要人民福利的片面的发展观，其结果是卫星上了天，而人民的福利却遭到漠视，这样的发展观怎么能受到人民的支持、为人民所拥护呢？在我国，也曾经发生过违背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志、追求跨越阶段发展的“大跃进”运动，其结果是发展受挫，人民遭殃，当然也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历史的进步是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也要由人的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离开人的发展来谈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是不可想像的。
发展是全面的均衡的发展，是需要协调与统筹的发展。具体来说，一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二要统筹区域发展，沿海要帮助内地发展，既要实施西部大开发，又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进中部崛起，发挥各地区优势；三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力戒片面追求生产数量的增长，要着眼于社会的全面进步，着眼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四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把注重环境、节约资源、善待自然、为人类未来着想注入我们的发展观；五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综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深受“文化大革命”摧残、背离马克思主义、问题成堆到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道路，从拨乱反正到明确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从实现温饱到建设小康社会，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间创造的历史速度和历史奇迹，在理论上无不得益于科学发展观，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益于唯物史观的历史进步论，也有力地揭示了历史进步的总趋势和客观规律是不可阻挡的，科学发展观和历史进步论是不可改变的。
几点启示
上述列举的发展观、矛盾观、人民群众论和历史进步论，当然不可能囊括当代中国哲学所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观点，而只是力图突出这些论断的基础性及其与时俱进的创新性，为进一步研究哲学的基础理论提供“一孔之见”。
其一，基础理论诚然貌似抽象，离现实较远，但在认识世界、认识规律上却不可或缺，并且深刻地反映着具体，包容着具体，反映着时代，体现着时代精神，也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提供着基础和生长点。因此，没有基础理论，哲学就不能反映时代、反映具体，也不能升华与形成规律。哲学靠基础理论而发展、而应用、而创新、而形成分支。哲学基础理论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它正是在与时俱进中不断生长、不断充实、不断丰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成果。如果基础理论停滞了、僵化了，哲学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其二，当代中国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基础理论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产生过两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论创新开拓了新境界和新局面，中共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统领一切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新论断、新成果，都从各个方面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的历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这一历史生动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保持着永恒的生命力，也保持着永远同时代、同实践、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品质。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从实践中吸取力量，以理论上的不停顿去推进事业上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前进。
其四，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忽视，既是由基础理论的性质和内涵所决定的，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所决定的。从基础理论本身看，它直接涉及的是理论层次上最高最根本的问题，像世界观、历史观和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这样的问题，它的着眼点和研究的重点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发展趋势、基本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从我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8]。在这里，邓小平又一次把我国20年的历史教训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上来。当然，研究哲学基础理论，既要坚持基本原理，坚持从世界观、历史观和客观规律的高度看问题，又要坚持同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和新情况、新问题。当前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误以为哲学要走“超凡脱俗”之路，架空基础理论，使其蒙上玄奥思辨的色彩，离开现实生活，离开日新月异的实践，离开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新挑战，把基础理论抬高为脱离大地的无根的“贡品”。二是误以为哲学要走片面务实和经验主义之路，使哲学离开理论思维和理性思考，拒斥抽象与概括，推崇具体与个案，崇尚哲学分化与应用，使哲学只见成堆的树木而不见森林，只见无数的个人而不见社会。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基础理论时所不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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