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收入水平论文,农村居民论文,差距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市场需求不旺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如何刺激市场需求已成为政府及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增加收入是刺激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经济持续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作为一个拥有9 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状况直接关系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农产品价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城市化水平等均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目前对农民收入与消费需求之间、农民收入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系统研究仍然不多，而且都停留在一般认识上，缺乏定量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经济变量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一是研究农民消费倾向现状，分析农民收入水平及分配状况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PC）、平均消费倾向（APC）的影响程度；二是对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测算因素弹性系数，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变动趋势
1978～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状况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经过了“高速增长—缓慢增长—停滞增长—恢复增长—停滞增长” 5个阶段，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1979～1984年高速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有两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推广；二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及收购市场放松管制。这两项改革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也迅速增长。6 年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5 元，增长1.65 倍，年均增长17.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均增长14.8%，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增速最快的时期。反映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却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上述两项改革措施为农民提供了较为平等的、无歧视的机会，绝大多数农户都可以从农业经济快速增长中获益。
（二）1985～1988年缓慢增长阶段
1985年以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工业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而且增长的来源主要靠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农村非农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表现出较强地域性特点，农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1988年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比1985年上升了14%，省际基尼系数扩大了26.7%。
（三）1989～1991年停滞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增产不增收。该阶段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保持年均4.8%的实际增长速度，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连续保持历史较好水平，但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局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滞缓。1989年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水平还出现了负数。这一时期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不大。
（四）1992～1996年恢复增长阶段
由于国家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较大幅度提高棉花、蚕茧等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加上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产业变革进程相对应，农民收入分配差距也随之扩大。
（五）1997～2000年停滞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但同时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已经连续4年下降。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
从凯恩斯（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到杜森贝瑞（Duesenbr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再到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消费理论都突出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消费决定理论，在供给充分的情况下，主要由需求决定消费额。而需求的决定因素又主要是消费者收入水平及消费品价格。在价格总体水平持续下跌即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收入就成为影响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的主导因素。这里利用国家统计局相关年份农户收支资料，借助一定的经济计量模型，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支出、收入分配差距与平均消费支出做一些量化分析。
（一）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PC）的分析
通过分析20年农村住户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的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值高达0.997， 几乎是完全正相关关系，农民收入与消费支出是一种线性关系。利用1980～199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调查资料，可以估计农村居民个人的长期消费函数，并能够确定农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函数为一次线性回归计量模型：C＝a+bY，其中，C为人均消费支出；Y为人均纯收入；a、b为待估参数。根据实际资料，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直线回归结果和检验结果如下：
C＝47.07+0.75Y （2.42）（43.53）R[2]＝0.99 F＝1895.33
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可决系数达0.99）。20年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达到0.75，即农民收入每增加1元，农民生活消费就会增加0.75元。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新增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增加生活消费支出的。
（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APC）的分析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村人均纯收入（C／Y）。平均消费倾向是反映居民消费行为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一定收入水平下，居民平均消费倾向（APC）越高，则其消费支出也越大。平均消费倾向受收入分配差距和物价水平等因素影响。如果以C／Y代表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以G 代表反映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以D代表反映农村居民收入地区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以P代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B代表农民负担水平变化情况，建立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地区差距、物价变化水平和农民负担水平的双对数模型：
表11978～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变动趋势
年份
农民人均 名义收入 实际收入 总体基 省际基
纯收入(元)增长率(%)增长率(%)尼系数 尼系数
1978 134 - -
0.212 -
1979 -
- -
0.237 -
1980 191.3- -
0.238 0.14
1981 223.416.814.5 0.239 0.13
1982 270.120.918.5 0.232 0.13
1983 309.814.713.3 0.246 0.14
1984 355.314.711.3 0.258 0.15
1985 397.611.9 4 0.264 0.15
1986 423.8 6.6 0.4 0.288 0.18
1987 462.6 9.2 2.7 0.292 0.18
1988 544.917.8 0.3 0.301 0.19
1989 601.510.4-7.5 0.300 0.19
1990 686.314.1 9.2 0.310 0.20
1991 708.6 3.2 0.9 0.307 0.20
1992
784 10.6 5.7 0.314 0.21
1993 921.617.6 3.4 0.320 0.22
1994 1223.632.8 7.4 0.330 0.22
1995 1577.728.9 10 0.340 0.23
1996 1926.122.1 13.10.394 0.28
1997 2090.1 8.5 5.60.408 0.30
1998 2162
3.4 4.30.414 0.30
1999 2210.3 2.2 3.10.418 0.31
2000 2253
1.9 2.10.421 0.31
注：（1 ）农民收入及增长率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2）1978～1995年总体基尼系数见李实等（1998）；（3）1980～1995年省际基尼系数见张平（1998）；（4 ）1995～2000年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和省际基尼系数由作者根据库兹涅茨"倒U 假说"及有关资料估算。
表2 影响农民平均消费倾向因素的弹性系数
变量LnG
LnD
LnP
LnB
LnK
R2
F 统计量
-1.25 0.59 0.18 -0.11 -1.55
(-1.44)(0.93)(1.62)(-1.70)
(-2.13)0.65 4.64
注：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
LnC／Y＝LnK+αLnG+βLnD+γLnP+δLnB
注：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
LnC／Y＝LnK+αLnG+βLnD+γLnP+δLnB
其中，K为常量，α、β、γ、 δ分别为平均消费倾向的收入分配差距弹性、收入地区差距弹性、价格弹性和农民负担弹性。从1980 ～1999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APC）的实际变化情况来看， 1981～1988年农村居民APC呈现一种由高到低再进一步上升的U 型现象； 而1988～1999年，除个别年份外，农村居民APC 基本呈现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将1985～1999年我国农村居民APC、总体基尼系数、 地区差距基尼系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民负担水平的有关数据代入上述双对数模型进行运算，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模型运行结果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其平均消费倾向（APC）较大幅度降低（总体基尼系数弹性为－1.25 ），即农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水平每上升1%，平均消费倾向将下降1.25%。 这一情况也表明，随着分配差距的扩大，高收入者增加收入后消费支出的增加有限，而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后消费支出则会明显下降。因此，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对刺激市场需求不利。农民负担水平对平均消费倾向也有一定负向影响。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农民负担弹性为－0.11，即农民负担水平每上升1%，平均消费倾向将下降0.11 %。模型同时还显示：地区差距弹性为0.59%，即省际基尼系数每提高 1%， 平均消费倾向将提高0.59 %；价格弹性为0.18，即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每提高1%，平均消费倾向将提高0.18%。上述结果表明，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仍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主，生活消费品中还存在“吉芬商品”。受收入水平和农村市场流通条件制约，农民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很小，生活消费支出仍以满足吃得饱、穿得暖为基本目标。发达地区农民收入虽高于欠发达地区，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消费倾向；欠发达地区受收入水平过低的影响，生活消费支出明显不足。
三、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上述研究表明，农民收入及分配差距直接关系农村市场的启动和扩大内需政策的有效落实，因而进一步研究影响农民收入及其分配差距的因素，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经济生活中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差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所有影响农民收入的经济因素大都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目前种植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规模效益和农业劳动率较低，尽快地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是有效改善农民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三是城市化水平。近13亿人口有9亿在农村， 城市化水平极低的现状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来源。下面拟用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代表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代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 利用有关年份数据测定上述三方面因素对农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差距的作用程度。
（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弹性分析
以Y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以P代表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以L 代表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以C代表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建立农民收入增长模型：
Y＝WP[λ]L[μ]C[ν]
其中，W为常量
两边取对数，则可建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和第二、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之间的双对数模型：
LnY＝LnW+λLnP+μLnL+υLnC
其中，λ、μ、ν分别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价格弹性、农业劳动力转移弹性和城市化水平弹性。将1982～199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和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有关数据代入上述模型， 利用计算机进行运算，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弹性分析
以Y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以P代表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以L 代表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以C代表我国第二、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建立农民收入增长模型：
Y＝WP[λ]L[μ]C[ν]
其中，W为常量
两边取对数，则可建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和第二、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之间的双对数模型：
LnY＝LnW+λLnP+μLnL+υLnC
其中，λ、μ、ν分别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价格弹性、农业劳动力转移弹性和城市化水平弹性。将1982～199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和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有关数据代入上述模型， 利用计算机进行运算，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因素的弹性系数
变量 LnP LnL LnC LnW R[2] F统计量
1.10-0.29 4.62 1.18
回归系数 0.96 104.66
(5.18) (-0.96)
(1.89)
(0.74)
注：括号内数值为t检验值。
从模型的运算结果来看，城市化水平（即第二、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最大。城市化水平弹性系数为4.26，这表明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增长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4.26%。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也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弹性系数为1.1，即农产品价格水平每提高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相应增长1.1%。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弹性系数为－0.29,这表明转移出去的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然生活在与城市隔绝的环境中，就业空间狭窄，工资收入较低。
（二）农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弹性分析
由于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然以"隐性失业"的形式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种植业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可以说，农产品价格的升降对每个农民的影响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对影响农民收入分配差距因素的弹性进行测定可以基于这样的假定：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为零。在不考虑农产品价格水平因素的情况下，可以建立如下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与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和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之间的双对数模型：
LnG＝aLn+bLnC+LnZ
其中，G代表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L代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C代表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Z为常量。将1982～1999年有关数据代入上述双对数模型进行运算，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
表4 影响农民收入分配差距因素的弹性系数
变量 LnL LnC LnZ R[2] F
0.05 2.12-0.49
系数0.8439.53
(0.33)
(2.65) (-6.25)
注：括号内数值为t检验值。
上述结果显示，第二、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对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十分明显：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增长1%，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将扩大2.12%。农业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比重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较小，弹性系数只有0.05，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仍处于“外出打工”形式的低水平，渠道单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后从事的职业大致相同。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上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分析农民收入及其分配差距与消费需求关系；二是分析农民收入及其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农民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提高农民收入对于扩大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具有很大作用。②农民平均消费倾向（APC ）主要受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省际基尼系数、农村消费品价格水平和农民负担等因素制约。其中，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和农民负担水平对平均消费倾向具有负向作用，而省际基尼系数和农村消费品价格水平对平均消费倾向有正向作用。③在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因素中，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和农村城市化水平对农民收入有正向作用。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相比，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能较快地增加农民收入。④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扩大农民收入的分配差距，其中，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的作用更加明显。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这一困境主要是在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产品相对过剩，内需严重不足。为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农民收入政策应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政策在抑制通货紧缩中的杠杆作用
为应对通货紧缩，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国家已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利于恢复经济增长。但生产决定于消费，如果这些政策能够配合以鼓励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效果会更为显著，尤其是提高农民收入对于扩大内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市场巨大主要是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只有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有所提高，潜在的市场才能转变为真实的市场，扩大内需的方针才能真正落实。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政策在抑制通货紧缩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的作用。
（二）维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水平
目前4.7亿农村劳动力中仍有3.3亿从事农林牧渔业（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农林牧渔业收入仍是现阶段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维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水平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由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是近20年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手段，但针对当前大多数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国家财政压力较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发生市场化转变等情况，单纯依靠不断提价以维持较高农产品价格水平越来越困难。维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水平要采取多种措施：一是努力稳定粮食收购保护价水平，确实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落到实处。二是根据大多数农产品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的特点，逐步提高政府调节农产品供给总量和结构的能力，这是稳定或提高农产品价格总体水平的最有力措施。在建立农产品储备制度用于平抑市场短期波动的同时，要加大对农产品生产的宏观调节力度，通过退耕还林、还草、休耕等措施，灵活调节农产品生产供给。
（三）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
由于我国农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农业生产规模狭小、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上述研究已表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还是增加非农收入来源。增加非农收入必须做好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减少农业人口两篇文章。一方面，积极稳妥地发展农村小城镇，促进乡镇企业集中，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逐步向小城镇转移；另一方面，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含量较高的乡镇企业，特别是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把乡镇企业发展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逐步取消“二元经济”特点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四）适当调节农民收入差距
为有利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除增加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外，还要注意适当调节农民收入差距。一是适当缩小农民收入总体差距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农业是具有一定公共性质的产业。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国家要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注重农民素质教育，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二是保持合理的农民收入地区差距水平（省际基尼系数）。研究表明，当前适当拉大地区差距水平有利于扩大农民生活消费总支出。在加快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同时，也要注意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需要再创造一些条件，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将东部农民首先“城市化”，使其收入水平再有较大幅度提高。
（五）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
减轻农民负担就是相应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有利于扩大农民消费。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办法是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实行“费税合一、统一计征”，依法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将农民负担管理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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