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伦[1]2018年在《市场利率对中国A股市场估值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市场利率作为资本市场资金的价格,其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指标,对资本市场资金进行优化配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理论上来说,市场利率的调整,对导致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会起到很大的影响,若市场利率上调,那么股票市场估值水平会下降,反之则上升。然而,市场利率对股市的有效性在学术界有许多争议。本论文基于上市公司股票估值理论,深入研究了市场利率对A股市场估值的影响,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市场利率和A股估值的长期相关关系,认为上证A股市场整体市盈率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上证A股市场整体市盈率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反向变动关系,该结果同理论分析相一致,也就是说市场利率对股票估值具有反向变动关系;而且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可以对区域A股市利率产生影响,而后者却对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影响甚微。利率对于市盈率有着明显的负向影响,并且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同时,本文又从微观层面对两指标之间进行了分析,即对上证A股个股的市盈率同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市场利率与上证A股个股市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两者直接不显着的关系,同时本文进一步对交易活跃的股票进行分析,得出市场利率对交易活跃程度较高的股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交易活跃性较丰富的企业,其股票估值更容易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其估值随着市场利率的变动而变动。
杨世伟[2]2016年在《中国证券市场波动成因、预测及监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与此同时证券价格的波动也十分剧烈,使投资者面临较大的风险也给监管者带来新的问题。而自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历经20多年,截至2015年12月中国A股市值达52.96万亿,约占同期全球股市总市值的10.92%,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股市,虽然发展十分迅速,但与西方磨练百年的成熟市场相比还存在许多不足。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证券市场的波动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在证券投资过程中,如不能正确理解、度量市场风险或对风险认识不足,则不仅会降低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资产配置效率、增大经济运行成本,还会因没有经过科学研究误判市场行情,导致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甚至诱发恐慌,所以对证券市场波动进行有效的分析、预测和监管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也正处于深化金融改革关键阶段,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更好控制风险已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文献综述,其他章节的内容如下:第叁章探讨了我国证券市场波动的成因,首先将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分为上市公司、市场投资者、运作机制、国际资本市场和国内经济政策等不同因素,并随后以行业面板模型为基础,将货币供应量M2作为资金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市场基本面和资金面对股票波动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股市仍处于以资金推动为主导的市场;其次对货币供应量进行了分层处理,分析了M0、M1和M2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关系,研究显示M0和M2与股市波动具有显着关系;最后从微观层面研究了资金账户和流向变动对市场波动的影响,一方面将投资者分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并根据账户市值分为五类并同时归纳了证券、基金、信托等资金账户变动的情况,检验了资金账户变化与股市波动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分析成交量和成交额与股市波动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资金的净流入量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第四章在考虑跳跃行为的基础上对波动率进行了预测。一方面由于BS公式的推导需市场有效和服从随机分布,期权市场的缺乏等也使得隐含波动率模型的使用受到限制等,另一方面SV和GARCH类等模型多应用于低频和低维数据,由于高频数据包含更多的数据优势而可更好的反映真实波动信息,而已实现波动率构造简单并可结合高频数据扩展到多维变量,因此采用已实现波动率对市场进行分析。本文以2013.1.1-2015.12.31共叁年的5分钟高频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得到已实现波动率对我国市场进行研究,首先检验了市场的长记忆性和异质性,然后对隔夜信息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次将已实现波动率分解为连续和跳跃波动率两部分,并根据公式推导出检验金融资产日间跳跃的方法,同时考虑市场微观结构噪声的影响对检验方法进行了修正;最后分析了HAR-RV-CJ模型应用的前提条件,并使用此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波动率进行检验,同时检验了不同时间窗口下波动率的预测效果。第五章根据行为金融学研究了投资者行为对市场波动的影响。与国外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目前投资者结构中个人投资者占绝大多数而机构较低、投资者整体素质偏低且违规行为较多、金融衍生等工具的缺乏使得投资风格单一不利于市场稳定,这使得以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本章根据行为金融理论通过2000.1-2015.12共16年的数据构造了投资者情绪指标,检验了羊群效应和情绪对收益率波动的影响,并建立了含情绪变量的SENT-EGARCH-M模型研究了正负冲击对市场的非对称效应,最后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了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波动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并通过支持向量机模型对预测精度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市场波动的贡献率在10%左右且加入此指标可更好提高预测精度。第六章根据市场波动率等研究了监管政策的有效性。首先考察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现状,然后通过叁个方面对监管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一是根据方差比率法对次贷危机前后的市场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二是根据事件研究法对所选政策出台前后的市场超额收益率进行分析,叁是对政策出台前后市场波动率的变化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市场并没有达到弱式有效,但随着政策的完善市场效率在逐渐提高,另外政策的颁布对市场收益率能够产生显着影响,但由于稳定股市并降低波动也是我国政府监管政策的重要目标,因此监管部门稳定股市的目标可能并没有完全实现。第七章为结论及政策建议。根据文章实证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及建议,一是需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保障信息有效性,二是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和市场风险警示监控机制,叁是应完善波动率指数等的构建以实时监测股市风险,最后应构建证监会、交易所、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等协调一致的多层次监管体系,鼓励中介机构和社会公众等检举揭发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行为,并加大对这些行为的惩罚力度以建立有效的证券违规惩戒机制,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更为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郝晓辉[3]2006年在《中国股市市盈率变动与相关因素分析》文中指出市盈率是股市上的价值判断、风险判断、收益判断的重要依据,是判断一个股票市场能否健康持续发展、是否具有泡沫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如何看待评价现在的股市市盈率对指导我国投资者投资、给政府调控股市提供参考都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股市(A股市场)市盈率是高还是低的争论,曾经多次成为经济学理论界和股票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缺乏对我国股市市盈率状况的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经济理论界和证券业内的各方人士对市盈率的高低各执一辞、争论不休,影响了证券管理者和市场投资者对市盈率水平的正确判断。由于我国股市的中国特色,对于我国的股票市盈率不能简单予以判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市盈率的基本特征,进一步研究我国股市市盈率的结构、综合水平状况,使我们对沪、深两市的市盈率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本文针对中国A股市场的市盈率进行研究,实证分析中国A股市场的市盈率基本状况及结构情况,利用比较和统计的基本方法,辅以适当的模型推导,从不同的视角对当前中国A股市场的市盈率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对我国A股市场市盈率做出评价,分析原因,并提出基于市盈率角度的政策建议。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言,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和国内外和研究现状,基于对研究现状的理解和认识,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详细阐述了市盈率的理论基础、市盈率的计算方法和影响市盈率的因素。第叁部分我国A股市场市盈率实证分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股市市盈率。市盈率与大盘指数的相关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主要是A股指数变化决定了市盈率的高低,总体上市盈率的变化仍然是依靠资金进出股市引起的;市盈率与流通股本规模的相关分析表明上市公司流通股本大小与市盈率高低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市盈率与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分析得出上市公司业绩与股票市盈率呈反向关系的结论;在对市盈率和换手率进行相关分析时,我们发现深、沪两市A股无论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角度分析都未发现市盈率较高的股票其二级市场的换手率也应相对较高的规律;通过不同行业市盈率的比较表明我国股票行业间的市盈率差距巨大,不同产业或企业的成长特性等影响其股票的市盈率。第四部分对中国A股市场市盈率的评价分析并分析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孙影[4]2017年在《基于行业市盈率的APT模型股票估值及有效性研究》文中提出自从1990年沪深两交易所成立以来,截止2016年,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政策市到股权分置改革、融资融券、QFII、股指期货的推出,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在这26年的发展中,上证综指年均增长率为14.27%,从1993年的833.8点上升到2007年的最高点5261.56点,但随后的2008年,下跌到1820.56点,下跌幅度超过65%,下跌幅度创历史记录。面对中国股价剧烈波动的现实背景下,基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如何进行价值管理以及价值管理中存在的股票估值问题;近期中国宏观政策引导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稳定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价值管理的理论背景下,如何构建股票估值标准以及估值的有效性问题是价值管理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价值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本文提出以机会成本构建股票估值标准。同时,对沪深指数和A股市盈率研究中,发现实务界和理论界广泛采用市盈率对股票价值进行评估,本文利用行业市盈率来取代机会成本,构建不同行业的股票估值标准,在同行业中通过预期收益的差异体现个股成长性。最后构建基于行业市盈率和预期收益的股票估值模型,并对股票估值进行有效性检验,并从理论上予以解释。因此本文提出基于行业市盈率的APT模型股票估值及有效性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六个章节,首先对中国A股市场的行业市盈率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其次是通过APT多因素模型挖掘行业市盈率的价值驱动因素;再次,各行业市盈率的价值驱动因素构建行业市盈率多因素模型,结合个股预期收益对股票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估值结论将股票划分为合理区间、高估区间和低估区间;最后根据价值偏差法分析高估区和低估区股票组合的投资业绩和实证分析,来检验股票估值的有效性,并从理论上对估值结果进行解释。在本文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要创新之一:针对股票估值标准的主要创新。现有文献利用市盈率对股票估值的研究中,多集中在直接采用个股市盈率构建股票估值标准,但是研究结论显示这种估值标准极其不稳定。而本文假定个股市盈率服从于行业市盈率的条件下,用行业市盈率取代个股市盈率构建股票估值标准,行业市盈率不仅拉平了同行业之间的机会成本,同时也在不同行业之间建立不同的估值标准,该估值标准可以充分展现出不同行业的竞争标准、发展前景,为估值标准奠定了标杆,并且行业市盈率构建的估值标准稳定性较好。用行业市盈率构建股票估值标准,这在目前的文献基本上没有,本文构建的估值标准可以弥补这一研究的不足。在同行业中通过预期收益的差异反映个股的成长性,利用行业市盈率和预期收益的乘积构建股票估值模型,对股票价值进行评估,进而对股票价值进行排序,并对股票价值的合理区间、高估区间和低估区间进行划分,为投资者提供理性的决策依据。主要创新之二:体现在对行业市盈率的价值驱动因素量化分析中。本文采用理论上很完美的APT多因素模型,挖掘行业市盈率的价值驱动因素,但是由于APT多因素模型在多因素的有效边界难以界定,致使在实践中其应用价值不高,本文从宏观经济因素和行业财务特征两个角度对行业市盈率的多因素有效边界进行界定。首先,现有文献都直接将各宏观经济因素与行业市盈率之间建立模型,但是基本上都得出各宏观经济因素对行业市盈率的解释力不强,本文从各宏观经济因素与A股市场市盈率建立模型,进而将A股市场市盈率纳入行业市盈率的估值模型中,这弥补了现有文献研究结论不显着的局限性。其次,现有文献主要针对行业某一特征或某一方面来探索行业市盈率的多因素,不够系统和全面,缺乏理论基础,使得研究结论无法统一。而本文通过预测性因素分析法,全面系统的分析行业市盈率的多因素有效边界,多元共线性检验,挖掘各行业市盈率的价值驱动因素,建立各行业价值驱动因素的有效边界。因此本文对行业市盈率的多因素有效边界的界定,发展了套利定价理论,同时也弥补了现有文献研究不足。主要创新之叁:现有文献对股票价值评估研究很多,但是对股票估值有效性研究,现有文献中很少涉及。本文从投资业绩和实证分析的角度系统地论证股票估值的有效性,根据价值偏差法对股票价值划分为合理区间、高估区间H和低估区间L。通过H组和L组的投资业绩水平来检验股票估值的有效性,同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股票内部收益率来检验股票估值的有效性,并予以理论解释。因此,本文基于行业市盈率的股票估值有效性研究弥补了该方面研究的不足。
陈明珠[5]2016年在《我国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和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鉴于我国股票市场暴涨暴跌的现实背景及投资者情绪研究的兴起,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者情绪溢出效应”的理论假说,认为投资者主体通过对宏观政策、市场信息和资金状况等的认知形成对未来市场走势的预期,进而影响投资者情绪和交易行为,当投资者的预期情绪与市场基本面的走势趋于一致时会形成一种迭加,继而产生收益率和波动性的溢出效应。本文首先选取了A股新增账户数(NOA)、A股市盈率(PE)、A股换手率(TUOV)、A股市场成交金额(AMT)、消费者信心指数(CCI)及百度指数(BDI)六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出综合的投资者情绪(Investor Sentiment)指标。然后,本文以上证指数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溢出效应,通过上证指数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的回归分析,得出投资者情绪确实会显着地正向影响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并采用申万风格指数分类方法将股票市场进一步细分,实证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不同风格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还将市场划分为牛市和熊市,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不同市态下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另外,本文分别检验了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以及加入投资者情绪的多因子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细分市场收益率和不同市态下市场收益率的解释强度。之后,本文采用GARCH模型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上证指数、不同风格股票指数以及牛熊市股票波动的溢出效应。最后,为了研究的谨慎性和完整性,本文以深证成指为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投资者情绪对深证成指的收益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滞后一期的投资者情绪和当期的投资者情绪都对收益率有影响,但是当期的投资者情绪影响更大；当期的投资者情绪也加剧了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投资者情绪的收益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同样存在于股票的细分市场中；而在牛熊市中,投资者情绪仅对牛市的收益率存在显着的溢出效应,熊市的收益溢出效应并不显着,不同市态下的波动溢出效应也不显着。总体而言,投资者情绪是影响我国股市收益和波动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促进股票市场的稳定运行,政府应当运用系统化思维模式综合监管股票市场,避免频繁而前后不一的政策干预,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信息监管以及加强和完善对广大投资者的投资教育、引导价值投资等,从而平抑投资者情绪的波动对市场的影响。
张旭[6]2013年在《A股市场行业市盈率估值变化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与2009年之前的A股市场相比，A股市场的流通比率不断增大，A股市场已经基本进入了全流通时代。近十年来，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和大小非、限售股解禁的持续不断也使得A股市场的整体规模扩张了将近十倍。当全流通的A股市场面临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当大部分传统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多数行业结束了其行业高峰期，在黯淡的行业前景和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的欲望面前，不同行业之间的市盈率势必会发生明显的分歧现象。整体规模规已经急剧扩张的全流通A股市场环境将改变以往非全流通时期对市盈率估值的原有认识，目前的A股市场环境使得市场资金与A股行业与市场之间、众多行业之间、上市公司与行业之间的市盈率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在崭新的A股环境中市盈率估值将会涌现新的变化特征。本文着重于从A股市场环境发展变化的角度出发并结合产业转型的经济现状，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引起的各阶段A股市场上不同指数、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之间市盈率分布特征的变化，来详细论证A股市场市盈率的指数水平、市场水平及行业水平等相关研究，以充分验证不同指数、不同市场、不同行业背后所涵盖的不同群体市盈率估值水平的分布特征。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引起的A股市场上传统过气行业与新兴行业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区别，来阐述巨变后的A股市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市场分化特征及估值分歧现象。本文通过多样化分析对A股市场市盈率估值方面的变化进行详细验证，并对影响市盈率变化的多种变量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不同指数的平均市盈率水平的相差很大，市盈率水平与指数涵盖群体的特性相关，涵盖群体不同往往对应不同的指数平均市盈率。各个指数之间的市盈率关系则是既存在联系，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特色。第二，行业因素成为造成不同市场市盈率水平存在差异的关键原因，而且各市场所涵盖的行业成长性更是重中之重。第叁，不同行业市盈率水平的变化联动性也越来越趋于不明显，不同行业呈现出显着的分化现象，市盈率结构逐渐凸显分明的多层次区间分布特征。第四，上证综指作为以往A股市场投资者们普遍采用的投资参照物的有效性已经大大减弱，同时各行业之间同上证综指的联动性、相关性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同行业之间严重的估值分歧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行业之间不同的成长性因素，新兴行业中的成长股受其成长性因素的影响则更加显着。另外，过气行业由于受到市场因素较多的影响，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估值效应，相比之下，新兴行业中的成长股则在其成长性的驱使下呈现出了明显的独立估值效应。行业驱动带来的基本面预期、行业之间估值的分歧差异、行业与市场之间联动性的差异等等，使得A股市场上独立估值行业与市场估值行业更加明显，不同行业之间受独立估值效应和市场估值效应的影响则更加不同，这种行业估值差异化将会影响A股市场投资者们的偏好程度。
訾猛[7]2008年在《中国上证A股IPO折价实证研究—不同发行准入制度下的比较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IPO折价是指股票的发行价格低于上市首日价格,从而产生正的初始回报的现象。IPO折价问题普遍存在于全球新股发行市场,到目前为止,IPO折价仍然是困扰金融学界的难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和实证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简单介绍了本文的背景意义、研究思路及特点等。第二章为国内外文献综述,介绍了国外关于IPO折价的理论以及国内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并对国内外理论及实证结果进行了简要评价。第叁章为发行制度概述,简单阐述了不同的股票发行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特点及影响。第四章为IPO折价实证研究部分,分四阶段研究了我国在不同发行制度下的IPO折价特征。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我国证券市场IPO折价率呈现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其绝对值远远高于国外市场平均水平;二是近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同时,我们发现随着发行制度的完善,大部分指标的显着性逐渐增强,更具有解释能力。第五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深入分析了我国IPO折价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发行制度不健全;股票供给不足;投资者不够成熟;券商没有发挥中介机构应有的作用。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为股市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王波[8]2013年在《市场微观结构视角下中国A股市场涨跌停板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虽然世界上相对最发达最成熟的美国和伦敦两个股票交易市场并没有对股票的交易实行涨跌幅限制,但这并不影响学者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学者们利用世界其它正在实施此种交易制度的股票市场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尽管学者们不断地寻找不同市场的证据支持,但略显不足的是,大家对每个市场的研究都停留在从四种效应(波动性溢出效应、价格发现延迟效应、交易干扰效应和磁吸效应)的角度出发,考察涨跌停板限制制度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很少有学者从信号传递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本文将以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为背景,从知情交易者信号传递的视角,考察股票涨跌停板行为是否包含股票未来走势的有用信息。首先以涨停板为例,建立知情交易者通过将股票价格推至涨停板位置的行为向市场传递出其所拥有的私人信息,以及其对股票未来短中期走势的信心；其次,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中国A股市场是否存在“涨停板溢价效应”和“跌停板折价效应”,并给出合理的解释；再者,进一步考察经常发生涨跌停板事件股票的典型特征,为投资决策的制定提供更坚实的依据；最后,拓展我们的基础研究,以涨跌停板限制制度为背景,将金融市场最基础最核心的两个变量——价格和成交量有机结合起来,考察涨停板与大交易量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量价关系的理解。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不仅丰富了有关涨跌停板限制制度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且对从另一侧面再次了解我国A股市场的弱有效性特征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同时还加深了我们对量价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本文的实际意义在于：(1)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A股市场的涨跌停板限制制度在短中期内均具有助涨助跌的作用,为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提供了坚实的依据。(2)在此种交易制度没有调整或者取消之前,有利于投资者利用此类事件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本文的研究内容具体主要包括理论基础、相关的文献综述和分析、中国A股市场涨跌停板信号传递效应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和股票涨停板和大交易量的深层次联系研究。全文共分为七章,各章的具体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问题、逻辑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从市场结构、基于信息的模型和知情交易者的策略行为叁个方面对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加以论述,为后文理论模型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第叁章对涨跌停板限制制度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主要包括学者们以除美国和伦敦股票市场以外的世界其它正在实施此种交易制度的市场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波动性溢出效应、价格发现延迟效应和交易干扰效应叁个方面,检验了此种交易制度实施的有效性问题,也有学者验证了涨跌停板限制制度是否会使得股票在日内具有很强的磁吸效应问题。同时,我们还对我们所认为的,同中国A股市场股票发生涨跌停板事件很相近的,并且在国外相对成熟市场(主要是美国和伦敦股票市场)上经常发生的--股票价格在某天出现大幅上涨或者下跌(大于等于10%)事件做出了综述。第四章是后续第五章和第六章实证拓展研究的基础。本章首先以涨停板为例,建立了知情交易者通过将股票价格推至涨停板位置的行为,向市场传递出其所拥有的私人信息,以及其对股票未来走势的信心的理论模型。其次,采用标准事件研究法验证发现,中国A股市场存在“涨停板溢价效应”和更加明显的“跌停板折价效应”,即股票涨停板之后60天持有期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上证A股为4.568%,深证A股为5.092%；股票跌停板之后60天持有期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上证A股为-10.720%,深证A股为-11.335%,并且两种效应是非对称的,跌停板的折价效应明显强于涨停板的溢价效应。然后,在排除诸如价格发现延迟假说、动量效应、反转效应、公告效应、系统性风险、流动性溢价的相关解释之后,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很好地解释“涨停板溢价效应”,而“跌停板折价效应”只有处置效应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最后,我们验证了投资者基于涨(跌)停板所传递出的信号的投资策略确实能获得显着的经济效益。第五章,我们在第四章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考察经常发生涨跌停板事件股票的典型特征,为投资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加坚实的依据。通过GMM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波动性、换手率、公司规模和账面市值比是影响股票涨(跌)停板频率的重要因素,同时公司基本面依然是影响股票跌停板频率的显着因素。更进一步,我们结合中国A股市场的自身特征,在牛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两种特定市场条件下,再次考察了经常发生涨(跌)停股票的典型特征。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投资建议。第六章是基于涨跌停板限制制度,将金融市场两个最基础变量——价格和交易量有机结合的拓展研究。Gervais等(2001)发现极端的交易量包含着关于股票价格未来演变趋势的有用信息,即能预测股票未来的收益,Zhou(2010)沿用Gervais等(2001)的方法,发现在中国A股市场极端的交易行为也能预测股票未来的收益,只是大交易量这种冲击效应在中国A股市场持续的时间相较于美国NYSE市场来说比较的短暂,即Gervais等(2001)中100天的检验期均能获得显着为正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而Zhou(2010)发现只在30天的检验期均能获得显着为正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我们基于依然采用Gervais等(2001)“前10%原则”来定义中国A股市场的大交易量的适用性问题、中国股票市场的高波动性特征和数据选取叁方面的理由,对Zhou(2010)的实证结果产生了质疑,并通过改进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其实中国A股市场反而存在“大交易量折价效应”。更进一步,我们将股票的涨停板与大交易量结合起来研究发现,二者在中国A股市场存在着更深层次的联系：大交易量前的涨停板能传递出更强的正面信号；即使是涨停板之前的大交易量也同样传递出负面信号；涨停板之后的大交易量传递出更强的负面信号。最后我们认为,在中国A股市场上,投资者关注的不是出现大交易量的股票,而是涨停板的股票。最后给出了相关的投资建议。第七章为全文的总结,本章首先总结了本文研究所得出的重要结论,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启示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从知情交易者信号传递的角度考察了我国A股市场的涨跌停板限制制度对股票短中期走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创新性：(1)区别于前人均注重用全球各个股票市场数据,从波动性、价格发现功能及流动性叁方面,研究涨跌停板限制制度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本文从另一全新的视角——信号传递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结合中国A股市场的自身特点,考虑到市场从2000年到2010年典型的牛熊周期特征和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市场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和不同市场发展阶段,影响股票经常发生涨跌停板事件的公司典型特征；(3)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将极端的价格变化和极端的成交量变化相结合,在中国A股市场研究两种极端量价关系变化的深层次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金融市场上这两个最基础变量的认识。本文的局限性在于：(1)在以涨停板为例,构建股票涨跌停板能向市场传递出知情交易者有关股票未来走势有用信息的理论模型时,考虑的情况较为简单,只考虑了当天股票价格一次就封死涨跌停板的情况,并没有进一步区分刚开始封住涨跌停板,然后又打开涨跌停板,最后又封死涨跌停板的情形；(2)我们只考虑了股票涨跌停板短中期的影响,并没有像Gervai (2001)在研究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大交易量那样,考虑这种价格冲击对股票长期的影响。
吴建红[9]2010年在《沪深A股市场市盈率结构水平与应用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在A股市场中对传统模型所界定的市盈率指标的使用,常表现为用得过于广过于滥。正确判断股票市场市盈率的高低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合理调控措施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可以帮助广大投资者辨明市场风险、选择适当的投资策略。市盈率数值只是一个无量纲数字,本身并没有经济和投资意义,相同的市盈率数值隐含公司未来不同的增长预期。并不存在用于评价股票市盈率是否合理的基准市盈率数值。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深入认识市盈率的结构和影响因素,以及市盈率应用中的注意事项,使市盈率这种简便的估值方法得到更科学的应用。文章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根据国内外的关于市盈率的研究文献,对沪深A股市场市盈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涵盖了市盈率整体水平以及结构分布状况。此外,通过对沪深股市平均市盈率和300公司市盈率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揭示了我国股市市盈率的行业稳定性并且总结了公司市盈率影响因素。文章主体的实证研究部分形成了宏观、行业、个体的研究思路。文章通过统计方法对国内沪深A股市场市盈率的整体水平、行业研究,以及市盈率水平与各相关因素的关系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沪深A股市场趋同性强、明显高于海外主板市场市盈率水平、与海外市场联动性不明显；第二,整体市盈率水平与利率水平负相关、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与汇率的关系有待研究；第叁,公司市盈率与市净率、费用率、净资产增长率、营业利润率呈显着相关性。最后,结合文章研究的,对市盈率法的具体使用注意事项进行说明,并且给出了指导性的例子。此外针对市盈率的缺陷引入PEG指标,通过实例进行使用的说明,使整篇文章的实用性更强。
朱倩倩[10]2007年在《我国沪市A股市盈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我国沪市A股市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所研究的市盈率包括了两个方面:平均市盈率和个股市盈率。在对平均市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根据国内外文献综述和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情况,提出了影响平均市盈率的五个因素:利率、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上证指数、新股发行定价方式。在运用经济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利用Excel做图功能,从图形的角度对平均市盈率和其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的分析。描述性统计给予了我们关于平均市盈率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的直观认识,但是单凭上述的图示所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并不能够得出二者有相关性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再进行相关性分析来确定其是否具有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前,还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随机游走的检验。如果检验无法拒绝变量是随机游走的,则该变量用于回归之前应该进行差分。然而差分可能导致两个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信息损失。因此在进行回归之前,应该进行协整性检验。如果两个序列之间是协整的,就可以对两个序列直接进行基于OLS的回归分析。从检验结果来看,平均市盈率是一阶单整的,利率、通货膨胀率是零阶的,而GDP增长率和上证指数是二阶单整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利率、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上证指数与平均市盈率都不是同阶单整的,那么就不能确定它们的协整性,因此,也就不能进行回归来确定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如果不考虑到这一限制而强行进行回归,那么进行的很有可能是伪回归,得到的统计数据无疑是毫无经济意义的。如果要确定各个影响因素对平均市盈率的影响,进行回归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的相关关系的。因此,本文又利用格兰杰检验法,检验各个影响因素与平均市盈率的因果关系。在对平均市盈率和其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利率、通货膨胀率、上证指数都不是平均市盈率的格兰杰成因,而GDP增长率是平均市盈率的格兰杰成因。此外,在对新股发行定价方式这一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由于数据属于虚拟变量,因此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直接进行相关性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股定价方式与市场平均市盈率并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通过平均市盈率与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经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在我国沪市A股市场上,利率与平均市盈率的相关性并不显着。分析其原因,一是由于样本量少,个体样本点残差较大,因而影响了两者的相关性。二是由于我国市场银行存款利率从99年起一直维持一个低利率水平,即使利率有所变动,也是在一个很小的幅度下发生。此外,市盈率的计算中的分子和分母都要受到利率的影响,不同情况下的敏感性不一样。2、GDP增长率是平均市盈率的成因,结合描述性统计图可以得出,GDP增长率上升,平均市盈率下降;GDP增长率下降,平均市盈率上升。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实体经济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太成熟的国度还远没有成为支撑股市的基础,相反,中国实体经济与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之间存在竞争资本的现象。3、通货膨胀率不是平均市盈率的成因,上证指数也不是平均市盈率的成因。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并不能够以上证指数或者通货膨胀率来预测平均市盈率的变化。4、新股发行定价方式可能对新股的发行市盈率有显着影响,新股定价方式与市场平均市盈率并没有显着的线性相关关系。在对个股市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选取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增长率、BETA系数、股利支付率、净利润增长率、每股收益增长率、行业平均市盈率八个变量。采用2006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个股市盈率和以上八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之前,首先利用散点图,来分析不同解释变量和市盈率之间大致曲线关系。通过图形的直观认识,市盈率与各个变量之间关系曲线都大致呈现线性关系。因此,可以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回归。此外,本文通过剔除与个股市盈率相关性不显着的因素,以及采用加权二乘法(WLS)进行异方差的修正,先后建立了叁个线性回归模型,并且使最终的模型的可决系数达到0.999914。此外,除了对公司市盈率与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本文还对公司市盈率与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的关系做了相应的分析。分析市盈率和上市股票业绩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市盈率特征的了解。在分析股改因素对市盈率的影响时,样本的选择分半年度使用了2005年、2006年两年四个时点的数据,扩大了样本容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改这一虚拟变量和个股市盈率是负相关的关系。通过个股市盈率与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净资产收益率与个股市盈率呈反向变动,与研究假设相反,说明我国股市的发展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对于收益率好的公司的股价存在被低估的可能,也即优质股票被低估的现象严重。2、净利润与个股市盈率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这就意味着,净利润对个股市盈率的影响不显着。但是,同样作为公司收益性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对个股市盈率的影响十分显着。这是因为净资产收益率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起点,是反映公司经营业绩综合性最强、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所以它与市盈率的相关关系才比较显着。3、Beta系数没有通过假设检验,原因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根本就不适合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的市场,其市场变化的特征和美国等发达成熟的股票市场大相径庭。4、每股收益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和个股市盈率的相关性并不显着。营业利润增长率与市盈率相关关系显着且呈正相关。每股收益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都是反映企业成长性的指标,但对市盈率的影响明显不同,原因之一可能是本文选择的样本只是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由于研究样本选择的单一性,因此而产生了相关分析的误差。5、行业平均市盈率和个股市盈率之间呈现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行业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股利增长率、股利支付率以及预期报酬率,因而成为影响市盈率的主要因素。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行业政策因素对股价和市盈率的影响颇为明显。6、股利支付率和个股市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着。上市公司股利支付额越高,投资者所获得的预期报酬就越高,进而导致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定价就会越来越高,公司股票的市盈率也会随之提高。7、上市公司业绩与股票市盈率呈反向关系,业绩越好的股票市盈率越低,业绩越差的股票市盈率越高,这个规律在各个业绩组别、各个时点上都无一例外。从不同时点各组市盈率的强度系数来看,每股收益越高的股票强度系数越小,每股收益越低的股票强度系数越大。8、股改这一虚拟变量和个股市盈率是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股改之后,个股市盈率是降低的。本文的创新点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1、在平均市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并没有直接进行OLS检验。在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前,本文对时间序列进行了随机游走的检验和协整性检验。检验显示,利率、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上证指数与平均市盈率都不是同阶单整的,无法确定它们的协整性,因此也就不能进行回归来确定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2、本文利用格兰杰检验法,检验各个影响因素与平均市盈率的因果关系,并结合已有的描述性统计最终得出影响平均市盈率的因素。已有的检索文献并未涉及到这一方法。3、在个股影响因素的选择上除了包括国内外学者都选用的股息支付率、β系数等因素外,本文还选择了一个虚拟变量,以是否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作为影响因素之一,由于股权分制改革从2005年度才陆续推行,已发表的文章并没有涉及这一方面。另外,对一些国内学者所研究的因素进行了修正。4、本文所选取的市盈率包括了两方面:平均市盈率和个股市盈率,数据的选取也采用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列两种,力求从宏观和微观等角度全面地反映其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市场利率对中国A股市场估值的影响研究[D]. 佘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2]. 中国证券市场波动成因、预测及监管研究[D]. 杨世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3]. 中国股市市盈率变动与相关因素分析[D]. 郝晓辉. 重庆大学. 2006
[4]. 基于行业市盈率的APT模型股票估值及有效性研究[D]. 孙影.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5]. 我国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和波动的影响研究[D]. 陈明珠.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6]. A股市场行业市盈率估值变化的实证研究[D]. 张旭. 山东财经大学. 2013
[7]. 中国上证A股IPO折价实证研究—不同发行准入制度下的比较分析[D]. 訾猛. 复旦大学. 2008
[8]. 市场微观结构视角下中国A股市场涨跌停板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D]. 王波.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9]. 沪深A股市场市盈率结构水平与应用研究[D]. 吴建红. 天津财经大学. 2010
[10]. 我国沪市A股市盈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朱倩倩.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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