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摘谬误 传信求实——吴缜《新唐书纠谬》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谬误论文,求实论文,传信论文,新唐书论文,吴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宋史学，著述宏富，流派纷呈，考据学异军飙起。诚如王国维所说：“考据之学，亦至宋而大盛。”（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这一时期，考据蔚然成风，较有影响的史考佳著不断涌现，吴缜所著《新唐书纠谬》就是其中之一。（以下简称《纠谬》）
吴缜，《宋史》无传，生平事迹不可详考。南宋吴元美说他“字廷珍，成都人，熙丰时名公师孟之子”（《纠谬后序》）其父吴师孟，字醇翁，庆历间进士，以善书知名。刚直敢言，元丰中反对新法，是苏轼所称“矫矫六君子”之一（陆心源《宋史翼》卷一《吴师孟传》）。吴缜“治平中进士，年分无考。”（《成都县志》卷二《选举志》）《全蜀艺文志·吴氏族谱》则记载他“以世科官至左朝议大夫，知邛（四川邛峡县）、蜀（四川崇庆县）、洋（陕西洋县）、万（四川万县）四州。”吴缜虽“历数郡守，俱以惠政闻”（吴元美《纠谬后序》），但仕途并不得意，终是“游宦蹉跎，老为郡守”（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生平力学，博通古今，尤以考史见长，“多求前史谬误而参订之，然未尝示人”（吴元美《纠谬后序》），可惜这成果大多未能流传下来。今所存者仅《纠谬》二十卷、《五代史纂误》五卷而已。
《纠谬》一书是吴缜“从宦巴峡”时所作，他在序中自述道：“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书》，间有未通，则必反复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日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元祐四年，吴缜解秩还朝，取道长江东下，舟中闲暇无事，即取昔日旧稿，以类相从，整理成编，题名《新唐书纠谬》。绍圣元年，由侍读胡宗愈推荐，表进于朝。
《新唐书纠谬》，初名《新唐书正谬》（吴缜《进〈纠谬〉表》），又称《唐书辨正》（《郡斋读书志》）、《唐书纠谬》（《直斋书录解题》）南宋绍兴年间吴元美刊行于湖州，题《新唐书纠谬》，一直相沿至今。
一、《纠谬》的撰作动机
《纠谬》一书，历来褒贬不一。我个人认为，探究吴缜作《纠谬》的动机，分析《纠谬》与《新唐书》的关系，全面认识《纠谬》的丰富内涵以及吴缜研究历史之方法，对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吴缜及其《纠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必要的。
吴缜撰《纠谬》动机，自宋以来就有两说。一说其报宿怨，见于王明清所著《挥麈后录》卷二：
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予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怏怏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谬》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宦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中，福唐吴仲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于郡庠，且作后序，以谓针膏肩，起废疾，杜预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说吴缜欲予修《新唐书》被拒，心怀不满而作《纠谬》。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用了这条记载。这一观点，《成都县志》、《四库全书总目》全盘接受了，影响很大。
一说其复父仇，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其文如下：
其父师孟，显于熙丰。序言修书之时，其失有八，而纠摘其谬误，为二十门。侍读胡宗愈言于朝，绍圣元年上之。世传缜父以不得予修书，故为此。认为吴缜父即吴师孟未能予修书事，其子吴缜作此书以报父仇，不过用了“世传”二字而不坐实。
两种说法，均来自宋人，都认为吴缜是怀私怨、泄私愤而作，后代史家也大都深信不疑，直到清人周中孚首开疑问，他说：“夫文章天下之公器，本难防人之诋疵。其后廷珍于《新书》反复参究，正属好学深思之士，而乃为修怨起见，一则谓其复父仇，一则谓其报宿怨，说已两岐，恐非实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七十一）今人陈光崇、曾贻芬二位先生对此书作过考证，认为纯属无稽之谈，现概要引述如下：
辩驳关键，在于欧阳修入局修《新唐书》之时与吴缜或其父“初登第”是否吻合一致。
《新唐书》正式设局修纂在仁宗庆历五年（1045），其时贾昌朝任提举官，王尧臣等为刊修官。十年之后，即至元和年（1054）欧阳修才入局修史，此书于嘉祐五年（1060）修成奏上。欲修《新唐书》者若是吴缜，他是治平（1064—1067）年间进士，虽“初登第”确切年份难考，但即便是1064年登第，距《新唐书》修成已有四年之久了，王明清的报宿怨说不攻自破。若是吴缜父，更是难圆其说。《成都县志》明载他“历中进士及第”，清人陆心源根据宋人史书、文集编成的《宋史翼》卷二又谓“王安石当国，与师孟同年生也”，即王、吴同年登第。查王安石为庆历二年进士（1042），则吴师孟亦庆历二年进士无疑。若以庆历五年（1045）设局修史，吴师孟欲参予修史，那么与“初登第”吻合，可惜，当时欧阳修并不在史馆，此事当与欧阳修无涉；欧阳修于至和元年（1054年）入局修史，则吴师孟登第已长达十二年之久，“初登第”又从何说起？陈振孙的复仇说也已见其非。（参见陈光崇《吴缜事迹考辩》，载《中国史学史论丛》；曾贻芬《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
那么，人们究竟为何要说吴缜撰《纠谬》动机不纯呢？由于史籍无载，仅作如下推测。
不满诬陷说。《新唐书》乃是欧阳修、宋祁大手笔所撰，当时就为朝野所推重，“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吴缜《纠谬序》尤其是欧阳修，文章、学问、人品为世人所敬仰，“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鹜，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吴缜官微位卑，名不见经传，却无视天下所忌，对欧阳修所撰《新唐书》、《新五代史》大张挞伐，言辞尖刻，意含讥刺，当然会引来讥毁并至。
袒护陷害说。当代史学家柴德赓先生对妄说吴缜撰《纠谬》动机也有一说，他说：“欧阳修为北宋显学，王明清尊崇欧阳修至说欧阳之父决不出妻，为李心传《旧闻正误》所纠。此处仍是袒护欧阳修，不满吴缜，其言也未必可信。……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1072），其学派势力至南宋也还存在。吴缜因作《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其必为欧阳修的门生故吏所排挤无疑。”（柴德赓《史籍举要》）认为吴氏冤案是欧氏门徒为维护师尊而有意陷害所至。
惊诧妄猜说。吴缜在《纠谬序》及《进〈纠谬〉表》中，针对《新唐书》中“善恶多相异之辞，纪传有不同之事，虚实详略，年月姓名，阙漏重复，抵牾驳杂”、“抵牾穿穴亦已太甚”等问题，每每“感愤叹息”、“常切私愤”，从而在《纠谬》一书中诘难考驳，措词尖刻异乎常情。尤其是“常切私愤”和“感愤叹息”，人们对其感愤不能理解而产生妄猜，捕风捉影之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吴缜撰《纠谬》的真正动机，是针对《新唐书》修撰中的失误、问题而发的，正像周中孚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至于言辞中意含讥刺，弹纠中过于苛细，正所谓人们常说的“欲事改修，自不能不痛加指斥”。吴缜“颇欲为欧、宋之诤友”（清·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实非心量窄小之人。他作《纠谬》弹劾《新唐书》，正是他对史书态度的集中反映。
首先，吴缜对修史要求很高，认为史书受到后人诋斥是正常的。他说：“史才之难尚矣！……自秦汉迄今千数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之徒，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善而传之无穷？然终亦未免后人之诋斥。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修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讥评前载，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尝所论著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吴缜《纠谬序》）认为史书受人抨击是常情，即使是备受人称誉的“前四史”和史学大家刘知几的著作都不免后人诋斥，《新唐书》也莫能例外。而且，他从刘知几撰《史通》，批评历代修史成败和史书优劣，从而阐述自己的史学主张中得到启发，自己另辟蹊径，寓批评于专书考辨之中，言之有据，以便更能服人，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既然有错就应改正。吴缜认为《新唐书》之修撰，令人失望。宋代重修《唐书》，有《旧唐书》作参鉴，辅之以新出史料；又开史馆专修，前后历时十七年，以欧、宋大家主之。此书本应修撰得较好，更何况书成后又自诩“文省事增”、“义类凡例，皆有据依”（曾公亮《进〈唐书〉表》）。吴缜进行实际考察，认为并非如此，故“从吏之暇，披卷以寻”（吴缜《进〈纠谬〉表》），仅以本史自相质正，纠出谬误四百余条，分门别类，编纂成书，正是可取之举。
当然，吴缜在弹纠考辨之中，是否非要言辞尖刻，意含讥刺不可，则值得商讨。平心而论，《新唐书》规模宏伟，卷帙繁富，勒成删定，非出一手，其中抵牾舛驳之处，势所难免，这也是不必讳言的客观事实。吴缜弹劾《新唐书》，如果纠所当纠，言辞又不太过火，就不会授人以柄，为同仁所指摘。正如钱大昕所说：“新史舛谬固多，所纠非无可采，但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意，则非忠厚长者之道。”（钱大昕《纠谬跋》）
综观诸家对《纠谬》评价，我个人认为，不能因“为贤者讳”而私存偏见，更不能因人废言，因事废著，应该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纠谬》对《新唐书》所纠究竟正确与否，才能得出合乎理性的评价。正如柴德赓先生所说：“学术问题，当从学术本身研究讨论。吴缜既作《新唐书纠谬》，应当看他所纠的是不是谬，不必问他对欧阳修是否有成见。先从枝节问题予以打击，不再齿及他的论点，这便是排斥异己，压制思想。”（柴德赓《史籍举要》）
二、吴缜为《新唐书》有功之臣
《纠谬》与《新唐书》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新唐书》条有如下说法：
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破，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拿，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抵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认为《新唐书》纵然有诸多失误，亦属常见，不足为奇；吴缜所纠，虽有可取处，但也是一家之说，仅可“存备考证”而已。我以为，此论有偏见，所说理由，不能服人，有因人废言之嫌（四库馆臣也认为吴缜是泄私愤而作《纠谬》）。所纠为常见之误，并不能贬低《纠谬》的成就；而越是常人视而不见的错误，才更应纠正，这样，史书才能日臻完善，就这点而言，吴缜是《新唐书》的有功之臣。
《纠谬》一书，分二十门，共计四四九条，就《新唐书》在编纂上的前后矛盾、剪裁不当，以及史实脱误、史例不明、文字乖谬四个方面进行纠驳。所纠《新唐书》谬误四四九条，不乏精审卓识，可供后人参鉴者颇多。
其一，弹劾编纂有据，深中其病。如自相违舛，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者，卷十“吴凑韩皋传不同”条：
《吴凑传》云：“贞元十四年夏，大旱，谷贵，人流亡，帝以过京兆尹韩皋，罢之。即召凑代皋。”今案《韩皋传》云：“拜京兆尹，奏署郑锋为仓曹参军。锋苛敛吏，乃说皋悉索府中杂钱，折籴粟麦三十万石，献于帝。皋悦之，奏为兴平令。贞元十四年大旱，民请蠲租赋，皋府帑已空，内忧恐，奏不敢实。会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诉之。事闻，贬抚州员外司马。”由此言之，则皋之为京兆无政之甚者，而《吴凑传》所云，乃似皋本无过，而德宗以之为过。其意殊与皋传不同，书法如是可乎？一事两见，评析本应一致，京兆尹韩皋被罢职因由说法不一，是“无政之甚”还是“本无过，而德宗以之为过”，前后叙述矛盾，作者又怎能自圆其说？
其二，考证史料精到，辨析入微。这里仅举卷一“以无为有”门“代宗母吴皇后传”条的考辨为例，《新唐书》记载宰相李林甫阴谋不测，太子（李亨，后为肃宗）内忧，玄宗与高力士见其宫不整，故恻然为太子选配偶，于是生李豫（后为代宗），生后三日，负姆嫌其丑陋，便取他儿代之，而玄宗不乐。吴缜便举出四条证据反驳其说。1，据本纪，李豫生于开元十五年，李林甫开元二十年才当宰相；2，李豫生时，其父李亨也不是太子，至开元二十六年李豫十二岁才为太子；3，太子之宫有典司之人，不可能不整饰；4，负姆换儿，纯属小说家言，天子的皇嫡长孙岂能轻易更换。所以断言，《新唐书》之说，漏洞很多，“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这条考辨，很有说服力。其它如清人李慈铭举出吴书“据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辨六年京师死囚四百之谬；据高宗年辨《孝敬皇后传》称萧妃女义阳、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之谬；据王承宗反及李吉甫再入相岁月辨《郑絪传》言吉甫谮絪漏言于卢从义之谬；据杨子琳、杨惠林二人时地先后，辨《刘昌裔传》、《戴叔伦传》以子琳作惠琳之谬；据《穆宗纪》及《刘总传》、《温造传》、《崔植传》，辨刘总所纳卢龙军八州九州七州不同之谬；据《玄宗纪》及《韦庶人传》、《刘幽求传》临淄王以夜入宫诛韦氏，辨《安乐公主传》所称方览镜作眉闻乱之谬；据《张孝忠传》载其子茂宗尚公主孝忠遣妻入朝执亲迎礼，辨《蒋父传》所称茂宗尚公主母亡遗占丐成礼之谬”，考证精审，“皆有功于史学甚大”（《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
其三，品评体例恰当。如卷十七“编次未当”门“孟诜无隐概而入隐逸传”条：
今案：孟诜，本方术养生之士也。《旧唐书》止列于艺术传，且未尝有隐概，今书乃入隐逸传，莫谕其说。考《新唐书》中《孟诜传》，致仕后虽曾隐居山林，但生平行状仍以仕宦为主，归入隐逸传，确有牵强附会之嫌。“类例既分，其义自明”，若归类不当，则易引起误解。
其四，指责文字错讹，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吴缜所纠第二十门“字书非是”，指责《新唐书》误用字、不经字、讹错字之类，计七十八条，后世学者攻击最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条谓“今观其书（指《纠谬》），实不免有意抨击。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条，至历指偏旁点画之讹以讥切修等，大都近于吹毛索瘢。”其实，吴缜所纠《郑善果传》“聊城”误作“辽城”；《仆固怀恩传》“横水”误作“黄水”；《王羲方传》“庞萌”误为“蓬萌”；《李怀仙传》“仙”字误为“先”，已不仅仅是一字之误，而牵涉到地理、地名诸多史实问题，不纠则今人费解甚至误解。
综上所述，认为吴缜是《新唐书》的有功之臣应不为过。《新唐书》修成进呈之时，仁宗即谓“《旧书》不可废”；日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且“悉据旧史，于《新书》无取焉”（《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二十四史”当中，也只有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一朝两史，这都是《新唐书》存在诸多不足的明证。吴缜无视天下大忌，以一人之力，不遗余力，专书弹纠欧宋，值得褒扬。虽然，钱大昕参诸家之说，精考详究，对《纠谬》用功“老而不衰”（钱大昕《纠谬跋》），于《纠谬》各条之下多有校注案语，另外又纠摘出《纠谬》之误三十余条《据钱大昕《纠谬跋》统计），但是，当代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却评价说：“钱氏作《纠谬》案语，意欲为《新书》张目（观其甲午跋知之），然读书莫弊于先存家数之见，强为辨护，时不免束茧自缚也。抑钱氏癸丑八月自记言，‘又续得辨正若干条，并写以贻之’，若自名其文曰辨正者，但各条中常实证《纠谬》所纠之不误，以称‘辨证’，名实弗符。”（岑仲勉《唐史余渖·刘总以八州归朝》）即便钱氏所纠极是，《纠谬》全书四四九条，钱氏所纠也十不及一，正如李慈铭所说：“吴氏专著一书，纠并时新出之史，而欧、宋皆大臣盛名，官修进御，吴欲以一人之力考之，其用心自更精当，故得者尤多。……要其全书中瑕类不及十之一，晁公武讥其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固未确论也。”（《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章学诚也有同感，他说：“二十篇书隶四百余事，偶因一事失检而遂谓多有误诋，毋乃刻与？”（《文史通义》外篇二《唐书纠谬书后》）
三、《纠谬》的史学思想
通观《纠谬》全书，分析吴氏《自序》，我个人认为，《纠谬》一书不是简单的一部纯粹校勘学、考据学著作，而是一部很有历史眼光，颇多真知灼见的史学专著。吴缜不但精于校勘、考证，而且对史书编纂学、史料学，也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关于《新唐书》修撰八失之说，以及《纠谬》在弹纠《新唐书》各类问题时，散见于各类中的议论，都是他史学主张的反映。
其一，以史为鉴的历史观
宋代文史之士，有鉴于五代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道德沦丧，风气衰败，力倡取唐代以为龟鉴，如范祖禹深明唐代三百年治乱兴衰，认为“观古所以知今，明往所以察来”，“唐与本朝，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厥鉴不远，著而易见”（《范太史集》卷十三《上太皇太后表》）而修《唐鉴》；孙圃著《唐史记》七十五卷，直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宋史》卷二九五《孙圃传》）吴缜也不例外，他说：“史之所记，必系乎兴亡治乱、礼乐政刑、褒贬劝惩、贤愚邪正，有益于名教，有考于后人，则虽多书而无害。”（《纠谬》卷十三）在以史为鉴的前提之下，吴缜特别强调修史详略取舍的重要性，以为“文省事增”乃“古之良法！”他说：“增事者，广记备言之谓也；省文者，详略适中之谓也。广记备言，则后世得以考察；详略适中，则无重复丛冗之弊，后世有所矜式。”（《纠谬》卷十二）故特列“事状丛复”、“当书而反阙”、“宜削而反存”三门，以为欧宋之《新唐书》并不是真正的增文省事。为此，他对记载那些与兴亡治乱无损益之事大加指责，如卷十三“安乐公主览镜作眉”是“徒于简策而贻讥诮也”、“杜审权手自下帘”是“人之闲居燕处常事末节，又何足载于史乎？”反之，礼仪制度、忠孝节义之类，“有益于名教”，则宜备载无遗。他认为“九宫贵神”是“自唐中叶以还，世世崇奉，人主尝所亲祝。礼次昊天上帝，列为大祠，迄今不改，其礼盖亦甚重。此正古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而史氏所宜记录者也。”（《纠谬》卷十四）以及《忠义吕之臧传》漏载马元规事迹，“无以旌忠节而助风教”（《纠谬》卷十四），实不应该。
以史为鉴，并不是吴缜的发明，但以此评判史书编纂详略取舍是否得当，则是他人所未发，吴缜所为，使史书作为“惩劝”、“垂世”之训的教科书味更浓重了。
其二，传信求实的史料观
吴缜《纠谬》一书特别强调“史之所以传信也”，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多求前史谬误而参订之”，认为修信史就须重事实。他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吴缜《纠谬序》）认为“史”包含“事实”、“褒贬”、“文采”三要素，而“事实”是修史中的第一要素，也是信史的必然要求。首先要尊重事实，据实直书，然后寓褒贬于行文之中，辅之以文采，才能成为一部好的史书，否则事实舛误，一味褒贬、文采，则背离了修史的目的。这种先事实，后褒贬、文采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我国史学历来就有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中唐以后更为强调。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一方面，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大力提倡《春秋》学中的“尊王攘夷”，尤其是“尊王”、“大一统”观念，修史则重褒贬书法、《春秋》义例，对史实考证不甚重视，这种情形，尤以仁宗朝为盛，其代表作有孙圃的《唐史要论》，欧、宋的《新唐书》，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此前后，与重褒贬笔削，效法《春秋》相表里，注重史论，强调阐发封建伦理纲常，求历史的“龟鉴”之作也大量产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代表作之一，其他如范祖禹的《唐鉴》、石介的《唐鉴》、江休复的《唐宜鉴》，这些著作，除《资治通鉴》外，大都不重史实考证。另外，宋世讲学之风颇盛，笔记小说风行，门户之见甚深，清人赵翼说：“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修国史者，“乃不及考订真伪，但据其书抄撮成篇，毋怪乎是非乖谬也！”（《陔余丛考》卷十三《宋史七》）在这种背景下，吴缜提倡传信求实的史料观，先事实，后褒贬、文采，应该说是有功于史学的。
其三，史出一家的编纂观
宋代设史馆专修《新唐书》，弊端不少，尤以史实错漏违舛为甚。吴缜有感而发，提出了修信史的标准。他说：“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入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不莫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吴缜《纠谬序》）怎样才能修纂信史，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史出一家之言。他说：“夫古今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抵牾也。惟后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吴缜《纠谬序》）他指责“东观群儒纂述无统”之语，实际上是针对宋代官修《新唐书》，即设馆修史的通病而发的。设馆修史，由宰相监修前代及本朝史制度始于唐朝，它给我国史学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其优点，如设局网罗各类专家集体纂述，各抒所长，对资料的采择可以比较周全，对体例和史学方法讨论也可进一步深入。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人多品杂，历史认识不一致，下笔时又怕得罪权门贵族等。刘知几就鄙视唐初官修诸史，并在《史通·辨识篇》中对设馆修史大加指责。宋承唐制，但史官任情避祸，流弊更大。宋太宗时苏易简说：“今人多不欲修史，盖善恶之间，惧其子孙为仇隙。近代委学士扈蒙修史，蒙性巽法，逼于权势，多所讳避，甚非直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四月癸末”条）欧阳修在《论史馆日历状》中也说：“近年以来员具而职废，其所撰述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者，皆设而不书，……其弊在于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故也。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记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于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公文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日月，谓之曰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自古人君皆不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可得也。”（欧阳修《欧文忠公集》卷一0八）其实，吴缜在指责官修史书诸多不足，提倡史出一家的同时，并未回避当时史馆官修的现实。随着史实的增多，史学内涵的扩大，若仍坚持一人之力修史，则皓首而丹青无日。合众人之力，设馆专修已成为历史必然。吴缜的高明之处，正是他认为“出一家之言”与史馆专修并不矛盾。史馆专修，只要设立课程，专其责任，划一体例，精审严校，也能达到“出一家之言”，这就为后代官修史书指明了出路。他所提倡的“史出一家之言”，乃是有识史家的呼声。
其四，独到见解的校勘观
一般说来，校勘，是指用精密的方法、确凿的证据，校正古书中由于抄写或翻刻等原因产生的字句、篇章等错误，校勘的目的是复原求真，力图恢复古书的原貌，和著书者本人无涉。但吴缜并不认为这样，他在《新唐书》修撰八失之一的“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苟容”中说：
方《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修之几二十年，将以垂示万世，则朝廷之意，岂徒然哉！若校勘者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何假文馆之士乎？然则朝廷委属之意重矣。受其书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讨论击难，刊削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而五人者曾不闻有所建明，但循故袭常，惟务暗黑，致其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吴缜《纠谬序》）认为校勘不只是校出文字的异同，还要校出纪事上的矛盾出入；校勘并不仅是校出史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同时也包括著书者本人的一切错误，这就把校勘的范围扩大，要求也提高。按照吴缜对校勘的理解，核之以《纠谬》一书，则卷四之“自相违舛”，卷五之“年岁时世差互”，卷九之“纪志表传不相符合”，卷十之“一事两见异同不完”，卷二十之“字书非是”，都是著书者本人失误，而校勘者又未称职所造成的。吴缜这种校勘观点，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称之为“广义校勘学”。他在总结清儒校勘五法时说：“第四种校勘方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前三种方法，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的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总不出于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然而校勘家不以此自足，更进一步对原书内容校其阙失。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和书匠算帐，乃是和著作者算帐。这种校法，也分根据本书，根据他书两种。根据本书者，例如《史记》记载战国故事，《六国表》和各世家各列传矛盾之处便不少，便据世家列传校表之误，或据表校列传之误。……这种工作，限于史部，经子两部却用不着。这种工作，若把它扩大，便成独立的著述，不能专目为校勘；但目的若在替一部名著拾遗补阙，则仍属校勘性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古书校勘，本应是对事不对人，凡是文字讹误，史实错乱，不管是著书者还是传刻者造成的，均应在改正之列。如果一味囿于忠实原著，“执卷唱读，案文雕对”，那与校对又有何异？“复原”仅是校勘的出发点，“求真”即文从字顺、史实不诬、体例归一，而不是“求善”即替古人修改文章，才是校勘的真正归宿。“必也讨论击难，刊前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吴氏此论，别有新意。
《纠谬》开启了专书弹纠当代人著作之先河。南宋以后，此风大昌，同类著作层出不穷。从吴缜《纠谬》本身的史学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上看，其人其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地位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