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书札”伪作与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的再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札论文,伪作论文,严复论文,伊藤论文,博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8）06－0106－08
经过学术界长期不断的考辨，尤其是王家俭、王民等学者的考证可知，中国社会长期广泛流传的严复与日本伊藤博文“同学”之说，实为子虚乌有之事①。自1980年代以降，这一结论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鲜有学者坚持认为严、伊二人是“同学”。然而，1998年、2002年，一批“严复书札”两度公开发表②，其中《致任公（梁启超）》第1函自称在英国与伊藤博文同窗数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据此重新肯定严、伊二人是“同学”，有的学者则据此及传播学原理断言，“同学说”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严复本人。重提严、伊“同学”说引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老观点究竟是得到新史料的坚实支撑而复活，还是基于虚假史料而衍生的学术泡沫？其实质则是晚近公开发表的一批“严复书札”究竟是严复的真迹，还是他人的伪作？有鉴于此，本文拟首先追寻这批“严复书札”的来龙去脉，然后在此基础上考辨其真伪以正视听，最后附带讨论严复是否为“同学说”的始作俑者，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一批“严复书札”进入公共视野
就我们目前所知，常州博物馆（以下简称“常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以下简称“近代史所图书馆”）以及苏州香书轩主人李学忠等三家单位或个人，均收藏有若干“严复书札”的原件或影印件。这批“严复书札”究竟包含什么内容，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无疑是首先需要了解的问题。
常博前任馆长陈晶近年的回忆文章，为追寻这批“严复书札”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重要线索。“文革”期间，因“破四旧”而抄家风盛极一时，常博在此期间曾收到一大麻袋清代和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书札。在整理这批书札的过程中，该馆工作人员陈晶发现：一批“严复书札”里含有反对袁世凯复辟的内容，与严复列名发起成立“筹安会”等常识颇有抵触。当时影射史学盛行，严复被推为中国近代尊法反儒的代表人物，其所译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今译《进化与伦理》）一书也受到重视。在这一政治背景的笼罩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明镇正组织力量以白话文重译《天演论》，陈晶遂将若干“严复书札”抄寄给周明镇。周明镇很重视这批书札，托人转交给国家文物事业局王冶秋局长，王局长又送往当时正在住院的周恩来总理处③。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致函王冶秋：“希望能以严又陵手迹选出几封交我一阅，阅后当退回”④。周恩来这里所说的“手迹”，就是指常博所收集到的“严复书札”原件。1975年4月，国家文物事业局谢辰生副处长电话通知陈晶：告以中央首长要看“严复书札”原件，请立即派人送京。根据陈晶的回忆，当时送往北京的有包括《致任公》、《致思缄（庄蕴宽）》、《致宋卿（黎元洪）》等一批书信⑤。
常博收集到“严复书札”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大学历史系《严复集》编辑小组成员蔡少卿、孙应祥曾多次到该馆了解情况，得知常博的“严复书札”共有25函⑥，具体包括《致任公》10函、《致思缄》9函、《致挚甫（达寿）》1函、《致春榆（郭曾炘）》2函、《致宋卿》1函以及《致〈益世报〉主笔》2函。其中，《致春榆》第2函后有工整楷书跋语：“一九五六年秋由于珍惜史料而收藏之，杨玄”，并加盖篆书印章“杨玄之印”；《致〈益世报〉主笔》第2函后亦有工整楷书跋语：“一九六五年秋由于珍惜史料而收藏之，杨玄”，并加盖篆书印章“杨玄之印”。两条跋语笔迹相同，仅时间有异，一为“一九五六年秋”，一为“一九六五年秋”，不知是否为笔误？1998年，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出版了林载爵等主编的《严复合集》共20册，其中第5册收录了一批新书札，其中包括如下9函：《致任公》3函、《致皙子（杨度）》1函、《致思缄》5函，其题解云：以上9函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卷”，其中，《致皙子》函“长达三十五叶，在胶卷中与其他件错杂混散”⑦。2002年，马勇先生又将包括以上9函在内的一批书札以《严复未刊书信选》为题，发表于《近代史资料》总104号，其题解云：“致梁启超、庄蕴宽、杨度三人的9通，缩微胶卷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⑧。这9函“严复书札”在公开发表的两个版本中虽然文字上略有差异，而根据题解可知，不仅文献来源相同，而且其缩微胶卷还有错简现象，理应出自同一手笔。显然，整理者也正是据此以及函札署名而断定它们全部为严复所作，否则，不会轻易把笔迹不一致的书札全部断定为严复所作而不作必要的说明。
进一步追溯这批书札的源头，必须提到吴门香书轩秘藏名人手迹。2007年12月6—17日，南京图书馆与香书轩联合在南京举办“香书轩秘藏名人手迹展”。据介绍，香书轩收藏实源于其第一代主人李超凡先生。李先生系河南郾城人，1924年毕业于青岛陆军机工学校，长期旅居南京，平生喜好收藏文物字画，尤喜爱历代名人书翰遗札，积明清及民国人物书札至数万通。其子李学忠先生秉承父志，继往聚散，遂成当今海内收藏之大家。李学忠成年后曾先后在徐州、常州、苏州等地工作。其间，因“文革”“破四旧”之故，屡受牵连，蒙难再四，家藏书翰亦因此损失过半。目前，李学忠仍藏有明清以来名人书翰3000余家，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其中不少是稀世珍宝。
在南京图书馆举办“香书轩秘藏名人手迹展”期间，我们拜会了香书轩主人李学忠先生，得知他收藏有“严复书札”18函。2007年12月28日，我们又约请苏州大学历史系俞政教授，3人一同拜访了现定居苏州的李学忠先生，见到了“严复书札”18函原件以及李学忠翻拍的照片，具体包括《致任公》9函、《致思缄》7函、《致慰庭（袁世凯）》1函、《致宋卿》1函。
从笔迹上看，常博与李学忠所藏“严复书札”完全相同。最近，我们又见到了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部分“严复书札”的影印件，其笔迹与常博及李学忠所藏“严复书札”也完全相同，质言之，这三处所藏“严复书札”系同一人所书。
从内容上看，常博与李学忠所藏“严复书札”，共有9函不同，其中，常博所藏《致任公》1函、《致思缄》2函、《致挚甫》1函、《致春榆》2函以及《致〈益世报〉主笔》2函，不见于李学忠所藏，而李学忠所藏《致慰庭》1函则不见于常博所藏；另外，两处所藏相同者更多，共有17函，其中包括《致任公》9函、《致思缄》7函、《致宋卿》1函。两处所藏函札相同者如此之多，绝不是偶然的，我们经当面请教及电话询问李学忠和陈晶，得知常博当年得到的一麻袋书札，正是从李学忠常州家中抄走的。在未被抄家之前，因自己所藏面广量大，李学忠本人未必清楚具体到某一人物如署名严复的书札究竟有多少！在“文革”浩劫中，造反派究竟抄走了其所藏哪些名人的书札，总量有多少，李学忠表示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文革”结束后，李学忠通过苏州落实政策办公室向常博索回“严复书札”共18函，他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其被抄书札中至少还有端方、左孝同、林则徐等人的书札没有发还，至于还有其他哪些名人的书札没有发还，现在也记不清了⑨。
耐人寻味的是，陈晶指出：“这批书信中有《致思缄》、《致任公》、《致宋卿》三人……已退还原收藏者”⑩，未提该馆所藏《致挚甫》、《致春榆》以及《致〈益世报〉主笔》等函札，那么，该馆所藏《致〈益世报〉主笔》等函札究竟从何而来？陈晶曾言：曾有人要卖给常博一批“严复书札”，因要价不菲而未成交，常博后将书札原件退回。不知常博所藏《致〈益世报〉主笔》等函札是否就是当初未成交的“严复书札”的复印件？事隔30余年，现退休寓居上海的陈晶表示已记不清楚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直到现在，李学忠从未表示要出售所藏书札，要售卖书札的人显然不是他。
至于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严复书札”9函，与常博及李学忠所藏均不相同。近代史所图书馆何以有缩微胶卷，目前难下判断。李学忠没有向该图书馆捐赠过函札，也不知其缩微胶卷是从何而来。当初常博收到“严复书札”的消息传出后，该所常州籍研究员庄建平曾到该馆查阅过这批“严复书札”，并复制了照片，还一度打算为近代史所图书馆收购李学忠所藏部分书札，但未成功(11)。庄建平先生认为，该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有可能是从常博送往北京的那批书札中翻拍的(12)。
二、所谓“严复书札”系伪作
前文述及，常博于1975年将该馆收集到的《致任公》、《致思缄》及《致宋卿》等函札送到北京。周恩来在病中饶有兴致地研究了这批信札，发现了一些疑迹，遂请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专家负责鉴定。专家们最后确认这批书札为伪作，理由有二：一是这批书札不是严复的真迹，二是使用的信笺是严复过世后在1930年代才流行的信笺(13)。说得更具体一点，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这批书札使用的是北京荣宝斋信笺，经荣宝斋专家鉴定乃系严复逝世（1921年）后的1925年所制。既然常博、李学忠及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严复书札”系同一人所书，那么，根据周恩来生前委托文物专家所作的鉴定，这批书札理所当然全部是伪作。
除文物专家的可靠鉴定外，我们还可以根据书札的内容进行分析鉴别。总体上看，这批书札旨在树立严复晚年与时俱进的形象，如说他维护共和，不值袁世凯与“筹安会”所为，反复强调“项城（袁世凯）真民国之罪人”。然而，书札述及相关历史人物的活动时，或虚构史实，或违反常识，或自相矛盾，可谓纰缪丛生，不胜枚举，以下仅列举部分证据以显其伪。
先看常博及李学忠所藏“严复书札”。“三月六日”《致任公》函虚构：严复指责“筹安会”；袁世凯大骂段祺瑞，段氏负气出走；严复授意梁启超趁机“以文字攻伐”(14) 袁世凯，似乎梁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系出于严复的劝勉。“六月七日”《致任公》函，自称“本月廿五日曾作一书致项城”，时间上自相矛盾；又云“《时务报》每三日寄出一次即可”，更显荒谬。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参与创办《时务报》，1898年辞去该报主笔，同年《时务报》被改为《昌言报》。而此函所述致函袁世凯反对复辟一事，应在1915年，此时《时务报》已停刊18年，哪有新编《时务报》寄给寓居北京的严复？而且《时务报》为旬刊，并非日报，所谓“每三日寄出一次”，只能说明作伪者缺乏起码的常识！“六月廿日”《致任公》函痛诋“筹安会”：“‘筹安会’中诸人，皆人人皆曰可杀者耳，其所行所为，苟有一事能为国家设想者，亦不失其作人之人格”，并云“吾等此时自以按照前议进行为是”，严复仿若反袁斗争的幕后策划人。“十月廿日”《致任公》函虚构：1921年已逝世的严复评论梁启超1924年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六月十日”《致思缄》函虚构：黎元洪为拒封武义亲王而“避居沪滨”。
再看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严复书札”。我们最近从近代报刊上新发现一条铁证，足以证明其中《致皙子》函为剽窃自报刊的伪作。1912年2月10－11日，《大公报》分两次连载了一封题为《航公致杨皙子书》的公开信，落款为“十二月十一日王谢家顿白”。“航公”(15)、“王谢家”究竟是何许人、是否为化名？目前不得而知。从该函首句及函末附言的语气看，作者似为山东人或曾在山东任事，后转赴首都北京。尽管如此，这封公开信却为鉴定《致皙子》函的真伪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经比对可知，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致皙子》函，就是抄袭自《航公致杨皙子书》，二者90％以上文字相同，其间的些微差别，乃是抄袭者蓄意而拙劣的篡改所致。抄袭者的篡改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1）删改标题和落款。公开信的标题“航公致杨皙子书”被删除；落款“十二月十一日王谢家顿白”改为“严复上言五月三日”，并在“严复上言”前添加“专此奉告，幸勿见怪耳。此颂安吉”等文字。（2）改动称呼。如改‘仆’为‘愚’，共26处；改“皙子”为“足下”，共40处；改“汪氏兆铭”为“汪兆铭氏”。（3）改动地名。如原函首句“仆往在山东知皙子之名”，被改为“愚往在沪上知足下之名”。（4）改动少许字词。如“主席”改为“主人翁”、“林谷”改为“山林”、“人世”改为“人间”、“永不”改为“不复”、“妖孽”改为“妖贼”等等，不一而足。（5）删除部分反映原作者政治主张的文字。如原函中有两句：“虽华盛顿为君、拿破仑为相，亦恐难与共治矣”；“仆山野一夫，夙无政学之知识，虽不赞成共和，然亦未尝妄以己之宗旨标异于人，视息偷安，何足轻重，特不能不为吾皙子惜耳”，均删除。又原函最后有附言：“此书脱稿后，因觅皙子之住所不得，故登报以冀皙子见之。昔明末皖人阮大铖遁居金陵，罪恶昭著，彼都人士曾有留都防乱揭帖之作。仆之为此，亦犹防乱揭帖之意耳，愿皙子无怒。皙子若以仆语言过当，心所难甘，亦口皙子为至毒极刻之言还以示仆。仆浅学小夫，未识大道，固甚愿闻皙子之明教以有进也。皙子勿罪焉”。这段文字也被删除。
由上述可知，改动称呼和少许字词并没有在词意上引起实质性的变化；删改部分语句和地名，明显暴露出抄袭者急于掩盖原作者的个人信息及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企图将严复打扮成革命的同路人；而删除标题和更改落款则是篡改的核心之所在，旨在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将这封公开信冒充为严复的文字，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然而，抄袭者明显顾此失彼，并未将原作者赞同君主立宪的文字删除干净，如“若仆（抄袭者改“仆”为“愚”）等夙持君主立宪之人，宗旨确定，坚如金石，又岂君辈一二佞口所能动乎？”这句话仍然保留。
迄今为止，学界同仁从未发现严复有过“航公”、“王谢家”等别称或化名。《大公报》是一份在天津出版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大报，时在北京的杨度完全可以读到这封公开信。此函如果是严复化名发表，则说明严复不想让杨度知道是他所为，自然不会时隔三月又以真实姓名抄录篡改一过后致达杨度；反之，严复如果无缘无故从报纸上抄袭篡改一篇公开信寄与杨度，不仅无聊之极，杨度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再者，《致皙子》函所署时间为“五月三日”，根据函中所述内容只能是1912年5月3日，此时民国已成立数月，共和制度业已确立，而不是函中所云“今民心大体趋向共和”的问题。附言中“仆山野一夫，夙无政学之知识”、“仆浅学小夫，未识大道”等语，也不会出自严复之口。从严复的经历看，他自1912年3月8日接管北京大学后，一直忙于为该校借款开学、聘请教师、改革课程结构、筹备5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等一系列具体而微的校务，可谓焦头烂额，哪有闲心和必要在5月3日写信痛诋杨度？所谓严复《致皙子》函的其他荒谬之处，我们已有专文论述(16)，兹不赘述。总之，严复既不是《航公致杨皙子书》这封公开信的作者，也不是后来的抄袭篡改者。一旦明白《致皙子》函系作伪者抄袭篡改《航公致杨皙子书》而来，再反观其荒谬之处，也就毫不奇怪了。
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致任公》函同样错误百出。如第2函捏造严复与“各方首要密谭数次”，反对袁世凯称帝。第3函虚构严复与梁启超“连日晤谈”；严复计划湘中之行，张謇在意大利等；又谓：“十年前兄曾以万言书上景帝……今民国告成，亦已数载”(17)。此说显然非常荒唐，因为，严复觐见光绪帝后，直到慈禧太后“训政”的次日才返回天津，他对1898年这一惊心动魄的年份无论如何都不会记错。此函既云十年前上书皇帝，那么，写作时间应在1908年，而此函又云“今民国告成，亦已数载”，显然自相矛盾。
综上所述，无论是周恩来委托专家所作的鉴定，还是根据书札的内容判断，前述三家单位或个人所藏一批“严复书札”均为伪作，应该说这一结论是坚实可靠的。
明辨这批“严复书札”的真伪之后，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如关于伪造这批书札的时间，我们推测可能在1932～1936年间。在相关人物生前作伪，很容易被当事人揭穿真相，因此，伪造这批书札不仅在《航公致杨皙子书》发表之后，而且应在袁世凯（1916年）、严复（1921年）、达寿（1922年）、黎元洪（1928年）、郭曾炘（1928年）、梁启超（1929年）、杨度（1931年）、庄蕴宽（1932）等人逝世之后。另一方面，1936年前发表的严复研究论著中，有三种详细交代了严复出生于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初十日（1854年1月8日）：一为严璩著《侯官严先生年谱》，非卖品，印刷量很小；二为林耀华著《严复社会思想》，系专业论文，普通读者知之不多；三为王蘧常著《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量较大，普通读者比较容易读到。严复1915年63虚岁，而伪作《致慰庭》函自称“复今六十有五矣”，说明作伪者不知严复何年出生，也没有仔细研究过1936年出版的《严几道年谱》。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山河破碎，兵荒马乱，一般人似无闲情逸致闭门伪造书札。因此，伪造这批书札可能在1936年前。而作伪者之所以反复捏造严复与伊藤同学，显然从1932～1936年间出版的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得到了启发。1932年12月，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由无锡国专学生会集资排印200册，其中有云：“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肆[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伊藤相、大隈伯之伦皆其选，而复试辄最上第！”(18) 这里，钱基博先生明确提到严复与日本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在英国同学。1933年9月，钱著更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1934年、1935年连续再版，1936年9月又出增订本，且各版本有关严复留学英国的内容并无差异(19)，在严复与伊藤同学传闻的形成过程中无疑产生了重要作用。至于作伪者究竟是谁，目前由于资料缺乏，只有留待今后作进一步研究。
三、严复不是“同学”说的始作俑者
学术界以往多关注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说是否属实，鲜有学者探讨这一传闻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严复可能就是“同学”说的始作俑者(20)，其基本依据就是伪作《致任公》第1函，实际上，此函不仅可以从笔迹上判定为伪作，其内容也同样十分荒谬而不可信，据此立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自圆其说。《严复合集》第5册所载《致任公》第1函云：“返乡后得手教为之叹者再……而兄返国后，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以后即始终寄人篱下”(21)。《近代史资料》总104号所录此函与此基本相同，仅文字上有些微差异，如改“返乡”为“返都”，改“以后”为“此后”(22)，据该函影印件，当以后者为准，但这并非什么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其要害在于，《致任公》第1函强调：严复回国后与张之洞而不是其他人晤面遭冷遇在先，随后才“始终寄人篱下”，意思是说，严复此后即在张之洞而不是李鸿章手下供职。这个说法还有“旁证”，李学忠所藏《致慰庭》函中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同：“复早岁出国留学英伦，与日人伊藤博文同窗数载，相知甚深。归国后当即往见香涛督部，嘱办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者数年……未几曲谗屡进，毁谤交加，不得已乃辞职归田，不闻外事者凡二载”(23)。众所周知，严复与伊藤博文并非同窗，张之洞从未执掌过北洋，直到1894年严复还不曾见过张之洞，所谓严复在英国与伊藤博文同窗数载、回国之初即与张之洞晤面、张之洞“嘱办北洋水师学堂”、在北洋被迫“辞职归田”两年等情节纯属虚构，无不离奇之至。
《致任公》第1函的笔迹与内容都证明其自身为伪作，在此情况下再推敲其写作时间显然毫无意义。1909年，伊藤博文、张之洞“驾鹤归去”，与严复同时留学英国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叶祖珪等人也已去世，但同样了解严复留学英国详情的诸多船政校友如萨镇冰、何心川、林颖启、魏瀚、郑清廉等人均健在，尤其是与严复往来密切的萨镇冰直到1952年才去世(24)，相关情况并非死无对证，永远无法查核。另一方面，梁启超的如椽之笔确有左右舆论的魔力，其中即或有夸张之处，也是“将真迹放大”(25)，而不是无中生有，能将子虚乌有之事吹嘘得让他人信以为真。因此，严复不可能处心积虑地等到1909年通过信函向梁氏散布与伊藤博文同学的消息。
再以严复的仕途而论，他也没有撒谎的动机与必要。严复先后执掌北洋水师学堂、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北京大学等众多名校，其耀眼的教育资历在同时代人中罕有其匹。不仅如此，严复学术造诣密精深，《天演论》等一系列西学名著既为译述者奠定了显赫的学术地位，也为译述者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望。19、20世纪之交，民间自发赠予的各类封号如“哲学初祖”、“我国现世唯一之大著作家”、“译界之宗师”、“译界泰斗”(26) 等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严复的教育贡献与学术成就也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认可，各种虚名闲职如文科进士、钦选资政院议员、大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也接踵而来，所获种种荣誉不可谓不高。严复本人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已是盛名在外，根本不需要借口与伊藤博文同学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如果严复生前社会上确曾有过严、伊“同学”的传闻，肯定会给他人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而伊藤博文1885年、1898年两度赴中国谈判或访问，曾在天津、北京停留多日，严复并没有与之会晤，势必引起怀疑而被证伪。而且，李鸿章1877年即从郭嵩焘的书信中了解到：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日本政要是井上馨而非伊藤博文(27)，袁世凯1898年或亲自参加或出面安排了接待伊藤博文的活动，十分了解严复从未在京津与伊藤有过任何接触，这两位严复的顶头上司根本不会相信所谓的“同学”说，在此情况下严复如果还有造谣的主观动机，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平心而论，不要说与伊藤博文同窗，即或是与日本天皇、俄国沙皇同窗，中国官场又有谁买帐呢？
言必有据、论从史出是历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史料的真实可靠又是最基本的前提。李学忠近年先后结集出版了《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苏州名人手迹选》、《南社文存》等多种名人书札，但他了解自己所藏“严复书札”曾经专家鉴定过，故此后始终未将其公开出版，即使在南京等地的展览中也没有拿出来。常博将“严复书札”送到北京后，文物出版社也曾组织人员撰写过几万字的研究文章，后经发现书札并非真迹而未曾公开发表(28)。南京大学王栻先生主编《严复集》时，也曾搜集到这批伪作，并没有将其收入。凡此种种慎重负责的态度与严谨治学的精神均值得称道，学界同仁应继续保持和发扬。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严复书札”发表后，我们颇疑其与常博所藏“严复书札”系同一人所为，当时因未见书札原件而难下断语，但已根据书札内容指出了其中的重重疑点，明确判定其为伪作。最近，我们见到了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部分“严复书札”的影印件，证实我们的判断准确无误，相信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及普通读者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当然，这批“严复书札”伪作并非毫无价值，如周恩来即因此想起了杨度，专门转请王冶秋局长立即通知上海《辞海》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条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写上(29)，周恩来此举可以说是这批伪作引出的副产品。我们特别感谢李学忠先生热情提供所藏资料！
注释：
① 有关这一问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陶菊隐：《六君子传》，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第249页；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0页；王家俭： 《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第58页；卞僧慧：《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是严复的留英同学吗》，傅璇琮编：《学林漫录》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251页；王民：《谈谈严复研究中的几处疏误》，天津：《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第17页。
② 林载爵等编：《严复合集》第5册，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88～102页；马勇：《严复未刊书信选》，载《近代史资料》总10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5～88、90～94页。
③ 金冲及《我所知道的冶秋同志》一文云：在周恩来病重期间，王冶秋局长常送些字画到医院去给他看，看完一批再换一批，以便周恩来多少能分散一点注意力而得到休息。转引自陈晶：《严复信札存伪与杨度晚节正名》，上海：《文汇报》2002年6月4日，第11版。
④ 周恩来：《致王冶秋》，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632页。
⑤ 陈晶： 《严复信札存伪与杨度晚节正名》，上海：《文汇报》2002年6月4日，第11版。作者经电话咨询陈晶女士得知：该馆所藏所有“严复书札”当初全部送到北京周恩来处，实际不止其文章中提到的致梁启超、庄蕴宽、黎元洪三人的书信。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庄建平先生说：常州博物馆所藏这批署名严复的书信应有26函，他曾到该馆看过这批书信，并复制照片予以保存。
⑦ 林载爵等主编：《严复合集》第5册，第88、91、97页。
⑧(22) 马勇： 《严复未刊书信选》， 《近代史资料》总104号，第51、90～91页。
⑨ 作者与李学忠先生的电话通话纪录，2008年1月27日上午。
⑩(13)(28)(29) 陈晶：《严复信札存伪与杨度晚节正名》，上海：《文汇报》2002年6月4日，第11版。
(11) 作者与陈晶女士的电话通话纪录，2008年3月13日中午。(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荣孟源先生是整理编纂近代史资料的知名专家，他当时可能参与对“严复书札”的鉴定，因而留下影印件。
(14) 这批“严复书札”从未公开发表过，又无页码，难以一一注明。学界同仁如需要查证，请与作者联系（pihoufeng1966＠sina.com），我们可以提供“严复书札”伪作的数码照片。
(15) “航公”，不详。1908年10月11日，苏曼殊自南京致刘三函有云：“昨日见航公，甚喜”。载马君以编注、柳无忌校定：《苏曼殊文集》下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501页。此处“航公”即苏曼殊之友权钟镜寰，字海航，上海人，时任南京陆军小学堂教员，似非发表致杨度公开信之“航公”。
(16) 孙应祥：《严复致梁启超等书考辨》，南京：《学海》2004年第5期，第108～111页；孙应祥： 《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4～566页。
(17)(21) 林载爵等主编：《严复合集》第5册，第89～90、88页。
(18)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无锡：无锡国专学生会1932年12月集资铅印本（非卖品），第239页。“［肄］”为引者校改。
(19)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352页。
(20) 马自毅：《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考订》，开封：《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第37、45页。
(23) 据说，严复侄孙严群先生之子，上海医科大学严名先生有两封严复的“亲笔信”：其一，自称与伊藤博文同学，且交谊很深；其二，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现居北京的严诚先生曾屡次建议其兄严名先生将所藏两通书札公开发表，均未实现。见吴小如：《严几道先生二三事》，《常谈一束：吴小如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不知此说是否属实？据我们所知，严名先生曾说见过原函照片，后来丢失了。如果严名先生确有原函照片，不知前者是否就是李学忠先生所藏《致慰庭》函的照片？
(24) 林献炘：《萨镇冰传》，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599页。
(2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38页。
(26) 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8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423页；未名：《翻译与道德心之关系》，《新民丛报》第25号（1903年2月11日），第73页；《中外日报》1903年7月15日；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1906年8月2日），第1页。
(27) 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杨坚点校：《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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