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建平[1]2001年在《战后国际关系中东南亚华人生存发展问题与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东南亚毗邻中国大陆，历来是中国沿海人们躲避战乱、发展商贸、谋生求职的天然“屏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华人问题也因之一度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敏感的话题。随着国际形势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华人问题日趋当地化而主要成为国内问题，但其与国际关系的关联并未结束。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与华人的地位明显提高，华人问题有些“升温”，但其当地化的总趋势没有改变。 本文旨在分析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华人生存发展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力求把握国际关系中华人生存发展问题变化的特点和脉络，以期积极利用华人因素促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并为华人改善自身生存发展环境指明道路。文章指出，在国际关系和华人生存发展问题这两者之中，国际关系起主导作用，当国际关系良性发展时，华人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就越加广阔；另一方面，华人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将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增添筹码。 文章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部分，主要分析近年来华人问题研究热兴起缘由与研究对象的选择，界定华侨、华人、华族等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以史实为主，着重论述战后华人对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作用，以突出华人的生存发展能力，引出下文的论述。第叁部分史论结合，重点探讨国际关系变化的不同时期东南亚华人的处境，剖析国际关系变化对华人生存发展问题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着眼于未来，在国际形势日趋缓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立足华人自身来探讨东南亚华人的生存发展之路。第五部分结合东南亚华人对我国的历史贡献与中国的对外政策，阐述从东南亚华人生存发展问题所引发的思考。
易刚明[2]2010年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文中研究指明东南亚华侨华人是中国的海外移民,基于共同的血缘与文化,部分东南亚华侨华人程度不等地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中国对其海外生存与发展也曾予以特别关注。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华侨虽为中国公民但常居海外,而华人则已然是外国公民,因而他们只要与中国发生关系,就必然跨越国界并受到一系列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影响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所有国际因素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动而成的国际体系至为重要,因为它对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影响最深远、作用最持久。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属于体系内的单位互动,是体系内单位行为的结果。根据结构主义理论,结构是体系制约单位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国际体系对单位互动的影响是通过结构对单位行为的塑造来完成的。由此可见,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不仅要受到中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共同建构的国际体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不是由体系本身直接施加的,而是通过体系结构对中国、东南亚华侨华人及其居住国叁者行为的塑造来最终完成的。至于体系结构对这叁者行为的制约,则都表现为理性基础上的“结构选择”。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东南亚华侨华人及其居住国叁者基于自身利益根据国际体系的结构逻辑而展开的理性互动结果。
陈根香[3]2016年在《战后印度尼西亚华人政策的演变》文中指出在族群和文化多样性显着的印尼,华人作为移民族群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尽艰辛。自印尼独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的华人政策因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各有差异,呈现出波动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在苏加诺时期,除了独立初期为了实现独立的政治目标而对华人群体进行保护之外,总体上,印尼对华人在经济上予以排斥,在政治上则进行初步的限制和管理,文化上在实施文化整合政策的同时也开始开展去中华文化的举措。但这一时期的华人政策是相对宽松的,华人特性得以在独立后继续维持,而华人因素对两国关系也比较敏感,两国国内的政治斗争都使得印尼华人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但总体而言,两国关系维持着良好局面。而苏哈托威权政府时期,基于强烈反共的国内政治导向和同化华人于本土社会的思想意识,加之政府极其怀疑华人的政治效忠,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整合目标,印尼在政治上严格限制华人族群的活动；但在经济上却实施更加灵活两面的政策,既积极利用和动员华人资本,又在国家大政上规定原住民优先；在文化领域则实施强制同化,严格限制华人展现自身的族群文化。苏哈托时期,经济发展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正是基于此,统治后期为了吸引台湾资本,政府相对放松了对华人文化的限制。而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却长期被冻结,政府顾虑华人的政治立场,两国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实现经济先行政治随后的恢复邦交。苏哈托倒台之后,印尼逐渐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过渡,政治民主化下,少数族裔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在新的历史时期,各届政府基本上实施的是多元文化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华人都更加宽容友善,尤其是政治和文化上华人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华人社会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更加多样。新时期的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华人在两国关系中的角色也发生转变,政治色彩淡化,经贸和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更加突出。
陈晓宏[4]2013年在《战后中泰关系视域下的泰国华人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冷战形势下，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泰两国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泰国华侨华人面临着复杂且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以后，更多华侨加入了泰国国籍，实现了政治认同的转变。自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稳步发展，华人的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华人更加主动、更加广泛地参与当地政治生活。政治认同起着支配作用，随着泰国华人政治认同转向泰国，其文化认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比具有稳定性，泰国华人的文化认同具有既认同当地文化又认同华人文化的特点。因此，处理好华人问题对于两国及两国关系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主要以华人认同的相关理论为指导，采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相关知识和方法，以中泰两国关系为背景，对泰国华人社会及其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对泰国华人的认同变化与中泰两国关系的互动进行分析，更加深刻地认识泰国华人社会，有助于妥善处理华人问题，正确发挥华人社会在增进中泰两国关系中的纽带作用。
何爱国[5]2005年在《东亚发展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既而改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既而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引人关注,不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都在寻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所在。现代化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理论。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很成功,而东亚经济确实从70年代以来(日本从50年代中期)有了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东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都没有忽视东亚,无论是主张东亚必须走西方道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不认为东亚会走西方道路的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反现代化理论等,或者是反思、批判,既而主张改进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甚至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以拉丁美洲为研究中心、强烈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的依附理论,也没有回避东亚的挑战。“东亚研究”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么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或参照,要么是直接研究的目标。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称为“东亚发展观”。对东亚发展观的研究既可以透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侧面,也可以探索种种发展观对东亚、中国或其他正在进行或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反思和战略决策的参考。“东亚发展观”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点。 历史地看,战后的东亚发展观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东亚发展观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经验性的依托。大体来看,可以分为叁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东亚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问题专家几乎都认为东亚的发展道路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美国现代化模式是全球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争论的仅仅是如何实施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重要性和普适性,但也要看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标准模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代化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为普世模式呢?一则,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只有美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最为发达和实力最为雄厚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经验是惟一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而美国现代化经验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二则,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具兴,渴望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物质上的丰裕,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够达到;还有第叁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曹雯洁[6]2017年在《华文教育区域整合：“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冷战思潮及东盟各国政治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华文教育遭受到各国政府不同程度上的限制、打压,甚至是取缔。八十年代以来,在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东南亚华文教育开始出现复苏与转机,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尤为迅速。更为可喜的是,1995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使东盟十国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华教事业,推动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整体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华文教育的区域整合。“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的召开,使华文教育和华人问题不再是敏感性问题,它的存在使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更加坚定了发展民族母语教育的信心和决心。在增强华人身份认同感的同时,为进一步深化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区域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历届研讨会的大会主题及主要议题集中反映了华文教育和华文教学发展过程中的最新概况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本文将以“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为研究对象,以历届研讨会论文集为具体文本,探析近二十年来华文教育发展与演变,并分析研讨会所发挥的区域整合的重要作用及其尚存在的问题。
孙莹[7]2016年在《恩庇主义视野下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华侨华人是菲律宾最突出的少数民族群体,移居菲律宾的历史十分悠久。虽然与东南亚其他主要国家相比,菲律宾华人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是菲律宾华侨华人对该国的贡献和影响力不容小觑,凭借其作为菲律宾商贸发展的主导者以及同当地原住民密切的融合关系,使华侨华人成为菲律宾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菲律宾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置否的角色。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遭受殖民统治历时最久的国家,先后历经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在菲律宾土着和华侨华人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的漫长斗争历程,最终建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为实现政治民主转型而继续前进。菲律宾同样也是东南亚地区受恩庇主义影响深远的典型国家,菲律宾的恩庇主义发展历史久远,经历了从以土地为核心的传统道义恩庇向以国家资源分配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恩庇的转变。无论是在菲律宾传统社会,还是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恩庇主义都能够顺应历史变迁不断演变,对菲律宾现代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菲律宾社会发展重要参与者的华侨华人,在受恩庇主义政治传统影响下的菲律宾社会是怎样生存和发展的,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置于菲律宾历史演变的背景下,结合具体案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恩庇关系网络下华侨华人参与形式、参与程度和相互影响的分析,探讨从前殖民时期到现代民主转型时期,恩庇主义影响下的当地社会同菲律宾华侨华人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反映的制度与文化方面的特点。西殖时期华侨被迫卷入依附于西班牙殖民者金字塔式的恩庇关系网络,华侨遭受西班牙人的剥削与压迫,同当地土着隔离开来。华侨为了生存,被动同殖民政府确立恩庇关系,具体表现在经济上实施头家制度,充当西菲贸易的中介商,政治上借助华侨甲必丹官员制度寻求政治恩庇。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植入和美统时期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华侨萌生主动参与恩庇关系网络的意识,但是美统时期菲华隔离的政策和差别对待的态度,使得华侨依旧处于被动地位,参与恩庇主义政治的程度十分有限。菲律宾光复后,受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菲化”运动的影响,华侨面临独立政府的严厉排斥,仍然被动依附于政府当局的恩庇关系,经济上利用代表华商权益的菲华商联总会同自治政府发展恩庇关系。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现代选举恩庇关系和民主制度相结合,使菲律宾家族政治发展到顶峰。马科斯需要华人成为其政治同盟来巩固自身建立的威权体制,出现了华人集体入籍和菲华融合的社会趋势,这皆为华人提供了宽松的参与恩庇主义政治活动的社会环境。富有华商发展“密友资本主义”,参与高度依附于马科斯的金字塔型恩庇关系网络之中。民主转型时期,菲律宾恩庇型政党政治不断发展,华人以个人身份积极岛内恩庇政治活动,华人政党精英和华人企业集团“大班”成为这一时期恩庇关系网络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总之,恩庇主义在菲律宾长期盛行。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族群,在殖民时期便处于弱势地位,而独立后又被视为归化对象。华侨华人群体只有不断调适以适应恩庇主义政治传统,演化为当地恩庇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者,才能在菲律宾获得更好和更持久的发展。虽然菲律宾恩庇关系会滋生腐败、金钱政治和政治分肥、贫富分化等不良后果,并且原住民尚未看到内化的恩庇主义的本质影响,反而将矛头对准华人,阻碍了菲华民族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融合。但是华侨华人参与恩庇关系网络,突破了种族、阶级等横向因素的限制,对华人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环境和提高社会地位具有积极意义。根深蒂固的恩庇主义主导菲律宾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放缓菲律宾政治民主化进程,华族若想彻底全面参与菲律宾政治,必须主动参与菲律宾恩庇关系网络,保障华人在菲律宾长久稳定发展。
王九龙[8]2016年在《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文中提出本文选取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国家为案例,分析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本文对东南亚排华的分析不再拘泥于个别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而是采用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架构,指出战后东南亚华人所面临的大的社会框架和历史背景。此种社会框架和历史背景就是东南亚原住民要建构自己的支配地位,并在种族支配主义的框架下建构新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框架中,排华是华人所面临的必然宿命。本文对于东南亚排华问题提出一个阐释逻辑,那就是东南亚各民族国家,为了自己族群的尊严和荣誉,和为了洗刷殖民地时代所遭受的屈辱,他们在战后纷纷要建立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而此,也是东南亚各国排华的最大动因。原住民群体建构种族支配地位的愿望与华人在经济上尤其是私人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境下,华人必然遭到排斥。同时,战后东南亚各国采取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建构统一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本文认为,民族国家建构本身就是基于种族支配主义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多数群体或支配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压迫、强制同化、排斥等政策。为此,本文也对民族国家建构的传统模式或西方模式之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马来西亚和印尼在战后均沿着西方传统的路径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要实现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统一教育体系的建立。在此种情境之下,排华也是必然的主题,华人文化必然受到政府文化政策的压制。但是,东南亚华人的少数族群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在困境中对抗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国家式民族国家建构。同时,种族等级制在其中起着反抗同化的机制。本文还对原住民始终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原因和排华对华人社会的影响作了分析。
魏炜[9]2006年在《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1965-1990）》文中研究指明在战后的国际社会里，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是个非常活跃、积极的微型小国，它以富有特色的外交战略及外交实践，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小国外交类型，成为小国发挥超常影响力的典范之一。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在安全、经济、地区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层面实施的外交策略、外交政策及外交实践的研究，揭示其积极的实用主义外交特点，并总结其成败得失，探讨全球化历程中小国外交的特殊性。进而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新加坡成功之路，探究新加坡如何应对冷战及全球化等各种国际变幻，通过积极的外交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从中寻找后发国家实现内政外交互动的启示。 全文约22万字，分7部分，在辨析新加坡外交背景的基础上，点面结合，以新加坡的两个外交重要领域——安全和经济为点，以地区和全球这两个外交辐射范围为面，多角度探究新加坡外交的特点。各部分主题及要点如下： 导论部分概述了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和文章的基本方法和结构。 第一章是全文的基础，解析新加坡外交的背景和基本目标。指出在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建国历史、政治结构、经济水平和文化等国内因素深刻影响着其外交战略和政策行为，此外，由于政治体制和李光耀个人权威的关系，李光耀个人的治国理念和外交思想也给新加坡外交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外部因素方面，国际环境特别是地缘政治对新加坡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应对国家的特殊性和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在国际社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新加坡实行利益至上的、积极的实用主义外交原则。 第二章阐述新加坡的安全外交战略。新加坡具有很强的安全意识，在国内实行“全面防卫”战略，但是国小不能光靠自我防卫，必须开展安全外交，安全外交是新加坡外交的重点之一。通过推行美国主导、多边卷入的大国均势的亚太安全战略，新加坡在更大的群体和更稳固的地区环境中寻找安全感；借助五国联防协定、东盟军事合作和在海外设立训练基地，新加坡广结安全网络，成为一条融入鱼群的小鱼。 第叁章探讨新加坡的经济外交战略，从经济外交的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上探讨新加坡如何为实现经济目标而进行外交活动。极度外向型经济的国情决定了经济外交在新加坡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新加坡凭借区位优势，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提出“全球城市”的经济外交战略，遵循安全第一、多边卷入的实用主义原则，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对象，以建立国际性和区域性经济中心为主要目标。新加坡的经济外交成功地配合了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本章还以对日外交和东盟经济合作为
龙向阳[10]2003年在《世界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一种历史的分析与反思》文中研究说明《世界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一种历史的分析与反思》一文的目标是，以世界体系的变动为分析背景，以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和关联为主线，揭示国际关系视野中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实质，同时运用世界体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分析工具，对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一些历史事实和现象作出新的理性思考。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研究作出总体的学理思考。(2)对当前所知世界体系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3)以世界体系为视角，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影响及其关联作出历史的分析和反思。(4)就国际关系视野中华侨华人发展历史的意义进行思考。与以往华侨华人研究相比，本论文的新意之处在于：(1)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华侨华人研究扩大了华侨华人研究的领域和视角。(2)强调华侨华人的主体中心观和整体形态观。
参考文献：
[1]. 战后国际关系中东南亚华人生存发展问题与思考[D]. 华建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01
[2]. 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D]. 易刚明. 暨南大学. 2010
[3]. 战后印度尼西亚华人政策的演变[D]. 陈根香.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4]. 战后中泰关系视域下的泰国华人认同研究[D]. 陈晓宏. 广西民族大学. 2013
[5]. 东亚发展观研究[D]. 何爱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6]. 华文教育区域整合：“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研究[D]. 曹雯洁. 暨南大学. 2017
[7]. 恩庇主义视野下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群体研究[D]. 孙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8]. 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D]. 王九龙. 暨南大学. 2016
[9]. 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1965-1990）[D]. 魏炜.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10]. 世界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一种历史的分析与反思[D]. 龙向阳. 暨南大学. 2003
标签：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菲律宾华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新加坡经济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华侨华人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