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理论体系
何 娟1,2，王习贤3
（1.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3.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期刊社，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是扩大我国文化辐射面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在生成逻辑上，习近平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主要把握了时代、现实、价值三重依据，在内容要点上，习近平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主要涵盖了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传播目标四个方面。在价值意义上，习近平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主要蕴含了传承意义、方向意义、世界意义三个层次。
关键词： 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文化的国际传播力是综合国力重要组成，在树立国家形象，推动各民族文化融通，乃至国际经济合作共赢方面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国际传播工作，先后多次就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也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国际传播的方向。
第三，确定学生活动课程的目标。基于已经确定下来的课程理念，在结合学生本身意愿的前提下，选定学生活动课程的目标。学生活动课程目标的确定必须能够联系实际生活，并起到拓展会计专业学科知识、提升参与者团队意识、培养参与者初步研究能力的目的。
一、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生成逻辑
深刻领会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具体内涵和精神实质，首先要从其生成的时代逻辑、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入手，厘清其形成的现实必然性，这有助于人们对其形成清晰深刻的整体性认知，内生认识和行动上的自觉。
（一）时代逻辑——国际关系的文化转向
影响国际关系文化转向的因素有很多，但究其根本在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35尽管19世纪的“世界”比现在小得多，但欧洲与世界各大洲的航线已经开通，电报已经开始使用，这些情况足以使目光敏锐的马克思感觉到经济全球化将推动各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由此引起文化全球化的趋势。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在全球建立“单向度”的西方文化的过程，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是美国学者福山。他在《历史的终结》中指出，尽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的激流奔腾不息，但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历史的规律和内在逻辑已经走到了最后。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合理解决。这种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论调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靠军事力量进行殖民掠夺的方式已经行不通，资本扩张要采取一种新的和平演变的方式，即“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这种政策比起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要更隐性，更持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向世界输出他们的文化，出口其价值观念，一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文化的熏陶下，发生了向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变异，成为了美国文化的附庸。为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保护民族本土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战略目标。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有内在丰厚的文化底蕴作支撑，也要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作保障。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谋求中国文化的墙内开花，而且要实现墙外香。我们要勇于将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传播给世人，向世人展示出“文化国家”形象，为人类未来文化发展承担起一份责任。
师：我们看出，有些立体图形的表面包含着一些平面图形．反之，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平面图形来描述立体图形．请观察手中的四棱锥模型，描述四棱锥的特征．
（二）现实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系列重要讲话，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特色、中国形象。它们分别从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和传播目标四个维度勾勒出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轮廓。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成长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媒体大国，拥有覆盖广泛的现代化国际传播体系和业务精湛的舆论人才队伍。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和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仍然较为薄弱，还远远不是一个媒体强国。首先，在传播理念上，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际传播被定位为“对外宣传”机构，传播理念以“宣传”和“以正面报道为主”为核心特征。国内事件的对外传播基本是一种信息播报和成就歌颂。但由于“宣传”强调的是单方面的表达和灌输，缺乏双向交流，在媒介开放、资讯异常发达的今天，这种报喜不报忧颂扬式的报道不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甚至还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使我国在国际舆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次，在传媒企业上，我国的传媒企业存在着规模小，运营效益差、收入结构不合理、赢利模式单一、市场化运作程度较低等问题。与此同时，在国际舆论格局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雄厚的资金优势和技术设备优势，占据着国际传播的主导地位。他们在描绘和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妖魔化中国仍然是西方一些媒体涉华报道中的隐性主题。由于西方主流媒体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与客观现实的中国相差甚远，海外民众对真实的中国知之甚少。乔舒亚·库铂·雷默曾指出，“中国的形象跟不上诸多变迁的步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那些陈腐的观念中，充斥着固执的偏见和恐惧”。[2]在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交往的“声誉资本”，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必然选择。而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健康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价值逻辑——实现人全面而自由发展
文化的国际传播是普遍交往原则在新时代的具体形态，从横向来看，它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能够逐步摆脱民族文化的限制，进入世界性交往的体系中。从纵向来看，文化的国际传播提高了人们精神交往的品质，使人们能够广泛接触、了解甚至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为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多元文化的背景。可见，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以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价值逻辑的。
要实现人类这一美好状态，首先要弄清楚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在社会中才有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3]由此看来，社会不仅使人的本质得到了确证，而且为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一种由于交往而形成的有机的网络组织。因此，当我们说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时，也就是说，他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们的交往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而是转变为世界历史性交往，即“普遍交往”，在普遍的交往活动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4]89由此看来，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使人的社会关系得到丰富和发展,人的素质获得全面提高,这是人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重要保证。
然而，普遍的交往并非仅仅局限于交往范围的扩大，还取决于交往形式的多样。人是肉体和精神的感性统一。与此相对应，人与人之间不仅有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即物质交往，还伴随着知识、经验、观念、情感的相互沟通与交流，即精神交往。尽管物质交往是人发展的基础性指标，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人民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情况下，精神交往日益上升为普遍交往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未来人发展的主要方向是通过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人的精神需要是多样化，多层次的。它不仅包括了人们感觉器官的愉悦和审美能力的培育，还包括了人们文明素质的提高，理想信念的树立等多个方面。
三组数据通过oneway-ANOVA分析得P=0.506＞0.05，属于同一子集。可知三种检测方法所得结果无显著差异。
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对理想社会中人发展状态的一种美好憧憬，是马克思在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剖析人类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科学推测和逻辑论证。
再次，将起落架实际受到载荷按式(10)分别投影至缓冲器轴线方向，其中γ=90°、α=7.9°，可以获得缓冲系统轴向载荷，其变化曲线如图4，图中：Fs为右主起缓冲系统轴向载荷。
二、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核心要件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推动国运兴旺、民族强盛的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软实力强有力的支撑。文化的国际传播，扩大了中华文化的辐射面和影响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必要之举。
（一）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故事是文化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并多次在重要场合作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指示。习近平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希望他们“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5]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6]在我国广袤富饶的大地上，风起云涌的历史长河里，拼搏奋进的改革实践中，尽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但却没有被很好地讲述和倾听，并且还存在着与西方之间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7]
信息化是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将特定领域要素汇总至数据库并进行分析使用的一种技术。信息化可以极大提高行为效率。随着我国反腐斗争的深入，职务犯罪调查也遭遇了诸多挑战，迫切需要借助信息化成果进行自我发展与完善。加强职务犯罪调查信息化建设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的迫切需要，是调查方式和办案模式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因此，信息化也当然成为职务犯罪调查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的典型议题。
关于如何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习近平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树立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我们有信心讲好中国故事的底色和底气。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从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中汲取精神力量。二是必须解决好“挨骂”问题。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努力争取国际话语权，积极传播中华文化，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三是必须积极主动、久久为功。我们要让正确的声音盖过负面的舆论和各种奇谈怪论。要加强统筹协调，汇聚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8]
（二）传播手段——传播好中国声音
“传播好中国声音”和“讲好中国故事”总是结伴而行，反复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中。他从传播主体，传播技术和传播话语三个层面全面部署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战略任务。
由于手机、平板等一些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兴起，许多人成为了“低头族”，随时随地玩手机。适量地玩并不是不可以，但是玩手机的时间不宜过久，这是对于时间的一种浪费，尤其是教师，如果利用大量宝贵的时间阅读学习、提升自己，而不是埋头沉迷于高科技产品，那么对于学生来说，能够拥有这样的教师无疑是幸福的。
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庞大的概念体系，涵盖了风俗习惯、文明礼仪、思想理念以及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我们无法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地将其呈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的工作实践中必须立足实际、凝练特色、精准发力。国家文化特色是对一个国家整体风貌的集中表达和高度概括，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相互区别的独特标识和浓缩精华。以宣传阐释国家文化特色为抓手，着力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出的重要指示。同时，他还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清楚中华文化，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9]155-156阐释中国特色，不仅要告诉世界各国人民中国的特色是什么，还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的由来和发展历程，即为什么，这是蕴含在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中的一条基本逻辑。
第二，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国际传播的发展与媒介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国际传播以传播媒介的发展为依托，媒介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国际传播的发展水平。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全球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新兴媒体以其锐不可挡的速度向传统媒体发起了挑战。新兴媒体具有高效快捷、覆盖面广的传播渠道，符合时代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因此，习近平强调加强国家传播能力的建设，要“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9]162。但由于内容缺乏吸引力，新兴媒体往往使得快捷的传播渠道流于形式。相反，传统媒体却拥有强大的内容资源和长期形成的稳定受众群体，因此，将新兴媒体的渠道优势和传统媒体内容优势资源整合，取长补短，协同发展，已成为现今信息传播领域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作出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与舆论引导能力。”[9]162
第三，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与国内传播不同，国际传播面对的受众主要是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国民众。他们与我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不能完全了解和接受我们话语体系中所特有的概念和表达。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国外受众愿意听、听得懂、可接受的对外话语体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9]156融通中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充分考虑海外民众需求的多样性和身份的特殊性，要找准各个国家的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用他们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语言，有的放矢地传播好中国声音。但是融通中外并非一味地迎合外国人，突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是融通中外的核心要义。我们要用海外受众能接受的话语模式来更好地传播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念、中国文化，让中国观点融入世界语汇、成为国际共识。
（三）传播内容——阐释中国特色
第一，动员社会多方力量传播好中国声音。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纵深发展，大量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传播的舞台上日趋活跃，并成为左右国际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构建新兴国际关系中一股不容小觑的新生力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加入打破了原有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模式。主体多元化趋势已成为当今国际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到这一变化。一方面，他要求宣传思想部门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守好思想舆论这一方土，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指出，传播好中国声音仅仅依靠宣传思想部门是行不通的，我们还要凝聚多方社会力量，多管齐下，协同作战。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国家形象俨然已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其作用和影响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莫汉·马力克教授指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很大一部分起源于国家自身形象设计的能力，因为它能够卓有成效地表达自身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水平。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际地位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而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与西方迥异的、一个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和塑造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从文化层面而言。在泱泱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世代先贤以其高超的智慧，铿锵的风骨，高尚的操守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谱写了华美序章。而中华文化又为中华民族的万世长存，兴旺发达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然而，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精华、毫无杂质，中华文化亦是如此。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不少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夹杂着不少文化糟粕。因此，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要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中华文化砥砺前行的智慧结晶，才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精神引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不仅是有效化解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还是展现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和平友好的民族性格和遵礼守义的高度文明的最佳媒体，是拉近中外人民心与心距离的友谊桥梁。只有沿着历史的脉络，对中华文化进行追本溯源的剖析，把它的根源和背景讲清楚，把它的传统和优势讲清楚，把它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讲清楚，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唯有如此，外国民众才能真正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才能真正尊重我们的文化、民族和国家。
（四）传播目标——树立中国形象
（8）建立个人阅读管理空间：个人管理空间主要是记录个人信息的板块，可以包括个人的实名信息，在线阅读学习记录，个人阅读积分累计以及积分排名榜等等。对于学生个人信息应从高校学生档案系统进行数据同步，保证实名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的关键是要明确新时代我国国家形象的战略目标，这既是国际形象战略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指引着国家形象战略的总方向。习近平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是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9]162这一论断是习近平在综合研判世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和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塑造怎样的国家形象所作出的科学回答。这四种大国形象的提出，从历史文化、国家建设、外交政策和国情特色四个维度确立了新时代我国形象构建的目标和方向。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是这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外在反映。因此，一个国家形象战略目标的实现必然要取决于该国拥有的经济基础、政治优势、军事实力和科技水平，但是也决不能忽视文化建设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0]文化是塑造国家形象的灵魂和核心，是展现国家形象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塑造、展示、传播国家形象中的文化考量，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在展现国家形象中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为我国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民族性格着重强调中华文化的内秀，在挖掘内在资源，强化内功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对外在的国际传播却重视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加剧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阻碍了正面积极中国形象的塑造和展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11]文化的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软实力，往往可以用更柔和、更容易感染人，更持久，更深入人心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它不仅能够直接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和释放其影响力，还通过作用于经济、政治、外交等诸多因素，以影响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影响力的发挥。
三、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意义
习近平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丰富生动、立体全面、科学合理。无论是对党文化建设理论传承和发展，还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实践，无论是对增强我国综合实力，还是对繁荣世界文化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都具有深远意义。
而红宝石与蓝宝石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在各自生长的过程中捕获的致色元素不同。红宝石捕获了元素铬，呈红色、紫红色，蓝宝石捕获的是元素铁和钛。由于铁和钛在每个宝石中含量和比例不同，所以宝石生成之后呈现出的颜色深浅也不一样。
（一）传承意义——为继承和发展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续写了新篇章
习近平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理论一脉相承，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他认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12]对待外国的先进文化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3]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他主张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办法以及一切对我们有益的文化知识。“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4]江泽民指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我们“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5]胡锦涛强调，要通过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拓展国际文化市场等多种方式，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他指出“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16]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方针，邓小平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态度，江泽民文明多样性的思想以及胡锦涛提高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主张，都为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他在深刻总结国内国外文化国际传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科学分析我国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树立中国形象”为具体内涵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建设思想推向了一个新境界。
（二）方向意义——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重要举措，是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支撑。我国拥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断流并延续至今的国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是维系华夏文明永续发展的生命源泉，是培育和滋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沃土。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对中华文化内在优越性和先进性的充分展现和发挥。然而文化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任何一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如果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抱着已有的成果自鸣得意，不扩大辐射面和影响力，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相反，一个国家的文化越是向外扩散和传播，其发挥的功效就越显著，其潜在的软实力就越大。由此看来，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在“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应着重强调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弘扬。文化的国际传播，对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偏见，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建立友好的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一方面突出强调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细化了我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传播目标，为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落实勾勒了框架。
（三）世界意义——为促进世界文化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主旋律。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在文明激荡的潮流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和谐共处，共同推动了世界文化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持续发展。每一个国家的文明和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人群结构中产生和发展的。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舞台上，它们犹如一朵朵夺目绚烂的花朵，绽放着独特的魅力和智慧。不仅点缀和丰富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还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
我们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主动呈现观察世界的中国视角，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以中华文化的因子维护世界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加速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价值所在。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东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矛盾的尖锐和价值观的危机，东方文化的地位日益提高。西方社会可以从东方社会汲取很多有用的思想文化资源。正如罗素所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17]
由此可见，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所蕴含的仁爱、民本、大同、和谐等传统的价值理念在当今的时代依旧光彩夺目、魅力无穷，是推动世界文化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9.
[2] [美]乔舒亚·库铂·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167.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89.
[5] 习近平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DB/OL]. (2015-05-21) [2019-03-1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521/c1001-27038345.html.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7]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01(02).
[8] 习近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DB/OL].（2016-05-05）[2019-3-18]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505/c40531-28326337.htm.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4）.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5.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7.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
[15] 江泽民“七一”讲话单行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8.
[16]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467.
[17] [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M]. 秦悦,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7.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160（2019）06-0013-09
收稿日期： 2019-08-11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委员会创新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研究”（项目编号：XSPCX004）;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研咨一体化创新工程科研创新项目重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创新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19CXWTB07）
作者简介： 何娟，女，湖南娄底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习贤，男，湖南涟源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期刊社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
责任编辑：秦小珊
标签：习近平论文; 中华文化论文; 国际传播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期刊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