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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文学史上对骈文的批判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汉魏六朝时期，这是文质之争；隋及初唐，从社会功用方面批判骈文；中唐至清代，以“文以明道”为口号反对骈文。反骈历史的嬗变反映了人们对文学观念认识的不同。
关键词 骈文；反骈；古文；文质
自汉魏六朝以来，也就是从骈文的形成开始，批判骈文，反对骈文的言论风起云涌，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反对骈文的出发点也各不相同。
一
一般认为，骈文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到了汉代，比较成熟的骈文业已诞生。骈赋铺排陈述，富丽堂皇，情采可观。从当时的情况看，骈文这种形式还没有被人们所反对。
汉代自经历了王莽之乱后，国势再也难以恢复武帝时的光彩。因之，那种劝百讽一的大赋逐渐失去了市场，人们不再对它抱以脉脉温情，班固就说：“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虽然班固的认识仅从“没其风谕之义”出发，所认识到的是文学的社会功用方面，但这毕竟是首先对骈文这种“侈俪闳衍之词”提出了非议，而且他的这一观点为后来的一些反骈文者开了先河。
魏晋南北朝是骈文由成熟转向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名家名作甚多，如徐、庾、鲍、江之流，均是骈文大家。但是，在骈文大家。但是，在骈文走向兴盛的时候，就有人对这种讲究文采、喜用典故、行文对仗、追求声律的文学样式予以抨击。代表这一时期观点的是梁朝的萧子显，他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是这样批判这种时文的：“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在这里，萧子显是从骈文的行文、辞藻上反对它，认为由于它的“迂回”、“缉事比类”、“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浮艳”因而“酷不入情”或“顿失清采”。关于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萧子显虽然没有提出他的明确的观点，但通过他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文辞质朴、通俗晓畅的语言风格，反对讲究辞藻、典故、对仗、声律的文风。这种斗争是文质之争，也就是文学到底应不应该讲究文采。萧子显的主张是很明确的。
当然，即使是主张文学应有情采的，也反对骈文的滥用文采，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文情均为文章的要素，在创作中必须是有感而发，所谓“为情者要约而写真”，这也正是要求文学从实际出发，从情感出发，不能为文而造情，所谓“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的这一观点显然也是从传统的儒家文论观点出发，正所谓“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强调文章的“以讽其上”的作用，但他在论述中却对文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比以上两人稍后的颜之推，也对时文进行了分析，但在对文质的区别上他却从儒家立身之本出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颜氏家训·文章篇》）颜之推首先肯定了文章的理致、气调、事义和华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和时文不相同的，由于时文“趋末弃本”，故而“率多浮艳”，把“冠冕”的“华丽”作为追求目标，这显然与颜之推的观点相背。颜之推指出，正因骈文的“辞”、“事”与“理”、“才”相争，故而导致了它的“浮艳”。虽然颜之推是从儒家治国立身之本出发批评当时的文坛的，但他的“理”、“才”与“辞”、“事”的对立，很明显也还是从文学的形式上对骈文进行批判，只是这种批判带有浓重的儒家思想。
骈文的形成以其辞藻华丽、典事繁多、声韵和谐、对仗工整为标志。这种文学样式上的华美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如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中所说的“文章绝丽亦不害其为正”。但是这种片面追求形式方面的唯美倾向，毕竟容易形成一种形式主义的风气，故而自然会遭到反对。因而，这一时期对骈文的批判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的地位的思考，是形式重要，还是内容重要？是以文为主，抑或以质为主？由于反对者们对骈文这种“酷不入情”、“顿失清采”和“职成拘制”的弊病的认识多局限于对其形式的反对，故而形成了这一时期反骈的一个特征，即这一时期是“文质之争”，是从语言、修辞、句法上对骈文进行批判，尽管他们也都强调儒道的重要性，但还未将其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
从南北朝中后期到初唐，可以说是骈文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由于骈文过分讲究形式，浮艳华丽，故而到了隋代及初唐，人们对它的批判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人们的反骈可以说是自上而下的一次运动，也是人们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一次深入的探讨。
隋王朝建国初期，隋文帝杨坚认为骈文的尚形式、重辞藻的做法对新兴的国家的建设不利。故而，杨坚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求录”，从“实录”的角度反对骈文的尚华丽、尚形式。而杨坚的宠臣李谔更是不失时机地上了一道奏疏《上隋文帝革文华书》，对骈文进行了无情的攻击：“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这种情况延续到初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人们纷纷从国家安危出发，批判骈文误国误民的重大罪责。魏征就说骈文是“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流宕忘反，殊途同致”（《群书治要序》），这虽然不是从社会功用上直接地批判骈文，但也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魏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文章”推崇备至，但魏征却把这种“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贬之为“饰雕虫之小伎”，亦可看出他对南北朝以来的骈文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初唐四杰受六朝遗风影响，仍以骈文著称一时，王勃的《腾王阁序》和骆宾王的《为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均是千古名篇。但就是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对骈文的批评也同样强烈。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文而误国，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虽然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周陈之祸不一定仅因“徐庾并驰”，但王勃将它归结于文风的作用，恐怕作骈文的人看到这里，也要考虑是否会因此而导致大唐之危机。所以王勃针对这一点又说：“国家应千载之期，恢百王之业，天地静默，阴阳顺序，方欲激扬正道，大庇生人，黜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牧童顿颡，思进皇谋，樵夫拭目，愿谈王道。”既然文学的社会功用如此之重要，影响到一国之安危，故而应“黜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重振文风，改变齐梁以来的那种浮艳的文风，使刚建立的大唐帝国能出现“牧童顿颡，思进皇谋，樵夫拭目，愿谈王道”的良好局面。杨炯在《王勃集序》中也谈到“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这也是从讽谕等社会功用方面提出文学改革的主张。
文学对社会的功用问题历来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自从《毛诗序》提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以来，凡不符合这一论点的文学作品，不能达到这一作用的文章，自然在批评之列。隋及初唐诸人虽已认识到骈文可能影响世风的不良作用，提出了革新文体的主张，但是，他们的这些观点未免过分看重文学的社会作用，夸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诚然，文学对社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文学的作用并不是直接发生的，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片面夸大文学的作用，必然产生对文学的简单崇拜。
三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初唐的冲击后，骈文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反对者们未能提出一种可以替代的文学样式，故而骈文仍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局面一直到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才稍得以改观。
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与韩柳“文以明道”相关的观点早在颜之推就已有出现，而隋朝儒学大师王通的“贯道”说则明显是“明道”说的直接源头，王通说：“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文中子·中说·天地篇》）当然，王通虽然认识到文以“贯道”、“济义”，但他仍然未能就文学问题提出可以替代骈文的文学形式。这样，王通仅仅是提出了文学的内容问题。但是，这个“贯道”的提法成为了今后韩柳古文运动以及欧苏诗文革新运动的理论来源，也成为了反骈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唐玄宗开元以后，出现了萧颖士、独孤及、柳冕、梁肃等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这些人对骈文的批判更为深刻了，柳冕在《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中就说：“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故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在对待魏晋以来的文学方面，梁肃也说，汉代以后的作者，“理胜则文薄，文胜则理消。理消则言愈繁，繁则乱矣；文薄则意愈巧，巧则弱矣。”（《补阙李君前集序》）对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骈文，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从他们的言论上看，主要还是针对骈文的内容、形式方面，所谓“风化”、“文胜则理消”、“繁则乱矣”。那么，文章的内容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呢？柳冕在《答徐州张尚书论文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标准：“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尧舜之道”、“圣人之言”，这也就是他们认为的文章应遵循的原则。魏晋的“感声色”和宋齐的“感物色”都不符合这一要求，故而是“亡国哀思之音”。在柳冕诸人看来，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儒家的正宗地位。但是，文章既然是要本于“尧舜之道”、“圣人之言”，那么，该如何转变齐梁以来的文风，以什么样的文学样式来对抗骈文呢？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当然也有一定的观念，萧颖士就说：“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柳冕也提倡不同于流行的“本于哀艳，务于恢诞，忘于比兴”、“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的文章的“古人之文”（《与徐给事论文书》）。他们所指的，实际就是后来韩柳大力提倡的“古文”，只不过还未明确提出这一概念。
既然已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对于反对骈文的人来说，无疑是找到了一个足以和骈文相对立的文学样式——古文。于是，当韩愈和柳宗元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显得从容不迫了：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说》）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韩愈《争臣论》）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韩愈《答李秀才书》）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题哀辞后》）
在韩愈和柳宗元看来，文章之好坏取决于它的“道”的成分，文章的作用在于它的“明道”，而不是“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骈文的要害不仅在过分追求形式，更在内容空洞、虚伪、含混，正如柳宗元《乞巧文》中所说的“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在韩愈和柳宗元看来，“明道”是学古文的目的，学古文只不过是“明道”的手段。虽然学古文只是一种形式，但由于古文蕴藏着古道，因而古文就是天下之至文，是足以和骈文相抗争的文体，于是，以古文取代骈文，就成为了韩愈和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目标。
这次古文运动影响极大，宋、明、清代的许多散文家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文以明道”成了这几个时代反骈的有力武器，宋代欧阳修就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继承了韩愈和柳宗元以来的传统，把“道”作为衡量文章的标准，认为只有“道纯”的文章才能“辉光”。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虽未见有古文方面的佳作传世，但他在《通书》中对“文以载道”的一段论述，却也可以看出他对骈文的反感：“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其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之而人不用，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乎？”此后，明代的茅坤、方孝孺，清代的魏禧、刘开等人也均以“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来论文。魏禧就说：“惟文章以明理适事，无当于理与事则无所用文。故曰，文者，载道之器。”（《恽逊庵先生文集序》）
以“文以明道”作为理论武器来反对骈文，时间最为久远，影响也最大。“文以明道”，从表面上来看，是从文章内容方面的因素去反对骈文，抓住骈文所谓空洞无物的缺点，予以攻击。但是，由于韩柳诸人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因而，这种“文以明道”就带有很浓重的儒家思想意味。骈文注重形式，讲求辞藻的华丽，内容空洞无物，这自然是不可取之处。但是，若要求文章仅以表现儒家之道，则又使得文章受到了束缚，使文学走上另外一条死胡同。因此，韩柳欧苏的散文也并非一味宣扬孔孟之道，而是注意思想感情的丰富内容。“文以明道”这个口号只是一面旗帜。从文学实质上说，从唐代以来的“文以明道”的反骈古文运动仍是从语言形式上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韩愈的“唯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等观点才是这次运动的核心。如果我们将典事、对仗、音韵、辞藻看作是骈文形式主义倾向的表现，那么古文则是另一种形式倾向，只是这种形式更活泼、更生动，也更适合于表现人们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次古文运动是人们对文学形式的一次重新认识，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人们对文学作品内容的一次反省。宋以后的反骈思想基础基本没有脱离这一点，即“文以明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四
骈文是美文学，是注重形式的一种文学样式。也正因为它注重形式，才造成了文学史上漫长的反骈斗争。文学史上的这种斗争，事实上也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问题。
纵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反骈斗争，人们反骈的出发点主要在于骈文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从形式上来说，这种反骈是两种不同认识的结果，即文学是以质为主或以文为主。本来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既可以是朴实无华的，也可以是绚丽多彩的。但是，由于骈文过分强调对仗、用典、声韵和辞藻，特别是对仗和用典，这无疑束缚了作家任意发挥的想象力，使文学容易趋于呆板，形式化，因而必然遭到了反对。从内容上说，反骈文的人认为骈文空洞无物，不载儒家之道。但这恐怕并未击中骈文的要害。诚然，文学作品应该反映一定的思想感情，哪怕是平淡闲适的，也是一种情感。纵观历代的骈文作品，虽也有不少空洞之作，但大多数还是体现出一定的思想价值，若仅以儒家之道来衡量，当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然而，儒家之道也并非是包罗万象的，在儒家之外，尚有道家、佛家等思想。因此，衡量作品是否空洞无物，其标准自然不能仅以儒家思想来作为标准。所以，历代的反骈斗争在内容上应该说是陷入到另一个樊篱之中，未能科学地公正地对待这一问题。至于王勃等人将骈文与国家之兴衰相结合，显然也是一种过分夸大文学社会功用的错误认识。
然而，不论怎样，反骈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毕竟有着其特殊的意义，至少，它能够推动文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反骈斗争既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的不同，也体现了文学竞争中求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