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中共路线的转变与上海城市的社会团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团体论文,上海论文,中共论文,路线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最重要的基地之一。20年代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的路线以 产业工人为主要对象和组织工人运动为重点。1927年国共革命失败以后，由于执行激进 、盲动的城市革命路线和当局的镇压，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社会基础日 形狭隘。30年代中期以后，面临自身的困境和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共开始逐步地改 变以往排斥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小资产阶级的城市路线，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确立后， 重新回到公开与合法的中国政治舞台。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坚持发展根据地和扩大武 装力量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敌占区与大后方的城市工作，而是大大加强了利用公开、合 法团体，深入都市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策略，从而为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实现夺取政权 的最终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本文将主要探讨抗战前后党在以上海企业中下层店职员 为对象的改良主义的团体和机构以及相关的救亡、文化团体中的活动情况。
一 30年代上海社会改良团体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1931-35)
跟一般的职业、行业、娱乐性以及慈善、同乡会等团体不同，社会改良组织与机构具 有一定的和明确的改革纲领，面向广泛的社会阶层，它们试图通过在各自领域的活动( 如职业、专业、业余教育或新闻出版业)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为了行文的方便， 我有时也将它们统称为社会改良团体。3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类似团体中，影响比较大的 的有下列一些：
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附属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它于1917年由原江苏教育会的领袖黄 炎培等人联合教育界与工商界人士共同发起，是中国最早提倡职业教育和职工补习教育 的民间团体。30年代国内外危机加重，职教社大力推广面向店员、职员、学徒、工人和 失业、失学青年的补习教育，同时对职工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
申报馆系统的量才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创设于1933年秋，是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个人举办的社会事业，主要机构设在南京路商业中心区，以方便青年 店职员就学。它们在李公朴主持下得到很大的发展，流通图书馆还设有读书指导部，并 在《申报》上辟有“读书问答”专栏帮助青年职工自修。
潘序伦立信会计事务所属下的会计专科、职业、补习等学校，立信以推广新式会计和 培训会计人员为己任，30年代用多种形式扩大办学规模，推行财会和簿记补习教育。它 的发起人会计师潘序伦曾是黄炎培的学生，在办学宗旨和方法各方面都深受中华职教社 的影响。
基督男女教青年会(YMCA，YWCA)是宗教性质的社会改良团体，它们除了联系教徒之外 ，很早就开始推广面向一般民众的成人业余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且注重发展适应青年需 要的体育、文娱、社交活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积极联系城市中下层妇女，办有多所 女工夜校并进行节制生育、妇婴卫生等方面的指导与宣传。
1933年到1935年之间，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制造业和其他农工商各业都 面临严重的经济萧条，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底才逐步复苏。就业困难和失业增加扩大了 对职业和补习教育的需求，上海的许多社会团体如市商会，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中下层 职员的组织“蚂蚁社”等纷纷举办职工业余补习学校，入学职工达数万人。其中“中华 ”、“立信”补习学校各有数千人，“量才”补习学校的学生最多时达5千人。(注：中 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1931-1949)》，中 共上海党史资料选辑，1991年版，第2-5页。)
跟补习学校的服务对象略有不同的是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导的工学团，这是一些 半工半读性质的简易学校，通常附带小型的手工场和农场，它们专门从事对城市和近郊 农村贫困儿童的半工半学以及工人、店员和农民的识字扫盲工作。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及其出版社“生活书店”也可以归入改良主义机构的范围 ，《生活周刊》最初是中华职教社创办的刊物，以城市中下层职业青年为主要对象，最 初仅注重职业教育和青年的个人修养，以后逐渐着重政治和社会问题。此外杂志关心青 年的生活、思想需求并且办得生活活泼，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刊，达15万份。 “生活书店”同时还出版大量的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以及这方面的大众读物。
上述这些组织与机构各有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是它们所面向的社会阶层非常接 近，主要是城市店职员，失业、失学青年以及部分工人。(注：陶行知主持的平民教育 以面向农村为目标，机构设在上海近郊同时在工人夜校中开展活动。此外，中华职业教 育社也采用与个人、团体和地方政权合作的方式从事农村改进运动。)其基本宗旨都是 通过业余进修和职业技能的教育来提高中下阶层的文化水平与工作能力，藉以改善他们 的地位、处境并由此达到逐步改良社会的目标。这些团体和机构的领导人相互之间比较 接近，常有合作关系，如黄炎培和陶行知都是《申报》的合作者(设计顾问)；陶行知与 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刘湛恩等人担任中华职教社的理事；《生活周刊》独立后一直与职 教社保持良好的关系等等。改良派的领袖人物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社会联系面广泛 ，尤其在文化、教育、出版以及工商领域，具体视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和各人的工作性质 为转移。一般地说，黄炎培、史量才以及潘序伦跟上海工商资产阶级最为接近(申报馆 和立信会计事务所本身就是企业)，陶行知和邹韬奋跟左翼的文化出版界和教育界联系 较多，男女青年会干事的社会联系跟基督教徒在各阶层中的分布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在 对待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上，他们与当局垄断政权，压制批评和言论自由的政策之间存在 着程度不同的潜在冲突。三十年代初以来，改良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始终站在抗日救国运 动的前列，他们的政治化倾向对其所主办的机构和所联系的各种城市阶层有很大的影响 。(注：有关社会舆论和团体对三十年代时局的态度以及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行动，见
Parks M.Coble,Facing Japan: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 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该书各处多有论述。)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面前，上海工商资产阶级也加强 了他们之间的协调和共同行动。“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上海工商、金融界主要领袖 100多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在动员和协调各方面 的力量援助中国军队，救济难民，维持和稳定金融工商业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史量 才和黄炎培分别担任了“地方协会”的会长和秘书长，他们是这个资产阶级的半政治团 体的核心人物。淞沪战争之后，“地方协会”积极介入国家和地方事务，反对政府继续 内战和对日妥协的内外政策，要求扩大社会自主，开放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它和中华 职教社合办的政论性刊物《国讯》周刊，以及《申报》和《生活周刊》积极宣传这些主 张。
1933年12月，《生活周刊》因措辞日益激烈遭到当局的禁止(此后用改头换面的形式出 版刊物)；一年后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了史量才，他的地方协会会长一职也为青帮头目 杜月笙接替。(注：有关上海市地方协会的研究，见白华山：《上海市地方协会研究(19 32-1937)》，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4月打印稿；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 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244；256-257；260-269页。)毫无疑问， 当局不能容忍任何社会力量的独立倾向，然而，冲突只是资产阶级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 个方面；在经济衰退的严重打击下，工商界迫切需要国家对金融、财税、企业救济和劳 资纠纷等方面的干预和政策调剂，尽管后者的行动和政策常常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 求。(注：我本人已完成的专题研究“Bourgeoisies et politisation de la
société urbaine dans la Chine des ann é es 1931-1937-Shanghai Civic
Association”尚待出版。另外可参阅有关史量才和有关青帮的研究：Terry Narramore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 Daily Press:The Case of Shenbao,1927-1934.,in The Nationalists and China Society,1923-1937,A Symposium edited by John
Fitzgerald,History Department,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Australia,1989,p.1 07-132;Briand G.Martin,The Shanghai Green Gand,Politic and Organized Crime 1 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Tim Wright:.Coping
with the World Depression: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Relations with
Chinese Industry and Commerce,1932-1936.,in The Nationalists and China
Society 1923-1937,p.133-163.)此外，“地方协会”和其他行业团体的社会、经济活 动，如推行国货、缉私、赈灾、调剂粮食供应、公民训练以及推行农村改进等，也得到 有关当局一定的支持或是跟政府有关部门共同进行的。但是资产阶级与政府之间既合作 又冲突的关系被中共和一些左翼激进知识分子看作不彻底和不革命的表现。
30年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思潮以及“左翼”文化在全球各地兴起，是对世界性 经济危机与法西斯主义的回应，表现为对传统资本主义弊病的激烈批判和倾向社会主义 的立场。上海租界相对宽松的特殊条件与众多的文化、出版和教育机构使它成为这一运 动最重要的中心。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时期主持出版了大量翻译和介绍社会主 义理论以及运用后者分析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著作；左翼或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也 创作了大批反映社会问题和号召抗日救国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与电影作品。西方政治 与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带有强烈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它对青年学生、教师 、职员等城市中等阶层民众有很大的影响。左翼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共的注意和 支持，并且推动成立了一些半政治性半学术性的团体，如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家、教育 工作者、新闻记者、青年世界语、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工作者联盟或小组；农村经 济研究会以及“苏联之友”等等。这些组织内部通常设有党的领导机构，然而更多的时 候它们是党内文化人士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阵地，有很多作品并非总是按照党的指示和路 线而创作的。(注：参见LEE Leo Ou-fan:Literary Trends:The Road to Revolution 1 927-1949.,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ⅩⅢ，Republican China,1912-1949 ,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421-491.)
在30年代的民众救亡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31-1935年期间，一些业余进修 和补习学校的青年职工、教师开始组织学生自治会、同学会、校友会和读书会等团体。 他们在校方和教师的支持下，举办时事讲座，学术讨论会，邀请进步文化人士和呼吁抗 日救国的社会知名人士做报告或演讲，以及组织演剧、捐募和其他文娱体育活动。1935 年暑假前量才补习学校成立班级联合会，有1千多学生参加。还有一些中下层职员与自 己的同乡好友或同事在补习学校之外组织小型的定期读书会，交换读书心得，讨论个人 与国家的前途和出版小型油印刊物。(注：有关补习学校学生在校内外的组织与活动的 情况，见当时的活动分子所写的记述：《上海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1931-1949)》 ，第1-4、20-30、42-44页；张承宗：《红艳千秋——往事回忆及其他》，学林出版社1 990年版，第6-7页；陆志仁纪念文集编辑组《陆志仁纪念集》，1993年版，第3，18-19 ，112，211-212页；罗银胜：《顾准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3页；陈敏之 、顾南九编《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7；47-55页。)这些青年 职工的雏形的团体组织及活动，正如一位当年的积极分子所说，“是同上海当时高涨的 爱国抗日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注：集体回忆，黄浦、高云樵执笔：《立信会计 学校同学会(校友会)的革命活动简史》，载《上海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1931-1949 )》，第4页。)。上海的许多店职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相当的工作能力，但是社会地 位低，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感到失望与不满，在左翼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和日本侵略 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逐渐把对个人修养与个人前程的追求跟对国家与社会命运的关怀 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以前中共对城市中下阶层和青年职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上海各阶层发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左翼文化的传播，尤其是中间改良派的团体和机构提 供的中介杠杆。
1934-35年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构遭到多次破坏，党的各类组织与外围团体都失去了跟 上级与中央的联系。剩下的一些党员继续在文化领域与一些城市团体或机构中坚持活动 。在群众工作方面，有关党组织在陶行知的工学团，申报系统的量才补习学校和流通图 书馆，男女青年会主持的读书会和女工夜校等处发展左翼文化联盟的成员。这些组织的 成员并不限于文化、艺术和教育工作者，各联盟中都有普通职员、教师、学生甚至一些 工人参加，其中的人数比较多的似乎是“左联”、“社联”和“教联”(注：参见上海 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组编《上海市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 海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1931-1949)》各处；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 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239页。)。中共还有其他一些与非党的 著名社会人士共同组织的外围团体，也叫赤色群众组织，其中与中下层教员和店职员联 系比较多的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武自会)，1934年8月由宋庆龄、何香凝等上层人士 领衔发起，是一个号召民众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松散组织。通过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量 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等渠道，中共地下党在青年教师和学 员中发展了一些武自会的成员以及个别的党员。(注：《上海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 1931-1949)》，第2-3、21-22、42-43页；张承宗：《红艳千秋——往事回忆及其他》 ，第6-7页；罗银胜：《顾准传》，第53-57页；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自述》，第21 -27；47-55页。)
然而，许多这一时期参与基层活动的积极分子的回忆材料都表明，地下党这时仍然奉 行城市革命路线，党的组织范围和活动范围都非常地狭隘，“社联”的一个区负责人郑 伯克回忆说，“我们工作就是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发展社员，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 斗争，节日写标语、散传单等。”另一位1935年参加“教联”的成员雍文涛写道：“我 所做的工作范围很小，在认识的人中间发展组织，宣传革命。(注：郑伯克：《有关“ 社联”、“记联”、和“教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1辑，第43页；雍文涛：《教联和救国会活动的回忆》，载《上海市教师运动 回忆录》，第39页。徐明清：《教联活动的回忆》，载《上海市教师运动回忆录》，第 17页，张健：《有关山海工学团和国难教育社的几点回忆》也记述了相同的情形，载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中 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合订本第25卷，第156页(此书以下称全国《文史资料选辑》)。)” 这种排斥一切非马列主义的中间派别与非无产阶级阶层的倾向非常普遍，甚至连理论、 文化界的党内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注：参见薛暮桥：《给刘少奇同志写的报告——关 于白区乡村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问题》，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19 99年合订本第29卷，第7-16页。)美国历史学家斯塔纳罕(Patricia Stranahan)认为上 海地下党员在1934-35年间完全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的情况下，主动和自发地调整策略 ，以适应城市社会结构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注：Patricia Stranahan:Underground: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1927-1937,Lanham,
Marylan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183-184.)这一论点值得 商榷。主张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不足以表明中共城市路线的转变，我们也不能因 为上海的文化领域与一些城市的社会团体和机构中存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就此论证地 下党的策略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组织和动员下层民众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符 合列宁主义式政党的纲领，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党采取何种方式方法来达到革命胜利的最 高目标。30年代初以来，上海各阶层参与的救亡运动持续不断，中共地下党在不同层次 上进行了一定的活动，但是地下党这一时期的活动与以往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党 在如何对待其他具有改革倾向的和民族主义的社会力量的问题上，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转 变。
二 救国会运动与中共城市路线的转变(1935.12-1937.11)
1935年底北京(时称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 ”运动和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政策。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它很快推向了全 国各主要城市。(注：有关“一二九”运动开展经过及其与中共的关系，见John Israel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1927-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 966;John Israel and Donald W.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mber 9 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上海学生与各界民众立即起 来声援，组织了学生界、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职业界和工人等救国会以及国难教 育社、上海著作人协会等团体，并于1936年1月28日淞沪战役四周年纪念日之际，成立 了协调机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救国会”的组织形式很快在全 国许多大中城市普及，当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在上海成立，民众 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新的高潮。在此前后，莫斯科共产国际和转移到陕北的中共中央 也开始了重大的路线转折。
在上海城市各个社会阶层中，学生群体之外，最先起来行动的是一些政治上比较激进 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尤其是后来被称为“七君子”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 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人，他们在生活书店集会，起草《上海文化界救国运 动宣言》，征集了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和学术教育界以及少数工商界和国民党人士共28 3人的签名，宣言号召文化界同人起来领导救国运动，并提出讨伐冀东伪组织，集中全 国兵力、财力反抗侵略，实现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和全国民众自动组织起 来等主张。这些人形成了救国会运动的核心，并且担任了各界救国会和以及上海和全国 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5年12月12日) ，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胡子婴：《回忆“二·九”到“七·七”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404页。章乃器 回忆说“救国会是从一个十人小组开始的，现在记得起姓名的大概是沈钧儒、邹韬奋、 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和我。小组的推动者大概是周新民，而公开召集的是沈老。当 时所用的是叙餐会形式……”，见章乃器：《我和救国会》，载章立凡选编《章乃器文 集》下卷，政论著编，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救国会的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 受儒家或基督教普世主义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和左翼文化的影响，积极提倡平等 自由和妇女解放的观念，投身于以大众、平民为对象的事业，并且明确提出把抗日救亡 运动与争取民主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目标。这些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 通过公开出面，唤起舆论和民众的方式来打破当局设置的言论和集会禁区：
公开出来的条件是要有可以公开的人——社会地位的人。有社会地位就比较不怕扣帽 子不怕抓。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特务就可以随便抓扣上一顶“乱党”的帽子，还可以随便 杀。当时在学生和工人当中就找不到可以公开的人，而国民党特务在学生和工人群众中 也控制得特别紧。有社会地位的人也要敢于站出来，因为，危险总是有的——以暗杀嘛 ，杨杏佛便是例子。(注：章乃器：《我和救国会》，第630页；关于救国会的组织结构 参见同书第642页。)
救国会的领导人通过他们主持的机构、学校和刊物发动本行业或相关社会领域的民众 参加团体运动，例如职业界救国会的领导机构由“蚂蚁社”的沙千里、中华职业教育社 的负责人潘仰尧、保险公司经理杨经才和一些银行、洋行的职员组成，下面的成员包括 公司行号的小职员、店员和学徒，尤其是职业补习学校学生、教师以及部分高级职员。 (注：见《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理事名单》，载《“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 》，第100页；成员及活动情况，见第97-104页，第417-418页。)“国难教育社”陶行 知及其工学团的合作者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干事发起和领导，通过他们所办的夜校， 系工人、农民与店员以及中小学、民众学校的教员。(注：徐明清：《教联活动的回忆 》；张键：《有关山海工学团和国难教育社的几点回忆》；载《上海市教师运动回忆录 》，第18-26页；第37-38页；郑伯克：《有关“社联”、“记联”、和“教联”的一些 情况》，第44页。)妇女界救国会的活动家们利用刊物《妇女生活》组织工人读书会、 家庭妇女读书会、学生界读书会、文艺界读书会等小团体，推动不同阶层的妇女参加抗 日民主运动并探讨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种问题。(注：胡子婴：《回忆“一二·九”到“ 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第391-392页。有关妇女界救国会的情况，参见 同书，林立：《回忆上海“妇救”和行动指挥部》，第420页。)
救国会运动是“九一八”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的继续，在民主主义和改良主 义知识分子的提倡下，城市中下层民众通过参加救国会团体及其组织的活动，表现了他 们对参与政治的要求。在各类社会阶层中，青年职工是其中一支特别活跃的力量，他们 通过公开和广泛的救亡运动，加强或扩大了自身团体的组织与活动范围。参加救国会的 中华、量才、立信等各种职工夜校、补习学校及其派生的同学会、读书会和图书馆，职 员文化娱乐团体“蚂蚁社”、海关“乐文社”、租界公部局华员总会等，开展了多种多 样的读书讨论、报告演讲、识字学文化跟抗日宣传相结合的活动以及业余演剧和群众性 的歌咏活动。救国会运动时期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得到很大的推广，这种从西方输入的大 众文化形式是由音乐爱好者、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学生干事刘良模在几年以前开始推广的 ，他与音乐家洗星海、吕骥等人协作，组织民众歌咏队，教唱的抗日歌曲，其中很多是 大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插曲，歌咏队很快成为极受市民欢迎的活动形式之一。(注：《 “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救亡音乐与戏剧》，第235-252页；刘良 模：《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第431-433页。)1936年10月，银行钱庄业和保险公司的青 年职员组织了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外商企业的华人职员也在此同时 设立了上海洋行华员业余联谊会(简称“华联”)。这类团体仿照了工商界上层人士的俱 乐部形式，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改良业余生活和提高业务水平”为号召，团结本 行业的职工开展业务交流和救亡运动。它们租有固定的会所，组织适应青年职工需要的 各种文体活动、学习演讲会、图书馆并出版小型的行业内部刊物。“银联”和“华联” 都聘请了本行业的中上层人士担任名誉理事或理事，它们用这种方式取得公开合法的身 份和租界当局的注册许可，消除某些职工参加团体活动的顾虑。由于它们的中间性质和 非政治色彩，会员的数目很快发展到500至600人，比这些部门最初参加救国会的人数有 了相当的增加。(注：关于“银联”和“华联”成立的经过，见张承宗：《红艳千秋— —往事回忆及其他》，第16-18页。杨延修：《上海华联同乐会的统战工作》，中共上 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上海文史资料专辑之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119页。关于中共地下党对“银联”和“华联”成 立的推动，见陆志仁：《关于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一些情况》，载《“一二·九”以后 上海救国会史科选辑》，第419页；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自述》，第43-47，50-51 页。)救国会运动初期，上海中共地下党还没能跟陕北的党中央恢复联系，活动主要依 循1935年夏季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精神。
这个大会根据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在 此基础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的民 族国防政府。这些文件传到上海以后，左翼文化各联盟的中共领导人主持建立了一个临 时工作委员会，联络各系统存留的党员，同时决定放弃“飞行集会或在马路上写标语之 类的方式”，转而深入各界救国会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新路线。地下党的成员参加了 一些救国会的组织工作和领导机构，还调派了一些党员进入各个救国会设立党团，行动 指挥部或核心小组。党内知识分子则通过个人关系影响救国会上层代表人物的决策和行 动；从事基层工作的党员在上海工学团、职业补习学校、青年会女工夜校和其他群众自 己组织的小团体里联系骨干积极分子组织和推动游行、集会等活动。(注：关于中共地 下党在救国会内的活动，见《“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第373-388，4 04-431页；章乃器：《我和救国会》，第638-640页及陆志仁、顾准前引文。)
30年代中日冲突问题不仅仅是社会团体参与国家政治的方式，也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 角逐的契机之一。(注：这是Parks M.Coble,Facing Japan: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一书的中心论题。)1935年底国民政府的政策重点已 开始从“安内”转向“攘外”，同时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并通过多种渠道寻求跟中共 接触。(注：石岛纪之(Ishijima Noriyuki)：《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及其破产》 ，载池田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编研部译校，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62-79页；关于蒋介石当局与中共接 触的材料很多，此处仅举李海文：《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经过》，载上海《党史资料丛 刊》，1985年第1辑(总第22辑)，第111-113页。)在中共方面，1936年陕北党中央跟共 产国际恢复联系后的主要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努力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当年春天，冯雪 峰受陕北派遣赴上海重建党组织，他与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与胡愈之都负 有联系救国会上层人士的任务。潘汉年为此在国民党军政界各派和社会上层人士中积极 活动，这年夏季他赴陕北协调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立场，随后被任命为国共谈判的正 式代表。(注：胡愈之，《潘汉年同志与救国会》，载《“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 史料选辑》，第383-386页。)延安和共产国际的使者都曾希望通过跟救国会上层人士的 接触扩大社会联系，以便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影响国民党高层的决策。然而救国会松散的 领导结构和激进立场使党的意图难以贯彻：潘汉年和胡愈之认为救国会缺少工商资产阶 级的代表，“提的口号比较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起作用”。由于“七君子”等领 袖人物意见不一致，潘、胡两人试图说服他们靠近共产国际立场的努力实际上收效甚微 。(注：胡愈之，《潘汉年同志与救国会》，载《“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 辑》，第385页；章乃器：《我和救国会》，第634页。)
1936年8月，毛泽东指示冯雪峰设法接洽宋子文、孔祥熙欧美派，冯玉祥派和黄埔系陈 诚、胡宗南以及联络虞洽卿、穆藕初等工商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注：原信见吴长华 ：《冯雪峰评传》，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84页。)然而当年年底“七君子”等人被当 局逮捕关押，公开的救国会运动实际上已进入低潮。
小科比尔教授在他有关研究中，通过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救国会运动兴起的过程 ，反驳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关于救国会是中共领导的运动的论点，他认为这种看法分 别受到海峡两岸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注：Parks M.COBLE Jr.: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as a Political Party.,in Roger B.Jeanéd.:Roads Not
Taken: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2,p.135-150.)我在上文中的分析也证实了小科比尔的观点 ：毫无疑问，中共地下党确实在救国会运动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党对运动的控 制是有限的，更谈不上是党领导的运动。斯塔纳罕的著作的中心论点是强调上海地下党 和党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作者认为深入救国会，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的战略转变是地 方党自发的行为，而不是贯彻中央指示的结果。(注：Patricia Stranahan:
Underground: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1927-1 937,Chapiter 5 The High Tide of National Salvation(1936-1938).,p.185-228.)这 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指出，1936年春天以后地下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已经 跟陕北派来的干部冯雪峰接上了关系，冯通过他的秘密交通线，接受陕北中央的领导。 此外，这年秋天，由潘汉年等人领导的半公开的机构——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抗战爆发 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已经开始运行，这个机构大量参与了联系救国会上层人士和 重建地下党的工作。尽管抗战初期发生了延安与王明的路线冲突，然而在救国会运动初 期，前者的路线跟后者起草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分歧。更重要的是 ，这一时期，上海党的组织系统薄弱，党员人数有限，以及因组织重建造成人事变动频 繁，这些因素都使党在群众团体中的活动难以深入。(注：有关上海党重建的情况，见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第3 2-46页；王尧山：《关于上海地下党重建的经过》，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 第1辑，第47-69页。)另一个问题是地下党在救国会里采用的活动方式仍然以组织群众 性的示威游行为主。1937年5月延安派刘晓到上海重建白区党组织时，中共总书记张闻 天特别向他指出“上海救国会的活动，搞示威游行太多了，参加的群众愈来愈少，后来 连领袖人物也被捕了，这主要是王明路线的影响”(注：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 建前后》，第33页。所谓王明路线指的是30年代王在国内主持中央时的执行的城市暴动 路线，这一路线在1936—37年间受到系统的批判。)。在基层活动的党员陆志仁也认为 地下党在救国会的工作中有左倾路线残余的影响和排斥资产阶级中间派等缺陷。(注： 陆志仁：《关于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一些情况》，第416页。)总之，救国会时期地下党 自发改变策略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毫无疑问，上海民众自发和长期以来的救亡运 动为党员的活动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和渠道。
三 孤岛时期中共对各界救亡协会和群众文化团体的策略(1937.11-1941.12)
1936-1937年间，中共负责白区工作的张闻天，刘少奇等高层领导人系统地批判了以往 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城市路线，对必须利用上层统一战线和公开、合法的团体， 发展党的力量的策略方针作了大量的阐述。(注：有关中共对白区工作路线的调整，见 张闻天：《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1936.10.18)载《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87页及文集中的其他文章；刘少奇：《肃清关门 主义与冒险主义》(1936.4)；《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1936.4)；《关于白区的党 和群众工作》(1937.5)，均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3，3 4-40；55-71页。)随后，延安通过一系列的组织部署加强各地党的领导机构和地下党的 建制。1937年9月国共合作正式成立，中共在各地实行“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公开与秘 密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上海，党公开的机构是中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它专门负 责从事宣传、上层统战、联系各地来上海的党员与江南抗日武装等工作。党的秘密机构 ——中共江苏省委(1937年11月正式成立)则负责开展群众工作以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 根据战时的情况和城市社会分工的状况，江苏省委逐步设立了按行业、领域划分的难民 、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妇女、文化等专职委员会。这些理论上与组织上的准备是 上海地下党改变城市路线的重要前提。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上海各阶层、各行业民众组织了大批的战时服务团或慰 劳团，踊跃参加援军、募捐、救护慰问伤病员和安置难民等工作，上海市政府与上海市 地方协会、市商会共同组织了各界抗敌后援会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注：上 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这时中共地下党的 重建尚未完成，但是为了保持相对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独立性，它以国共合作的名义将原 先的各界救国会改为文化、职业、学生、妇女、教育和工人等各界救亡协会。(注：救 国会的领袖人物出狱后对成立救亡协会的意见不很一致，见章乃器：《少号召多建议》 (原载于《申报》1937.9.1)，转载于《章乃器文集》，下卷，第376-377页；又见同书 《我和救国会》，第643-644页。章反对国共在大敌当前时继续内争的观点受到中共的 批判。)11月12日中国军队及政府机构撤离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解散，华人社会出现 了某种政治权力的真空，但是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仍然十分高涨，他们在各界救亡协会 、上层人物的叙餐会和职工的文化、福利组织——谊会和补习学校以及难民收容所等机 构里继续进行半公开的政治活动。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 公共租界，即孤岛(指非日本占领区，限于公共租界市中心部分与法租界)时期，这些团 体成为上海地下党深入城市各阶层的主要渠道。(注：关于地下党在难民收容所的活动 ，见斯塔纳罕最近的研究成果，Patricia Stranahan:Radicalization of Refuggees:
Communist Party Activity in Wartime Shanghai's Displaced Persons Camps.,in
Moderne China,Vol.26/2,2000,pp.166-193.)上海的社会、工商上层人士通常用叙餐会 的方式协调他们主持的各类活动。孤岛时期比较活跃的有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星四叙 餐会”和由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基督教青年会人士发起的“星二叙餐会”。后者的社 会联系面比较广泛，有四十五名左右的成员分布在工商金融、海关和工部局、宗教救济 与自由职业各个领域。(注：“星二叙餐会”在有些资料中记为“星一叙餐会”，此外 叙餐会的名称有时也写为聚餐会。有关叙餐会活动的材料很多，见顾执中：《记支援抗 战的上海民众慰劳团》，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69-82页；卢广绵：《星 一聚餐会和胡愈之先生》，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第99-102页；李文杰：《 职业界救亡运动的片段回忆》，载《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上海文史资料专辑之2，第8 0-89页；罗冠宗：《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片断》，第162页。)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30 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抗战最初两年国共关系相对和缓，中 共也改变了过去排斥中间派和工商界人士的立场，这种状况减轻了部分社会人士夹在国 共之间的顾虑和压力，同时也扩大了中共在他们中间的活动面。出于民族团结和共同抗 敌的愿望，叙餐会的一些成员与中共或者国共双方保持联系。中共负责上层统战的八路 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和其他一些党内的知识分子，也经常出席上层人士举办的叙 餐会、座谈会。叙餐会并非中共的外围组织，它的活动也不总是跟党的部署一致。1939 年5月叙餐会的成员组织市民在租界公共建筑上悬挂国旗，对抗汪精卫傀儡政权，遭到 租界当局的阻拦。这种行动方式不符合中共“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策略，上级领导 为此批评了跟随挂旗的党员。(注：文诚：《关于悬旗问题的检讨》，载《党的生活》 ，第3期(1939年6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选编，《 革命报刊资料丛编》第2辑，第52-57页。)但是中共改变了过去党决定群众团体一切活 动的方式，要求各级领导和党员对上层人士表示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尽力避免在具体的 工作上、行动上对他们进行有形式的干涉。(注：《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129，第169 -170页等处；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在工商业及社会名流中工作方针的决定》(1938年4月 )、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知 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页。)
1939年重庆当局曾派人与杜月笙的驻沪代表一起组织了“上海统一委员会”，联系工 商界、新闻界及其他地方人士，并动员行业工公会和学生进行反对汪精卫政权的活动。 不过，国民党在文化战线和组织民众方面显然收效甚微。(注：见Frederic Wakeman Jr .前引书，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Wenhsin Yeh ed.:Wartime Shangha;扬帆：《抗战初期上海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些回忆》 ，第296-297页；吴绍澍：《记上海统一委员会》，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 第70-83页。1939年冬重庆国民党当局听取吴开先和吴绍澍等人的汇报，认为上海统一 委员会反汪不错，工商界的工作比较满意，工人工作暂时不管，对青年工作做得不够， 因为发现大批由上海去的青年投奔延安和苏北。)跟国民党相反，中共通过上层统战积 极开展群众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党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对象从以产业工人为中心明显地 转向城市中下层店职员以及邮电、交通等部门的职工。这种状况最初不完全是出于策略 上的考虑，而是城市政治局面变化造成的结果。由于日军占领了沪西、沪东和闸北的工 厂区，给积极分子的渗透和有组织的活动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危险。与此相反，店职员工 作的金融、工商和公共事业机构大多集中在租界中心地带。另一方面，店职员与技术工 人的团体组织因参与救亡运动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如职业界救亡协会是各个救亡协会 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它的基本成员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蚂蚁社与职业补习学校以外， 还有洋行华联同乐会，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联谊会，海关同人俱乐部，工部局华员总 会，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木业联谊会和益友社等等。 这些团体有些是早已存在的，有些改自各行各业组织的战时服务团和慰劳团。救亡协会 和联谊会都以行业为基础，它们为了团体的生存和开展活动的需要，寻求社会名流和工 商界领袖人物的支持，尤其是公共租界的权力机构——工部局董事会以及纳税华人会的 成员，行业领袖和社会救济组织的负责人等。他们是有身份、有资格直接与租界当局交 涉的人物。职工团体通过这些人可以取得公开合法的身份和租界当局对团体活动许可， 并且消除职工参加团体活动的顾虑。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内外的活动分子在这方面的 步骤趋于一致，因此从救亡协会到联谊会的各个团体都积极扩大各自的社会联系面，借 助中上层人士的力量来开展救亡活动，扩大行业团体的人数、规模以及各种文化、福利 设施。职业界救亡协会的理事许德良回顾说：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职业界救国会改组为职业界救亡协会之前，原来职业界救国会的 骨干和积极分子即在本人原来所属团体中进行活动。一是发动各团体会员中凡与上层人 士有交往者，设法与之联系，动员他们参加团体担任某种职务，如名誉理事、理事等； 二是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团体为会员。这样做，一有利于团体的公开，因为租界当局 重视有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人士，有他们参加团体才能得到掩护，便于开展活动；二是易 于吸收会员扩大组织。反过来，会员人数越多越能吸收上层人士参加，有利于团结救亡 活动。(注：许德良：《抗战前期上海职业界的统战工作》，第47-48页。)
争取中上层最常见的方式是让名流和资本家担任团体的领导职务或名誉职，如洋行华 联同乐会安排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董虞洽卿、袁履登、江一平和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负 责人王一亭、闻兰亭担任名誉理事。上层人物的号召力和他们所带来的保护色彩据说使 联谊会里的“中上层职员成倍地增加，团体成员数以千计，最大的团体，会员超过一万 人”。抗战时期长期负责中共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陆志仁总结说，“有了这些上层人 士的参加和赞助，团体的社会影响扩大了，活动经费有了保障，也减少了下层职工参力 口社会活动的阻力，增加了团体的‘合法性’。(注：陆志仁纪念文集编辑组《陆志仁 文集》，1993年版，第122页；282页。)”抗战时期，经斗争和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共路 线的重点，党并没有放弃它的根本目标，然而它发现推广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阶级合作 更有利于扩大党的力量。
抗战初期中共党组织在群众团体中的力量相当薄弱，但是地下党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 深入联谊会和补习学校，并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整顿、改造和控制。益友社的经历提供了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于1938年2月在中共有关领导的推动下成立，“最初发起时 只是几个小职员和店员……没有上层分子参加，不易发展”(注：许德良：《抗战前期 上海职业界的统战工作》，第48页。)。而历史相对悠久的蚂蚁社“社员中的中上层职 员占了相当的比例，他们对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接触面广，与行业的上层人士有一定的联 系，对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具备有利条件，可以发挥作用以补益友社之不足。(注：许德 良、李伯龙：《忆蚁社与益友社的合并》，载《益友社十二年》第2辑，第25页。)”在 有关党组织的说服下，蚁社领导人率领社员五十余人集体加入了益友社。以同样方式跟 益在友社合并的另一个小团体是中华第二职业补习学校学生组织的“知行社”。另一个 南京路一带店职员的自发团体“上海各业员工联谊会”有社友二百人左右，中共党组织 跟他们建立联系之后，“发现这个团体的群众基础分散，成分复杂，上层统战工作薄弱 ，骨干人数太少”，于是促动它解散并介绍其中一部分店员参加益友社。(注：《益友 社十二年》第2辑，第16-30页；《陆志仁文集》，第165页。)这个团体的成员来自许多 不同种类的行业和商店，以后不仅成为上海最大的店职员组织，并且由它的成员推动所 属行业成立了更多的联谊会。职工业余补习学校也是一种发展行业联谊会的途径，因为 那里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并且容易对集体活动和文化活动发生兴趣。1938年初地下党 以职业界救亡协会的名义自己办了一所业余补习学校；对其他的补习学校“则给他们介 绍进步教师和派青年骨干去一面学习，一面在学生中进行工作”，动员学生参加职工群 众团体或组织行业小组，当“小组成员发展到一定数量时，即成立某一行业的俱乐部或 联谊会”(注：许德良：《抗战前期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第64页；陆志仁：《前 言》，载《上海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1931-1949)》，第7-9页。)。此外，聘请同 业公会主席和商店老板担任某一团体(如益友社)负责人的做法也很有利于促进更多的行 业联谊会的诞生，由于对本行业利益的关注和中国行业组织的传统，这些人会倾向发展 自己领域或部门的联谊会。许多迹象表明，联谊会性质的团体最先是在技术程度较高的 行业和税务、市政管理部门出现的，如“银联”、“华联”、海关和工部局华员俱乐部 等，孤岛时期它们逐渐衍生和扩大到保险、钱兑、百货、邮电、电信、五金、丝绸、衣 着、酱园、西药、南市六业和职业妇女等行业或部门。(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 集委员会编有上述各行业或部门的职工运动史料，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按照中共领 导统一战线的战略精神，党在推动群众团体发展的同时必须“牢固地掌握领导权”(注 ：有关党在群众团体中建立领导权的论述，见张闻天：《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载《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169-170页及其他各处。)。因此，通过在内部物色、考 察积极分子和发展党员的方式，地下党在各个救亡协会、大多数联谊会、人数比较集中 的补习学校以及有关的行业和公司企业里都逐步地设立了秘密的党团或党支部。许多团 体中最初只有个别的党员，如益友社仅有一名党员，由上级党组织从外面调进一名，又 在社内发展一人，从而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1938年5月保险业党支部也是从“华联” 调入一名党员成立的。根据“隐蔽精干”的秘密工作原则，地下党的组织不应追求数量 上的优势，并且有必要适应联谊会的特点，后者要求团体的负责人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 活动能量。因此，地下党安排党员担任群众团体和活动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根据需要推 举热心公益的非党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如“华联”的党员经过研究，决定推原洋行高级 职员、照相馆老板卢馥担任主席职务。“银联”的主席先是活动能力强的职员邵君美， 以后由更有社会地位的新华银行副经理孙瑞璜取代。(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 委员会编《上海银联十三年(1936-1949)》第1辑，上海市金融业职工运动史料，1986年 版，第29页。)益友社第一任党支部的成员陆知悟这样解释党对社会团体的领导方式：
党团的任务是通过益友社领导机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掌握团体的政治方向，贯 彻党对益友社领导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意图化为群众的主张、集体的决定。积极开展 统一战线工作，团结非党的领导成员共同研究处理团体的重大问题和行动，发挥团体领 导层的核心作用。(注：陆知悟(陆毅)：《益友社的诞生》，载《益友社十二年》第2辑 ，第11页。)
1936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张闻天曾对这种在群众团体中发展党组织的政治技术做过详细 的发挥，概括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种方法：前者指先在各种下层组织里 (工厂、黄色工会、各类文化团体等)发展党员或建立新团体，然后成立上一级的领导机 关。反之，后者指先进入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在具体活动中物色党员和积极分子，再 通过他们建立下层的党组织。(注：张闻天：《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载《张 闻天文集》第2卷，第186页。)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已经使用过类似的技术和方法 ，抗战时期它们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更系统化的运用，并且显示了相当的成效。1937年 底至38年初，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委”)属下的党员只有二十名左右，在 以后的两年中发展到六百多人，其中还不包括派到外地去的党员。随着基层党员和党组 织数目的增加，“职委”陆续设立了金融业、百货业、店员、洋行、妇女等五个工作委 员会以及海关和电信两个直属支部，分别领导各行业和各系统的企业、公司、洋行、商 店的党支部。党的组织系统由此形成了一个上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下连社会团体和经 济单位的网络。(注：《陆志仁文集》，第165，295-296页。1938年3月和1939年12月中 共中央曾两次决议大量发展党员。)职员运动委员会运用联谊会和补习学校发展党的力 量的方式为党的工人运动委员会仿效，后者也兴办或加强了在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的 活动，并在一些邮电、公共交通等部门推动成立联谊会团体，(注：张祺：《上海工运 记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62-64，77-78页。)此外党的学 生运动委员会在这些活动方面也十分活跃。如果跟产业工人和学生阶层相比，店职员阶 层在租界地带的集中程度高于前者，在稳定性方面高于后者，因此他们的组织程度相对 较高。此外从人口比率的角度考察，店职员也很可能是这一时期中共最深入的城市阶层 。据职员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陆志仁提供的数字，战时上海的店职员的总人数共约27万( 产业工人48万)，由职业界救亡协会下面的各团体——谊会和补习学校——系的人数达 到5万左右，其中益友社由于适应了分散而人数众多的下层店员的活动需要，成立两年 后从最初的三十来人发展到4千人。而待遇相对优厚的金融保险业和外商企业的职员组 织“银联”和“华联”则各有6、7千人，保险业整个行业3千人，有2千多人参加联谊会 。通过上层统战和深入社会团体，中共明显地壮大了党在城市中等阶层中的社会基础。
上海地下党对店职员团体的策略受到延安中央书记处的充分肯定和赞扬，1940年3月延 安在有关中上层职员工作的指示中要求江苏省委“要努力巩固已有的党的基础，继续吸 收其中先进分子入党，小心谨慎地巩固职员中的各种群众组织，纠正他们过于‘左’倾 暴露的作风，以达到能长期坚持的目的，同时不应把工作中心移到估衣(即典当业)、米 业、药业等下级组织中去”。(注：《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第529页 。)中共领导使用的“中上层职员”一词实际上是指在西式企业与机构如银行、洋行、 海关、邮电、大百货公司及市政机关等处工作的职员阶层，这部分人的文化程度与技术 水平高于旧式商店、商号(如典当业、米店和中药店)里地位低下和分散的店职员，他们 由于工作关系和社会环境跟工商资产阶级上层有更多的接触，对民族救亡、业余进修和 文化活动表现了更高的热情，并且享有一些相对便利的条件。领导上海职员运动委员会 、职业界救亡协会和联谊会的许多党员干部本身就曾是银行、洋行等机构的中层职员， 很多人还有在补习学校、青年会读书会学习的经历，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与较强的工作 和活动能力，熟悉工商界的环境和人事。(注：参见张承宗：《抗战八年的上海地下斗 争》，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中做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以及陆志仁 、许德良和杨延修等人的有关叙述。)此外，抗战时期的中共路线也有利于发挥他们的 主动性与创造力：中央改变了以往集中领导的方式，在加强战略、策略指导的同时，强 调分散领导的优势，并且鼓励地方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因地制宜地调整工作方式和方法。 深入中上层并不意味着中共改变了阶级斗争理论和“下层劳苦大众是党的革命活动的主 要对象”的根本宗旨，(注：陈云：《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1941年12月)，载《 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174页。陈云强调说：“在一定条件下，上 层活动有决定意义，如果上层不动，则下层难动。”)而是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即使在上 海这样的工商大城市，党能够动员的工人阶级及其社会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与此相反 ，在民族危机当前的局势下，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由上层人物主持的 服务机构(宗教、慈善团体、同乡会、学校等)和以行业、职业部门为基础的文化团体、 机构，继续保持和显示了很大的活力。
上海地下党负有发展江南游击战争和支援新四军的任务，它“熟悉社会，深入社会”( 陈云)的目的一是为培养和供给去外县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地方政权必需的人员；二是 为最后夺取政权的战略目标积蓄力量。通过上层统战、联谊会和补习学校等店职员团体 与机构，地下党为中共扩大武装和根据地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干部、技术人员和专门人才 以及药品、器材等必须物资；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共接管上海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许 多这一时期出现的党员活动分子以后成为各类工商管理部门的领导人。然而非常遗憾的 是，历经艰难困苦坚持1949年职业界协会(改自职业界救亡协会)和联谊会、补习学校被 看作“完成历史使命”，大多于当年解散或者为新的工会与其他机构取代。中共没有看 到店职员团体是这个阶层的成员自己解放自己，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根本性 的环节。
四 结论
店职员团体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的上海都市社会的一个复杂侧面 ：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但是它的社会组织形态仍然具有传统 的等级化和群体分隔(因地缘、职业、职务等造成的身份差别)的特征。出于保护生存的 需要，战时城市中下阶层的团体更多地倾向诉诸上层庇护、关系网络的传统手段和发展 行业性形式的组织。群众团体的这一演变并非完全缘于战时的特殊背景，它与租界统治 、战前国家和社会组织方式未能实现充分的现代转化密切相关。南京政府时期，国家始 终没有致力于建设新型政治关系的民主法制基础，相反，由于政权基础薄弱和内部分裂 ，国家常常采取粗暴手段压制社会对民主权利的诉求。同时，为满足军事征伐的财政需 要，日益趋向跟民间争夺资源。这些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潜在矛盾在上海表现得尤其 尖锐，因为上海是南京直接控制的地区和主要的财源提供者。毫不奇怪，30年代几乎每 一次抗日救国运动都伴随着要求开放政权和民主权利的呼声。在此意义上，抗日救国运 动也是城市各社会阶层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下，积极参与政治的方式。改良主义 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办的团体与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承前起后的重要角色，为城 市中下阶层的职业青年提供了集体行动的杠杆。后者从分散的成员走向集合，共同谋求 改善自身的处境和参与国家事务。中共在为武装革命开辟更多资源和积累必需力量的目 标下，积极联系青年职工与城市中上层的活动分子。这一新的城市路线一方面有意识地 适应了中国城市特殊的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权力机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上海各阶层所 蕴涵的政治能量与组织形式。Hans J.Van de Ven在概括中共不同时期和地区的经验时 指出：由于中国多种权力中心并存，地方军事势力的统治和强大的地区传统，中共在各 地的革命实践并非是一个同一的过程，而是适应各地、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和局面的结 果。农民革命的基础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方面，而不是这一复杂多面 的过程的全部内容(注：Hans J.Van de Ven:Introduction.,in Tony Saich and Hans J.Van de Ven 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monk ,New York,London,England,M.E.Sharpe,1995,p.ⅩⅢ-ⅩⅣ.进一步的阐述与讨论，参 见此书中收入的其他文章。)。中共上海党在抗战前后路线转变的过程确切地映证了这 一论点，它同时也表明上海城市社会团体的政治主动性与他们所具有的现代意识。在中 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历史经验对如何建立和健全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 关系仍然具有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