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阶段论文,中国论文,阶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40年代起，西方几个主要的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均先后出现了以管理人员和公职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亦称“中产阶层”、“新中产阶级”、“新中间层”，约占社会职业—就业人口的30%左右，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在日本，到1975年，“新中间层”已占到劳动人口的34%。在美国，城市中间阶层占全国自立人口的比重，在1950年占16.9%，到1970年占18.2%。英国中间阶层1951年占15.3%，到1971年占19.1%……（倪力亚，1989:161）
我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继90年代以来推进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如企业制度改革、干部及人事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向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演进。其结果是，社会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开始增强，一大批新型的现代性职业开始出现，随即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准阶层”——正在分化演变中，尚未完全定型的社会利益群体，“白领阶层”即是如此。对那些其职业的教育及科技含量较高、以脑力劳动为主，拥有较高薪水、私家轿车、私产房、较高质量的家庭生活，可以较阔绰地安排好自己的业余休闲生活，引领社会时尚潮流的人群，人们也已经学会并开始用“白领”来称呼。他们究竟是谁？“白领”的泛称有无新的社会含义呢？
一、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中的中间阶层的含义及社会功能
中间阶层的概念一直是众说纷纭，一般而言有新旧之分及意义之别。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少量资本自主经营的小商贩、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者等，马克思及其社会阶级理论将其称为“小资产阶级”或“旧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曰“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1984/1973）中的“靠工资谋生”、为资本提供劳动的各种、各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公职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社会阶级理论中被称为“新小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而在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中则被称为“中产阶层”、“新中间层”。就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而言，基于“冲突论”（如马克思主义）观点者认为，这一阶级是游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不断向上下两极分化的阶级。而基于“功能论”的观点者则认为，这是一个促进社会发展、对社会结构具有稳定功能的社会主体力量，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对这一“新中产阶级”——社会结构中的中间阶层及其社会功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其间，较典型的有西马的社会阶级论及以职业评价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中的中间阶级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所指称的中间阶级，其社会结构含义类似于西方社会理论中的多元分层理论所指称的“中间阶层”，但对其社会功能另有认识。）
1.新中间阶级的特征。西马学者普遍注意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中间的“新小资产阶级”、“新中间阶级”，他们的职业地位及社会功能明显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时所指称的“旧”小资产阶级。这一新中间阶级的特征被认为大致有四点：(1)职业构成以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工作者等的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份（王宠周，1990:46）；(2)除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和高层企业管理人员外，他们已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尼科斯·普兰查斯，1976:209）；(3)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又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王宏周，1990:46），或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4)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宏周，1990:46），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
2.对中间阶级的界定。西马学者面临着如何认识上述这一“新中间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社会作用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激烈的争论中，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逐步形成了相关的“新小资产阶级论”、“新中间阶级论”、“矛盾的阶级地位论”、“专业——管理阶级论”和“阶级两极分化论”等五大阶级理论流派（王宏周，1990:46）。其间，以希腊的尼科斯·普兰查斯为主要代表的“新小资产阶级论”、以意大利的古格利尔莫·卡切迪为主要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理论和美国的埃立克·赖特提出的“矛盾的阶级地位论”等影响最为广泛。这三大理论流派都紧紧抓住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旧”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来界定、认识“新”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
(1)普兰查斯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三条标准。普兰查斯认为，“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什么时候分析社会阶级，都从来不局限于经济标准，而是明确提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普兰查斯，1976:14）。因此，他提出了以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三条标准划分社会阶级，并分别加入新的变量来界定“新小资产阶级”。①经济标准，主要指社会承担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就是个人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王宏周，1990:49）。普兰查斯提出，只有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标准与剥削关系“联系起来”，这一标准才有意义。虽然工人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是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但是工人阶级从事生产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而被资本家占有；“新小资产阶级”从事非生产性劳动，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如此，广大的就业于各种劳务行业的雇佣劳动者，都属于“新小资产阶级”（普兰查斯，1976:228）。②政治标准，主要强调一个社会成员是不是处于统治其他社会成员的地位上，是不是对其他人有“支配权”。一般技术人员和企业中的中下层管理人员，“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所占的地位，都是以他们所维持着的政治关系支配着的，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劳动为标志的，他们的主要职能是从工人身上攫取剩余价值……他们执行由资本的地位产生的权利……”（普兰查斯，1976:228），尽管他们在政治上也为资本所统治。因此，他们既不属于工人阶级，也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新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③意识形态标准，主要指社会承担者、特别是各种脑力劳动者对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态度。普兰查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脑力劳动者的“科学活动”，同时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物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活动，它“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意识形态条件”（普兰查斯，1976:236）。因此，他们属于“新小资产阶级”一部分。
(2)卡切迪的“新中间阶级理论”。卡切迪的理论基本上是以社会承担者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职能”为标准划分社会阶级的。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有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新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仅指工厂企业中的中下层管理人员。他从三个方面区分“老中间阶级”和“新中间阶级”：其一，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前者属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后者则不占有生产资料。其二，前者是作为个人“单个”完成资本职能；后者是作为一个“总体”，“集体”完成资本职能。其三，最重要的是，前者是人格化的资本家——是经济剥削者或压迫者；后者既完成总体资本功能，又完成总体工人职能（卡切迪，1977:71）。
(3)赖特的“矛盾的阶级地位论”。赖特从控制力入手分析了美国社会阶级结构。他认为，在美国，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本质上仍是对抗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仍然控制着资本、投资和资源，控制着生产资料，控制着劳动力。无产阶级包含了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又分为四等人：(1)上层管理人员，他们控制着财权、物权，有限地控制资源定向。(2)中层管理人员，有限地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完全不能影响资源的定向。(3)工长阶层，只能控制他们所管辖的一部分劳动力。(4)工人阶级，没有任何财、物和人权，主要还是提供技巧、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赖特，1976）。
（二）以职业评价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中产阶层观
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中产阶层观，在以职业的社会报酬及社会评价为基点的基础上，聚焦于“白领人员”(White-Collar Workers)的概念界定及其社会意义。对此，亦各有其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李强，1990:125-127）。1.以不同的劳动方式所做的界定。“白领”是脑力劳动者，“蓝领”则是体力劳动者。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展，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大减少，“蓝领”劳动者中脑力劳动的成分日益增加，他们所受的教育与很多“白领人员”不相上下；另一方面，由于引进了机械、电子设备等，“白领人员”的工作中，体力的、机械性的劳动反而占有相当比例。如此，仅以脑力劳动作为“白领人员”的基本含义已名不副实。因而，一些研究者改称“白领”为“非体力劳动者”。2.从社会职能角度所做的界定。联邦德国社会学家弗里茨·克龙奈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白领人员”所承担的四项职能：(1)行政、事务；(2)设计、计算、研究、分析等技术工作；(3)监督、管理、控制；(4)经营商业、买卖。这四项职能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曾经是由雇主担负的。这一看法的缺陷在于，人们因对这四项职能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差异。3.引入“纯粹物理条件”视角的界定。瑞士社会学家罗杰·吉罗德根据所谓的“纯粹物理条件”提出，“白领”具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从工作环境看，“白领人员”从事的是“科室工作”，而不是在车间同机械打交道；上班时穿戴得体，无需穿特殊的工作服。二是从工作对象看，“白领”多是与文件、文字、符号以及与人打交道，而“蓝领”的工作对象是“物”。
如此以“白领”及其以职业的社会报酬及社会评价为基点来认识社会分层结构，主要基于以“白领”为代表的新中产阶层的出现，显现出了不同于原前工业化社会结构的新的分层要素及其关系，即从较简单的财产关系演变为多元的职业关系。
（三）主观评价的中间阶层观
就社会分层理论及方法而言，历来都有客观分层与主观分层之说。主观分层，是指对社会成员的地位归属，采用主观自我评价和他人认定的方法所获得的分层结果；其依据的主要是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评价、认定）。
在对中间阶层的界定和认识上，主观分层的视角更具有重要意义。据日本1975年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缩写为"SSMS"），大多数人在综合平衡之后，把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为中等水平，形成了日本人的“中间阶层”的归属意识，即在1.2亿人口中“1亿总中流”，出现了国民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平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认同（参见李国庆，2001:136）。美国社会学界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职业名望调查，发现各阶层的美国人在职业名望评分中都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即对属于“中间阶层”的职业均给以高分评价（王琦，1990:14）。
在社会认同上的“中产阶层化”，使得那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得以获得一个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得以“中间阶层”的社会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作为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的基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缓和市场化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负面社会结果，争取各阶层平等获益，寻得社会政策调整的空间。
二、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含义及社会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一些新型的社会职业应运而生，出现了类似西方现代化社会结构中的“白领”职业群体；在一系列政策调整及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断分化出了一些具有财产关系的地位群体。
（一）目前中国社会人们经验中的“中间阶层”
一般而言，公众是将“白领”及“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与中间阶层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们大多已知道“中产阶级”的称呼，而对“白领”这一叫法更熟悉些。从访谈中所获得的经验材料看，调查对象一般认为现阶段的“中产阶级”有：(1)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私营企业主；(2)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主要指类似办公室文秘、技术工人等）；(3)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工程师及各类市场稀缺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4)国营大企业及垄断行业的“老板”；(5)传媒、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大腕儿”；(6)钻政策调整空子起家的、靠炒卖“批文”、权钱交换、投机钻营、搞地下“黑产业”（如性交易、毒品交易）等而致的“暴发户”。
从对“白领”访谈对象的有关叙述看，作为“中间阶层”的一员，他们一般都认同自己目前的地位身份；讲实际，求上进；时间紧张，心身均不同程度地感到疲惫。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已有了“中产阶级”的印像，而对“白领”则更熟悉（张宛丽，2001:249-251）。
（二）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界定
不言而喻，这里讲的“中间阶层”是指对现代化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定型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社会中坚力量。就此而言，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中产阶级”；但因国情的不同，我们认为以“中间阶层”称之可能更为妥当。应该怎样界定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所谓中间阶层，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
依此定义，衡量是否为中间阶层的操作指标应为：①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包括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兼具体劳动的职业。②职业权力：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支配、控制权；对其上司及其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③收入及财富水平：主要指工资、薪金等所从事的合法职业的合法报酬和经合法手续获得的私人财富，其收入及财富水平在社会中等水平者。现阶段，以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5000-35000元（注：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在全国14个大中城市开展的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抽样调查（即10月工资调查，这14个城市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佛山、无锡、成都、福州、秦皇岛、西安、济南、哈尔滨、黄石，每个城市抽取40个生产经营正常、有代表性的独立核算单位，其中：国有单位24个、城镇集体单位9个、其他单位（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7个，涉及职工50多万人。工资价位反映的是1998年10月的工资水平），职公人均月工资的中位数1479.41元为基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1999）。另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1999年对1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资料显示的1999年8月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44.5%，而工资外收入占总收入的55.5%的比例（《中国信息报》，2000年3月8日），估算家庭工资外收入占工资内收入的1倍半。在此基础上，匡算12个月的年收入数。），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俩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0000-70000元为基准。④就业能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者等。⑤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要，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⑥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包括道德自律——遵纪守法，举止文明，回报社会等的行为。
（三）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一般而言，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应以能定型一个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协调发展、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为定位。就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体体现为：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遵守交易规则，以促进“公平竞争”的社会规范的形成。2.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如在社会生活中，积极进取，勇于创新，遵纪守法的精神；平和、开放的心态；在公共生活领域讲文明、讲秩序；积极参与有益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辅助弱势人群，尊重个性选择；以合法手段积累财富，并适时回报社会，等等。3.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
三、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及构成
（一）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的分析模型（陆学艺，2001:9），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从上到下为10个社会阶层，依序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在此基础上被归为5种社会地位层级，从上到下排序为：①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②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③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④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⑤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其间，除去社会上层与底层，均可视为中间阶层。课题组认为，目前能够归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陆学艺，2001:73）（注：据课题组的统计分析，1999年，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属于中上阶层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个体工商户等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1%、1.5%、0.6%、5.1%、4.8%、4.2%，合计为18.3%（陆学艺，2001:73脚注①）。）。
私营企业主是否属于中间阶层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本质上讲，私营企业主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生产资料及剩余劳动，不属于前述定义的“靠工资及薪金谋生”者。然而，考虑到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资源构成及分配的复杂性、多元性，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私营企业主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均会处于中间状态（大私营企业主除外），因而可视其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二）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构成来源
从结构因素看，现阶段的中间阶层，其来源构成主要有四类：
1.传统的“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个体户。他们以较少的资本自雇、经营，规模较小、利润较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共有个体户3160.1万户，从业人员有6240.9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40），约占全部就业人员（70586万）的0.34%。
2.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改革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营企业职工这三部分人，他们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上均占有明显优势，被认为是当时的“中间阶层”（李强，2000:83-84）。自90年代始，随着多种经济成份的引入及体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职工除了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外，一无所有，其地位优势急剧下降。原干部、知识分子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社会位置的过程中，则以分别占有的权力资源、高质量的社会关系资源、知识资源等，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机会结构中，保持或换取了相应的地位优势。
3.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这一群体与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的私营业主没有历史关系，而完全是依仗着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资源与流动机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机制作用下，以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闯天下”而独自发展起来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私营企业共有150.9万户，从业人员有2021.5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39），约占全部就业人员的0.28%。
4.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生的新型中间阶层。自80年代起，在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社会运作中，一些新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职业应运而生，随即出现了两大职业群体：一是现代企业家群体。二是应聘于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这两类职业群体，可视为典型的现代“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1984/1973）中新型的中间阶层的代表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1999年底，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共计6.23万户。其中，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达30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投资单位有306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15、407）；两项合计，就业于外资企业的人员约占全部就业人员（70586万人）的0.86%。
（三）中间阶层的职业、职务构成成份
就现阶段其所涵盖的职业、职务成份看，主要有8大类：1.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和未评定职称的专业人员。2.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等各种经济类型企业。3.各级公务员、办事员。4.行政事务、公共事业专职管理者。5.私营业主、小业主、小商贩等。据国家统计局截止1999年底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50.9万户，投资者322.4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39）；个体户有3160.1万户（国家统计局，2000:140）。据有关统计，到1999年底，私营企业开户占工业经济结构中的55.5%，其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18.8%（国家统计局，2000）。6.技术工人，包括“白领”工人、流动民工中有一技之长者。7.商业、服务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1999年底，全国共有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1319万人（注：此项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在“分行业年底从业人员数”中的“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两项相加而得。）（国家统计局，2000:139），约占就业人口的1.87%。8.自由职业者等。
现阶段中间阶层的内部已出现了层化的分化迹象，可见出有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之分，尽管这一分化目前还不明显。其间，中上层与中层较活跃，特别是中上层与“高收入”群体相缠绕而成为上升到社会上层的流动最快的一个层级。中下层则随时可能被“挤”到下层——其资源及占有能力几乎与下层相接近。属于中上层的为中小企业经理、私营企业主（大企业主除外）、专业技术人员3个群体，约占中间阶层的18.49%；属于中间层的为公务员及办事员、小业主2个群体，约占中间层的36.97%；属于下层的为商业及服务业人员、白领工人2个群体，约占中间层的44.54%。这三层之间边界开放，流动活跃，有所交叉，界限较模糊。
四、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构成特征
受现阶段社会结构转型所规定，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构成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多重分割的特征。在这里，多重分割特指在中国社会现阶段，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制度性质不同的多重社会（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技术社会等等）结构要素，同时并存，并作用于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而出现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二是建构性特征。这是一种历史的承继与现实的建构、正式制度因素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先赋因素与后致因素等共同作用的互动结果。
1.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及其单位类型上，现阶段中间阶层被不同经济所有制关系所分割。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四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单位类型。一是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关系，及其国有经济类型或国有单位（注：国家统计局的主要统计指标解释中规定：“国有单位，指资产归国家所有的经济组织。包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以及中央、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国家统计局，2000）。）（国家统计局，2000）。二是集体所有制，及其集体经济类型或集体单位（注：国家统计局的主要统计指标解释中规定：“集体单位，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经济组织。”（国家统计局，2000）。）（国家统计局，2000）。三是私人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经济类型单位，如私营企业、个体户。四是“其他单位，包括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等其他登记注册类型单位”（国家统计局，2000）。中间阶层的各职业群体均被分割于这四种经济关系中，这使得他们各自在资源占有及机会结构上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期间有两种经济类型在资源占有上最具优势，即一是国有经济类型单位，以原计划体制下资源“再分配”的权力优势，在资源占有及为就业于其下的社会成员提供较优厚的地位机会方面（如回报率较高，有较稳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职业劳动保障，个人及相应的家庭生活等的福利保障，一定的专业、技能再培训机会，等等）占尽先机（李路路，王奋宇，1992；李强，2000）。二是新兴的私营经济类型，以改革开放释放的“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孙立平，1993）为条件，挣得原始积累的资本利润，并以此为资本与前者据有的权力资源相交换，从而获得相应的市场机会与地位回报。相应地，就业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及专业技术人员，这三类群体的综合地位评价较其他社会群体要高。而对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评价，则仅对其“收入较高”给与经济地位上的单方面较高评价；而实际上，即使这一评价，也因“无商不奸”的传统的社会刻板印象的负面社会认同而大打折扣。
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及人事制度、干部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推进，原计划体制下的国有单位的权力“再分配”的资源优势逐步削弱，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机制开始作用于社会利益再分配的机会结构。如在就业机会上，学历高、有专业技术资历和特长、且年龄偏低者，其选择回报率高的职业的机会就多、就大，成功率也较高。
2.在社区资源分配格局中，现阶段中间阶层被不同发展水平及社会特性的地域社区（注：这里专指1949年以来在资源分配及发展水平方面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所分割。就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般发展规律而言，中间阶层崛起于现代大工业及对第三产业有较高需求、较集中的城市社区；其后，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拓展，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工业布局重心外移及城市社区功能辐射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间阶层的职业活动与社区生活半径也逐步外移，开始扩展到乡村，侵润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域社区。
所不同的是，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受到“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分割（孙立平，2002:12-13）的制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1)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单位化”城市社区功能形态；(2)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
不仅如此，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经济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偏差、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偏差。同国际上的“标准结构”和“大国结构”相比，改革初期中国的结构偏差包括：同等收入水平下的高工业化、低服务业；产业结构中的高工业化与就业结构中的低工业化；高工业化和低城市化（白南生、何宇鹏，2002）。这就使得我国社会结构中具现代意义的中间阶层的产生，缺失了“城市化”的生长环境及功能释放空间；以至影响到现阶段，中间阶层中即使为同一个职业群体，也因其所处的城市发展程度与区域间差距，而在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方面形成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对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难产”。虽然有研究表明，近20年来这种结构偏差正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有所调整（白南生、何宇鹏，2002）；然而，就中间阶层的“建构性”特征而言，并非完全是按线性逻辑而发展的。
3.在中间阶层形成初期，即出现了内部层化的迹象。并有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之分，尽管这一分化目前还不明显。其间，中上层与中层较活跃，特别是中上层与“高收入”群体相缠绕而成为上升到社会上层的流动最快的一个层级。中下层则随时可能被“挤”到下层——其资源及占有能力几乎与下层相接近。属于中上层的为中小企业经理、私营企业主（大企业主除外）、专业技术人员3个群体，约占中间阶层的18.49%；属于中间层的为公务员及办事员、小业主2个群体，约占中间层的36.97%；属于下层的为商业及服务业人员、白领工人2个群体，约占中间层的44.54%。这三层之间边界开放，流动活跃，有所交叉，界限较模糊。
4.受社会结构多元分割的影响，现阶段中间阶层在价值观及社会行为规范方面呈现出三种类型：(1)传统性的价值观——安于现状，循规蹈矩，典型者为个体户、小业主。(2)现代性的价值观——开拓、进取，注重个人价值及其社会形象，典型者为公务员、办事员；其间，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及经理，他们更以注重实际的“实惠”标准，度量个人努力的社会价值。(3)“后现代”观念——强调个性体验，不受社会规范约束，典型者为受雇于外企的“白领”、自由职业者等。
如此价值观及行为状态，自然与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结构特性有关。问题在于如何整合及以什么样的社会性质的价值观为标准进行整合。由此将遇到的挑战是中间阶层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职业及社会交往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关系。就现阶段中间阶层的构成来源看，一部分系“土生土长”者，在他们那里，对现代市场经营运作机制及科层制的组织管理模式较隔膜、排斥，而对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大锅饭”的行为策略则运作纯熟，有亲和力。如大部分的私营企业主、原国企、事业单位中的“老板”、公务员、办事员等，他们更愿意以自己早已驾轻驭熟的交往方式，有意、无意地跨越诸如科层制式的“条条框框”的现代职业行为规范，从而获得有效的行动结果。另一部分则为随外资引入后，经过西方现代管理、技能培训的人员，即在百姓眼中多少有些“洋腔洋调”者，如一些高级经营管理者、高新技术专业者、现代企事业单位中的办公室白领人员等。他们在情感上，对中国“传统玩艺儿”均较反感，有较强烈的反抗情绪，并更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交往准则、生活方式，以致那些颇有洋味的器物。无论办“公事”，还是“私交”，喜欢西式的“公事公办”、有一定的“距离感”；并由此多少对那些习惯于中国传统方式的“同类”（如前者）持贬斥的“眼神儿”，嫌他们“土”，“上不了台面儿”。这种相互间并不认同，并多少有些相互排斥的价值观及行为选择的现状，不能不影响到中间阶层价值观的整合，也不能不遭遇到与中国社会结构特性、民间行为习惯的互动与冲撞。如果中间阶层各群体间不能在行为选择上尽快渡过冲撞、互动的“认同瓶颈”，那么，将失去中间阶层独立的社会结构品性，从而丧失引导、定型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社会功能。
5.私营企业主与理想型中间阶层的社会品性间尚有一定的距离。就客观结构制约而言，主要受制于：(1)现阶段中国社会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调整；(2)现代化市场经济运作不规范，及其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运作的经验及锤炼；(3)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后遗症的制约。
就其主观素质整体而言，据课题组及其他有关的调查，显示出他们的弱势，主要为：(1)其“人力资本”（注：此外“人力资本”特指私营企业主自身的受教育及专业技术培训的资（学）历水平。严格地讲，由新古典经济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引入的“人力资本”概念，是针对劳动者素质而言，并以提高为古典经济学所发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土地、劳动、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为目的。而私营企业主因其占有物质资本，不能视为上述定义的劳动者；因此，以“人力资本”的概念去衡量他们的教育素质是否恰当，则是一个有待专题深入讨论的问题，恕此不做专论。）构成偏低。据1998年的一项有关企业家素质的调查（注：此项调查系1998年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与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组委会“管理培训工程”办公室共同组织的“1998年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数据得自于该课题组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同行业、所有制和规模的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占64.4%，大中型企业占89.9%）的抽样调查中的2415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30.2%），（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编著，1998:118-150）。），在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中，其他经济资本类型的企业家的学历水平普遍高于私营企业主，以持有大学本科学历者的比重为例，私营企业者占10.3%，国有企业者占43.6%，集体企业者占12.8%，联营企业者占35.3%，股份制企业者占27.1%，外商投资企业者占41.2%，港澳台投资企业者占29.3%（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编著，1998:131）。同项调查还显示，拥有高级职称者的比例，私营企业者亦为最低，占24.1%，国有企业者占66.7%，集体企业者占33.2%，联营企业者占27.3%，股份制企业者占56.7%，外商投资企业者占55.2%，港澳台投资企业者占35.9%（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编著，1998:133）。另据90年代末的一项有关调查，在10年前私营企业发展之初，“人力资本”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企业的产业升级和一批年轻、高学历管理者后来居上，时至今日，不同规模的私营企业业主的文化水平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其中，以大学文化水平为观测点，看其与企业规模（以实有资金量为标准）的关系，发现业主的文化水平与企业规模间有相关关系：企业实有资金量在1亿元以上者，大学水平者占53.3%；1000万—1亿元者，大学水平者占49.9%；1000万以下者，大学水平占31.7%（戴建中，2001:353）。(2)管理中的个人随意性很大，致使企业经营管理成本较高。如其信息来源杂乱、专业化程度低。据有关调查，他们获取最重要信息的渠道是与买方交谈（占30.8%），依次是组织和委托专门的市场调查（占14.4%）、看电视、听广播(12.9%)、与同行交谈(11.2%)、读报纸、杂志(8.0%)、通过互联网)5.1%)、中介组织(4.3%)，等等（戴建中，2001:360）。再如，在管理规范化方面带有很大的个人风格及经验色彩。据有关调查，在他们的企业经营管理中，制度化程度低，许多重要的管理环节，没有用文字形式制订的规章、制度，如有39.2%的企业（公司、工厂）没有组织章程（或董事会章程），33.7%的企业没有人事、劳动任用和管理章程，43.3%的企业没有工资、福利章程，29.0%的企业没有岗位管理条例，11.7%的企业没有财务管理章程，47.7%的企业没有供销管理章程（戴建中，2001:360）。
（二）值得注意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处于“社会断裂”背景下的中间阶层，能否发育为具有现代社会结构功能意义的社会分层群体？如前所述，中间阶层的社会诉求被认为具有推进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结构功能意义。在我们的初步访谈及他人的有关调查资料中，公众也对现阶段中间阶层抱有不同程度的如此社会期待（张宛丽，2002:249-251；殷一平，1999；仇立平，2001；吕大乐，2001:520-521）。然而，我们同时发现，中间阶层中的三个层级群体，近年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向下流动的苗头，这对于培育、发展，并定型中间阶层是十分不利的。
出现这种流动苗头可能与90年代以来社会资源的重新聚敛有关。一种认识认为，到了90年代，中国社会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孙立平，2002:2）。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配置从80年代的扩散到90年代的重新积聚有关。其结果是国家的自主性降低，强势精英群体——由原“体制内”、“体制外”精英演变而来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特别是期间形成的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的形成以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弱势群体及绝对贫困现象在增加，出现了不断被强势群体排挤到社会边缘的社会分化而致的底层社会。——“断裂的社会并不是多元社会”，“断裂是全方位的”（孙立平，2002:12-13）。如果这一判断得以进一步证实，那么，中间阶层的社会定位将面临被这一“社会断裂”撕裂的厄运。换言之，现阶段已现雏形的中间阶层，是否能够发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阶层品性及其社会诉求的社会分层群体，这仍是一个悬念。
2.代际更替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崛起与代际更替的交错，致使中间阶层的构成年轻化。据有关研究，当代中国市场转型前的社会，代际结构的特点是年长者占据高层职位，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则从事较低职位的工作(Davis,Deborarh S.,2000)。市场转型后的代际更替，从本质上反映了具有竞争优势的年轻一代，其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在上升。伴随现代化过程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的，必然是传统中间阶级的解体。当前中国的中间阶层以代际更替的方式——即崛起的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李强，2001:99），完成了传统中间阶层解体的代际地位更替。
代际更替与中间阶层崛起间的这种地位更替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间阶层的价值观及行为规范的社会文化内涵及社会文化整合。在急速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中，社会文化传承在以“后喻文化”（M·米德，1987）为主导范式的情景中，后辈以其观念革命“反客为主”，充当教化前辈的角色。同样在我国也出现了传统的教育者与被教育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后喻文化”现象。在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的传播，乃至各种新器物、新的生活方式的引进和接受中，年轻一代都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周晓虹，2000）。受这种社会文化传承所制约，代际冲突势所难免，而年轻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亦势必以“后喻文化”的观念革命为价值诉求，由此，中间阶层将会遇到如何跨越代际冲突的鸿沟、开放而不是封闭其观念及行为边界的社会文化整合问题。
3.中间阶层的异质性与阶层认同。在对中间阶层的有关研究中，有一种认识认为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一个具有内部差异的异质性的阶级（即阶层）（C·莱特·米尔斯，1987-1951）。而来自一项对台湾、香港、新加坡三个华人社会中产阶级的研究结果则认为，在这些东亚新兴工业社会里，中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内部区隔和差异性，但另一方面又具备相当程度的阶级可辨识性（萧新煌、张景旭，1994:251-289;Hsiao and So,1999:3-49）。另据对中国“上海白领”的一项调查，也发现现阶段中国大陆多数受访者在言谈之间，对“白领”的称呼和身份，仍流露出一份保留、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由此他认为：“白领”阶层尚属新兴的阶级，它的性质和位置还未完全得到政治确认（吕大乐，2001:522）。如前述，我们的相关调查结果亦如此项调查，稍有不同的是，受访者对“中产阶级”的称谓比“白领”陌生些，并认为其比“白领”的含义要更大些（张宛丽，2002:249-251）。
然而，关注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与以下三个命题有关：一是中间阶层的地位焦虑和地位不一致命题。主要指涉的是下层中间阶层（亦称“低阶中间阶层”）的“政治保守性格”与其社会功能角色间的关系。二是中间阶层与新社会运动的命题。即认为他们所关心的政治，不是为了代表个别“阶级”的自身利益，而是较大、较宽广的社会问题，并由此“建构出‘新中间阶级’的‘新政治’”。三是中间阶层与民主化的命题。主要关注“‘新中间阶级’在民主理念上的带动和对民主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转自萧新煌、尹宝珊，2000:462-463）。就此而言，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及实践，是否会形成如此三个命题所表述的阶层认知及其社会功能？尚或形成其他的阶层认知及其独特的社会述求？这些均是值得关注、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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