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世家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宦官论文,唐代论文,世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K242
对唐代宦官世家研究极少，唯陈仲安先生发表过一篇专论，（《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重点考证了刘弘规等几个宦官家族的情况，开创之功实不可没。然唐代权宦世家甚多，不是几个家族所能涵盖。本文依据大量墓志碑刻资料结合史籍记载，对陈先生尚未论及的一些大宦官的家族情况和宦官世家形成后的社会历史影响作一考述。
一、上层权阉世家
（一）仇氏家族。仇士良，《新唐书》有传，然对其家世却记述甚少，郑薰的《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记其家世甚详，使我们知道其家族也是一个宦官世家。据《神道碑》载，仇士良为海丰兴宁人，“公之曾祖考，皇朝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绯鱼袋，讳上客。……烈祖，皇朝朝议大夫、内常侍、赐紫金鱼袋，讳奉诠。……皇考，讳文晟，府君精持贞廉，高挹尘俗，位以命屈，庆因善余，厥惟楚公克振勋德，追赠特进、左监门卫将军、赐紫金鱼袋，申公之诚孝也”。可以看出仇士良的曾祖父、祖父均是宦官，其父似无官职，身份也不明确。按唐朝贯例，宦官得宠多授左右监门卫将军，赐紫金鱼袋，仇文晟死后能赠此官职，固然出于仇士良之力，但恐怕也与其是宦官身份有关，如是普通庶民，断无追赠监门将军之理。
碑文云：“公年未弱冠，入仕东朝”。《新唐书》本传云：“顺宗时得侍东宫”。似乎仇士良是在宪宗为太子时入侍东宫的。碑文末曰：“出入七朝，显扬三纪”。仇士良死于武宗会昌三年，向前推算，应在德宗时为宦官，在东宫侍奉的应是顺宗。再从年龄上推算，据碑文载，仇士良终年63岁，应生于建中元年，其年未弱冠入宫，则在德宗贞元十六年前。另据《新唐书·顺宗纪》载：大历十四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故仇士良初入宫侍奉的必为顺宗无疑。可能宪宗为太子时，仇士良仍在东宫供职，所以《新唐书》才有这样的记载。仇士良在宪宗、穆宗、敬宗时期，历任宫教博士、内给事、五坊使、内常侍、平卢、凤翔、鄂岳监军使等职，并进爵南安开国郡公，地位逐渐显赫。宪宗讨伐淮西吴元济时，曾任淮西行营宣慰使，赴前线监军。文宗大和元年，入为宣徽供奉官，转内坊典内，不久迁为右神策中尉副使。次年，加右领军卫将军、内外五坊使。六年，“真拜内侍，知省事，余如故”。七年，转大盈库使领染坊，充飞龙使。这一时期最有权势的宦官是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文宗欲加铲除，慎其握有禁兵，遂倚重于仇士良的力量。史载：“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资治通鉴》卷245 ）大和九年，任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不久，王守澄被杀，仇士良遂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宦官。《新唐书》本传说：“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文宗死后，他与另一大宦官鱼弘志共立武宗为帝，进封楚国公，迁骠骑大将军。“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崇”。（《新唐书》卷207《仇士良传》）会昌三年， 进仇士良为观军容使、兼统左右三军。士良自知不为帝所喜，固辞不受，并请求致仕，于是退归长安广化坊私第，当年6月23日病死。
据碑文载，仇士良有子五人，长子仇从广，宣徽使、银青光禄大夫、内给事、赐紫金鱼袋；次子仇亢宗，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持节曹州诸军事、守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三子仇从源，閤门使、朝散大夫、内府局丞、赐绯鱼袋；四子仇从渭，邠宁监军使、中散大夫、内侍（疑“仆”字之误）局丞，赐绯鱼袋；五子仇从潩，“皆禀训过庭，早通诗礼，承恩入仕”。除次子仇亢宗外，其余四子均是宦官。其中长子仇从广为宣徽使，居内诸司使之首，地位显赫。仇从源为閤门使，亦是内诸司使中的重要使职。仇从渭任监军的邠宁镇，为京师西北面的重镇，担负着拱卫长安之责。故仇氏家族在文宗及武宗初期，地位尊贵，权势甚重，显赫一时。
日本僧人圆仁所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 载：会昌四年九月，“仇军容儿常侍知内省事，吃酒醉颠，触误龙颜”，“天子怒，当时打杀，敕令捉其妻女等，流出于外，削发令守陵墓”，并抄没家产。书中未说明被杀的是仇士良的第几子。《仇士良神道碑》撰于会昌三年，次年即发生此事，能在这么短时间升至内常侍之职，只有长子仇从广（原为内给事、宣徽使），其余诸子本官品阶尚有较大距离，不可能至此。另据《资治通鉴》卷247载：“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 于其家得兵仗数千。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赀”。宦官内部矛盾斗争，也是仇家被抄没的原因之一。仇从广被杀，其兄弟们必受株连，其家族一度中落。
据《唐故忠武军监军使正议大夫内给事赐金鱼袋赠内侍仇公（文义）夫人王氏墓志铭》载（《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4 年版。）：“仇公之夫人，太原王氏之女也。公讳文义，皇朝终忠武军监军使、内给事、南安县开国男，……其族系之盛，勋阀之高，备于前志矣”。又说：方今“惟仇氏，惟王氏，家声赫弈，枝源蝉联，世嗣忠贞，共建勋绩”。众所周知，唐代宦官家族中仇姓者唯仇士良一族最为显赫，此外再无别的仇姓宦官显达者，故《墓志铭》中所说仇氏当与仇士良为同一族。且仇文义与仇文晟连名，当为同辈兄弟，仇文义诸子名皆以“师”字相连，与仇士良之“士”字音同，亦应为同辈之人。仇士良封爵带南安字样，与仇文义相同，说明其籍贯为同一地。王氏死于大中二年十月，四年正月入土，为宣宗统治时期。《墓志铭》说仇氏“家声赫弈”，当是仇氏家族地位再次回升的反映。
史载：初，宪宗纳李锜妾郑氏，生光王怡。李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盖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上（指武宗）性豪迈，尤所不礼”。（《资治通鉴》卷248）宣宗为文宗、武宗叔父，二帝如此对待， 其心中愤怒自不待说。宣宗之所以能即皇帝位，完全出自宦官的力量。即位后一反武宗所为，将武宗宠信的宰相李德裕及其党一一贬逐，仇氏家族为武宗所破，宣宗出于逆反心理，同时又感于宦官拥立其即位，为仇氏平反是完全可能的。《通鉴考异》引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云，宣宗在藩时，为武宗所忌，派人沉于宫厕，为宦官仇公武所救。又引尉迟偓《中朝故事》，云宣宗为文宗、武宗叔父，为其所忌。一日，击鞠于禁苑，武宗目示仇士良加害于宣宗，“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然后命宦者抬入神策军中，谎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后密放其为僧，游于江表间。（《资治通鉴》卷248 ）司马光认为这些事皆鄙而无稽，故不取。具体事实也许不实，但所反映的宣宗在藩时的窘迫境况却是可信的。二书均提到仇姓宦官对宣宗的帮助，可能是他们当时对宣宗确有某些关照，后人著书即将这些事附会在他们身上。其中仇公武不见于史志碑刻，也许是仇氏大家族中一个地位不显的成员，故不为世人所重。以上情况说明宣宗即位后为仇氏平反决非没有缘故。据《墓志铭》载：仇文义共有4子6女，长子仇师约，左神策军云阳镇监军、宫教博士；次子仇师礼，右神策军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三子仇师本，掖庭令；四子仇师雅，荆南节度押衙。其中二人为宦官。6个女儿有5个嫁给其他宦官，所谓“枝派蝉联”，确非虚言。直到昭宗天复三年正月，有一个名叫仇承坦的宦官从宣徽南院使提升为右神策中尉。（《资治通鉴》卷263）很可能仍是仇氏家族成员，只是世系情况由于史料缺乏， 尚搞不清楚。由于仇氏家族情况复杂，故附表于后，可一目了然。
┌仇从广
│仇亢宗
┌仇文晟──仇士良──┤仇从源
││仇从渭
│└仇从潩
仇上客──仇奉诠──┤
│ ┌仇师约
└仇文义──┤仇师礼
│仇师本
└仇师雅
（二）孙氏家族。这是唐代出现较早一个宦官家族，在唐中期以来政治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于邵所撰的《内侍省内常侍孙常楷神道碑》云：“（公）年甫羁
而筮仕焉，委质四朝，咸著声绩。……大父孝廉擢第。烈考庭玉，右金吾中候，赠兖州刺史。……（公）释褐内寺伯，迁文林郎、内谒者监、赐绯鱼袋、转朝议郎、内给事、上柱国，特加朝散大夫，更名常楷，擢授内常侍、修功德使”。据此来看，孙常楷的祖父、父亲尚不是宦官。碑文云孙常楷死于德宗贞元五年，终年61岁。据此推算，当出生于开元十六年，“年甫羁而筮仕焉”，说明他是童年入宫的，应在玄宗统治时期，经肃、代至德宗时，正好四朝。碑文还载：“故长兄嘉宾，黄州别驾，赠大理少卿；仲兄知古，故开府仪同三司、魏国公”。孙嘉宾不是宦官，但孙知古无疑是宦官，且地位在孙常楷之上。孙常楷“有子良斌，朝议郎、前行原王府录事参军、上柱国、赐绯鱼袋。……犹子正议大夫、行彭王府谘议、系朝议大夫、内侍省内给事、上柱国、充庆州监军荣义”。孙良斌地位较低，固不足论，但孙常楷的侄子孙荣义却是一个权势显赫的大宦官。
据权德舆《唐故右神策护军中尉、右街功德使……孙（荣义）公神道碑铭并序》载，孙荣义曾祖父名孙翣，（上引《孙常楷碑》未载名讳）祖父孙庭玉，与上碑所载相合。其父名孙知吉，开府仪同三司、行右领军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魏国公。其名与《孙常楷碑》稍异，“吉”字与“古”字，字形相近，当是刻印之误。
孙荣义，两《唐书》无传，其生平文献记载较少，《孙荣义神道碑》可补这方面的不足，碑文云：“至德中，策勋至上柱国，起家掖庭局监，转掖庭局丞、宫闱局令，再为内谒者局（“局”字为监字之误），叙品至朝议大夫，恩锡章服，又加中散大夫。贞元十七年，充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判官，才浃辰，迁内常侍，充副使，越翌日，兼右街功德副使。十九年，拜右骁卫将军、充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右街功德使。……德宗弃天下，顺宗谅闇，整训爪牙，勤宣翼戴，进骠骑大将军，益封乐安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今皇帝践祚，以年疾加侵，固辞戌政，……乃下优诏，遂其致政之请焉”。
《旧唐书·宦官传》云：贞元“十五年已后，杨志廉、孙荣义为左右军中尉，亦踵窦、霍之事，怙宠骄恣。贪利冒宠之徒，利其纳贿，多附丽之”。可见权势之大。从传文看似乎窦、霍之后孙荣义即接任其职，其实在霍仙鸣之后接任右神策中尉的是第五守亮。 《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恩宠》：“第五守进为内侍省内常侍，贞元十四年为神策中尉，赐名守亮”。霍仙鸣死于贞元十四年，窦文场贞元十七年才致仕。（《资治通鉴》卷236）故第五守亮继任的只能是右神策军中尉。 《新唐书·宦者传》、《旧唐书·德宗纪》等书，亦可证其是。据《元龟》载：“贞元十七年，……荣义为内常侍、右神策护军中尉副使。二十年，……荣义为特进、右武卫大将军、充右神策护军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册府元龟》卷667 《内臣部·将兵》）其充任右军中尉的时间比碑文所记晚一年，当以碑文所载为是。从碑文看，孙荣义肃宗时入宫，经代宗、德宗，到宪宗统治初期致仕，共历四朝。碑文还说孙荣义有兄有弟，并有养子二人，可惜皆未载名讳、官职。从“趋承轩禁，嗣续忠劳”之句看，其二子当为宦官无疑。
（三）梁氏家族。梁守谦，两《唐书》无传，现以《大唐故开府邠国公梁公墓志铭》，《梁守谦功德铭》的记载为主。（《唐代墓志汇编》下册，《金石萃编》卷107）参之以史籍， 考述其事迹如下：据《墓志铭》载，梁守谦为安定人，唐德宗贞元末年入宫，历任内府局令、学士院使、掖庭局令、内常侍等职。宪宗元和四年，“总枢密之任”。十一年冬，讨淮西吴元济，以梁守谦为行营招讨都监。（《墓志铭》中都监的“监”字残缺。当时韩弘为清军都统，梁守谦为中使，只能是都监，故补之。）次年五月，“诏命口阙，却秉机务”。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其一是枢密使的设置时间问题。通常认为宦官掌枢密，始于永泰二年。（《资治通鉴》卷224）然未置使， 至“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总序》）从《墓志铭》的记载看，此时尚未称枢密使。 也不是二人同置，刘光琦元和元年“知枢密”。 （《资治通鉴》卷237）梁守谦于元和四年接任其职事。枢密使最早出现于史籍中是在敬宗宝历二年。（《资治通鉴》卷243）《墓志铭》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 可纠上述记载之误。其二是关于讨伐吴元济时是否置监军的问题。现今不少论著探讨宪宗平定淮西镇叛乱的胜利原因时，认为宪宗听取裴度建议，废去监军，是获胜的一个原因。从《墓志铭》的记载看，并未废去监军。梁守谦虽一度返回京师，并不等于不置监军。李愬奇袭蔡州时，“命李
、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田进诚将三千人殿后”（《资治通鉴》卷240）。 可见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监军仍然存在。另据《旧唐书·裴度传》载，当时废去的是“监阵使”，其与监军使是两种不同的使职，不能混为一谈。监军使多置于方镇，为常设使职；监阵使通常置于外出征讨的野战部队（行军），每军各置一人，为临时性质的职事，事罢即废。至于《功德铭》所说的“灭蔡之功，十有其七”，当是夸大之辞，不能相信。但对于投降的“五千叛卒”，“不戮一人”，“十万王师，皆服其德”，也不能不说是梁守谦的一件大功德。
元和十三年，梁守谦任右监门卫上将军、右神策护军中尉，十五年，迁骠骑大将军，兼右武卫上将军，深得宪宗宠信，权势极大。从《墓志铭》记载看，梁守谦先后拥立过两位皇帝即位。宪宗死后，“宗社未定，公首册储贰，肃清宫闱”。“肃清宫闱”四字并非虚语，当时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欲立宪宗第二子澧王李恽，梁守谦联合王守澄、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等宦官，杀死吐突承璀与李恽，拥“立穆宗”。（《册府元龟》卷669《内臣部·翊佐》）宝历二年冬，“彗起萧墙， 祸生宫掖，潜龙未震，神器不安。公引兵诛夷，旋定社稷”。指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与击袺毬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等人勾结，杀害敬宗，欲立绛王李悟之事。据《资治通鉴》卷243 载：“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使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江王即文宗。可见梁守谦等之所以另立文宗，诛杀刘克明等人，是宦官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并非完全出于公心。
据《功德铭》载：“伏以元和、长庆释教大兴，雅叶所归，转得亲近。谨于大兴唐寺花严院，为国写古今翻译大小乘经论、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卷。公私禄利，不入其门，凡是难得，无所爱惜，尝求善书者，令绝外尘，不饮茹，浴身至于精刹，焚香而就笔砚。择其力多者，以多价酬之，少者去之，人不约而自劝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兴盛以及统治者佞佛的基本状况。此事在梁守谦主持下，由于组织得法，管理严格，缮写了大量的经卷，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大和元年春，梁守谦因病请求致仕，退归私第。同年10月20死，享年49岁。梁守谦历经德、顺、宪、穆、敬、文等六朝，从元和四年知枢密事至大和元年致仕，握重权达19年之久，是这一时期炙手可热的人物。据《墓志铭》载，梁守谦曾祖父梁晟，为左清道率府长史；祖父梁希倩，翊卫中郎将；父梁庭，不仕。以上诸人均非宦官。梁守谦有子5人， 长子梁承敏，掖庭局令；次子梁承度，宫闱局令、沂海监军使；三子梁承乂，内府局丞；四子梁承汶，赐绯鱼袋；五子梁承政，赐绿。皆为宦官，而史籍中不见记载，可能与梁守谦参预谋杀宪宗之事有关，（《十七史商榷》卷92《王守澄传新旧互异》）故文宗及以后诸帝不加重用。
（四）王氏家族。王守澄，两《唐书》有传，是穆、敬、文三朝的权阉。穆宗长庆初知枢密事，文宗大和元年接替梁守谦任右神策护军中尉，与梁守谦等宦官拥立穆宗、文宗即位，权势极大。关于其家世史籍不载，《新唐书》本传只说：“王守澄者，史亡所来。元和中监徐州军，召还”。其弟王守涓，亦为徐州监军使。
据《内侍王守琦墓志》载：“公讳守琦，父皇任朝散大夫、充内酒坊使讳意通之第九子也。公早朝禁掖，旋授勖恩，……贞元十二祀入仕，大中三载退归私第，因寝疾崩于岁十二月十五日”。王守琦与王守澄、王守涓兄弟为同时代人，且连名，当是王守澄的另一弟。从“早朝禁掖，……配贤父天，实遇慈昊，训以诗笔，教以温常”等语看，王守琦是先入宫，后认王意通为父，加之年龄幼小，故排行在后。《墓志》没有历述王守琦的任职及生平事迹，也无籍贯、享年等情况，只说共有4子， 长子从，次子允实，三子从盈，四子从泰，没有说明是否任官，也不知是否是宦者或阉儿。王守琦致仁时的官职是内府局丞员外置同正员，正九品下，品阶低下，却有一个太原县开国男的封爵，这种情况在唐代宦官中是不常见的。王守琦贞元十二年（796）入宫， 大中三年（849）致仕，在禁中53年，又有养父提携，通“文艺”， 有“诗笔”，最终只得到一个正九品下的内府局丞，还不是正员官。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与王守澄有关。在王守澄权势正盛之时，王守琦肯定得到重用，并获得封爵，从《墓志》中的“久居崇秩”，“少承光宠”等语，可以窥知。大和九年，王守澄失势被杀，王守涓同时被诛，（《旧唐书》卷184《王守澄传》）王守琦肯定也受牵连， 大约因其尚未卷入政治斗争旋涡，故幸免一死，但却不再重用，长期冷落，以至于官阶低微，默默无闻。
（五）彭氏家族。彭献忠，两《唐书》无传。据张仲素《内侍护军中尉彭献忠神道碑》（《文苑英华》卷932）载，其建中三年入宫， 历任内府局丞、内谒者监、内侍、飞龙使等职。元和三年，任左神策中尉副使。六年，充弓箭库使。七年，迁左领军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元和七年，碑文误为六年，当是刻印之误。据《册府元龟》卷667《内臣部·将兵》改。）十二年， 死于长安翊善里私第。历经德、顺、宪三朝。
据碑文云，彭献忠父名彭令俊，为内谒者监。彭献忠有子六人，长子彭希绩，是否入仕不明；次子彭希昭，奚官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三子彭希贞，正议大夫、“行内侍省（此外有脱漏）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四子彭希晟，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五子彭希晃，六子彭希庆，尚未入仕。彭氏一门三代为宦官，其中彭希贞、彭希晟二人均赐金紫，地位不低，其家族肯定能继续延续下去，只是由于史料缺乏，难以考知。
（六）吴氏家族。吴承泌，两《唐书》无传，其生平事迹史籍也无记载，《吴承泌墓志》对其家族情况记述甚详，简述如下：其曾祖吴士偘，金紫光禄大夫、内给事；祖吴德鄘，赠特进、右领军卫上将军、弓箭库使；父吴全绍，赠朝散大夫、内侍省内侍。吴承泌为其长子，主要活动于僖宗、昭宗时期，历任学士使、宣徽北院使、枢密使、加特进、左领军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濮阳郡开国侯。乾宁二年正月，死于浐水。有子三人，长子吴修辞，次子吴修睦，幼子吴修礼。从《墓志》看，吴承泌可能因某种原因被杀而死。《墓志》在记述其死亡时间后，接着说“君命也”，似乎是昭宗下令处死的。从“冬十月一日上示中书□□许□□昭雪”看，又在当年十月平反昭雪。其长子、次子也受到牵连，在迁葬吴承泌时，“皆南迁未复”。三子年幼，丧事由其弟吴知象、侄子吴恕己承办，并“请铭于裴廷裕，时为天子词诏之臣，不得辞，乃绪而铭曰”云云。这种表达方式极为少见。裴廷裕时为司封郎中、知制诰，《墓志》即由其撰写。从行文看，其为文完全是例行公事。
另据《唐故盐州监军使……吴公（全缋）墓志铭》载（《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曾祖，赐绿、 富平镇监军使、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府局令、上柱国，讳晏。……祖，义昌军监军使、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仆局令、上柱国、濮阳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讳偘。……烈考，西川监军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常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讳庸”。吴承泌父吴全绍与吴全缋连名，其祖父吴德鄘与吴庸，曾祖吴士偘与吴偘名亦相同，只是一为单名，一为双名，稍有差异，可能是一为名，另一为字的缘故，如高力士父名福，字延福。据《吴全缋墓志铭》载，其为吴庸长子，濮阳人，吴庸封爵为濮阳郡开国公。吴承泌爵为濮阳郡开国侯，按唐制“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的原则，他们必为同一籍贯。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本是一个家族，吴全缋既为长子，则是吴全绍之兄长，吴承泌之伯父。吴全缋历任内府局丞、令、閤门使、如京使、东都功德使、盐州监军使等职，宣宗大中元年入仕，僖宗乾符三年死。 共有4子，“长曰彦方，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次曰彦球，登仕郎、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次曰彦钊，次曰彦及”。吴全缋孙辈由于史料缺乏，尚不清楚。为吴承泌承办丧事的吴恕己，很可能为其孙辈，或为吴知象之子。
吴承泌一族六代，除其子侄任职情况不明外（其长子、次子可能是宦官），从吴晏到吴承泌，五世皆为上层宦官，在朝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自吴承泌被杀后，其家族迅速衰落，虽得平反已难恢复往昔的地位了。
二、宦官世家的历史影响
宦官娶妻养子并非仅限于上层权阉之家，在广大中层宦官中也普遍存在此类现象。如李从证家族，从其祖父李进超起，世代为宦官。李从证兄弟三人，一为监军使，一为宫教博士，一为内仆局丞。李从证养子李敬融年幼，尚未入仕，（《唐故陇西李府君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但其堂兄李敬实却是一个具有相当地位的宦官，历任监军使、市舶使、军器使等职。李敬实祖父为德宗时宦官，其父为监军使，李敬实宪宗时入宫，宣宗末年死，共有四子一女。（《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 期。）如从李进超时算起，这个家族历时近百年。《王文干墓志》记载了王氏一家五代为宦官的情况。（《金石萃编》卷113，卷107。）《李令崇墓志铭》记载了这个家族从德宗至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僖等十朝，历时百年五世四代为宦官的活动情况。（ 《金石萃编》 卷113，卷107。）再如《朱孝诚碑》记载的朱氏家族，（《两块唐墓志与唐未农民起义》，《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唐故太原郡王府君墓志之铭》记载的王公素家族，（《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辅光墓志铭》记载的李氏家族。（《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此类情况在碑志还有大量记载，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叙述了。
唐代宦官之数在玄宗时，“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元和、长庆时，“是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旧唐书》卷184《宦官传》）此后还有所增加。 如此之多的中上层宦官通过养子来扩大势力，其政治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宦官们还利用互通婚姻，增加内部凝聚力。如仇士良叔父仇文义之妻王氏，就出身于宦官世家，其一家四代均为上层宦官，二兄王士宥为宣宗时的枢密使，王氏收养的六个女儿，五个嫁于其他中上层宦官。（《全唐文补遗》第2 辑《唐故忠武军监军使……仇公夫人王氏墓志铭》，《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杨公故夫人赠鲁国夫人刘氏墓志铭》。）权阉杨志廉的夫人刘氏，为内常侍刘守忠之女。（《全唐文补遗》第2 辑《唐故忠武军监军使……仇公夫人王氏墓志铭》，《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公夫人王氏墓志铭》，《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杨公故夫人赠鲁国夫人刘氏墓志铭》。）而杨志廉的侄女杨珽，嫁于左神策中尉副使刘英润。（《大唐故弘农县君杨氏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下册。）这样就使通婚家族之间“枝派蝉联”，盘根错节，形成家族集团，在与南衙的政治斗争中往往占居优势地位。
宦官养子之风的普遍盛行，导致了许多人纷纷起来仿效。这种情况在懿宗以前尚不明显，从僖宗、昭宗以来便日渐增多，至五代时遂发展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关中强镇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大宦官田令孜养子，一度改名田彦宾，仿效乃父行为，大量地收养将帅为假子。如温韬，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杨崇本，改名李继徽，任静难节度使；阎珪，改名李继鹏，可军指挥使；李继臻，金州刺史。田令孜的另一养子王建，收养假子最多。如王宗瑶，原名姜郅；王宗弼，原名魏弘夫；王宗侃，原名田师侃；王宗弁，原名鹿弁；王宗阮，原名文武坚；王宗本，原名谢从本等。仅吴任臣的《十国春秋》中有传的王建养子就达42人之多。王建创建前蜀政权，主要依靠这批人的力量。杨复光的养子杨守亮也有假子，如杨子实、杨子迁、杨子钊等，分任禁军将校。
影响所及，各地节帅无不仿效，以父子关系维系人心，争夺人才，扩张势力。如朱全忠有养子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后梁建立后，他们或任节帅，或封王爵，深得宠信。镇州节度使赵王王镕有养子王德明；霍存有养子霍彦威，任邠宁节度使。徐温养子徐知浩，后取代吴，创建南唐。最典型的是晋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虣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新五代史》卷36《义儿传序》）其中为著名将帅者有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存孝、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李存审等。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特创立《义儿传》一目。在五代时期，养子们“立功名，位将相”，已不足奇，更有甚者则登上皇帝宝座。欧阳修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丐养”。（《新五代史》卷36《义儿传序》）指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李嗣源养子），后周世宗柴荣（周太祖郭威养子）。前二人都是通过发动兵变而登上帝位。针对这种社会现象，欧阳修叹息说：“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新五代史》卷36《义儿传序》）
收领养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皆有，通常是为继承家业，传宗承嗣。像唐末五代这样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大批地收认，并在社会上层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却是极为罕见的。这固然与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的社会环境有关，各地统治者既要扩张势力，争城夺地，还要消弥内部矛盾，收买人心，增强本集团的凝聚力，收领养子，建立一种既是君臣（主从），又是父子的特殊关系，也不失为一种办法。然而，形成这种风气的根源，不能不说是宦官世家的影响和启发。否则，我国历史上其他割据混战时期为什么没有这种社会风气，却独独在唐末五代时期发生，就很不好理解了。
鉴于唐代宦官专权擅政的历史教训，两宋统治者有意识地限制宦官势力发展，除宋徽宗时宦官一度有专权现象外，其他时期尚无此类现象。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宦官势力已经消声匿迹，受唐五代遗风流韵的影响，宦官养子风气继续流传。《宋史·王仁睿传》：“旧制，内侍人许养一子，以充继嗣”。宋朝的这项制度就是直接承袭唐五代而来的。既然制度允许宦官养子，人数的限制就无多大的约束力，“使宦官之家，竞求它子，剿绝人理，希爵赏为门户之庇”。（《宋文鉴》卷46吴及《论宦官养子》）有的宦官竟将别人一家四男全部收为自己养子，甚至纵容部下抢掠民间小儿。（《宋史》卷466 《王仁睿传》）一些宦官有数子在宫中供奉。（《宋史》卷466《李神福传》）童贯“厮养、 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宋史》卷466 《童贯传》）宦官世家在宋代依然存在。如窦思俨，五代时入宫，入宋后为皇城使，有子二人，长子窦神兴为左领军卫大将军，次子窦神宝为西京左藏库使，神宝子窦守志，真宗时为内供奉官。李继美，后唐时入宫，后周时为御厨都监，入宋后为右领军卫将军，其长子李神福历任崇仪副使、宫苑使、皇城使、宣庆使，次子李神[为南作坊副使、内园使。李神福有子二人，即李怀斌、李怀赟；李神也有二子，即李怀岊、李怀俨。李神之孙名李承和，不知为其第几子之子。（《宋史·宦官传》）这些均是自五代历宋太祖、太宗、真宗，直至仁宗等朝的大宦官家族。这类例子还很多，不再列举了。像宋代这样家族世代为宦官的情况，不能不是唐代遗风直接影响的结果，以致有人上书皇帝，“姑可许养子，得以为后，但勿去其世（势）耳”。（《宋文鉴》卷46吴及《论宦官养子》）。仍不能阻止其发展势头。宋以后各朝虽仍有宦官养子现象，如清代李莲英就有“嗣子四人”，（《皇清花翎二品顶戴内廷大总管李公墓志铭》，《故宫博物院刊》1979年第3期。） 但不普遍，延续时间短，多为一至二代，而且养子多不是宦官身份，构不成宦官世家。
收稿日期：1997—02—25
标签：唐代墓志汇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唐朝论文; 神策军论文; 历史论文; 新唐书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册府元龟论文; 唐书论文; 神策论文; 金石萃编论文; 墓志铭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