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核心命题刍议——兼论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的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刍议论文,命题论文,中国论文,自然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上半叶，科学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众多的新旧思潮中，异军突起，一度在中国学术和社会思潮的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迄今，在中国学术各个领域和文化观念的各个层面上，科学主义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所以，当人们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一般思想史时，有关科学主义的话题不能不一次次被提起。
不过，我们注意到，已发表的有关中国现代科学主义的众多文献，往往对科学主义与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关注有余，而对“科学方法万能”这一中国现代科学主义的核心命题本身的考察则重视不够。鉴于该问题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科学主义的关键意义，以及它对于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应用限度问题的高度相关性，本文拟从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角度，对“科学方法万能”谈点初步看法。
一
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趋向发达并产生相当社会影响的产物。它具有哲学性质，但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哲学派别，而是许多哲学派别中的某种共有成份。其中，以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最为突出和典型。
科学主义以崇拜科学、夸大科学的认识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为特征。它通常包括三方面的含义：其一，科学范围无疆，即现象界不存在科学不能研究的对象；其二，科学方法万能，即原则上，科学方法可用来解决人类在现象界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其三，科学知识独尊，科学知识最精确、完备和可靠，在各种知识类型中地位最高，是一切知识的典范。由于科学方法是科学用以研究任何对象、获取任何知识的工具和手段，所以，在上述三层含义中，“科学方法万能”居核心和支配地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我们所见到的10余种西方重要词典和知名学者关于科学主义的定义里，都突出地刻划了科学主义的这一特征。例如，著名的《Webe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为科学主义所下的定义是：“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该被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所有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断定只有这样的方法可以富有成果地应用于知识追求”。
中国的科学主义是一种舶来品。本世纪初年，在封建王权崩溃、儒家文化受到严重冲击的形势下，一批知识分子起而主张以科学为基础重建中国的学术和文化、改造中国人的人生观和精神面貌。他们相信，西方文化的精华在于科学。科学不仅能使人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然，而且也能使人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与人的精神生活，因而仿效西方，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他们这种无条件崇拜科学的观念，就其理论根源而言，是直接从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等西方科学主义思潮那里搬来的。诚然，较之西方，中国的科学主义有了某些变异。不过，它毕竟保持了西方科学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从科学主义在中国由微而著的传播和发展过程看，“科学方法万能”乃是始终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
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被誉为“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冯友兰语），也是最早认识到科学的深层结构是科学方法〔1〕， 以及较早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人。早在1895年，严复就以同代人少有的敏锐目光指出：西人富强的真谛，既不是技术，也不是科学，而是黜伪崇真的科学方法和屈私为公的政治原则。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天演哲学，引导人们把进化论所揭示的自然规律当作观察包括社会在内的宇宙万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潜心翻译西方逻辑学著作，称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2〕。 他对最早系统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培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3〕等等。 这些无不表明了他对科学方法的高度自觉和重视。不过当他把科学视为救亡的“不二法宝”而断定“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4〕， 以及声称他所迻译的《名学》“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所得尽力之端，故虽劳苦，而愈译愈形得意”〔5〕的时候， 已经分明具备“科学方法万能”的思想基础了。
相对于严复个人，一个因创办“中国科学社”而勇敢地迈出了中国现代科技体制化第一步的留美学生团体，则是较早具有“科学方法万能”萌芽意识的一批中国人。就在这个团体于1915年所创办的《科学》杂志的发刊词中，青年科学家们激烈地抨击了传统的经术道德，指出了人民“精神形质上皆失自立之计”、国家不足图存的危亡局势，大声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託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他们俨然以唯科学主义者自居了。由此联系到科学社的主要成员们在《科学》杂志上连续撰文申明：“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诚得其方法，则所见之事实无非科学者”（任鸿隽语）。“盖科学必有所以为科学之特性在，……此特性者何？即在科学之方法”（胡明复语）。可以认定，在他们那里，科学本质上是科学方法，而科学万能则本质上是科学方法万能。
到了“五四”时期，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那里，科学方法万能的观念已是十分自觉和极其鲜明的了。陈独秀即是典型的一例。他这方面的言论较多，影响也很大。例如，在《圣言与学术》一文中，他说：“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这里，分明是将科学方法的地位与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圣教”并驾齐驱了。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他说：“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底想象或愚人底妄想”，这就不仅把自然科学方法视为社会科学的唯一方法，而且把自然科学方法视为一切学术乃至一切思维的唯一方法，这正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万能”论。
诚然，中国现代科学主义的传播和发展真正形成高潮，乃是2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中的事。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方法万能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主义的核心命题，被阐发得最彻底、最系统。
1923年2月， 张君劢应邀为清华大学一批即将出国的留学生做了一场报告，声称人生观非科学所能为力，只能靠玄学来解决。随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反驳张君劢，主张人生观无法同科学分家，人生观的解决非科学莫属。由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学术界的“科玄论战”。争论涉及到了许多重要的哲学和文化问题，但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乃至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应用的限度问题，始终是焦点之一。在这个焦点问题上，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的观点是科学不仅解决人生观，而且世间一切现象，都受科学方法的支配。一言以蔽之：科学方法万能。例如，科学派的急先锋丁文江反复声称：“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结果，是在它的方法。”〔6 〕科学派主将胡适始终认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7〕。科学派干将、 心理学家唐钺申明：“我的浅见，以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8〕
自20年代开始，像英国的培根一样，胡适在中国的学术界刻意倡导了一场方法革命。他认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需要的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9〕按照他的理解， 假设和实验是自然科学方法最重要的两个成份。因此，整个自然科学方法可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宣传、解释这一“十字真言”，并通过哲学史研究、小说考证和古史辨伪等方式为其提供应用上的示范，贯穿了胡适的整个学术生涯。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涌现了一大批追随者。所以，可以认为，胡适的方法革命是中国现代科学主义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胡适的科学主义也是以科学方法万能为基本精神的。
总的看，在科学主义的传播过程中，维新派严复奠定了科学方法万能思想的基础；中国科学社的青年科学家具备了科学方法万能思想的萌芽；陈独秀等“五四”思想家有了较为明确的科学方法万能思想；而在科玄论战时期的科学派那里，科学方法万能则形成了理论系统。在这前后，胡适等人把科学方法万能由中西文化之争的层面引进、贯彻到各个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一批激进知识分子试图全面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思想武器，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面貌和进程。
二
不难理解，在中国，不论是缺乏实验科学的世纪初年，还是科学技术欠发达的今天，讴歌并适当推广应用科学方法，都是一件顺应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潮流的好事。为此，科学主义者倡言科学方法万能，对当时的学术研究确实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
1.矫正学术方向。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的研究方向一直是面向经典、面向古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风盛行，大量学者的一生都花费在了对经典著作的破解和注释上。20世纪以后，中国学术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方向开始逐步得以矫正。科学主义及其科学方法万能的传播无疑参与和加强了这种学术方向的矫正。科学方法万能包含着实证精神的底蕴，它视经验事实为科学理论最可靠的基石。因此，它倾向于把学人的目光和注意力引向自然和社会的经验世界。
2.拓展学术方法。不言而喻，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实验科学是完全新质的东西。因此，随着科学主义及其科学方法万能论的传播，自然科学方法以其特有的新质使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得以丰富、完善、整合和改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看到，本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以及归纳和演绎的有机结合等传统，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得到大量引进和推广。例如，早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就有人致力于把数量统计方法引进社会研究领域，出版了《历史统计学》之类的著作。方法的突破是学术研究最根本的突破。自然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的补充和改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3.提高方法意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并非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过去的学人对方法不够重视，运用方法的意识比较淡薄，相当多的人是凭借经验甚至模仿他人从事研究的。科学主义及其科学方法万能论的传播，使人们真切地看到了西方学人由于手中握有精良的自然科学方法，致使“从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们看清楚了；所看不见的卫星，他们能看见了；所看不出来的纤维组织，他们能看出来了。结果，他们奠定了三百年来新的科学的基础，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胡适语）。这些给中国学人以心灵上的震撼，使他们认识到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提高了方法的意识和运用方法的自觉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由于“五四”前后科学主义锐意宣扬科学方法，“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至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熊十力语）。同时，在科学主义传播的潮流中，中国涌现出大批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著述，并且出现了胡适这样名噪一时的方法论学者，不是偶然的。
但是，显而易见，不论就社会改造而言，还是学术研究而言，科学主义提倡科学方法都走过了头。说到底，科学方法万能乃是一个错误命题。
就学术领域而言，科学方法万能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它完全忽视自然现象和人文、社会现象所形成的人们感觉上的质的差别，进而完全忽略了自然事实和人文、社会事实之间质的差别。
首先，自然事实和人文、社会事实的构成是不同的。自然事实通常与人无关，主要表现为实物，而人文、社会事实大都与人有关，除了少量实物以外，主要表现为事件、行为、言语、观点，以及情感、意志等非实物的东西。就是说，许多情况下，人文、社会事实本身就是不同形式的人的主观意识。
其次，自然事实和人文、社会事实渗透意识的程度与性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对自然事实的观察和理解，往往与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和经验有一定关联，纯粹的中性科学事实是不存在的。在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中，主体意识对人文、社会事实的渗透或主体意识与人文、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更加频繁、普遍和强烈。同时，由于利益机制和价值观念的驱使，认识主体对人文、社会事实的“先入之见”和“意识导向”往往表现得十分偏狭和固执。这种意识渗透和自然事实较“公允”、“平和”的意识渗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很多情况下，人文、社会事实会因为主体意识的不同或认识过程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甚至可以把某些人文、社会事实看作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东西。这种情况较之主体意识对自然事实的有限渗透，已经有了性质上的不同。
科学方法万能的错误，还表现在它对自然事实之间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和人文、社会事实之间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的根本区别，即自然规律与人文、社会规律之间根本区别的漠视上。在科学主义那里，既然科学方法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和归纳进而求出其秩序的理性工具，那么，显而易见，科学方法是否适用于某一对象，当然是以该对象是否存在秩序即存在规律为前提的。在这一点上，玄学派和科学派是一致的。所以，张君劢说：“苟有方法而公例之不立如故，则有方法等于无方法而己！”〔10〕两派的分歧集中在：人文、社会领域是否存在规律？辩之者说有，争之者说无，双方对峙不下。在科学主义者看来，凡是存在事实的地方，就一定存在事实之间的秩序和规律，只不过事实复杂的不容易分类、不容易求出它们的秩序和规律罢了。因果律是普遍的，因而规律也是普遍的。人文、社会领域不仅存在规律，而且与自然规律是同质的。总之，承认人文、社会领域存在与自然领域同质的规律是科学方法万能论的理论支柱之一。
科学主义把规律归结为因果律一种形式是明显错误的。同样，它否认自然规律与人文、社会规律的根本区别，也是十分错误的。仅以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而言，前者作为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起作用，与人的价值观念无关；后者则是通过人、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来表现和实现的。它与人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而且易受大量具体条件和偶然因素的干扰，因而表现出更强烈的随机性。试图在社会领域里寻找出自然领域里那样“不可移易”的规律是很难的。至于人文规律，由于它与人的意识、情感的联系更加密切，因而，它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更加明显。
不论是对自然事实和人文、社会事实之间质的差别的漠视，还是对自然规律和人文、社会规律之间质的差别的漠视，实质上都是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特殊性的一种漠视，进而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所侧重或独具的丰富多彩的研究方法的一种排斥。显然，这对繁荣学术研究是一件极为有害的事情。
总之，科学主义着力阐发科学的文化功能，试图把科学方法广泛引进人文、社会领域之中，这是正确的，可谓顺应时代潮流之举。但它企图用科学方法包办人文、社会领域中的一切研究，不承认人文、社会科学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
此外，在中国现代科学主义者那里，科学方法万能包含有相当浓重的归纳万能论成份。相当多的中国现代科学主义者都把科学方法理解为分类和归纳。例如，丁文江说：“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将世界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再想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公例。”〔11〕相比较而言，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倒还全面一点。但是，胡适所说的假设属于逻辑方法的范畴，证据检验也不等于实验检验，而是一种基于搜集个例的归纳证明。所以，和其他科学主义者一样，胡适所理解的科学方法，基本上囿于形式逻辑方法的范畴，并且实际上是以归纳证实为重心的。
把科学方法归结为形式逻辑方法，这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众所周知，逻辑方法并非自然科学的特有方法。自然科学特有的、核心的方法是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实验方法使得自然科学研究能够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较自如地搜集信息、分析信息和严格地检验假说和理论。数学方法使得自然科学研究能够从量的角度深化认识事物的质，并且利用形式化语言提高了自然科学理论和假说的清晰性和可预见性。在认识过程中，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并始终保持凯歌行进的势头，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有机结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对于片面强调归纳方法、夸大归纳方法作用的归纳万能论，包括恩格斯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曾做过十分透彻的批判，此不赘言。单就归纳万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学术研究的影响而言，其要害是，它极易引导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搜集实例的微观上的、现象上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对研究对象宏观上的和实质上的把握。事实上，中国现代科学主义的确给中国的学术研究带来了这样的危害。正如人们所遗憾地看到的，胡适本人以及“胡适派”的许多人在中国通史、断代史或思想史、哲学史等学术领域，极少发表具有宏观规律意义的论点或论著，却多半表现为一些细枝末节的考证、翻案、辨伪等等。
三
中国现代科学主义的科学方法万能命题在中国学术史上带来的消极后果，突出了正确认识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应用限度问题的迫切性和尖锐性。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仍然颇有争议。一些人至今坚持当年科学主义者那样的观点，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是通行无阻的，一些地方之所以暂时不能应用或不能完全应用自然科学方法，乃是主客观条件所限，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终都要向自然科学看齐、在自然科学那里取得统一。当然，也有人对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的应用，采取一种基本上拒斥的态度，认为零打碎敲可以，实质上的应用是不可能的。
或许，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应用的限度根本不存在一条壁垒分明的边界线。但是，从原则上说，在该问题上至少应明确如下两点：
1.在真、善、美关系的框架中大致认识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限度
对于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真、善、美不仅是它们各自有所侧重的研究内容，而且是它们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因此，从真、善、美关系的框架鸟瞰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限度，当不失为一个适当的角度。
在真、善、美的多重关系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真、善、美既各有分工，彼此独立的一面，又有真是善和美的基础的一面。合目的性不可完全脱离合规律性，不合规律性的目的是注定要落空的，因而，真是善的基础。合情趣性是以人认识和掌握客规世界的规律并善于利用规律达到目的的实践活动在人与对象之间建立起审美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从美的发生和起源看，真是美的基础。此外，就美作为历史的成果，作为一个客观对象看，美是客观真实、艺术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也是以真为基础的。
依据上述情况，可就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限度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1）自然科学方法原则上适用于一切求真活动。 自然科学方法是人们在追求自然界真理的活动中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认识方法。这套方法使得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认识结果即自然真理具备了其他领域的真理性认识难以望其项背的内容上的确定性、形式上的精确性和融贯性、动态上的开放性，以及功能上的有效性等等。基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三四百年间，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尤其经过现代自然科学的洗礼，自然科学方法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有效的地步。尽管自然真理和人文、社会领域的真理有一定的区别，但由于任何真理本质上都是主客观的相符合，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原则上，自然科学方法适用于一切领域中的求真活动，并且足以成为人文、社会领域求真方法的典范。诚然，这里的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就是说，这里的真是指真理性的认识，而不是指与虚假相对立的事实或存在。许多事实或存在的发现并不需要科学方法的参与，反过来，科学方法也不一定适合于用来发现某些事实或存在。
（2）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有广阔的天地。 善和美都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意味着不论致善，还是审美，都把求真视为自己的一个环节、一种成份。既然自然科学方法原则上适用于一切求真活动，那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是有广阔天地的。那种对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持排斥态度的观点是错误的。
（3）人文、社会科学在整体上各自具有独立的研究方法。与真、 善、美各有分工，彼此独立的情况相一致，它们的研究方法在整体上也是各有分工，彼此独立的。例如，致善主要是一个认识、掌握和运用价值判断的问题。审美主要是一个通过感性形象感受和领悟的问题。致善、审美和求真在研究方法上的交叉和渗透，并不影响各自研究方法在整体上的独具特色。这一点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尽管在局部上都可以应用自然科学方法，但在整体上，它们各自具有独立的研究方法，那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通行无阻，人文、社会科学最终要以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程度作为自身成熟标志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2.积极审慎地推广应用自然科学方法
既然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具有广阔的天地，那么，尽量推广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并实现其与人文、社会领域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无疑是一件既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又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美事。不过，必须认识到，人文和社会现象的相关因素往往难以从整体中截然分离，即便有的因素能够分离，它们的量化指标也难以选择。这就使得人文、社会现象不易定量化、不具备可重复性，因而从根本上限制了自然科学方法推广应用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例如，不久前，有调查者发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推广应用的情况是不那么令人乐观的。仅以在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中已有悠久应用历史并以应用成绩斐然著称的数学方法而言，它的推广应用，可说是步履艰涩、进度缓慢的。据调查，1983～1987年间，正值我国“科学方法热”掀起高潮的时期，在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主干杂志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文章数量占所刊载文章总数的比例，除经济学科较高以外，其他学科一般都很低。如：法学为2.6%，哲学为1.3%，史学为4.2%， 文学为2.4%；从应用质量上看， 在上述学科主干杂志所发表的应用科学方法的文章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不过是贴标签式和零点式（自然科学概念或方法零星地、比喻式地应用）的应用而已〔12〕。
此外，不论在何种领域，都有一个根据具体情况对自然科学方法灵活运用的问题，为此，很有必要提出如下几个问题予以讨论。
1.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求真活动有哪些类型？
我们说过，自然科学方法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切求真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求真活动究竟有哪些类型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一般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求真活动往往是和该学科中的致善或审美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这里谈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求真活动，只能是相对意义和局部意义上的分离。不过，虽然全面划分人文、社会科学中求真活动的类型不是一件易事，但我们还是可以大略举出几类常见情况来的。如：搜集事实、抽象概念、溯因求果、概括规律、构建体系和数量研究等等。这些活动大量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而且，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要这样那样地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例如抽象概念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在概念的明晰性上，应当向自然科学学习。自然科学概念通常是十分确切的，不易引起歧义。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许多学术争论往往是由于概念不清引起的。自然科学在抽象概念时用了什么方法呢？关键的一条是它们注意了概念的可证实性或可检验性，即牢牢抓住了抽象概念的经验基础。言必有据，据则可证。人文、社会科学要想做到概念清晰或相对清晰些，应当力戒游谈无根，在“多一点实证精神、少一点臆想成份”上下功夫。要努力把概念扎扎实实地建筑在尽量详尽的客观事实的深厚基础上。
2.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运用有哪几种方式？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怎样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问题，只不过比较原则一些罢了。大致说来，人文、社会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主要有三种方式：
（1）移植。移植就是照搬，拿过来直接用。例如， 统计一部文学作品中某些或某个关键词汇的使用频率，就是直接运用数学工具。
（2）创造性运用。方法与对象密切相关。对象变了， 方法也要变。自然科学方法是研究自然界的方法，而自然界所具有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等各种运动形式，较之人类思维和社会运动是较低级的运动形式。这一点决定了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直接移植和照搬自然科学方法的路子是很狭窄的。根据人文、社会现象的特点，对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和变通，当是人文、社会领域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基本方式。从目前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应用的情况看，那些对人文、社会研究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然科学方法应用，无不属于这种应用方式。例如，已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管理科学、决策科学等领域获得一定应用的模型方法即属此类。该方法的核心步骤是依据研究目的，从研究对象中提炼出主要的因素、过程和关系，通过定性分析，建立起基本上反映对象本质特征的数学模型。建模的过程，也就是在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的基础上，对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综合运用和创造的过程。
（3）通过自然科学方法论和哲学间接运用。 自然科学方法论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重心。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各门自然科学的具体方法进行研究，并在一定哲学理论的支配下概括总结各门科学共用的研究方法理论。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材料来源就是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容否认，自然科学方法论和哲学都可以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获得广泛应用。这种应用，实质上是科学方法的另一种方式的创造性运用，即通过哲学思维的途径，逐级对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创造性地改造，然后加以运用。
3.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有哪些实际作用？
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有交叉。可以说，在人文、社会科学每一种类型的求真活动中的运用，都是自然科学方法的一种实际作用。但除此以外，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有一种战略性、全局性的作用。这就是思维方式、思考角度或开辟思路上的作用。
顺便说及，对研究复杂系统的自然科学方法的推广应用，应予特别重视。20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向复杂性进军”。自然科学愈来愈重视复杂现象的研究，随之也就发展出了一系列用于研究复杂现象的方法。例如信息论、控制论、一般系统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理论等分支学科的方法即属此类。较之自然现象，人文、社会现象是名副其实的复杂系统。因此，在人文、社会领域创造性地应用上述分支学科的方法尤为重要。应用中十分关键的有三点：一是要真正熟悉上述分支学科方法本身；二是要进行扎扎实实的资料搜集和考订工作；三是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敏锐的洞察力。
注释：
〔1〕参见马来平：《严复论传统认识方式与科学》，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2期。
〔2〕〔3〕〔4〕〔5〕《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28、29、46、546页。
〔6〕〔8〕〔11〕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290、42页。
〔7〕〔9〕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265页。
〔10〕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馆1923年版。
〔12〕参见孙小礼等主编：《方法的比较——研究自然与研究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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