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皮凯蒂资本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兴衰_资本论论文

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之兴衰——评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兴衰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凯蒂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巨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激起了公众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巨大兴趣，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事实上，早在本书出版之前，皮凯蒂和他的合作者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以及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就曾经利用纳税人(尤其是收入分配高端阶层)应纳税收入数据，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化趋势进行了评估，令经济学家们大开眼界(Piketty & Saez，2003；Atkinson，Piketty & Saez，2011)。他们还给出了一些非常抓人眼球的数据，用来说明美国前1%(或0.1%)纳税人的收入的历史演变趋势，从而成功地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也因此大受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的青睐。

      无论是否同意皮凯蒂此书的观点(及其论据和论证过程)，都很难不被它的“雄心”所折服。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皮凯蒂在书中总结了一系列“一般规律”，“揭穿”了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很显然，皮凯蒂追随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等人的传统，尤其是后者。皮凯蒂此书无论书名、主旨，还是行文风格，都是在向马克思致敬。

      但是，皮凯蒂大错特错了。原因很简单，他试图找到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或者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一般规律)，因此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了。这种思路是反制度的，它忽略了如下基本事实：技术如何演变、市场如何运行，以及源于各种“经济安排”的收益如何分配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和社会的政治均衡①。因此，尽管雄心勃勃的皮凯蒂相当博学，而且敢于创新，最终还是因为漠视制度和政治而走上了不归路。

      在下文中，我们将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化处理以及他总结出来的若干“一般规律”。然后，我们再转而讨论皮凯蒂对资本主义的观念建构以及他提出的“一般规律”。我们认为，皮凯蒂对于作为不平等根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阐释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完全没有看到制度和政治因素对于不平等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南非和瑞典在20世纪走过的不同道路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还证明，类似于前1%纳税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这种指标，可能会使我们一叶障目，看不到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全貌。最后，我们阐述了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另一种不涉及所谓的“一般规律”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技术和要素价格是在制度和政治均衡的演化过程中被塑形的，同时制度本身也是内生的、并受社会不平等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还在这个框架下描述了南非和瑞典的制度和不平等的演化。

      《资本论》失败了……

      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多重要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所采取的最具决定意义的研究方法，是界定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即，找到他所称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显然，19世纪中期(那是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的历史背景对他这一思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亲身经历了工业化大生产兴起后出现的伟大社会转型，同时也目睹了随社会转型而来的严重的社会混乱。为了解释现实，预测未来，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理论阐述的是，经济生活中的物质因素(即“生产力”，尤其是技术)是如何决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其中包括“生产关系”)。例如，在《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一书中，马克思宣称：“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磨产生的则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Mclellan，2000，pp.219-220)②

      在这里，手工磨代表生产力，而封建主义则代表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制度)。一旦生产力(特别是技术)发生了变化，生产关系就无法继续保持稳定，社会和制度变革就会随之出现，而且这种变革往往是革命性的。对此，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是这样说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得以建立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特征……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它们所嵌入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产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到了这个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Mclellan，2000：425)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是，技术(有时还要加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了经济和政治制度所有其他方面。正是在这种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仅仅根据基本经济因素，就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做出了一系列非常大胆的预言。在进行预测的时候，马克思根本没有考虑制度和政治因素，因为他认为它们只不过是生产力释放出来的强大冲击的派生结果而已③。

      在马克思的预言当中，与本文所关注的焦点关系最密切的有三个，因为它们都涉及了不平等。在《资本论》(Capital)第1卷第25章中，马克思认为，处于失业状态的产业工人“后备军”将会使工资水平一直保持在仅够维持工人生计的水平上，因此，工人的福利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稳步提高。不过，对于马克思的预言，向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在这里将把这个“定律”分别表述为强、弱两种形式。

      1.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强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弱形式：劳动所占的国民收入份额将一直落后于资本④。

      无论采取强形式还是弱形式，这个规律都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经济增长都会自动地转化为更大不平等，即，资本家能够从经济发展中获益，而工人则不能。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又阐述了另一个一般规律⑤：

      2.利润率递减的一般规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无论技术怎样进步，利润率都趋于下降。

      从这两个一般规律还可以推出第三个规律。马克思于《资本论》第1卷中阐述的这个规律虽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但是与本文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3.竞争强度下降的一般规律：资本积累会导致产业集中度上升，竞争弱化。

      不过，马克思提出的这些“一般规律”并未被广泛接受。事实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等人在他之前也提出过若干“一般规律”，而且也不怎么成功。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个：这些人都想用一个宏大的理论来概括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全部事实和事件，他们以为自己的理论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而无需考虑制度因素和(在很大程度上由制度决定的)不断变化的技术的性质。

      在马尔萨斯生活和写作的那个时代，一方面，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工人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马尔萨斯把这种现象与18世纪英国人口大量增加的事实联系起来考虑。由此他断定，生育能力的上升，把工资压回到了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而在李嘉图指出土地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的那个时代，英国的土地租金确实一直在迅速上升。当马克思提出了他的第一个一般规律的时候，现实世界的数据似乎也是与它相当一致的：名义工资几乎没有什么波动；至于实际工资，普遍的共识是，直到1840年前后，英国的实际工资一直保持不变；同时，在1860年以前，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中⑥。

      但是，就在马尔萨斯作出了他那个著名的预言——人口增长会抵消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导致工资处于只能勉强维持工人的生计的低水平上——之后不久，实际工资就开始上升了，而且人口结构的转变也证伪了他关于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类似地，就在李嘉图提出了他的地租理论之后不久，地租迅速上升的时代就结束了，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整个19世纪都呈单边下降趋势，而且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地租在接下来长达6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都在迅速下降。

      历史也没有特别青睐马克思的一般规律。就在马克思写下上述著作的那个时候，实际工资其实已经在上升，而且一直持续了大约20年(Allen，2009a)。马克思的其他一般规律似乎也没有得到什么历史事实的支持。

      这些预言为什么会落空？我们认为，原因非常简单：它们全都忽略了制度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制度会影响市场、价格和技术的发展。例如，一个共识是，英国的实际工资的增长，至少有一部分是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的结果(Crafts，1985；Allen，2009b；Mokyr，2012)。而工业革命本身又是一个路径依赖型的制度变迁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涉及产权的合理化、垄断权力的消解、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一个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法律框架的创建，其中就包括专利制度(Acemoglu & Robinson，2012；Mokyr，2012)。同时，源于新技术的收益的分配形式也取决于不断演化的制度均衡。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是与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携手并进的，后者包括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s)，它们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这些政治变革对经济的影响极其深远。1833年，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工厂监督机构，自此之后，规范就业的法规真正得到了落实。1847年通过的《工厂法案》(Factory Act)比以前的法规更加激进，而且它是在英国社会各界高度动员的情况下(即，宪章运动的高潮中)出台的⑦。此外，在民主化运动的影响下，《谷物法》(Corn Laws)也在1846年被废除了，这个事件推动了面包价格的降低和实际工资的提高，同时还侵蚀了高地租的基础(Schonhart-Bailey，2006)。因此，工资、要素价格和不平等的动态变化，都应该被视为一个政治经济均衡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均衡中，技术与政治制度和政策交互作用，它们都是内生决定的(Acemoglu & Robinson，2000)。

      另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马克思提出的第三个一般规律也落空了。虽然在美国，自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就进入了“强盗资本主义”时代，其主要特征就是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杜邦公司(Du Pont)、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等巨型企业主导了美国经济。在很多行业中，巨型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70%以上(Lamoreaux，1986：3-4)。表面上看来，马克思的预言似乎变成了现实。

      然而，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而且不久之后就被完全逆转了过来。作为对经济垄断势力的回应，平民党和进步党相继诞生，它们很快就把美国社会各界都动员起来了，并最终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均衡和行业管制的整体面貌(Sanders，1999)。1887年通过的《州际商业法案》(Interstate Commerce Act)和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大大削弱了巨型企业的力量。在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当政期间，美国政府发动了针对杜邦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当时被J.P.摩根控制的北方证券公司等巨型企业的“解散托拉斯”运动。在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继任美国总统之后，改革仍在继续推进。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六修订案通过，确立了所得税制。后来，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任内，又于1914年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并成立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成功地遏制了经济进一步集中的趋势，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趋势。柯林斯和普雷斯顿分析了1909年至1958年间美国制造业、采矿业的集中度的演变趋势，结果发现各行业规模最大的四家(或八家)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在这个历史阶段一直呈大幅下降趋势，而且各行业排名靠前的企业变动很大(Collins & Preston，1961)。怀特(White，1981)的研究也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业集中度的波动幅度非常小。

      这些“一般规律”之所以全都落空，原因在于它们只强调了作为“历史动力”的技术和生产力，而各种制度和政治因素——例如，谁拥有政治权力、权力如何行使、怎样限制权力，等等——则被彻底忽视了。这个理论失误决定了对于历史的这种解释只能是无的放矢⑧。

      《21世纪资本论》也失败了

      像马克思一样，皮凯蒂也是一个深受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影响的经济学家。近些年来，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以及大陆欧洲)日益恶化的不平等趋势极大地触动了他，尤其是当他将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与法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个更加平等的时代进行对比的时候。大量劳动经济学文献已经剖析过，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就在日益加剧⑨。皮凯蒂的贡献是，他和赛斯等人为这个文献传统开创了一个新的视角(利用纳税申报数据)，并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他们发现了以往的文献未曾揭示的一些收入分配模式)。

      不过，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皮凯蒂跳出了这种经验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框框”，转而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的理论。虽然皮凯蒂在书中所用的数据与以往的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收入不平等恶化的情况是在劳动收入不平等的驱动下出现的(或者，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但是他却为资本主义描绘了一个完全由资本收入、继承而来的财富以及作为食利阶层的亿万富翁支配的未来。皮凯蒂所运用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的思想与哈罗德、多马和索洛增长模型的混合体。从《21世纪资本论》可以看出，皮凯蒂用来定义资本主义的方法与马克思如出一辙，而且他也采取了一种类似的唯物主义立场：要想理解资本主义，以及它的意义、它的局限性和未来，只要搞清楚生产资料(即，资本)的所有权、“铁一般”的技术的性质和生产函数(继承自索洛)的类型就足够了。

      这种方法决定了皮凯蒂对“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析结论和他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21世纪资本论》一开篇，就提出了两个“基本定律”(我们在下文中将会介绍)。不过，皮凯蒂最主要的预测都是根据书中所称的(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根本性的分化”(原书第351页)或“根本性的不平等”(原书第25页)而做出的。从上述“基本定律”和“根本性”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如下三个一般规律。

      《21世纪资本论》的第一个“基本定律”其实只是一个定义：

      国民收入中资本所获得的份额=r×K/Y

       其中r为资本实际净回报率(实际利率)，K为资本存量，而y则是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因为假设被分析的经济体是一个封闭经济)。

      相比之下，第二个“基本定律”则有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它指出，

      K/Y=s/g

      其中s是储蓄率，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稳态出发，很容易就可以推导这个“基本定律”(也请参阅：Krusell & Smith，2014)。

      不过，在这里，且让我们跟随皮凯蒂的思路继续推理。将上述两个“基本定律”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

      国民收入中资本所获得的份额=r×s/g

      在上面这个方程式的基础上，《21世纪资本论》进一步指出，即使g发生了变化，r和s也可以基本保持不变(或者说，改变的幅度比g小很多)。皮凯蒂的第一个一般规律就是，在这种假设条件下，经济增长率越低，国民收入中资本所获得的份额就越高。乍一看来，这个一般规律似乎非常引人注目，其实不然。首先，当经济增长速度g发生变化时，储蓄率通常也会变化。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利息率r也会随着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⑩。皮凯蒂认为，当g发生改变时，r的变化应该不会太大，因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是非常高的。这是公然说瞎话，因为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恰恰相反(11)。此外，尽管国民收入中资本所获得的份额出现了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也未必一定与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强调的那些因素有关。例如，博奈特、波诺、夏佩尔和华斯默(Bonnet，Bono，Chapelle & Wasmer，2014年)证明，国民收入中资本所获得的份额的上升是住房以及其他不动产的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个结论令人不能不对《21世纪资本论》所强调的不平等形成机制心生疑虑。

      《21世纪资本论》的第二个一般规律是(实际)利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即

      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在一个储蓄率外生给定的经济体中，还是在一个世代交叠的经济体中(例如：Samuelson，1958；Diamond，1965)，抑或是在一个不完美的市场中(例如，Bewley，1983；Aiyagari，1994)，利率都不一定会高于经济增长率(请参阅：Acemoglu，2009)。只有在一个动态有效率的经济体中，才会如此。但是，某个经济体是不是动态有效率的，这只是一个实证问题。而且，当资本产出比居高不下时，经济更容易落入动态无效率的状态(12)。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给出的预测恰恰是：在可见的未来，资本产出比肯定会持续高企。

      《21世纪资本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一般规律是，只要r＞g，那么不平等状况就会日益严重。这是因为，资本收入增加的速度大致相当于利率r，而国民收入(以及非资本家的收入)则只能以g的速度增加。由于资本收入分配不均，这种分化的趋势将转化为一种持续恶化的资本驱动型不平等，从而将我们带回到简·奥斯汀和奥诺雷·巴尔扎克的时代。还是用皮凯蒂自己的话来说吧：

      这个最根本的不等式[r＞g]……将在本书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浓缩了我的全部结论。

      当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继承而得的财富的增长速度将比产出和收入更快。

      (Piketty,2014.pp.25-26)(13)

      然后，皮凯蒂又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更加详尽的阐述。例如，他这样写道：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切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些经济增长率非常低的社会中，资本回报率长期显著地高于经济增长率。(Piketty，2014，p.351)

      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不平等状态仍将继续恶化：

      ……在今天，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不如传统社会中那么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自1945年以来，财富集中化的持续时间还不够久。(Piketty，2014，p.372)(14)

      《21世纪资本论》还效仿马克思，否认了制度的重要性——与上述基本不等式r＞g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比，制度是无关紧要的：

      ……基本不等式r＞g可以解释19世纪的高度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失败……制度的性质与这个不平等式相比，根本无足轻重。(Piketty，2014，p.365)(15)

      从纯粹的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21世纪资本论》的第三个一般规律与前两个一般规律一样，也是有问题的。首先，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对r-g的强调与劳动收入在不平等状况的恶化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似乎不太相称。其次，在预测未来的时候，不应该把r-g当做最原始的根据，因为无论是利率还是经济增长率，都会随着政策、技术和资本存量的变动而改变。再者，只要存在着适度的社会流动性，r-g的值即使非常大，也未必一定能成为一股推动各阶层收入趋于发散的强大力量。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用r-g这种“根本性的力量”去解释不平等，这种努力在实证层面是不是成功的？一般读者可能会震惊于《21世纪资本论》提供的非常有意思的海量数据，他们或许会想当然地以为，皮凯蒂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必定是不可置疑的。但是，皮凯蒂从来没有检验过他的假说，他也从来没有就因果关系、甚至相关性进行过统计分析。尽管他一再声称，不平等状况是因为r大于g所致，但是他这个结论却没有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证据的支持——甚至连最基本的相关性分析也付之阙如。而事实是，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将要讨论的，可以证明不平等确实与r-g密切相关的证据并不会自动从皮凯蒂提供的数据中显示出来。

      不过，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对《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批评是，它对r-g的强调完全撇开了制度和政治。如果历史真会不断重演(而且，历史的重演或许真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先是悲剧，然后是闹剧，充满了戏剧性)，那么对于皮凯蒂做出的这些宏大的预言的命运，我们也可以大胆地预测一下：它们可能会因为无法成真，而导致人们的不满，就像李嘉图和马克思当年的预言那样。这不仅是因为《21世纪资本论》似乎并没有对不平等的动态演化历史及其成因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更加重要的是，还因为经济、社会和制度必将继续演化，所以诸如此类的一般规律是不可能成为未来的不平等问题的可靠指针的。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不平等的历史(以南非和瑞典为例)，不过在此之前，还应该先剖析一下《21世纪资本论》的概念框架的最后一个问题：它只关注“顶层不平等”，即前0.1%或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也许是有理由的，但是，“前0.1%或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一个充分统计量，要想全面理解不平等的性质、后果及其未来，仅有它是远远不够的。专注于“顶层不平等”必然导致对中间阶层和底层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关注不足。我们将会看到，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

      不平等之“双城记”：瑞典与南非

      在本节中，我们先通过瑞典和南非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的历史事实——以及源于许多其他国家的数据——阐明，不平等发展演化的动态机制与《21世纪资本论》一再强调的那些因素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反而与这两个社会的制度路径密切相关。然后，我们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r-g对“顶层不平等”有显著的影响。

      图1给出了瑞典和南非自20世纪初至今的“顶层不平等”——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演化轨迹。(16)由图中可见，这两个国家的“顶层不平等”的演化趋势非常相似：从最初的高位开始，几乎一路单边下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然后再转头向上(17)。

      南非和瑞典无疑是迥然相异的两个国家。南非是一个前殖民地国家，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普遍的强迫劳动和强征土地等现象，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少数派统治之下；瑞典则是欧洲社会民主的福地。因此，这两个国家之间上述共同特点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表面上看，这似乎支持了皮凯蒂的观点：确实存在一些“资本主义一般规律”，可以解释不平等程度的大幅波动。有的人也许甚至会据此宣称，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无论种族隔离制度，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与r＞g这一根本因素相比，全都不足为道。

      

      图1 瑞典和南非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南非的数据源于阿尔瓦雷多和阿特金森的论文(Alvaredo & Atkinson，2010)；瑞典的数据源于罗伊内和瓦尔登斯特伦(Roine & Waldenstr

m，2009)的论文。它们都源于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

      然而，真实的情况其实完全不同。首先，最富有的1%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最多只能刻画出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面相，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一个相当片面的面相。图2是将南非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与度量不平等的其他指标放在一起的结果——这些指标随时间演化的趋势与最富有的1%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迥然不同。首先，威尔逊(Wilson，1972)收集的南非黄金行业的工资数据表明，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黑人矿工与白人矿工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扩大。关于南非黑人和白人的人均收入的人口普查数据也支持这个结论——到1970年，南非白人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黑人的14倍。不过，到了1970年之后，南非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就迅速得到了改善。从图2还可以看出，即使是前5%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个指标的演化趋势，也明显不同于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南非前5%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尽管现有的数据仅限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总之，只有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个指标，是不可能全面、完整地反映南非的不平等状况的。

      其次，如果有人真想了解南非的不平等状况及其历史演化趋势，劳动市场制度变革和政治均衡的改变比皮凯蒂提出的那些一般规律更加重要。1910年成立的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非不平等的动态演变影响极大。建政后不久，即，1913年，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就通过了《原住民土地法》(Native Land Act)，将全国93%的土地分配给了白人，而占总人口80%多的黑人则只获得了7%的土地。在这个“白人经济体”中，黑人是不能拥有私人财产、经营工商业的。黑人甚至连签订某些契约，也被明令禁止。20世纪20年代，“有色人种禁入法”(Color Bar)——禁止黑人从事技术工作和专业性职业的法律——从采矿业推广到了“白人经济体”的所有领域。自此之后，黑人只能在矿山和农场充当非熟练工人(van der Horst，1942；Feinstein，2005)。

      

      图2 南非的“顶层不平等”与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资料来源：在图中，左侧数字代表前1%和5%的人的收入在南非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数据源于阿尔瓦雷多和阿特金森的论文(Alvaredo & Atkinson，2010)；右侧数字代表白人矿工与黑人矿工的工资之比，以及白人与黑人的人均收入之比，数据源于莱布勃朗特等人的论文(Leibbrandt et.al.，2010)。

      1948年，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上台执政，种族隔离政策进一步收紧(O'Meara，1997)。国民党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隔离”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构件”包括：1950年通过的《人口登记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它强化了种族隔离制度，并要求所有年满18周岁的人都必须申领身份证；1950年通过的《族群住区法》(Group Areas Act)和1951年通过的《防止非法定居法》(Prevention of Illegal Squatting Act)，这两个法律杜绝了黑人与白人居住在一起的可能，并导致大量黑人流离失所、大批黑人城镇被拆迁；1949年通过的《禁止跨族婚姻法》(The Prohibition of Mixed Marriages Act)，它禁止不同人种的男女结婚；1950年通过的《背德法》(The Immorality Act)，它规定与不同种族的人发生性关系是刑事罪行，等等。根据所有这些法律(以及其他许多法规)，南非的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开利用公共交通、医院、学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甚至连海难也被分隔成了黑人区和白人区。根据1953年通过的《班图人教育法》(The Bantu Education Ac)，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给非洲籍学生创建了一个独立的教育体系，其宗旨就是把黑人培养成为为白人服务的工人。

      所有这些制度都刻意压低黑人工人工资，以便让白人工人、白人农场主和白人矿主获益。图2表明，就这个目标来看，它们是成功的。南非成了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不过，与此同时，前1%的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在稳步下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非黑人工资之所以开始上升，也是因为制度和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南非，到了1994年之后，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急剧上升。从时间上看，那也正是南非原来的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轰然崩塌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巧合？现在学界还没有共识。但是，这很可能是黑人内部一直被压抑着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的结果：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后，部分黑人的收入迅速增加，因为黑人在经济和教育等领域都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同时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平权运动”——例如《黑人经济赋权法》(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的实施(Leibbrandt，Woolard，Finn & Argent，2010)。无论具体细节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把南非1994年后出现的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上升这个现象当做南非变得更加不平等的证据。

      与南非不同，瑞典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稳步下降这一现象并不能证明不平等程度的普遍下降。图3描述了瑞典度量不平等程度的其他指标随时间变动的趋势。从图中可见，在瑞典，基尼指数(分别根据两个数据来源计算)和前5%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变动趋势都与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高度一致。

      因此，瑞典不平等状态的演化依然与《21世纪资本论》提出的那些一般规律无关，而与她自己的制度变迁有关。20世纪初，瑞典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表现出来的下降趋势，与政府一系列再分配政府的出台高度吻合，例如，瑞典的边际税率从1990年的10%左右提高到了1920年的40%左右，1930年又进一步提高到了60%左右(Roine，Valchos & Waldenstr

m，2009)。不断扩张的政府和再分配性的税收制度，都是促使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而且，在这个时期，瑞典的劳动市场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工会势力迅速上升，工会会员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0%左右，增加到了1930年的35%左右，然后又进一步增加到了1940年的50%以上。集体谈判和工资浓缩(缩小员工之间的薪资差距)变成了新的传统(Donado & W

lde，2012)。

      

      图3 瑞典收入最高的人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及总体不平等情况

      注：左侧数字代表前1%和5%的人的收入在瑞典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数据来源：Roine and Waldenstr

m，2009)；右侧数字代表以家庭可支配收入为口径计算的基尼系数，数据分别来源于卢森堡收入研究(LIS，请参阅：Milanovic，2013)和瑞典统计局网站(SCB，请参阅：Atkinson and Morelli，2014)。

      《21世纪资本论》强调，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收入最高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之所以会下降，那是因为资本存量遭到了损毁、资产价格出现了下跌的结果。但是，这显然不能解释瑞典和南非的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都是中立国，南非尽管都为同盟国阵营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没有受到过任何直接破坏。

      有人可能会争辩道，无论如何，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都是度量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这个指标的变动趋势确实可以用r-g来解释。但是，正如表1所表明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表1是我们将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中的数据，与麦迪逊(Maddison)世界各国1870-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不平衡面板数据)放到一起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18)。对于r-g，我们共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度量方法。首先，我们假设所有国家的资本市场都是开放的，而且所有样本国家的利率都是相同的(利率可能随时间变化)。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唯一可能导致r-g变动的原因只能是g，即，经济增长速度发生了变化。因此，表1上半部分(Panel A)的前三列是直接利用年度数据所反映的g的变动进行分析的结果(这就是说，通过标准化r=0，我们令r-g=-g(19))。第1列考虑的是每年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据的份额与一个包括了全部年度虚拟变量和国家虚拟变量的一揽子代理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世界层面上的纯时间序列变化就被年度虚拟变量抹平了，而且回归分析与跨国比较结果无关。《21世纪资本论》给出的一般规律意味着，这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但是我们的计量分析结果则表明，它们之间只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

      在表1的第2列中，我们设定的模型包括了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5个滞后因变量，以此来考察不平等状况的可持续性是否显著(20)。表末列出的检验结果表明，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滞后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这种情况下，r-g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但是方向却与《21世纪资本论》的预测恰恰相反。表1的第3列则包括了5个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滞后变量和5个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滞后变量。再一次，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r-g对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末列出的检验表明，无论是从滞后一期的结果来看，还是从长期累积效应来看，都是如此。

      有一种可能是，真正影响不平等的或许不是如表1的上半部分(Panel A)所示的每年或每五年的变动，而是r-g的长期波动。为此，在表1的下半部分(Panel B)，我们分析了10年(第1列和第2列)和20年的数据(第3列)。再一次，关于r-g的长期波动与“顶层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我们只发现了一个负的点估计值(不过，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1的上半部分的第4列至第6列，是从实际利率的角度分析r-g对“顶层不平等”的影响的。我们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国家长期国债名义回报率和通货膨胀率，计算出了这些国家的实际利率。回归结果表明，在这三列中，r-g与“顶层不平等”之间仍然呈负相关关系，而且都是在统计上显著的。另外，表1的下半部分的结果则表明，当我们使用的是10年和20年的数据时，r-g与“顶层不平等”之间还是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有人可能会指出，最富有的那部分人所承担的实际利率与长期国债的回报率并不相同，因此表1的第4列至第6列的结果未必可靠。为了化解这种担忧，表1的第7列至第9列利用卡塞利和费雷尔(Caselli & Feyrer，2007)创立的方法估计出了整个经济体的资本边际产品，再减去根据生产要素总量数据估计出来的折旧率，然后求出r-g。由表1可见，在这种情况下，r-g与“顶层不平等”之间显得不太稳定，出现了一些正的相关性，但是没有一个是统计上显著的。

      进一步的计量分析表明，当我们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用来控制经济周期及其对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影响)、人口增长、“国家特色”(country-specific trends)等因素也考虑进去时，上述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另外，如果以前5%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为因变量，上述结果也同样成立。

      我们在上面给出的只是一些初步的证据，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去评估r-g与“1%顶层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很显然，所有这些条件相关性没有一个为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来的那几个一般规律提供了任何支持(2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结果。当然，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更高的r并不是推动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的其中一个因素(很可能是的)；但是它们确实证明，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因素，而且至少从相关性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因素在定量层面上比r-g更加重要。

      一个解释不平等的制度框架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过，任何一个分析不平等问题的理论框架，都应该同时考虑不同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制度本身的内生演化，不然就不可能是令人满意的。接下来，我们将提出这样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再用它来分析瑞典和南非不平等——以及制度——的动态演化。

      事实上，这个框架是我们用来分析长期经济发展的模型(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5)的一个推广。对我们那篇论文中的图1稍作修改，就可以得到以下这个框图，它给出了分析不平等和制度的内生演化的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

      第t期的政治制度

       第t期的法律上的政治权力

       第t期的经济制度

      =＞以及

       =＞第t期的政治制度

       =＞

      第t期的不平等

       第t期的事实上的政治权力

       以及

      第t+1期的政治制度

      第t期的技术、

       第t期的经济绩效

      技能、价格=＞以及

      第t+1期的不平等

      这个框图清楚地表明，政治制度不仅决定了法律上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即，哪些群体的权利遭到了限制和剥夺、权力竞争和权力分配的规则是什么、如何限制精英的权力，等等)，同时还与社会的不平等一起，影响着事实上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举例来说，事实上的政治权力不仅取决于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有效的组织、司法机构是如何处理抗议活动的等因素，而且还取决于各个组织所拥有资源的多寡、它们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的高低。(在这里，我们将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规范也视为事实上的权力的一部分，而且暂时先不考虑影响事实上的权力的随机冲击。)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权力共同决定经济制度，同时也决定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因此也就决定了未来的政治制度，即第t+1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影响着技术，(已有的技术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利用？能不能通过创新和“干中学”实现技术进步？)也影响着劳动者的技能。技能的供给是影响历史上的不平等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今天，这种影响甚至更加显著。最后，经济制度影响了不平等，而且这两者又会一起对技术、技能的供给以及价格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绩效。(在给定供求关系的情况下，经济制度也会影响价格，例如，通过管制、税收，或者通过影响不同生产要素和不同经济主体的讨价还价能力。)(22)

      上面这个框图中的时间设定非常重要，它强调，政治制度和不平等都是“状态变量”，将会被“继承”下去，成为未来的动态演化的初始条件。此外，还应该强调，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的，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不平等可以归结为某一个简单的指标，例如，基尼系数或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资源的分配是由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因素决定的。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南非的不平等。如前所述，南非不平等的历史似乎有4个关键的转折点：1910年南非联邦的成立、20世纪40年代、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在1910年以前，开普敦和纳塔尔的黑人只要在财产、收入方面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参加投票，但是在1910年之后，黑人的这种权利就被剥夺了，而且不久之后，所有有色人种的公民权利也都被剥夺了。正是因为白人在南非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才导致了后来《原住民土地法》的出台，并将“有色人种禁入”的规定从采矿业扩展到了整个经济领域。毫无疑问，这些是推动南非不平等的巨大推动力。不过，南非的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绝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垄断了政治权力的白人与黑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把种族隔离的经济制度看做白人工人、白人农民和白人矿主的共谋的结果，主要成本则由黑人承担，不过，白人企业家也得向白人熟练工人支付高额工资(Lundahl，1982；Lipton，1985)。

      种族隔离国家的正式制度巩固了白人少数政权；同时，种族隔离法律和其他种族隔离政治制度则导致了一系列有利于白人利益的经济制度，例如土地的重新分配和“有色人种禁入”。这些经济制度决定了南非必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是，由于企业家无法雇佣有色人种技术工人，而白人工人的工资又严重过高(因为熟练劳动力的供给遭到了人为的严厉限制)，南非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23)。问题在于，既然如此，为什么南非最富有的1%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反而会下降呢？这不仅仅是因为白人企业家的利润空间遭到了技术工人的高工资的挤压，而且还因为在种族隔离政权内部，也存在着重新分配(剥夺最富有的白人，补贴最贫穷的白人)的动力。事实上，“有色人种禁入法”的普遍实施，以及南非民主党1948年的上台，都与所谓的“穷困白人问题”有关。这些事件突显了作为种族隔离政权支柱的各阶层白人共谋的重要性(Alvaredo & Atkinson，2010)。

      20世纪70年代，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开始缩小。这种现象应该放在种族隔离政权政治权力弱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在国内，转折点是黑人工人开始有组织地提出抗议，甚至发动骚乱，并在事实上行使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在1976年的索韦托起义之后(它使公众认识到了黑人工会的力量)。另外，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这个时期，在英国和美国设在南非的企业和机构内部，种族隔离政策实际上已经被废除了。这些事实上的权力的行使，终于导致了种族隔离政权的全面崩溃和新的政治制度的出现。随后，新的经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对南非的不平等的影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分析还表明，种族隔离制度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例如它影响了黄金开采的机械化进程(Spandau，1980)。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当种族隔离政权开始崩溃的时候，白人企业家已经做出了反应，他们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并致力于开发更节省劳动的技术(Seekings & Nattrass，2005：403)。

      再用我们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瑞典的情况。虽然瑞典的“故事”与南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事实上的政治权力和法律上的政治权力同样在形塑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瑞典，重要的转折点是民主政体的确立。虽然瑞典男性公民早在1909年就获得了选举权，但是真正的议会民主制度是在1918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实施之后才成熟起来的。自此之后，君主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竞争更加激烈的选举政治登上了舞台。无论是1909年的改革，还是1918年议会民主制，都是对骚乱、罢工和工人所拥有的事实上的权力的反应，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瑞典社会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Tilton，1974)。对此，科利尔(Collier，1999：83)是这样解释的：

      “……直到1918年经济危机和随后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抗议浪潮发生之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1918年11月，当工人抗议达到高潮时，瑞典保守党以及上层人士都觉得革命的威胁迫在眉睫了。”

      随后出现的民主政权奠定了瑞典现代劳动市场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24)，创造了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强大压力，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于是开始稳定下行(25)。

      最后，与南非发生的情况类似，瑞典的劳动市场制度也影响了技术演化的路径。例如，莫伊纳和沃勒斯坦指出(Moene & Wallerstein，1997)，对于那些效率低下的工厂来说，压缩薪资差距的政策相当于征税，因而加快了技术升级的步伐，并激励了新的进入者。

      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证明，只要运用上面这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就可以把不平等问题的所有维度都充分、完整地刻画出来了。但是，它所强调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理论框架并不只适用于瑞典和南非，它有相当普遍的意义(Acemoglu & Robinson，2006，2012)。

      为什么人们会特别关注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我们的分析框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顶层不平等”可能是非常有害的，但是对它的危害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性质，因此，一味强调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过高的危害可能并不是思考社会不平等及其福利后果的最有效的方法。更重要的可能是机会——或者说，公平竞争环境——的缺乏，而这往往是不平等造成的结果，或者是导致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过高的那些因素造成的结果。在以往的论文中，我们曾经指出过，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公平竞争，投资、创新与资源配置效率都会大受影响。不过，在度量收入分配状态的各个指标中，在评估机会平等程度、资源配置效率、创新环境好坏的时候，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相关性最高的一个指标。例如，假设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财富比现在还要再多一倍，会不会使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更加精英化的国家？似乎不太可能。切迪、亨德伦、克莱恩和赛斯(Chetty，Hendren，Kline & Saez，2014)给出的证据表明，尽管在过去二三十年内，美国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上升，但是美国的社会却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相当高的流动性。这个结论与我们的直觉是相符的。度量不平等的其他指标，例如(南非过去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更能反映竞争环境的公平性。

      不过，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确实有可能是衡量政治制度是否健康的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极少数家庭和个人变得非常富有，那么一个“好”政治制度——能够保证权力分立和制衡、能够让社会各阶层都享受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可能就比较难以维持下去。我们(Acemoglu & Robinson，2012)，还有普加和特莱弗勒(Puga & Trefler，2014)都曾经以威尼斯的故事为例，讨论过这种不平等可能造成的危害。在中世纪晚期的威尼斯，最富有、最显赫的几个名门望族拥有极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完全阻断了其他人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而一旦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力之后，他们就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改变经济制度，阻碍其他人从事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例如，他们禁止资金有限的个人订立合约，合伙从事长途贸易业。政治权力的固化，导致了经济制度的恶化，这就是威尼斯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但是，既然“顶层不平等”所带来的主要威胁是在政治领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关注的重心应放在监督和限制“顶层不平等”的政治后果上。因此，我们采取的政策应该明确针对这类“制度断层线”，以强化制度性制衡为核心，防范少数人垄断权力。

      皮凯蒂雄心勃勃，试图以《21世纪资本论》重现马克思当年的《资本论》的辉煌。在这部巨著中，皮凯蒂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非常彻底的理论，宣称它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我们认为，不平等问题确实值得关注，而且《21世纪资本论》引发的争论也是健康的、建设性的，但是我们也要强调指出，皮凯蒂错了。与他的前辈马克思以及更早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一样，他采取的方法、他提出的一般规律，完全忽略了制度因素，也没有看到制度所形塑的技术的灵活性和多面性。以20世纪南非和瑞典的不平等的演化历史为例，我们阐明了，为什么仅仅专注于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的，为什么任何用来解释不平等现象的理论都必须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置于核心位置。我们还给出了一个分析不平等问题的理论框架，它以制度的性质和演化为焦点。

      (限于篇幅，略去原文的参考文献和“在线材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本文原题为“The Rise and Fall of General Laws of Capitalism”。

      ①我们认为，在进行比较政治分析或比较经济分析的时候，“资本主义”(capitalism)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术语。由于把重心放在了资本的所有权上，这个术语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关注决定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程度的其他更加重要的社会因素。例如，虽然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和瑞士都实行资本私有制，但是这两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却存在着天壤之别，因此它们之间其实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事实上，埃及反而与朝鲜更加接近一些(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尽管如此，因为马克思和皮凯蒂都非常强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在本文中勉为其难地使用这个术语。

      　②本文中所引马克思引语，均为本文译者所译，均译自英文版马克思选集：2000，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ed.by David Mclellan,2n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译者注

      ③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对“经济基础”(生产力，有些时候也包括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制度以及绝大部分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准确表述到底是什么，学界并未完全取得共识。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这样写道，“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我们认为，他们这样说，并不是指“阶级斗争”代表着某种自主的历史动力，而是说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一个结果。

      不过，在另外一些地方，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一文中，马克思又说，政治以及其他因素会对生产力产生反作用。但是，很显然，他认为这只是第二位的；而且他从未提出任何一种以制度为核心的理论，也从未认为制度会内生地演化。

      ④虽然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的诞生，预示着工人的“贫困、痛苦、辛劳、被奴役、愚昧、野蛮和精神堕落”，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就等于说工人的实际工资完全不可能增加？布劳格(Blaug，1997)曾经斩钉截铁地指出，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说过实际工资永远停滞不前。他说，马克思强调的是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下降，因为马克思说的是“实际工资……从来不会与劳动生产力成比例上升”。与此相反，弗利(Foley，2008)则认为，马克思在最初的时候确实曾经断言，实际工资不会上升，不过后来，当他意识到英格兰的工资水平确实一直在提高之后，立场有所弱化，改口说劳动所占的份额下降。卡尔多(Kaldor，1955，p.87)则写道：“……‘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工资无法上升到比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更高的水平上。”

      ⑤卡尔多(Kaldor，1955)认为，这是因为资本积累最终会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高于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直到处于失业状态的“产业后备军”的规模恢复到正常水平为止。

      ⑥关于18、19世纪的工资水平，请参阅Feinstein(1998)、Allen(2001，2007)和Clark(2005)；关于地租水平，请参阅Beckett，Turner & Afton(1999)，以及Clark(2002)。

      ⑦除了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的法案之外，英国还于1875年废除了《主人与仆役法案》(Masters & Servants Laws)，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Naidu & Yuchtman，2013)。

      ⑧例如，马克思关于“手工磨”决定封建社会性质的论断是他这种理论失误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完全与历史事实相反。正如布洛赫(Bloch，1967)所指出的，决定封建社会的本质的不是手工磨，决定后封建社会的性质的也不是蒸汽磨。

      ⑨例如，关于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性，请参阅：邦德和约翰逊(Bound & Johnson，1992)，卡茨和墨菲(Katz & Murphy，1992)，戈丁和马戈(Goldin & Margo，1992)，约翰、墨菲和皮尔斯(John，Murphy & Pierce，1993)，以及奥特尔、卡茨和克鲁格(Autor，Katz & Krueger，1998)；关于不平等的国际比较，请参阅布劳和卡恩(Blau & Kahn，1996)；关于公司高管薪金以及“顶层不平等”，请参阅阿宝德和博格纳诺(Abowd & Bognanno，1995)，霍尔和利伯曼(Hall & Leibman，1998)，以及阿西莫格鲁和奥托尔(Acemoglu & Autor，2011)。这些文献表明，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收入分配领域，但是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特定技能的供求关系以及劳动市场制度的变化来解释的。

      ⑩这有两个原因。首先，从消费者(家庭)的角度来看，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对于一个代表性家庭，我们经常会假设r=θg+ρ，其中θ是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ρ是贴现率。这个假设可能不完全符合现实，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r真的独立于g。其次，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通过影响资本存量，g最终也会对r产生影响，这是依赖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的第二个通道。

      (11)绝大多数研究都表明，从短期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显著小于1(例如：Hamermesh，1993；Mairesse，Hall & Mulkay，1999；Chirinko，Fazzari & Mayer，1999；Krusell，Ohanian，Rios-Rull，& Violante，2000；Chirinko，2003；Antras，2004；Klump，McAdam & Willman，2007；Obereld & Raval，2014)。其实，从直觉上看，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给定技术，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无疑会受到限制(例如，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如果劳动的投入下降为零，那么预期的产出也将下降为零)。皮凯蒂有时指的是长期弹性，这当然与短期弹性有所不同。但是，从许多学者给出的估计值来看，长期替代弹性在许多情况下也同样是显著小于1的(Chirinko，2008；Chirinko & Mallick，2014)。当然，长期替代弹性也可能是大于1，不过那通常只出现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例如，Acemoglu，2002，2003)。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只有一篇论文估计替代弹性大于1(Karabarbounis & Neiman，2014)，而且它的作者们使用的是与投资价格变化相关的长期跨国变量，因此得到的估计值可能更接近于内生技术弹性。我们不知道，皮凯蒂是否已经考虑到了技术调整问题。再者，正如罗根利(Rognlie，2014)指出的那样，即使替代弹性显著大于1，也无法推导出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的结论。

      (12)例如，有学者就认为，经合组织一些经济体可能是动态无效率的(Geerolf，2013)。

      (13)本文中所引皮凯蒂引语，均为本文译者所译，并均译自《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Thomas Piketty，2014,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by Arthur Goldhamm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不过，关于这个根本性力量(或一般规律)的适用范围，《21世纪资本论》并未予以明确界定。例如，上面所引的最后一句话后面紧跟着的是这样一句话：“毫无疑问，这是我的解释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仅有这个还是不充分的。”至于完整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读者只好自己去猜测了。

      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皮凯蒂没有说清楚，r＞g究竟是推动各阶层收入越来越发散的力量，还是推动各阶层收入趋近于一个新的、更加不平等的均衡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力量。在许多地方(包括我们引用的这些话)，皮凯蒂似乎说r＞g会使不同阶层的收入更加发散。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又给出了不同的预测，例如，他写道：“只要利用一个相当简单的数学模型，我们就可以证明，在……特定的经济和人口冲击之下……财富分配趋向一个长期均衡。处于均衡状态时，不平等的程度是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之差r-g的增函数。”(第364页)

      (15)尽管事实上，大量经验证据表明，法国大革命导致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请参阅：Morrisson & Snyder，2000)，而且为欧洲留下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制度和经济遗产(请参阅：Acemoglu，Cantoni，Johnson & Robinson，2011)。

      (16)数据源于阿特金森和皮凯蒂创建的“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也请参阅：Alvaredo & Atkinson，2010；Roine & Waldenstr

m，2008。

      (17)当然，这两个国家不平等的演化虽然总体趋势相同，但毕竟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据的份额，原本是瑞典比南非更高一些，但是瑞典下降的速度也更快一些；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瑞典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据的份额开始反弹的时间要比南非更早一些，不过反弹的速度却更慢一些，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瑞典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据的份额要比南非更低。

      (18)表中各列涉及的国家的数量是不同的，这取决于所使用的不同利率。第1列和第7列包括了28个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毛里求斯、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和乌拉圭。当考虑滞后因素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数据，德国不包括在内。第4列包括19个国家，即前述28个国家去掉阿根廷、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新加坡和乌拉圭。第5列和第6列不包括德国。

      (19)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中，各国的资本收入是相等的，即

(其中，i指的某个国家，t指期间)，

]的波动完全可以被回归模型的时间效应所吸引，因此标准化r=0不失一般性。

      (20)尽管式子右边包括了这些滞后因变量的设定可能出现尼克尔偏差(Nickel，1981)，但是我们所用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足够长，不太可能真的出现这个问题。

      (21)需要指出的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强调过股票市场崩溃和战争可能给投资者带来负回报，但是我们的样本则不反映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估计r时所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据。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如果r-g确实是导致更大的不平等的根本因素，那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样本中，就应该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22)就《21世纪资本论》所关注的核心论题而言，我们这个理论框架强调的是，经济制度是如何直接、间接地(通过它们对技术的影响)决定了影响不平等的r-g以及其他可能更加重要的因素的。

      (23)不过，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些政策对南非经济增长的影响，它们的支持者是非常清楚的。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劳工部长在1957年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这个国家，欧洲籍工人必须得到保护，否则欧洲文明就会衰亡。尽管有人说这种政策违背了经济规律，但是，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欧洲文明能够在南非存续下来。我们不能为了遵循经济规律而听任文明堕入深渊。”(Feinstein，2005：158)

      (24)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并不能代表南非政治生活的全貌。类似地，瑞典的政治斗争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个“铁板一块”的阶层(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正如莫伊纳和沃勒斯坦(Moene & Wallerstein，1995)所描述的，在收入分配领域，“社会民主”经济制度是一种共谋：企业主和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对抗中产阶层和技术工人(关于这种政治联盟的出现，也请参阅：Saint-Paul，2000；Gourevitch，1986；Luebbert，1991)。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技术工人的工资遭到了大幅压缩(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这种经济制度使瑞典各种度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迅速下降。某些行业因此大获其利，特别是那些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并能够运用集体工资谈判这种工具去化解来自国内非贸易部门(如建筑业)的涨工资的压力(Swenson，1991，2002)。由于非熟练工人工资很高，同时又实施福利国家政策，因此并不奇怪，瑞典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会趋于下降(尽管有些行业也会因为这种制度受益)。

      (25)谢弗和斯塔萨维奇(Sheve & Stasavage，2009)指出，民主化程度与前1%的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关于瑞典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变革的政治经济后果，请参阅莫伊纳和沃勒斯坦的分析(Moene & Wallerstei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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