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与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石油论文,相互依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进口石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比例的上升，石油安全已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在传统的安全研究和新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下的流行话语。1993年中国从原油净出口国变成原油净进口国。此后，国际政治学者们加入了讨论中国石油安全的行列。（注：笔者用“我国石油安全”作为“篇名/关键词/摘要”搜索中国期刊网，发现自1994年以来，共有600余篇文章从学术、政策、行业等角度讨论这一主题。而1994年之前，仅有汪丽清的一篇文章专论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参见汪丽清：《中国石油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载《世界石油经济》，1991年第4期，第27～32页。）本文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自由制度主义所依赖并倡导的相互依赖的视角，理解今日中国所面临的石油供应安全。在讨论该视角的应用之前，我们以时间为序简要回顾当代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态势演变。
一 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简要历史回顾
中国寻找境内石油的努力始于晚清时期，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于1939年在甘肃玉门建成。1949年底全国年产石油仅12万吨，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万吨，主要油品（汽油、柴油、 煤油和润滑油）的自给率为40％。“但是，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注：曾宪章、周润东、孙志芳：《中国石油通史》卷三，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新中国成立后，从天然石油的开采和提炼、人工石油的制造到包括军用航空煤油的进口，中国都不得不依赖苏联。1960年7月， 苏联政府宣布全面终止中苏两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对中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1963年是中国石油供应安全全面改观的一年。经过4年的建设，大庆油田投产，使原油供应基本自给。同年，中国实现了石油产品基本自给。（注：新华社：《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载《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6日第1版。）自1863 年（清同治三年）开始依赖“洋油”的历史宣告结束。
1949～1972年，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直接来源是中苏关系因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而恶化成为军事上的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对中国的全面贸易禁运和封锁使得中国经济无法参与世界经济。中苏全面对立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沿线建立其反共包围圈又使中国不得不建设一个以备战为日常思维的国内经济。1964年开始的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和全国范围内的“小三线”建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大量的能源资源和经济资源畸形地集中到了西南地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重国计（备战）而轻民生。（注：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2～48页。）
1972年开始，随着中美战略关系的改变，西方国家陆续解除对华贸易封锁。为了换取国民经济建设所需的外汇，中国于1973年开始出口原油、煤炭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在1973年依然是石油产品的净进口国。（注：A.Doak Barnett,China's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v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p.461.）同年，国际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中东石油价格上升了4倍）。这样， 中国原油出口便成了中国和西方工业化国家以及一些石油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交汇点。
20世纪70年代，中国原油出口的主要市场是日本、菲律宾、泰国、罗马尼亚和香港地区。（注：具体数据见A.Doak Barnett,China's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ve,p.463。）其中，对日本的原油出口在中国的经济外交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日本的民间贸易和民间外交是冷战开始后中国突破超级大国封锁的重要手段。（注：有关中日民间贸易的回顾，见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苏经济关系恶化之后，日本是冷战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从“一边倒”到“一条线”转变中最重要的一环。1978年2 月签订的《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包括了从1978年到1982年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炼焦煤和动力煤的数量保证；日本则向中国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建设器材。（注：第一个《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全文，见田恒：《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2页。）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在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推行追求以能源和资源为中心的“综合安全”理念。与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议是日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成果。1978年8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有力地改善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外部政治环境。一个结构上稳定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业已形成的西太平洋地区国际经济链条，并以之为基础走向欧洲和北美市场（“一大片”）。
中国的原油出口量在198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外贸统计的出口量为3003万吨，实际出口量为3115万吨”。（注：王家枢：《石油与国家安全》，北京：地震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由于国内石油产量的增长速度减缓（1974 年开始）和国内经济建设所需石油的增加使得原油出口在1986年开始下降。中国从1983年开始小量进口阿曼原油，并于1988年恢复了大量进口原油。1989年后，原油和油品进口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到1993年，中国从原油净出口国变成了原油净进口国。（注：田春荣：《近五年来我国石油进出口形势浅析》，载《国际石油经济》，1994年第5期，第1～5页。）
自1993年到2001年，中国学者并没有大量关注中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注：少有的例外是陈新华曾撰文提出中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问题，参见陈新华：《不可低估的“瓶颈”制约：石油可持续发展思考之一》，载《石油企业管理》，1997年第7期，第8～10页。）2000年中国海关统计的原油总进口量（7026万吨）比1999年（3661万吨）上升了92％。虽然2001年和2002年原油总进口量略有下降，但在2003年，中国的总进口量达到了9600万吨。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国与日本争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油气资源等事件引起了对中国是否能够获得稳定的海外石油供应的担忧。此后，以对外依存度为核心的石油供应安全讨论达到了空前热烈的程度。
应对进口量增长的重要的思路之一是加快到海外开采石油（即“走出去”）。与进口原油相比，“走出去”的收获是中国的能源企业有条件控制石油生产的上游和中游整个过程（勘探、发掘、运输、加工），减少支付给国际石油贸易中间商的交易成本。同时，“走出去”还有利于带动石油开采设备出口、创造就业机会。（注：李树清：《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分享海外石油资源》，载《国际经济合作》，1996年第11期，第24～26页。）
早在1993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简称“中石油”）便获得秘鲁一个矿区为期20年的开采权。（注：程刚、刘宏、吴富贵：《跻身世界市场面临三大风险，中国想方设法找油源》，载《环球时报》，2003年12月19日第7版。）此后，中石油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CNODC）不断扩大海外业务领域，在苏丹、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 秘鲁投资石油勘探开发项目，并在加拿大、泰国、缅甸、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阿曼、伊拉克等11个国家展开了包括产品分成、合资、租让、服务等石油合作项目。（注：本段资料来自中石油官方网站，http:// www.cnpc.com.cn/zyyw/hwyw.htm。）中国的油气企业“走出去”最成功的项目是中石油在苏丹的油田开发。中石油仅用了3年（1996～1999）时间便成为苏丹油田开发中具有控制权的外国公司。中国已成为苏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从苏丹进口商品主要为原油。（注：有关中国—苏丹经济合作的内容，来自商务部官方网站，http:// www.mofcom.gov.cn。）中石油在苏丹获得成功的重要政治基础是中国长期向苏丹提供经济援助。
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形式还包括收购海外石油资产。海外收购在印度尼西亚获得了成功，（注：杨华：《借战略并购把企业做强做大——中海油收购印尼资产内情》，载《中国石油企业》，2002年第11期，第20～22页。）但在哈萨克斯坦却遇到挫折。2003年中国石油公司以购买股份的形式加入哈萨克斯坦的北里海合作开采协议。但是，由于国际石油巨头动用公司内规则，预先否决了哈萨克斯坦政府与中国石油公司之间已经达成的开发协议。（注：“China Oil Giant Dealt a Setback,” The New York Times,May 13,
2003；华威：《中海油、中石化里海失意，境外并购受阻焉知非福》，载《经济观察报》，2003年5月17日第1版。）
从以上的回顾不难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外关系战略格局的改变至今，中国在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购买的渠道没有受到限制。在“走出去”开发海外油气田方面，1995年我国改革对外援助的模式之后，将经济援助与开发海外自然资源结合的做法取得了一些成效。（注：李树清：《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分享海外石油资源》，载《国际经济合作》，1996年第11期，第24—26页。）但是，中国—苏丹石油开发合作模式有其局限性。这是因为中国对外援助额度有限，无法与发达国家提供给资源丰富而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相竞争。至于收购海外油气资产方面所遇到的挫折，与中国有关企业对国际商业竞争风险的评估有着直接联系。
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需要而言，中国获得进口石油的毁灭性威胁来自敌对国家对中国的全面贸易禁运或封锁。石油进口过程中维持供应渠道的畅通以实现不间断供应至关重要。用较通俗的语言表达，未来中国在海外获取油气资源的挑战在于：是否买得到、买得起、运回国？
二 能源经济中的石油供应安全理论认知
我们在国际关系范畴讨论中国石油供应安全时必须认识到：石油是能源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表1所示，从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看，维护能源安全涉及政府、国营能源企业、私营能源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各类行为体在对安全理念、安全状况变化标识、规避风险的手段等方面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存在冲突。不同利益体之间如何互动，既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受整体市场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能动性制约。从经济变化的规律性因素看，能源经济与其他产业经济既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能源经济如何变化对整体经济有制约性的影响。这种情形告诉我们，国际政治仅仅是能源安全研究所要审视的层面之一。
表1 经济层面的能源安全
分析 安全理念 安全状况 规避风险手段
出发点 变化标识
国家/ 保障经济 供应中实现能源自给，提高
政府 平稳运行 断；长时
能源消费效率；燃料
所需能源 间、大规 转换；调整运输/交通
足量供应 模供应短 政策；建立突发事件
缺应对机制；建设消费
高峰应对能力；参与
推动国际能源市场的
有序、高效运转
国有/国
在执行政 竞争态势 寻求政策保护（包括
营能源府政策与垄断）
公司 营利之间
求得平衡
私有能营利 竞争态势 风险评估；投机；退出
源公司能源市场
消费者能源消费
价格在可
承受范围
之内；无
价格、人 选择低价格、技术可
供应中断 身安全靠能源
或短缺；
一种能源
的消费技
术可靠
资料来源：部分参照Philip Andrews-Speed,Xuanli Liao and Roland Dannreuther,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Security,London: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00,pp.16—17整理。
与此同时，不论中国获得海外油气资源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有多么严重，中国作为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国是全球层面能源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表2列举了全球经济、依赖能源输出国经济、跨国能源企业、依赖能源进口国经济这个链条中各自“能源安全”的含义和相关联的应对措施。从表中不难看出，在国际经济运行层面，能源产业链条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存在一个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成本和收益的变化是各种利益关系变化的杠杆。政府对外政策则仅是营造一个稳定能源供应的外部环境的手段之一。
表2 国际间不同利益体的能源安全
分析安全 安全状况规避风险手段
出发点 理念 变化标识
全球不因能贸易能 建立供求变化预警机
经济源供应源价格、制；协调主要消费国建
急剧减量 成战略储备；与出口国
少而萎集团展开机制性对话
缩
依赖能 稳定的价格；运 建立长期供货机制；出
源输出 出口市输通道
口对象多元化；向输入
国经济 场；价格
国开放上游市场；参与
不急剧 输入国下游市场投资；
下滑
通过国有能源公司影响
市场；建立稳定的外交、
军事关系
跨国能 在输出政治、法 期货交易；投资风险评
源企业 国、输入 律、贸易 估；保护市场垄断地位；
国赢利环境 与所在国的公司联营；
参与营造政治、法律、贸
易环境
能源净 稳定的价格；运 建立长期购买机制；进
进口国 进口来输通道
口来源多元化；参与输
经济源；价格
出国上游市场开发；向
不急剧 输出国的非能源经济领
上升
域投资；提供官方发展
援助；通过国有/国营能
源企业影响市场；建立
稳定的外交、军事关系
资料来源：部分参照Philip Andrews-Speed,Xuanli Liao and Roland Dannreuther,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Security,pp.16—17。
这样，我们就不难认识到：思考时下人们广为关注的国际政治与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问题之间的关联必须借用经济学中的一些见解。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才能降低整体经济的增长对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供应的依赖程度。在效益最大化的视角下，能源安全研究的核心概念是能源强度（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的比例；能源强度越低表明消费效率越高）。也就是说，能源消费效率与可供消费的能源消费总量一样是思考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因素。
与经济科学所坚持的理性相关的是公共政策层面的能源安全保障政策。从数量和价格上保障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能源供应是政策层面能源安全的核心。而能源不安全主要体现在供应突然中断或大规模短缺、价格上涨超出预期等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显然，能源政策的核心考虑是稳定；追求稳定可能要以牺牲效益为代价。短期内保障现有能源强度水平下的足量供应与长期性推动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保障能源安全政策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国际政治学对能源经济研究的贡献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所不能完整解答的问题：不可再生能源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决定了一个国家必须通过获取境外能源资源弥补其境内可采能源的不足，那么如何保障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平稳运行所需要的足量能源供应？能源因此而成为国际层面的资源配置所涉及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一部分，受以主权为中心的国家行为的制约。正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归纳，在众多的能源资源中，石油资源是贯穿维系国际经济关系的4种主体国际格局的神经：安全、金融、生产、知识。（注：Susan Strange,States and Markets,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0,p.191.）在这个体系中，我们不仅能更清晰地看到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重要性，还能看到思考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面能源安全的复杂性。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引导人们去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考虑以国家为核心单位的能源安全保障过程中国际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演变以及一个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应对能源领域的安全两难的最佳选择是自我强大。保障能源安全的政策手段包括钳制一个现实或潜在的敌对国家获取它的整体力量增长所需要的能源。能源资源是战争的起源之一；战争也是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因获取能源资源而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冲突的途径之一。这种视角确实有其历史事实依据。整个殖民主义的历史充满了对被殖民国家能源的掠夺和殖民国家之间的能源相互争夺。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和日本从协调如何瓜分中国等东亚国家的资源走向美国钳制日本获取充足的能源资源。这是日本走向与美国直接军事冲突的要因之一。1973年的阿以战争直接导致了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发动对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国的石油禁运，并引起其后一系列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为石油而战”描述的不仅仅是20世纪初美英等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也是分析美国此后的中东政策的常用视角。（注：韩德强：《石油与美国中东战略》，载《读书》，2002年第4期，第143～150页。）对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T.Klare）而言，冷战结束后，未来的战争大部分都将围绕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控制而展开。（注：Michael T.Klare,Resource Wars: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1.）但是，从二战结束以来几次国际油价的大幅变动情况看，影响日常石油贸易价格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很多，而战争仅仅是油量和油价变动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度有限。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更看重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协调不同国家之间利益摩擦以降低和避免军事冲突的作用。这种理论认为，通过建立协商、协调机制，参与者将从机制运行过程中形成一个合作的习惯，并认清不合作的代价；在此基础上恶性竞争乃至军事冲突的可能得以降低。维系二战后国际经济组织运作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论。但是，在能源资源分配这一课题上，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认知解决不了能源资源贸易供求双方的核心矛盾。成立于1960年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目的是如何通过集体行动维护成员国在石油贸易价格变化中的利益。“增产抑价”和“减产保价”交替使用是OPEC的惯用策略。而成立于1974年的国际能源机构（IEA ）的目的则是如何保障其成员国在石油贸易中避免再遭受类似1973年OPEC采取统一价格和供应政策所造成的伤害。IEA已经演变成一个最具权威的能源消费政策咨询机构，其年度全球能源市场展望和月度能源市场分析报告是最能影响全球能源贸易价格的参考材料。
虽然自由制度主义不能对既存国际石油贸易机制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一理论的起源， 即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互动中国与国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关系的认知，却对思考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中的国际因素提供了重要启示。“相互依赖”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个学术分析的理念。放在同一时期整个中国经济形势变化的背景中看，本文第一节所描述的中国石油供应局面的变化，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中国对海外油气资源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进口油气资源也推动了世界油气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增长；世界油气经济和整体经济的增长也是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这样看，进口本身不仅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相互依赖中发展的正常现象。
中国境内石油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在国际层面的能源经济互动过程中，净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所以，人们常说的中国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石油消费中对境外石油资源的依存度的问题。不论是事实存在的还是预想中可能出现的供应紧张，都被看成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互动中是否脆弱的标志。（注：这也是以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国家为中心考虑的能源安全。 参阅Nazli Choucri,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nergy Interdependence:The Case of Petroleum,Lexington:Lexington Books,1977。）
三 维护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的课题
（一）如何理解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石油对外依存度是石油供应安全的重要指标。一种预测认为，“未来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从1998年的18.76％上升到2010年的46.3％～52.3％和2020年的55.8％～62.1％”。（注：周凤起：《中国石油供需展望及对策建议》，载《国际石油经济》，2001年第5期，第7页。）2004年前8个月，中国石油“进口量高达7600万吨，对外依存度上升到40％。2005年中国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将高达50％”。（注：新华社：《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我们需要怎样的石油战略》，载新华网，2004年10月22日。http://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4—10/22/content_2126683.htm。）
世界上完全依靠石油进口的国家很多。2004年美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为58％，而且这个比例自1973年全球性石油危机以来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伴随着石油进口依存度上升的是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必须依靠稳定的石油供应；继续扩大对外贸易是获得国民经济建设所需的国外资金和技术的来源；中国居民交通条件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石油输出国地区的不稳定威胁了中国进口来源的稳定。也就是说，在苏珊·斯特兰奇所指的4 种结构中，中国面临的局面依然严峻。
如果采用“进口脆弱性”的评估方式，我们便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对中国石油进口局面的担忧。“与进口依赖程度相比，进口脆弱性是一个更综合的概念。在进口品层次上，它包括某一国家所需进口的某一矿产品的数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比例、主要进口来源的地缘政治、以天表示的存货量、物流图线、各终端用途构成及人均用量等；在经济层次上，它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中该产品的消费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该产品的支出额等。”（注：马冰：《石油对外依存度的衡量指标：以美国为例》，载《国土资源情报》，2001年第5期，第41页。）
但是，能用数字表达的“对外依存度”或“进口脆弱性”都回答不了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下石油供应才到了不安全的水平？与前述劣势相对应的是从1993年以来，伴随着石油进口量和比例的上升，中国在国民经济总量、人均国民经济水平、进出口总量、外汇储备等经济发展指标方面都有了持续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形下，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注：韩智勇、魏一鸣、范英：《中国能源强度与经济结构变化特征研究》，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年第1期，第1～6、52页。）这表明，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但仅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思维去观察中外在石油领域的互动是没有充足的事实根据的。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石油进口过程畅通。所遭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中国油气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商业和政治风险。中国的油气公司在伊朗、苏丹等中东和北非地区产油国上游的投资，确实受到了美国的政治干扰。如何从中国整体外交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处理国际油气开发领域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是中国获取境外石油的另一个挑战。
简而言之，我们讨论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如何控制石油对外依存度。关注石油（以及其他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的政策意义在于不断提醒我们重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上升幅度和速度的战略重要性。
（二）威胁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来源有哪些？
从前文对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威胁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致命性来源有两个：一是境内找不到石油或找到的石油量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进口能源渠道遭到制裁、禁运甚至全面封锁。
“我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2020年预计为1.8亿～2.0亿吨，然后将逐渐下降。”（注：陈清泰、冯飞、周凤起、王庆一：《国家能源战略的基本构想》，载人民网，2003年11月16日。http:// 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5/2191153.html。）在这种预想情景下，发展境内（包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勘探和开采技术、满足境内石油开采所需要的资金、理顺石油企业在国内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等都是规避风险的必要手段。其目的是从供应量的角度避免因决策失误而使整体石油供应形势恶化。就思考威胁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来源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石油进口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现实。如何避免进口渠道遭到封锁是思考中国石油供应安全所必须研究的首要内容。在外交战略层面，中国必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大国对中国的贸易封锁。虽然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链条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在进出口总量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贸易体），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国际经济战恰恰包含了发动国通过牺牲一时的贸易利益而达到改变长期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战略意图。（注：Philip Hanson,Western Economic Statecraft in East-West Relations:Embargoes,Sanctions,Linkage,Economic Warfare and Detente,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88.）
第二，台湾海峡局势的演变与中国保障海外石油供应安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武装冲突所可能引发的后果，除了外国军事介入外，不能排除战事结束后敌对国家借机出于长期推迟中国崛起的战略考虑对中国经济的海上通道全面封锁的可能。这里当然不是说因为对境外石油资源的依赖便放弃通过武力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选择。重要的是将武力解决作为万不得已的选择并使国际社会接受对台使用武力的正义性质。
第三，关于类似“马六甲困局”等海上石油运输通道问题，我们必须在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思维之间求得平衡。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加快海军建设”，因为“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近代史上，“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注：张文木：《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16页。）虽然这种结论放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中有其说服力，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马六甲海峡以南的巽他海峡（Sunda Strait）、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 ）乃至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更广阔的水域同样是海上国际运输通道。随着远洋运油船建造技术和远洋运输技术的进步，避开容易被变成“咽喉”的马六甲海峡的天然条件是存在的。另外，中国维护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畅通的努力，不能以与东南亚国家军事互信程度的下降乃至战略关系的恶化为代价。
从相互依赖的视角出发，海上运输通道和石油输出国所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是国际公共品。参与对这些公共品安全的维护、其使用规则和惯例的形成，也是维护中国石油安全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对维护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和平稳定，通过参与维和行动，提供发展援助等方式，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频繁穿梭于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努力，便是中国对寻求中东安全稳定所做的贡献。在与东盟国家间的多重磋商机制下，中国在打击海盗、反恐等直接涉及海上通道安全的区域性课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国内法打击），既维护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又对维持东南亚海上运输通道这一国际公共品的生命力做出了贡献。（注：成宠：《中国警方打击海盗备忘录》，载《人民公安》，2000年第12期，第6～8页。）总之，我们有必要超出现实主义中地缘政治思维框架去思考应对稳定供应的威胁来源。
第四，国际石油市场如何运转直接影响到中国进口石油的另一面：价格。国际油价大幅度的波动，尤其是高油价，是中国石油安全中的重要经济风险。（注：史丹：《国际油价的形成机制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12期，第48～53页。）要规避高油价的风险，除了全面参与国际商业机制与运作、参与OPEC和IEA 等国际能源组织的运作、（注：加入IEA是使该组织评估中国的石油/能源供需变化更为全面、可靠的途径，但IEA的主要服务对象是OECD成员国，而OECD要求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才考虑接纳它。）改变国内外就中国石油等能源市场变化的信息不对称外，中国没有更明智的选择。
（三）花多大的代价保障石油安全？
本文前一节的讨论中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像维护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一样，保障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代价涉及国际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多方面。至于哪些是必要的代价，哪些是可以避免的代价，结论会随着面对的具体案例的差异而不同。国际政治学术研究中，一个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视角也会影响对相关代价的判断。可以说，没有一个能涵盖全局而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实用、有效的代价评估方法。这是因为国际石油经济所涉及的行为/利益体以及它们在与中国就某个石油项目所采取的政策所做的决策不仅复杂，而且不是中国所能完全控制的。
但是，有一点是我们讨论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国际因素时必须记住的：低效率、无节制的石油消费增长只能加深中国的对外石油依存度或进口脆弱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控制为保障境外石油供应所需付出的代价应该从理顺国内能源与经济互动的机制入手。燃料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等是尽可能提高能源自给程度的必要措施。
另外，虽然合作与竞争并存是一个国家处理对外事务的长久性特征，就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这个最高利益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把如何处理好与国际能源经济和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作为思考中国所应付出的代价的起点。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地缘政治因素确实影响中国获取境外油气资源的努力。但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假如仅仅或首先从地缘政治层面竞争的考虑出发处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矛盾，那么我们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更大、更全面的。中国已经成功地使自己成为国际经济链条中不可轻易取代的一环，加深这种中外相互依赖只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足发展。
四 结论
综上所述，1993年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的不断上升导致了对我国石油安全的广泛关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对境外石油依存度升高的时期，也恰恰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持续稳定的时期，石油消费效率也不断提高。进口依存度的失控才是威胁中国石油安全的根本问题。应对中国获取境外石油供应的上游（勘探、开采）和中游（运输）所遇到的挑战，从避免中国遭到制裁、禁运甚至封锁的最高利益出发，如果我们更多地运用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智慧，利用中国与国际石油市场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形成相互依赖的现实，通过驾驭这种相互依赖（包括进一步理顺国内能源与整体经济的互动、提高国内经济的能源利用率），国际政治学对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研究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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