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富贵病”：“外汇储备过多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贵病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外汇储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富贵病”
众所周知，像人的身体一样，经济也有患各种“疾病”的可能性。就人的身体而言，因为营养过剩而引起的疾病，通常被称为“富贵病”。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有时候，一些国家的经济也会因为“营养”过剩而患类似的“富贵病”。
在经济“富贵病”中，最有名的病症，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荷兰病”。荷兰本来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发达工业国家，进入60年代后，天然气油田的发现使荷兰成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此后，资源出口引起经常收支顺差的增加，后者又引起汇率升值，而汇率升值又成为妨碍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受“荷兰病”的拖累，到80年代初期为止，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经济危机。
20世纪后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曾遭受过类似“富贵病”的困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90年代起因于大量资本流入的金融危机。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资本短缺一直是妨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进入90年代后，在美国低利率政策的影响下，外国资本开始大量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外国资本给新型市场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希望。但是过度流入的外国资本也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资本流入引起本币汇率高估和经常收支状况的恶化，而政府阻止本币升值的干预又增加了发生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风险。其结果，由过度资本流入引发的经济环境的恶化成为资本流出的诱因，而突发性资本流出又成为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荷兰病”与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经历的困境有很多相似之处。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已经意识到了“荷兰病”与资本流入负面效应的相同点。当时他在一篇论文(Krugman,1987)中指出，如同“荷兰病”一样，大量资本流入同样会导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升值，而汇率升值会引起本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和制造业的衰退。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通过采取一时性资本流入限制措施，阻止大量资本流入的建议。后来，90年代，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大量引进外国资本时所面临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克鲁格曼的先见之明。
与以上两种情况不同的是，当前危及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既不是自然资源也不是外国资本，而是过度增长的外汇储备。当前我国经济所患的这种稀有和奢侈的“富贵病”可以被称为“外汇储备过多症”。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面临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症”也许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疾病”，但是对当事者的中国而言，这一“富贵病”已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发展的累赘。
经济富贵病常常起因于特定资源的过剩供给，基于这一特点，经济富贵病的最大危害是人们很难意识到其危害性，这是因为获得各种资源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人们容易形成资源越多越好的错觉。这一点在我国也不例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外汇短缺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基于这一事实，人们很难接受外汇储备有可能过多的结论。
正因为如此，2002年，当我国外汇储备接近3000亿美元大关，而一些经济学家对外汇储备过快增长表示担忧的时候，学术界马上被“外汇储备多多益善”的主流观点所支配。200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2004年年底为6099亿美元，2005年7月，已达到7110亿美元的规模。2004年以后，“外汇储备多多益善”的说法开始销声匿迹，取而代之是人们对外汇储备过度增长的担心。
出现以上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明显超过了合理水平。长期以来，根据经济发展的经验，经济学界开发出多种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指标。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都已远远超过了合理水平。其二，从实际的经济影响来看，进入2003年后，“外汇储备过多症”的负面效应逐渐显露出来，由此引起的经济问题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受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2003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已开始设法减少和控制外汇储备的规模。我国的外汇储备政策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二、“外汇储备过多症”的起因
从国际收支的视点来看，外汇储备的增加通常出现在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经常收支顺差大于资本收支逆差；第二，资本收支顺差大于经常收支逆差，第三，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同时为顺差。从世界各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外汇储备增加主要出现在头两种情况下，而双顺差属于非常罕见的现象。
从1999-2003年世界各国国际收支的基本情况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国家持续保持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双顺差或双逆差的格局。在163个调查对象国家中，二者所占的比例仅为10％，其中保持双顺差的国家只占3％。其余90％为“一顺一逆”的国家，其中经常收支顺差、资本收支逆差的国家为26％，经常收支逆差、资本收支顺差的国家为64％。
另外，就外汇储备来源而言，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出现在资本收支顺差大于经常收支逆差的情况下。在外汇储备增加的国家中，6成以上的国家来自资本收支顺差，近3成国家来自经常收支顺差，其余一成国家来自资本收支和经常收支双顺差。从地区分布来看，经常收支顺差和双顺差的国家主要为东亚国家和中东产油国。亚洲金融危机平息后，东亚国家和经济体的货币普遍经历了大幅度贬值，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其经常收支出现巨额顺差。在经济状况好转后，为了阻止本币的过度升值，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其结果，有相当一部分经常收支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
与东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一样，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同样出现了明显增长的势头，但是，从外汇储备形成的背景和来源来看，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上所述，在其他东亚国家和经济体，本币贬值成为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贬值，实际汇率甚至出现了升值趋势。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其他东亚国家和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来自经常收支顺差，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来自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双顺差。
就外汇储备增加的来源而言，到2000年为止，经常收支顺差的贡献度要高于资本收支顺差，2001年以后，这一格局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除2002年以外，其他年份资本收支顺差规模都超过了经常收支顺差。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双顺差的增加是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从更深层次的分析来看，“外汇储备过多症”的根源存在于中国经济特有的结构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和制度因素之中。这一联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起因于“低劳动力成本”这一结构因素。在经常收支方面，低劳动力成本和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是引起贸易收支顺差，进而引起经常收支顺差的主要原因。另外，就贸易收支顺差的形成而言，5成以上的出口来自外资企业，因此，外资企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资本收支方面，以利用低劳动力成本和开拓巨大市场潜力为目的的巨额直接投资流入是形成资本收支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市场因素助长了外汇储备的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的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导致了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形成；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形成又加速了外汇储备的增加。
在经常收支方面，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贸易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下的资金流入急速增加，其中有一部分资金流入属于变相的“热钱”流入。资本收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部分“热钱”正通过直接投资的渠道进入我国境内，而且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企业借款形式的资本流入明显增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助长了“误差与遗漏”项目下的“热钱”流入，2002年以来，“误差与遗漏”项目由巨额逆差转为顺差，这部分资金流入也转化为了外汇储备。
从资本收支顺差规模的变化来看，资本流出的减少是引起顺差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银行对外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其他投资”是资本流出的主要渠道，但是，2001年以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下，该渠道的资本流出明显减少，出现这种情况是企业和个人结汇增加，银行外汇存款增长缓慢的结果。资本流出的减少是引起资本收支顺差超过经常收支顺差的主要原因。
第三，在政策导向方面，传统的对外开放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双顺差的形成。在外汇管理方面，鼓励外汇流入和限制外汇流出的政策助长了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管理涉及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两部分内容，因此这一政策的内容和影响又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鼓励资本流入和限制资本流出的金融开放策略助长了资本收支顺差；二是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的贸易开放策略助长了经常收支顺差。
第四，非弹性汇率制度和外汇结汇制度是导致双顺差出现的制度因素。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非弹性汇率制度的存在，这是因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政府不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原则上不发生变化，因此，经常收支顺差(逆差)必然等于资本收支逆差(顺差)。在非弹性汇率制度下，为了维护特定的汇率水平，政府必须买入大于需求部分的外汇供给，其结果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基本上会转化为外汇储备。而强制性结汇制度从法律上促成和保证了这一转化过程。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外汇储备的增加是经济结构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和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三、“外汇储备过多症”的主要危害
如前所述，近年来，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过多症”的负面效应逐渐显露出来。这些负面效应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外汇储备规模已成为外国政府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借口。2003年，以美日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时，一直把外汇储备的增加作为中国干预外汇市场的把柄，并以此为依据，要求中国扩大汇率制度弹性和实现人民币升值。近年来，我国的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为顺差，双顺差助长了外汇市场的升值压力，为了阻止人民币升值，央行不得不大量买入外汇，其结果，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尽管政府的干预缓解了外汇市场的升值压力，但却引发了来自外国政府的升值压力。
其次，在特定时期，外汇储备的增加助长了通货膨胀风险。政府通过买入外汇、卖出本币的形式，干预外汇市场自然会引起货币发行的增加，而货币发行的过度增加又会成为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到2002年为止，我国宏观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因此，这一问题没有显露出来，进入2003年以后，随着我国物价指数的上升，外汇储备增加与通货膨胀的联系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这一问题上，尽管政府可以通过“对销”政策吸收过多的货币，但是这一做法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并且其效果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就其成本而言，央行通过发行债券回收货币时，需要支付利息，据一些人士推算，以2004年的利率水平为例，这一成本每年大约达到150-200亿美元的规模。另外，在效果方面，如果外汇占款渠道投放货币的规模过大，债券市场的规模太小，政府就无法有效阻止通货膨胀的发生。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额有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这一庞大的规模明显增加了政府实施“对销”政策的难度。
另外，外汇储备的过度积累导致了大量国民财富的变相流失。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已超过实际引进外资的总和，截止到2005年1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已超过6000亿美元大关，外汇储备的规模已超过7000亿美元大关，这相当于由外国直接投资引起的外汇资金流入全部转化为了外汇储备。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多为高收益的长期投资，而外汇储备主要为低收益的短期政府债券投资，二者的差价实际上是国民财富的变相流失。2005年，我国政府、个人和企业的外汇资产已达到近10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75％为政府外汇储备，而这75％的资产主要投资于收益率为2-3％左右的国外短期政府债券。这一状况说明，我国对外资产的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
最后，政府几乎承担了对外资产价格和汇率变动的所有风险。如上所述，我国对外资产的75％左右为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70-80％为美元资产，美元资产中的70-80％为各种政府债券，(其中美国国债大约占30-40％)，因此，资产价格和汇率的变动风险都必须由政府来承受。一般而言，美元贬值会引起美国利率的上升和美国国债价格的下降，据一些人士推测，如果美元下跌20-40％，中国外汇储备由美元和美国国债价格下跌引起的损失可达900-15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