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
□李学勤
(2001年)9月6日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其60年校庆之际,举办“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国际汉学界的盛会,会议的主旨,如其邀请函上说的,是要“推动海外汉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互动,加强汉学研究与汉语教学的联系,并从整体上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我提交会议的论文题目,原拟作《作为专门学科的汉学史研究》,后来仔细考虑,就改成《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了。
对于“汉学”“汉学史”“国际汉学研究”这样几个词,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究。把Sinology译为“汉学”,早已约定俗成,现在在中国也比较习惯了。但中国国内讲的“汉学”,主要是指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有时严格一点,称作“国际汉学”或“海外汉学”。因此,“汉学史”便是国际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把重点放在汉学的过去。至于“国际汉学研究”,意思更为广泛,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国际汉学研究”,是对汉学本身所做的考察和研究。
众所周知,国际上的汉学,从16世纪后期(相当中国明代中叶)开始产生算起,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今天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都有汉学的系科或研究所,国际汉学早已成为世人公认的学科了。但是,国际汉学研究,即对汉学历史、现状的研究,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我们这里兴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恢复了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中国学术界迫切要求了解国际汉学。工作首先是从介绍汉学现状、编写汉学家人名录起始的,然后开展了汉学论著的翻译出版。这可说是第一阶段。到了90年代,在清华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先后建立了经常性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同时,《国际汉学》《清华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刊物也陆续出版。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了“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随后又有一系列国际性的汉学会议于国内举行。这可说是第二阶段。及至20世纪结束,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学科了。
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迅速成长,是由于它适应了中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的需要。人们希望知道,外国汉学家是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的。我认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一学科,至少应当回答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汉学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诞生的,与之同时,在中国也产生了西学。晚清以后,西学大为兴盛,其间西方的汉学也进入中国,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汉学的不少学说,为中国学者传播接受,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
这个问题是上面说过的汉学史的领域。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作品比较多,有关学者的目光大多被引向古代,热衷于探索古代欧洲人对中国有多少知识,什么时候有西方人来到中国,对中国做出哪些记述等等。这种问题现在仍受到关注,比如这几年对《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的热烈讨论,就是例子。不过大家更希望知道的,乃是近现代汉学的发展。
近几年有几本写得很好的分国别的汉学史出版,但仍然没有一部汉学的通史。中国人写的汉学通史,还是只有1949年莫东寅根据日本石田干之助《欧美的中国研究》等编著的 《汉学发达史》。新写汉学通史的工作,看来已是迫不及待。
影响学生心理的因素非常复杂,因而帮助他们形成健康心理的任务就十分艰巨。为了适应教学改革新形势的要求,实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应积极帮助农村中学生形成健康心理,更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这就需要学生、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通力协作,共同来完成。
第四个问题,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是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
到了近代,汉学越来越专业化。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许多我们需要借鉴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每年每月均有大量汉学论著出现,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如果不征引外国同行的成说,应当视为缺憾。了解国际汉学的工作动态,是中国学术界的需要。
尽管国内外一直在探索简单易行、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客观鉴定方法来表征粉条的品质,但主观评价跟客观评价相结合仍旧是当前甚至未来国内外粉条品质评价的主要方法[21]。对于食品的品质评价方法,严格的感官评价是一种传统的、具有明确含义的测定手段,其结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由表7的感官评价结果可知,甘薯淀粉/魔芋胶质量比为 8.5:1.5制备的粉条的消费者可接受性最高,当甘薯淀粉/魔芋胶质量比为8.0:2.0时可接受性显著降低,这可能是由于魔芋胶添加量过大,使制品稍带异味、色泽变暗[22]。因此综合考虑,制备粉条的最佳复配比例为甘薯淀粉:魔芋胶=8.5:1.5。
汉学的第一种著作,是1583年在罗马印行的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同一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他与不曾亲来的门多萨不同,不仅直接接触了中国文化,而且学会了汉语。他的著作与札记表明,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那个时候起,汉学有了十分丰富的文献积累。
第二个问题,是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
汉学家常有自己的师学系统,同时其学说观点又必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理论的变迁,不时会在汉学家的作品中得到表现。若是不注意这一点,就很难体会一些汉学家特有的思想与风格。这个角度的研究,我们做得还非常不够。
对于一位学者,以至一个学派的研究,总是应当将之放在其社会、文化的具体环境里面去考察。我们看到,最近在国内报刊上有不少对外国汉学家及其作品的评介,相当详明,是很好的,然而对其背景的分析,却每每有不足之处。
1.4.3 手术步骤 要使患者体内肿瘤控制的血管切断,减少血细胞运输转移的次数,确保纱布缠裹患者体内癌肿所在肠管的紧扎性,清扫患者体内的淋巴结,避免患者体内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使相应结肠清除彻底[6]。
首先的问题,是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
与上述问题相对的,是第五个问题,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
日前在北京报纸上看到翻译《纽约时报》本年8月29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耶鲁盛吹中国风》。文章中说,耶鲁大学重视与中国学者交流,“耶鲁大学的一些官员说,因这些交流活动而改变的不只是中国。他们说,从长远来看,中国也会对耶鲁产生更多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当然会使耶鲁人反思自己的价值观”。
这段话说对了。事实上历史的情况也是一样,西方人来到中国,建立了汉学,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汉学的研究也影响了西方学术本身。日本京都大学的岛恭彦教授,在 1941年出了一本书,叫《东洋社会与西欧思想》,论述的内容就是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怎样改变了西方的思想史。可惜像这样的论作,迄今还不多见。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汉学发展的趋势。
“二战”后不久,日本学者即曾对国际汉学界的状况做过普查,包括哪些大学或科研机构有汉学专业,藏有多少书刊,拥有哪些学者,正在从事什么工作,教授多少课程,形成专门的调查报告。前些年,我国台湾的学者也做过类似的调查。
我们很有必要系统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最好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及时反映汉学界的情况,介绍汉学的新成果。与此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网页,供大家随时检索。
晚上,苏婷婷在收拾床铺,杰克在刷牙。苏婷婷问杰克:你知道爸妈今天问我啥了吗?杰克从卫生间探出头:问你啥?苏婷婷笑了:问我啥时候生?杰克说:你已经升了,还要再升?苏婷婷说:不是说升职,是说生孩子!杰克走出卫生间,诧异地:你生不生孩子与他们有关系吗?苏婷婷说:中国父母把儿女当成他们的一部分,生不生孩子当然与他们有关系。杰克摇摇头:N O,生不生孩子是咱们的事,与他人没有关系。苏婷婷说:N O,你还不了解中国,所有的事情都与父母有关系。杰克说:可咱们的事情与父母没关系,我爸妈从来不干涉我的。苏婷婷说:我爸妈可就不一定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沟通尚有待于加深扩大。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专门学科的发展,将有益于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希望得到国内外更多的支持,使这个学科发扬光大。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全国扩建和新建农药企业蔚然成风,农药生产企业在全国各地快速涌现。新世纪以来,农药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农药厂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经济效应也逐步显现,集团化、规模化、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农药产业显示出较强的发展势头。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农药工业发展,消费与生产两旺,产业一片繁荣。
压穴头结构示意图如图6所示。压穴时要求完全进入穴盘中,根据穴盘规格确定压穴头尺寸。该设计对象的穴盘规格为72目(6×12),可确定压穴头最大直径a为φ28mm,压穴头深度b为23mm。
中图分类号: C01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2.002
*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国际文化”版。个别字词标点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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