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60年代前期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李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1-0047-09
1960年代前期为宣传和贯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而进行的文化大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序曲和预演。而对昆曲《李慧娘》和作家廖沫沙为其所写的剧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则是这场文化大批判的开端，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因此，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是两个什么样的作品？当时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大动干戈对它们进行批判？对它们的批判是怎样进行的？这场批判的荒谬和危害在哪里？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昆曲《李慧娘》是作家孟超根据明代周朝俊所作传奇《红梅记》中有关李慧娘的情节创作的，他创作昆曲《李慧娘》，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第一，与他当时的任职有关。孟超执笔创作《李慧娘》，是在1960年春节期间，而剧本的酝酿和构思则是在1959年下半年。这段时间他任职于戏剧出版社，是该社的业务负责人之一。作为业务负责人，熟悉戏剧创作，并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无疑是胜任职务所必需。第二，与他自幼儿时代起就熟悉而且喜爱李慧娘这一形象有关。《红梅记》是一个在我国戏剧舞台上流传较广、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传统剧目，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戏曲剧种里，几乎都有这个剧目，只不过名称不同，有的叫《红梅记》，有的叫《红梅阁》，有的改名《游西湖》，有的改名《阴阳扇》等。孟超自幼儿时代起，就经常观看这个戏剧，剧中李慧娘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自述：“自总角之年起，每于草台社戏，得睹李慧娘幽魂之丽质英姿，光彩逼人，作为复仇的女性，鬼舞于歌场之上，而不能不为之心往神驰；形影幢幢，见于梦寐，印象久而弥深。”①可见他对于李慧娘的形象之喜爱，印象之深刻，到了心往神驰、魂牵梦绕的地步。这成为他创作昆曲《李慧娘》的重要情感动因。对此，他有清楚的说明：“正因为我爱周夷玉笔下之李慧娘，震人心魄，甚至感于梦寐，久难释怀，乃以不能自己的感情，妄作试笔。”②第三，与他1959年秋研究《红梅记》所触发的灵感有关。文学艺术的创作，常常需要一定的机缘，由此触发创作的灵感。孟超创作昆曲《李慧娘》的机缘就是1959年秋他一次“偶感寒热”。他说：“1959年秋，偶为寒热疾所缠扰，病榻凉夜，落叶寒宰，虫声凄厉，冷月窥窗，李慧娘之影象，忽又拥上眼前，乃捡取《红梅记》一曲，借以自遣。”不料一发而不可收，由此对《红梅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阅读了大量有关的小说、传记、传说，以及各地流行的《红梅记》戏曲剧本。在此过程中，他发现《红梅记》在思想格调上、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都“渗杂了不少恶笔”，于是产生了“种种异想遐思”，“觉得这曲如果以时代背景为经，李裴情事为纬，而着重于正义豪情、拯人为怀、斗奸复仇为志，虽幽明异境，更足以动人心魄”③。他的“异想遐思”，不论在主题思想上，还是在人物情节的设置上，对传统的《红梅记》都是一种极大的突破，因而得到了其友人张真和北方昆曲剧院负责人金紫光的鼓励，后者更建议他根据这一设想，将《红梅记》改写成昆曲剧本。于是，他在1960年春节期间，完成了昆曲《李慧娘》的创作。
《李慧娘》1961年8月在北方昆曲剧院演出后，受到了戏剧评论界的好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戏剧报》、《剧本》月刊等许多报刊都发表文章对其表示肯定和赞扬。有的文章赞扬它“是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④；有的文章赞扬它是《红梅记》的各种改编剧本中，改编最成功的一个，“是昆曲剧目中继《十五贯》之后，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政策的又一次可喜的尝试”，认为“观众对这样的改编是欢迎的。孟超同志的成就是值得庆贺的”⑤；有的文章赞扬它“词藻写得很好，正是昆曲的路数”，“作者才思敏捷，而时带杂文笔法”，“全剧强调了人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热情，突出了人民对反动的统治者的义愤”⑥。当时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南方有个《十五贯》，北方有个《李慧娘》，都是“推陈出新”的典范。⑦这部戏还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周恩来曾先后两次观看该剧，并与剧组合影留念。
在这些表示肯定和赞扬的评论文章中，作家廖沫沙以“繁星”的笔名发表于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的《有鬼无害论》最受人瞩目，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受作者孟超的重视。孟超在后来为《李慧娘》写的跋中，专门提到这篇文章，他说：“当这戏初演之际，寒（繁）星同志特作《有鬼无害论》，为这戏作护法，我固深感其盛意，李慧娘自不会有知，然以情度之，也不能不戴德泉壤吧。”⑧
在《有鬼无害论》一文中，廖沫沙对《李慧娘》这出戏本身并没有作过多的评论，而是把焦点集中在是否可以演“鬼戏”上。是否可以演“鬼戏”，是建国以后在文艺界存在很大争议的一个问题。在孟超改编的昆曲《李慧娘》演出之前，“舞台上久已无鬼戏登场”⑨。因此，《李慧娘》演出之后，不少观众觉得不能接受，“许多人看了都觉得编得好，只是把李慧娘写成了鬼，舞台形象显得阴森森的，台上出现鬼，让人看了总觉得不好。”⑩为什么觉得不好呢？当时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舞台上演“鬼戏”有宣传封建迷信之嫌。针对这一情况，廖沫沙根据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说的舞台上的牛鬼蛇神虽不提倡，但“有一点也可以”的讲话，又翻阅了马恩著作中有关宗教、神话的一些论述，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鬼戏”的两点重要看法：第一，“鬼戏”是中国文学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传统的戏曲节目中，如果把其中的鬼神部分删掉，就根本不成其为戏了，正所谓“无鬼不成戏”。《李慧娘》也是如此，如果她被贾似道杀害以后，没有变成鬼魂，就没有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这部戏也就变得空洞而没有内容了。第二，鬼神是迷信思想的产物，但文学遗产中的鬼神，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社会力量，具有阶级属性，因此，“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戏台上出不出鬼神，而在鬼神所代表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鬼戏中的鬼也有“好鬼”和“坏鬼”之分，凡是与“压迫势力”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的鬼戏就不是宣传迷信，而是“对反抗压迫的一种鼓舞”。在此基础上，廖沫沙从是否可以演“鬼戏”的角度对昆曲《李慧娘》表示肯定。他说：“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作鬼，同时还应当看到她是一个至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像这样的鬼魂形象，“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个，那又有什么妨害呢？”(11)
廖沫沙的这篇评论，虽然“对《李慧娘》剧本的本身可说并没有下多少赞词”，而且是“草草写完”，题目也是随便标上的，“无其他深意”，(12)但它触及到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为廖沫沙带来了灭顶之灾。1960年代前期的文化大批判，矛头所向，最早便是廖沫沙的这篇评论及文中所宣传的肯定“鬼戏”的观点。
（二）
《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受到批判，其主要的政治背景，是1960年代初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就开始形成。在此之后，随着“左”倾思想和理论在党内日益占据统治地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也不断升级。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做了过于严重的分析和估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进一步升级。毛泽东不仅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提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文艺工作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很快开始得到贯彻实施，其主要表现，就是发动了一场大范围的文化批判运动，而在这场文化批判运动中，《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首当其冲。
《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之所以首当其冲，首先与它们的内容有关系。《李慧娘》中的主人公李慧娘，在剧中主要是以“鬼魂”的形象出现，是一场“鬼戏”。而《有鬼无害论》则肯定包括《李慧娘》在内的一部分“鬼戏”能够鼓舞人们的斗志，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衡量，演“鬼戏”或者肯定“鬼戏”都是宣传封建迷信，而宣传封建迷信就是宣传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由于有这样的“硬伤”存在，首先拿这两个作品开刀，便显得顺理成章，师出有名。其次，与廖沫沙当时是北京市委的领导干部有关。在196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彭真及其领导的北京市委是不满的。他认为北京市委是一个“独立王国”。对他来说，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不仅可以在文艺界宣传和贯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而且对彭真及其领导的北京市委可以起到“敲山震虎”或者“隔山打牛”的作用。有人认为，当时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有政治斗争的含义在里面。这场批判与后来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其目的都是为了打倒北京市委(13)。这样的看法不无道理。
在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江青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她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找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谈话，提出希望文化部注意“戏曲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14)。与此同时，江青还约见中宣部、文化部4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认为戏剧界问题严重，“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15)。当时，她就有意拿《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开刀，以此作为突破口，发起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运动。1962年11月22日和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相继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说：“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请示报告》要求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文化部党组的这两个报告，与江青所施加的压力是分不开的，同时为她组织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
在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江青得到了柯庆施的全力配合和支持，他在上海组织人员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以“梁璧辉”的笔名发表于1963年5月6、7日的《文汇报》。由于文章的批判对象主要指向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此文章的执笔者心存顾忌，文章写得并不得力，后来又经过张春桥作了大量修改后才发表。这就是文章署名“梁璧辉”（意即“两笔挥”）的由来。(16)这篇文章以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切入口，打响了批判《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第一枪。江青后来说：这是“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而这篇文章是在柯庆施的支持和帮助下写出的(17)。同时，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揭开了1960年代前期文化大批判的序幕。有人曾这样评论说：“正因为有了这‘第一枪’，才会有后来的‘万箭齐发’、‘万炮齐轰’。”(18)
（三）
以1963年5月6、7日的《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为开端，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定性越来越严重，批判不断升级。
第一个阶段是从1963年5月至年底。这一阶段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能不能演“鬼戏”这个问题上，“着重谈鬼戏之害，并驳斥那种认为有鬼不仅无害而且有益的谬论”(19)。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除了《“有鬼无害”论》外，还有李希凡发表在1963年第9期《戏剧报》的《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赵寻发表在1963年第4期《文艺报》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景孤血发表在1963年5月21～25日《光明日报》的《鬼戏之害》。这些文章，虽然有的文章（如《“有鬼无害”论》）已开始把演“鬼戏”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但主要还是从“鬼戏”宣传封建迷信这个角度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认为《李慧娘》宣传了封建迷信，而《有鬼无害论》则是为“鬼戏”进行了错误的辩护。其中，《“有鬼无害”论》认为，《李慧娘》作为一出宣扬封建迷信的“鬼戏”，“并没有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相反的，却发展了糟粕”，《有鬼无害论》则是提出了“有鬼无害而且有益”的奇谈怪论，“忽略了鬼魂迷信的阶级本质，因而也忽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这篇文章还认为，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不注意帮助人们破除迷信，而去拨动封建迷信的余烬，使其复燃，“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李希凡的《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主要针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认为这篇文章把“鬼戏”的“合理存在”提到了新的理论的高度——“有鬼无害”，达到了为“鬼戏”辩护的最高峰，但实际上，“舞台上出现鬼对人民有害无利”，“不是‘有鬼无害’，而是有鬼有害”，因为历史上绝大部分的神鬼戏，“都是封建统治者宣扬封建迷信的工具，对人民的危害很深远”。不管什么“鬼戏”，舞台上应该一律停演。
这些文章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这主要表现在过于夸大“鬼戏”对人民群众的消极影响，认为它们都是宣传封建迷信，对人民群众有害无利，从而把所有“鬼戏”一棍子打死。但实际上，像《李慧娘》这样的“鬼戏”，主题是宣传弱者对强权的反抗精神，戏中的“鬼魂”形象，不过是借以宣传这一主题的一个符号而已。这一阶段的批判，虽然已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但还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还只是认为《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是能不能演“鬼戏”的问题。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廖沫沙在受到批判之后，也认为他的《有鬼无害论》的问题只是“鬼戏”问题，是“不应该提倡鬼戏，助长迷信，毒害群众”(20)。但随着“左”倾思想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不断升级，由能不能演“鬼戏”的问题，逐步发展为“文化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问题(21)。这一阶段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则被认为“对更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即其反动本质，尚未彻底揭露”(22)。在这一阶段的批判之后，又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更加严重的批判。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3年底到1964年底。这一阶段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在戏剧舞台上演出“鬼戏”以及宣传“有鬼无害论”，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而且，在这一阶段的批判中，中央的党刊党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刊登或转载了批判文章，使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带上了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这种批判的升级，与当时毛泽东所写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是有关系的。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写了如下批语：“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所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写了如下一段批语：“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3)这两个批示，对当时我国的文艺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虽然也触及到了当时我国文艺工作中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旧戏、古装戏过多，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代戏较少，某些戏剧格调不高等，但主要是从“左”的指导思想出发，夸大了文艺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把这些问题看成是政治立场问题，看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服务的问题，而不是艺术或者思想认识的问题。这就为对文艺工作的批判定下了一个新的基调，促成了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批判的升级。
在第二阶段的批判中，柯庆施又充当了贯彻“左”倾思想的急先锋。1963年底至1964年初，即毛泽东写下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后不久，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会在上海举行。柯庆施在演出会上发表讲话，借机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他说：“在我们戏剧界，有些人虽然口头上也赞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去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他们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指责和非议社会主义的戏剧，企图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剧不能迅速发展。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这种情况却熟视无睹，对于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痛心、不干涉、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封建道德有人民性’等等。相反地，对于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戏，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而是冷漠无情。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这种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戏剧、文艺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斗争。只要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文艺战线上的这个斗争总是要存在着，总是要坚持下去、要斗争到底的。”(24)上述讲话，第一次直接把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它反映了戏剧界、文艺界“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本质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斗争，即阶级斗争。
在1964年6月5日开幕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包括《李慧娘》在内的有鬼神内容的所谓“鬼戏”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再一次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陆定一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也把“鬼戏”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鬼戏”是阶级斗争在文化领域和戏剧工作中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再次发动猖狂的进攻。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斗争的社会。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文化领域中，反映到京剧工作中。”“最近，当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印度反动派在西南边境进行军事挑衅，在美帝国主义保护下的蒋介石匪帮叫喊‘反攻大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趁此机会大肆活动的时候，京剧舞台上又出现了许多鬼戏和坏戏。北京有了，别的城市也有了。城市里有了鬼戏，乡村里也有了。有了鬼戏，就助长封建迷信的抬头。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再次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当时，戏剧界里有些人，看不清这个形势，被所谓‘有鬼无害论’所蒙骗，现在应该得到教训，觉悟起来。”(25)
同年7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的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这篇文章对“有鬼无害论”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社论指出：“前一个时期，有人提倡在戏曲舞台上大演鬼戏，提倡牛鬼蛇神，还提出所谓‘有鬼无害论’，为传播封建迷信的鬼戏做辩护，这是十分有害的，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
这一阶段，批判的重点是集中于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李慧娘》则主要是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鬼戏”而遭到批判。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它们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经过这一阶段的批判以后，《有鬼无害论》和《李慧娘》的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廖沫沙遭到撤职处分（1964年11月被撤销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职务），孟超则被责令“停职反省”。
第三个阶段是1964年底到1965年上半年。这一阶段，在继续批判《有鬼无害论》的同时，批判的重点集中于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对《李慧娘》从写作背景、写作动机、主题思想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批判，并对其进行政治上的定性。
在第二阶段对“有鬼无害论”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后，昆曲《李慧娘》的性质变得更加严重。用当时一篇批判文章中的话说，就是“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日益深入，大家对这出戏的认识也逐渐提高了”(20)。1964年底到1965年上半年，一些报刊又发表文章，对《李慧娘》重新展开批判。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两篇，一篇是1964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的邓绍基写的《〈李慧娘〉——一株毒草》，另一篇是1965年3月1日《人民日报》登载的齐向群写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邓绍基写的《〈李慧娘〉——一株毒草》是一篇较早对《李慧娘》从政治上进行定性的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宣称：“不打算重复地批评这个剧本所散布的迷信思想”，而是要揭露它的所谓“实质”。什么实质呢？文章认为，《李慧娘》的实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昆曲《李慧娘》中，孟超篡改了原著中李慧娘的故事和性格。在原著《红梅记》中，李慧娘只是一个忠诚于爱情，为爱情而牺牲，为爱情而敢于反抗的人物，而在昆曲《李慧娘》中，孟超则“赋予她以政治头脑”，“要使这个厉鬼的反抗有政治意义”。孟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文章认为，这是因为孟超具有同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有地位感到不满，感到“沉沦”，感到“受压抑”，所以他要写作这个剧本发泄这种不满，表示他的反抗，并且鼓励“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和充满仇恨的人，那些反对和敌视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人”起来反抗。这些人就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孟超在《李慧娘》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这些人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因此，“这个剧本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就是一株反动的毒草”。这就把《李慧娘》定性成了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文章还认为，从《李慧娘》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国内正在激烈进行的阶级斗争”反映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有一些人利用各种历史或传说的题材来进行肮脏的勾当，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21)。这就把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的文艺界。
齐向群写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则通过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分析，把这部戏剧的创作和演出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了起来，认为这部戏剧从酝酿、到创作完稿、到舞台演出的几年，“正是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反华大合唱之时，也正是国内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要完蛋了，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复仇的机会到了，因而从各条战线上向党发起了进攻。正在这个时候，《李慧娘》应运而生。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最近一次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这篇文章认为，《李慧娘》的错误是明显的：它不仅渲染了阴暗消极的情绪，以瓦解我们的斗志，而且提倡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鼓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它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反动观点，还要用以去“教育”今天的人们，号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去进行复仇斗争。“仅从这几点看来，《李慧娘》肯定地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齐向群的这篇文章，是被《人民日报》作为重头文章发表的。《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按语对这篇文章表示了肯定，认为它对昆曲《李慧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并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对昆曲《李慧娘》进行了明确的定性，认为“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齐向群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这个按语，实际上是为对《李慧娘》的批判做了一个概括和总结。自此，昆曲《李慧娘》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
（四）
1960年代前期对昆曲《李慧娘》及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是以阶级斗争的立场和观点审视一切，力求把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开展对昆曲《李慧娘》及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其所展现的理论逻辑必然是十分荒谬的。
在这场批判中，昆曲《李慧娘》被定性为“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完全是对昆曲《李慧娘》和孟超为这个剧本写的《跋〈李慧娘〉》进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分析，然后根据这样的分析所做出的结论。在《跋〈李慧娘〉》中，孟超曾这样记叙《李慧娘》的写作背景：“1959年秋，偶为寒热疾所缠扰，病榻凉夜，落叶窸窣，虫声凄厉，冷月窥窗，李慧娘之影象，忽又拥上眼前，乃捡取《红梅记》一曲，借以自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孟超的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孟超有这样的情绪十分正常，因为时值秋天，他又为寒热所缠扰，置身于病榻之上。但在邓绍基和齐向群写的批判文章中，这段话都被认为反映出孟超具有与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反映出他强烈不满的思想和情绪。他们提出的理由是，1959年的秋天，政治上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取得了“极大的胜利”，经济上又开始了新的大跃进，而且时值建国十周年。在这样的时刻，本应该欢欣鼓舞，而孟超感受到的竟是“落叶窸窣，虫声凄厉，冷月窥窗”，这反映出他精神状态的阴暗，反映出他对现实的不满。为了断定孟超怀有对党和人民的不满情绪，邓绍基的文章甚至抓住孟超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草莽史家”大做文章，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孟超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以在野人物自居，以社会地位卑微的人物自居，这说明他是在发牢骚，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自己的地位感到不满，由此而产生反党反人民的情绪和动机。显然，这样的分析和推理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测，是十分牵强而不能成立的。邓绍基和齐向群的文章对《李慧娘》的批判，从头至尾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荒谬的逻辑推理之上的。
对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也是如此。这篇文章不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如它的题目就有点绝对化，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作者是要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提倡“鬼戏”。廖沫沙也觉得这个题目不妥当，在发表前曾经考虑过把题目改为《有鬼也不用害怕》(28)。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不存在阶级立场的问题，不存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问题。然而，当时在对这篇文章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其性质是阶级立场问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这种批判所依据的理论逻辑是：“鬼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封建主义的艺术，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提倡“鬼戏”，就是提倡封建主义的艺术；提倡封建主义艺术就是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这种批判的荒谬之处就是不加分析地把“鬼戏”与封建主义的艺术完全等同起来，然后又不加分析地把提倡封建主义艺术与向社会主义进攻完全等同起来。其实，“鬼戏”只是在封建时代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的时代可以表现不同的阶级内容，如孟超改编的《李慧娘》就具有反封建的内容。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鬼戏”都可以划入封建主义艺术的范畴。退一步说，即使所有“鬼戏”都属于封建主义的艺术，在封建主义的艺术中，也并不全部都是糟粕，有一部分经过改造和推陈出新，也是能够古为今用的。对封建主义的艺术采用批判继承的态度，与所谓“向社会主义进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对昆曲《李慧娘》及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所进行的这样一种十分荒谬的批判，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种危害，当然首先包括孟超、廖沫沙及有关当事人在这场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中所受到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但远不止于此。更为严重的是，这场批判为在文艺界贯彻执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打开了突破口，这种突破主要体现于确立了一种文艺批评的“左”倾模式。这种“左”倾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阶级斗争的立场、观点来衡量、审视、分析和批评所有的文艺作品。批判昆曲《李慧娘》及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对于确立这种模式起了关键作用。文艺批评的“左”倾模式确立以后，又被推广到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成为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模式。1960年代前期的文化大批判，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批判模式进行的。因此，对昆曲《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无异于在文化领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此后，“左”倾思想在文化领域泛滥成灾，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大批判波及全国。
注释：
①孟超：《跋〈李慧娘〉》，《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
②孟超：《跋〈李慧娘〉》，《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
③孟超：《跋〈李慧娘〉》，《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
④陶君起、李大珂：《一朵鲜艳的“红梅”》，《人民日报》1961年12月28日，第5版。
⑤杨宪益：《红梅旧曲喜新翻》，《剧本》1961年第10期。
⑥张真：《看昆曲新翻〈李慧娘〉》，《中国戏剧》1961年Z5期。
⑦丛兆桓：《我所亲历的〈李慧娘事件〉》，《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
⑧孟超：《跋〈李慧娘〉》，《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
⑨孟超：《跋〈李慧娘〉》，《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
⑩廖沫沙：《我写〈有鬼无害论〉的前后》（1978年冬），载廖沫沙著《瓮中杂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廖沫沙：《有鬼无害论》，《北京晚报》1961年8月31日。
(12)廖沫沙：《我写〈有鬼无害论〉的前后》（1978年冬），载廖沫沙著《瓮中杂俎》。
(13)丛兆桓：《我所亲历的〈李慧娘事件〉》，《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
(14)福建第二师院红卫兵团政宣部编：《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1968年版，第265页。
(15)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6)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8～10页。
(17)江青：《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福建第二师院红卫兵团政宣部编：《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49页。
(18)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10页。
(19)邓绍基：《〈李慧娘〉——一株毒草》，《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
(20)廖沫沙：《检查〈有鬼无害论〉的情况》（1967年11月11日），载廖沫沙著《瓮中杂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廖沫沙：《检查〈有鬼无害论〉的情况》（1967年11月11日），载廖沫沙著《瓮中杂俎》。
(22)毕玉萍：《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历史教学》1965年第6期。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0～1222页。
(24)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会上的讲话，发表时作了若干修改补充），《人民日报》1964年8月16日，第2版。
(25)《让京剧现代戏的革命之花开得更茂盛》，《人民日报》1964年6月6日，第1版。
(26)齐向群：《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人民日报》1965年3月1日，第5版。
(27)邓绍基：《〈李慧娘〉——一株毒草》，《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
(28)廖沫沙：《我写〈有鬼无害论〉的前后》（1978年冬），载廖沫沙著《瓮中杂俎》。